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录取公务员比科举制度还不堪--习近平要求干部要“接地气”含义深刻

 考试录取公务员比科举制度还不堪

　　习近平要求干部要“接地气”含义深刻

　　1982年，原劳动人事部制定下发《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实行公开考试录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定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后几经演化，到了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明确规定公开考试录用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法制化形成。可通过10年的实践看，用考试选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比清王朝末期的科举制度还不堪。

　　一、用“四化”将工农干部全部扫荡

　　要说这公务员考试，就不能不“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的，说说干部制度改革的“四化”，如何对工农干部实行全方位的大扫荡，如何为后来公务员考试化扫清障碍。

　　1、推行“四化”扫荡工农干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干部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就在推行这个“四化”的大潮中，几乎一夜之间，将大批出身工农，没有文凭的干部，清除出各级领导岗位。作为毛泽东时代提拔的工农干部，诸如，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几乎全部清除各级党委、政府、群团等领导岗位。

　　2、深化改革排斥工农干部。从实行干部“四化”以后，所有的干部制度改革，贯穿的一个主线，就是制造各种借口，尤以无知的瞎指挥为最大的口实，加快清理工农干部。其中，中国海上钻井平台倒塌，《人民日报》发社评借题发挥，说像指挥打仗一样的蛮干、瞎指挥。以致很多老帅都愤然，军事指挥是高级艺术和科学，怎么是瞎指挥?后来换成“四化”干部， 1988年7月6北海石油钻井平台大爆炸，2010年9·7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平台倾斜等，不照样出恶性事故?这时的公知精英咋不说“瞎指挥”?紧接推行国企“承包制”等，很多工农干部又被下岗，或沦落为打工者。

　　3、假文凭搞乱了干部。所谓的干部“四化”，在实际的执行中，就是文凭化和年轻化，让很多很多只有文凭的蠢材、庸才，急剧并大量涌进干部队伍。在这种唯文凭是举的政策引导下，造假文凭汹涌澎湃。改开以来为什么假文凭泛滥成灾，正是因这种讲文凭的刚性需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连各级党校、党刊都成了“野鸡大学”，都在发“野鸡文凭”，中央组织部还专门发文认可，以致党校成了中国滥发文凭最大的“野鸡大学”。

　　干部实行“四化”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仅工农干部绝迹，更让干部队伍的混乱一发不可收拾。

　　二、实行公务员从根本上混淆国家性质

　　1987年，国家干部制度改革成公务员和比照公务员(党委、公检法司 、群团等)，这个与国际接轨，从根本上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作人员的性质。

　　1、将勤务员等同公务员。毛泽东：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习近平：“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包括三层含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将依靠群众作为根本工作路线。而作为英美等国的公务员，其职责和宗旨，就是做好政府中从事的公务，联不联系群众和他们啥关系没有。

　　2、将工作职责等同政治责任。中国的干部队伍负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因干部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国家性质能否改变，人心能否向背。毛泽东时代干部队伍是最讲政治的群体。英美等国的公务员好孬，都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不涉及国家性质改变，只负岗位职责。美国联邦人事管理总署对公务员参加党派政治活动还有规定。中国能限制公务员参加中共的活动吗?而自中国实行公务员后，干部的政治观念淡泊，政治素质极差，官民之间出现很多突出问题，都和这一点紧密相关。

　　3、将人民等同为公民。习近平强调：“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干部队伍来实现。而中共的各级干部都要清楚，人民是阶级概念，人民具有一定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要害就是为5%的极少数人，还是为95%的人民服务!而公民或国民是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享有该国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只服从指令，不管为谁服务。

　　改开实行公务员制，这看似一个叫法的改变，实则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性，是混淆两种国家机器的区别。

　　三、阻断工农分子向上循环的通道

　　考取公务员，这貌似公平的选拔，它包含的最大不公，就是彻底阻断了工人农民向上循环的通道，严格将社会阶层固定化。一线的工农分子无论多优秀，不“考取功名”，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

　　1、毛泽东注重大批提拔工农干部。毛泽东领着“泥腿子”，消灭了蒋介石的800军队，剿灭了360多万土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大批提拔工农干部，担任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直至担任国家领导。诸如，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李瑞环、张百发等。

　　2、毛泽东用制度保障工农管理国家。社会主义建立后，如何用制度保障人民管理国家?毛泽东对苏联管理模式《马钢宪法》的批注中深刻指出：“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1960年3月，毛泽东在鞍钢《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鞍钢宪法》中的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的三结合，就是用制度保障工人和人民管理工厂、单位和国家。

　　2、毛泽东十分注意培养工农干部。一方面“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和选拔优秀的工农干部;一方面为弥补工农干部文化科技理论的不足，开办了大量工农干校，进行培训，直至将送到大学深造，李瑞环、张百发等就是受益者。另外，为弥补工农干部的某些不足，毛泽东搞“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就让三者相互学习，相互扬长避短。

　　而从实行考试选拔公务员，则彻底将社会底层隔绝在管理国家和企事业之外。试问：改开以来，谁听说过提拔过一个工人当厂长?提拔过一个农民当县长?

　　四、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国家性质即国体，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政权。

　　1、最为核心的就是工农参与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意志要充分体现工农联盟的基础，无疑应制定出法律来保障大批提拔工农干部，来切实保障作为人民主体的基层群众当家作主。毛泽东时代做到了，他老人家不仅大批提拔工农干部，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代表构成比例中，67%来自基层工农兵为主的群众。

　　2、人民当家才能跳出“周期率”。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到访延安，不客气的问：“‘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的回答中讲到：“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谓的“人人管理”，就是要人民管理!而大批提拔工农干部，就是毛泽东要跳出黄炎培指出的“周期率”下的“妙手”，也是真正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

　　3、排斥工农咋体现人民当家。实行《公务员法》，别说提拔工农干部是妄想，就连全国人大代表的工农兵比例都降到不足4%，成了可有可无。试问：中国1000万“洗脚妹”，可有一个人大代表?她们中可有一个能管理国家，她们为什么就没权力管理国家。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团的103人中，研究生占六成，难不成只有学霸这个主体才能管理国家?将工农彻底排除在管理国家之外，咋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五、选拔大批不接“地气”的官员

　　就如安泰不接地气，啥也不是一样，中共的自身性质决定了，他的干部队伍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必须接地气。

　　1、毛泽东身先垂范让子女接地气。毛泽东时代选拔干部，特别注重实际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对缺乏实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深入基层中，去改变对人民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态度。对此，毛主席身先垂范，他让儿子毛岸英与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开赴前线，他对两位宝贝女儿“残酷迫害”：李敏上山下乡挑选了艰苦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李讷到中办井冈山“五七干校”，干了三年农活，包括挑粪养猪种菜。而习近平等四知青入常，正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大成果!

　　2、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最需什么？那要先说中国的公务员，或中共的干部，最缺少什么?从无数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狱中八条”第二条，最需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如果放弃了这一条，选拔的干部和选拔官僚有什么区别?用《公务员法》考试录取的公务员，几乎都是家门、校门、机关大门的 “三门干部”。用考试录取大批不接“地气”的公务员，正将中国的干部队伍，打造成技术型官僚队伍，正在改变了干部队伍性质。所以，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最需要底气!

　　3、不接“地气”掩盖下的不公？欧阳修称宋代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保障;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能脱颖而出，欧阳修和范仲淹均出自寒门。《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科录取进士601人，其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可现在随便到中国任何一个省政府搞搞统计，新进的年轻初级公务员，有几个草民出身?宋代科举制度能让近70%寒门子弟金榜题名，现在省市级政府系统的初级公务员，草根子弟能占多大比例?这里就没有腐败作弊?这样通过腐败进入公务员体系的权贵子女，不更加剧不接地气?

　　六、录取了大批平庸之辈

　　一个名校闻名，根本在于培养多少杰出人才;一个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更在于选拔多少优秀人才，考取公务员能选到优秀的人才吗?。

　　1、考公务员考不出真才实学。仅凭背一本书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如何能选拔出人才?如何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贤无遗野”是文明盛世的标志，而现在基本上贤都遗野。当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经济学家、组织家等，都蕴藏在人民中间。考试选拔公务员，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排斥在外。连封建科举制度，都考出很多治国之能臣，治国之名相。可中国30多年的公务员考试，数数考出几个能上讲的公务员?

　　2、书呆子的公务员最善纸上谈兵。考试录取的公务员，学历立起来一个比一个高，会讲几门外语等等，可就连考到研究室的公务员，连个通知都写不明白，连中国话都讲不清楚。考试录取的公务员，绝不乏纸上谈兵，绝不乏想当然，可如此这般只会误国误民。现在整个公务员队伍形而上学猖獗已成公害，诸如，抓工作疯狂的“一窝蜂”令百姓胆战心寒，形而上学“一刀切”让百姓痛断肝肠，主观主义“拍脑门”决策更造成“人祸”连连等，这与官员选拔制度无关。

　　七、选拔大批缺德的人进入公务员

　　中国的公务员，其有别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的重要一条，就是要“红”，要有品德，要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看家本领”。现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成了道德垃圾场，同不计品德的考试选拔公务员，真没一点关系?

　　1、“四化”标准已经抛弃品德。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核心的就是强调品德。可改开以来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就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德，实际已经将品德极度边缘化了。而且，这一条根本无法考证，基本就是虚设，就是装门面，有谁公开喊打倒共产党?没听见其公开喊打倒共产党，怎么能判定其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后来穿衣戴帽的加个革命化，这“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成了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可这“革命化”只是个摆设，谁不心知肚明?

　　2、品德的概念能被偷换吗？可品德仅仅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品德的概念明明白白的写到：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或者说，个体的行为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作为中共的干部品德，更要包括政治品德，这是所有品德最集中的表现。仅仅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德，这不是偷换概念吗?而且，如此窄化品德的论断科学吗?“通奸”能算有德?阴谋陷害能算有德?损人利己能算有德?这不明明视个人品德为无所谓，可以撇开不管了吗?

　　3、考试答题怎么考出品德？后来的《公务员法》对“德”的概念有所补充，可按“四化”的惯性，“德”已离对个人品德的要求越来越远，哪个地方公务员考试还会逆流而动?另外，品德是考试答题中能显现出来的吗?谁在考试中主动交代自己嫖过娼?以后干部队伍出现的道德塌方，养小三、嫖娼等泛滥，而无人管，不就是人家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吗?中国最早大面积的腐败分子出现，就是从按“四化”标准提拔的年轻干部产生。年轻化和文凭化出现的第一批接班的60后和70后，根本没有群众性概念，只要权力在手，就肆无忌惮，就贪污腐败。

　　4、最难弥补的就是品德。品德可弥补聪明的不足，但聪明绝不能弥补品德的缺欠。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品德是他们的极大优势，这个优势也能转化成能力。连万向集团用人都坚持：有德有才大用，有德无才小用，有才无德不用。品德，绝对大于能力!优质的一级盈江电站，被13个官员(12个厅级一个处级)，神鬼不知的转制成私有的“摇钱树”，他们绝不缺乏文凭、知识和能力，但他们却缺少品德，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这也是改开以来干部队伍的通病。

　　八、为何不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长处

　　中国的公务员叫法和性质与国际接轨了，但在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时，很多重要的长处却排斥了，这让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更显得不堪。

　　1、韩国公务员考试特别注意保护弱势群体。诸如，韩国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特别注意为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特别制定了两性平等制、低收入群体录用制、残疾人录用制等制度。两性平等制是指女性或男性在被录用人员中，如果没有达到30%的比率时，可以适当降分录用。低收入群体录用制和残疾人录用制，是指专门面向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的录用考试，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也有机会成为公职人员。

　　2、澳大利亚应聘公务员杜绝“三门”。澳大利亚没有家门、校门、机关大门的“三门”公务员，因应届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等，不能应聘澳大利亚公务员。在澳大利亚应聘公务员需要工作经验，特别是社区福利工作经验。所以，很多公务员年纪比较大，都是35岁以上的样子。另外，许多政府部门应聘的公务员最开始都是合同工，不享受养老保险等特殊待遇，如果有空缺才可以应聘转正。

　　3、加拿大公务员考试注意考真才实学。加拿大对高级公务员的考试就像是公务员 “实战演习”。举例来说，申请职位的考生，可能会领到一包关于科技政策的考试材料。第二天早上他来到科技部一间办公室，司长便开始就那个话题和考生分析议论起来，对考生开始进行考察。谈完后，那考生又会收到一大包关于财政方面的材料，又去财政部参加讨论。再领到第三包材料，去加拿大有名的文件包技术，也叫“测评中心技术”。考生经过这样 “艰难”的考试，实际是在测评实际才能。

　　总之，中国曾有世界最廉洁，最能吃苦，最能带头，最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可自改开以来，干部队伍的腐败、涣散、营私，简直一泻千里。对其成因，必须全面反思，因没有科学的反思，绝无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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