皮凯蒂：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2014年11月14日，《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参加《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和人本》论坛。在论坛上，皮凯蒂进行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的精彩演讲，引发到会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本刊将其演讲内容进行辑录摘编，与读者分享。
皮凯蒂正在作演讲(资料图)
分析财富问题需要足够数据
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我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我的书引发了大家对于财富和收入的热烈讨论，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收入不公平、资本的累计、以及私营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争论。
这本书中载有关于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在19世纪有很多人，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写了很多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书籍，但当时鲜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在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历史的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法国。 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情况的数据。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集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断出现种种理论争议。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平等性也出现波浪式的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更丰富、更广泛，我们现在有广泛的网络，我与其他30多名学者一收集了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大量历史数据，研究跨度为三个世纪，最早回溯到18世纪。我的研究结合了20个国家有关分配的庞大数据库，用15年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采取相应制度设计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研究为未来提供一些结论性的建议。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
这本书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同的历史数据，二是财政数据。其目的就是让大家从关注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转移到更加关注不断增加的资本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两个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财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长期看来，更重要的主题应当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例如中国的数据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书出版的成功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当然更希望中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持续研究有这个需求，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关注导致国家内部分化的力量
我们可以举例分析，例如从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主要是所得税数据。税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对于收入就是一无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美国。1913年美国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比美国晚几年建立。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财富的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登记就非常早，18、19世纪就有房产税了。
当时，美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的数据情况，数据反映出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从中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间，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现迅速的下降。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当时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地降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的平等。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上述阶段收入差距的减小与二战的冲击有关，而收入差距的减少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50-70年代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但是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因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又开始迅速的提升。通过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但是不平等本身会造成金融危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而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迅速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却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间，美国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收入增长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多数人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
2000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占到国民收入的45%～50%，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富和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如果国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欧洲的收入差距增长要比美国慢得多，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在美国，人们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要进入好大学，父母要有财富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国社会底层，上好大学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是让穷人缩短与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要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不仅是依靠累进税，虽然累进所得税很重要，但投资于教育更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地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底层人民，最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点更重要。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包容性机制，使普通人具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不是精英阶层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美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资本获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力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在我看来，第二种解释更加切合客观实际状况。如果美国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从100万增加到了1000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生产效率的增长，背后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以及这些管理者处在权力的位置上。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这些高管的纳税水平过高，他们就难以说服股东和董事给自己再涨工资，因为如果薪金上涨，其中大部分也会上交给国家。但随后美国税率开始下降，成为企业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出了问题总是指责别国，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例如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美国国内的不平衡更加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资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产出的几倍。我对资产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我们不妨做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原因是资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为了给战争融资，很多私人储蓄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公债，继而在战争中消耗，剩下的私人财富没多少了。一战之后，通过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监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资本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结构的变化可以用三个因素解释，它们互相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收入比结构性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认为我对资本的解读过于悲观。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欧洲的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正在变得财富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图1展示了一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较短时期内年度序列数据的不断变化，表明全球8个最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变化轨迹。总体的变化趋势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指的财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包括房地产、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等。当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当然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的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值得参考，因为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将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
资本收入占国民整体财富的比率不断增长，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同样的资本存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资产，或者拥有房产。在资本收入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要关注资本的问题。与100年以前相比，财富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过去十几年资本占财富的比重不断增加，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断增加。
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对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情况，由于缺乏历史的经济数据，我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所得税情况的国家。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由此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就是将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总财富100-200万美元之间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的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近几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这个数据是很大的，而且中国正准备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这个数字为0%~10%，有些国家甚至是负数，公债超过公共资产。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政府的资产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在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资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体上市后，政府拥有78%的股权，这将是缓慢的改革为混合制的过程。
中国公共资产所占的比例更高，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较中国和西方监管资本的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比例更高，税收种类更少;西方则相反，两种方式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社会性支付，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的增加可以成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毕竟公债超过公共资产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国和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在多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到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现在也很难把中国情况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差距已经非常明显，正处于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已接近美国的水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国民财富私有化让个人财富卷土重来
通过从20世纪70年代到最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资本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累积了很多的财富，而在其人口增长有限，经济增长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财富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种预测是流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资本转移为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如果将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总加起来，全部卖出去也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当然我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楼房进行私有化，连孩子上学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为零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为零。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公共资产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欧洲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资产却非常有限。
在这一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私人资本卷土重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财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净公共财富在20世纪70年代略有盈余，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巨额赤字增加而变为小额的负资产。在1970至2010年间，公共财富的降幅与国民收入相当，同时期的私人财富从1970年相当于2.5年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近7年，增幅约为4.5年，换句话说，公共财富的降幅相当于私人财富增幅的1/5至1/4。政府对一部分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将其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这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及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公共部门资本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数十年乃至全部资本历史最广泛的私有化运动，发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有的估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私有化财富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总和，而净公共资本极少。由于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资产收益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在假设，资本收益不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者的财富大小，资本收益率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点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千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他们就可进行更加好的投资选择，这样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效应”，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资者的收益丰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不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更多的拥有者是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我们不想让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们希望中产阶级在占有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
目前，顶级富豪的排行榜能够反映出一些财富增速情况。这些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比率。1987-2013年世界最顶尖亿万富翁的财富，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财富同期从3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这种趋势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否则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世界财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动性，最高端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很有研究价值。福布斯亿万富翁中，美国的、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还有墨西哥、中国的。其中最顶尖的富豪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增长率的30倍。有人会说，其中有很多是创业者，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距的存在。而这种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那么贫富差距自然会无限制扩大。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悬殊或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大。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能真正预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进行信息的公开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将带来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现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业经营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可以转移几百万，几千万去做衍生金融产品。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如果仅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财富增长。从美国著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看，这些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的数据。但是我们观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资策略，就会发现他们都重视多元化投资策略，关键在于投资组合的精巧设计和规模效应。
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不这么做，它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在三四百亿美元中，每年拿出1亿美元付给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机构，因此我们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哈佛大学发布的信息显示，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
税收创新对现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创新就是累进所得税的发明和创新，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却遭到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也遭到挑战。
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还可以更好的通过司法的系统来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你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但这种策略并不是效率很高的，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俄罗斯的寡头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一场恶梦。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关于资产财富收入透明的税收制度。
看看西方税收的历史情况，总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这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100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然而它们很快飙升，特别是美国，1980年所得税高达80%多。当然这只涉及几百万人。遗产继承税的征收，中国未来也可以考虑。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水平，开始征收遗产税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提升。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比例很高，但并没有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达到100万元，税会很高，如果从你的父母那里继承100万元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恐怕要考虑较少的征收遗产收所得税，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是要减少这类收入和巨额遗产，也是一个让大家共同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要做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秩序，这样的情况将会在中国发展起来。在美国、英国有很高的财产税，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建立很好的财产税体系。
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限制因素。财产税在美国、法国、英国是200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以房地产税和土地税为基础，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而现在美国的金融资产财产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他们有时候将财产税定的很高，而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重要的是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们累进式的从零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中国未来可以很好地考虑引入累进税，重视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来管理和运作，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历史中学到东西，各国对税收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我写这本书和我的讲演都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群如何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信息，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原标题：公平与发展：皮克提解读21世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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