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模式”的要害是反人民

      先说仇大官人的“卖光”之举。在沭阳县和宿迁市的主官任上，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这样卖光的直接效果是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医疗、教育等行业，本属于政府对全体人民承担的社会公益事业，是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重要兑现领域，也是任何性质的政权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社会公共服务。一旦推卸掉这个责任，政府的服务功能也就随之消失，成了纯粹的管理者，也就是真正的管治百姓的官老爷。国家从老百姓那里收缴上来的财政税收，也就成了百姓对吃官饭老爷子们供奉孝敬的“份子钱”，只取不用的财政，是刮地皮财政；专拿百姓的份子钱，政府与黑社会何异！先不说“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还是看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中国古代。在我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异族统治的元朝，也是“惠民有局，养老有院”；至于一直来形象灰暗的明朝，时人敖英《东谷赘言》记: “我朝设养院以养民之鳏寡而无告者也;惠民药局以济疾病之穷者也;漏泽园以葬无主之死者也;课守令积谷而为殿最以赈凶岁之饥者也。”仇卖光们居然连人类社会沿袭千年的最基本的“惠民”准则也彻底抛弃了。这种“卖光”的另一效果是，可在短期内导致地方gdp攀升和财政税收的增加。那些企事业一旦被民营，也就意味着完全进入了市场，就按市场规则论价经营。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市场主体，便全面开动了赚钱机器。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可以课以赋税。如此一来，既提升了gdp,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可是一举两得。只是，这增加的利润羊毛，最终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拔取。老百姓本来享受的社会福利，被无端剥夺后，现在则成了市场“卖点”，成了资本势力盘剥人民的又一个新“赚点”。透过那增加的gdp和财政收入的可观数字，透过那为仇和们升官搭建的数字阶梯，我们看到的是老百姓横遭盘剥的苦难血泪！

       再说仇大官人的野蛮拆迁。拆迁问题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容不得丝毫含糊的民生大事，是任何一个标榜体恤民情、执政为民的政府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检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曾专门就拆迁问题作了一番精彩的讲话：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叫几声？······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这里，毛主席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这番话的，而且，老人家还深恶痛绝地对残害民生的反人民行为表了态——支持人民起来以武力对付之。
　  素以雷厉风行著称的仇和，却视拆迁户为拦路虎，视暴力拆迁为扫除障碍的利器，把行政暴力的矛头，指向人民群众。在他看来，钉子户们拦住开发建设的通达之路，将直接妨碍到他创造辉煌政绩，最终将耽误其飞黄腾达的时间表，所以，必须从快、从重对这批“刁民”采取断然措施，运用政府行为清除他仕途进步路上的障碍。所以，动用国家强力机器对付老百姓，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是轻车熟路。当然，在政府强力部门人手不够或不给力的情况下，利用开发商的黑社会打手作补充，也是仇和一贯的强势做派。至于有关仇和搞拆迁的顺口溜，在他的“龙兴之地”沭阳——“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而在昆明，则换成另一版本——“仇和手一指,拆到莲花池;仇和手一挥,拆到五家堆。” 　够了，仇大官人真是够魄力！在他的眼中，人民是碍手碍脚不可待见的刁民，是一声号令便可挥锄铲除之的草民。如此残民以逞，天理难容！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落在仇大官人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上。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仇和曾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提出：“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搞自欺欺人的‘水分工程’。而在这种漂亮言辞的背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象。且看昆明新螺狮湾商贸城项目。原来的老批发市场“螺蛳湾”，仇和以火患严重和影响城市交通为理由，强行关闭。并把商户都迁到新螺蛳湾去。据知情人士述，老螺蛳湾是昆明最大的自然形成的批发市场，经营商户好几万人，被关闭后这些商户不得不搬到新市场。其后的2014年8月20日，昆明市国土局推出官渡区五腊村9宗“城改”地块，合计570亩，竞拍现场仅云南中豪置业子公司中望置业一家参与拿地，最后这几幅地被其以近18亿元底价成交，号称昆明年度“地王”。按其意图，该地块试图打造成一个与“中望城”、“新螺蛳湾”项目连片的综合体。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城市项目开发建设求大、求全，求轰动效应、吸引眼球，求高大上，这不是沽名钓誉是什么？这不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又是什么？再者，关闭自然形成的老批发市场，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好几万商户搬迁，这不是肆意浪费劳民伤财吗？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仇和履新昆明后，系列城建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有一个人的身影一直在显眼地晃动着，这个人就是跟随仇和由宿迁入滇的浙江义乌商人刘卫高。仇和不惜强行关闭好几万家商户，以牺牲这几万商家的利益来成就刘卫高。而后继的570亩用地，也被刘卫高独家拿走。这其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猫腻，明眼人不难看出吧？而这一切的蝇营狗苟，都是建立在损害昆明商家利益和损害失地农户利益的罪孽之上的，这是最典型、最赤裸的残民以逞！

       还是用宋太宗的十六字戒石铭作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可虐，上天难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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