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学习‘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等5则

作者：佚名来源：《红旗文稿》2015/07 2015-04-10 432

戴旭：学习“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四个全面”的提出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中国梦”则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大多数华人的最大心愿，它包括了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发展三步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也包括了毛泽东当年讲过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近代中国史就是追寻中国梦的历史，而今人所做的，就是跑好接力赛中自己手中这一棒”。而“四个全面”就是“今人”对如何跑好这一棒的探索结果。“四个全面”之间本身并不是平行的关系，每一个“全面”都有其战略作用。这一点通过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战略脉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中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中的保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依靠全面依法治国。它和“全面深化改革”是鸟之两翼，其目的都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的是，一个从制度层面，一个从法治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改革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基准，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而在一定层面上，改革要上路,法律也要先让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的基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被近代中国史反复证明了的，也正在被现实所证明。“四个全面”涵盖了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层面，可以说就是一张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四个全面”对于整个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既是对过去百年的历史承接，也铺展开未来百年的宏伟蓝图。随着“四个全面”的落实，中国发展将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而富强、民主、自由、公正等集各种美好期盼于一体的中国梦，也将变得触手可及。

（来源：求是网2015年3月8日）

辛鸣：中国理论彰显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思维，贡献独特，焉不自信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罗盘和行动指南。我们讲“三个自信”，既源自中国道路的独特创造、源自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源自中国理论的独特贡献。中国理论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传承。理论必有所宗、有所依。中国理论的思想传承可上溯170年甚至500年。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中国理论始终。像共产主义理想、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中国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有的同志称中国理论为马克思主义3.0、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很形象，也很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创新与传承的水乳交融，说的是新话，但根本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承也表现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接着说。这巨人就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理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历史与逻辑可能。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理论的直接理论准备、基本思想前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成为中国理论的宝贵思想资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理论“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中国理论具有自觉自信的中国气派。中国气派远而言之，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近而观之，是百年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文化的熏习。中国理论彰显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理论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化、时代的进步不断创新发展，以反映实践诉求、彰显时代精神。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3月21日）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共同任务。从根本上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学科的指导地位，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只要这样做，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守住意识形态前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效，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它要求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相互配合，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在讲课中，要着重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知道如何分辨是非对错；要培养能分辨是非对错的立场、观点、方法，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是给学生一桶水，而是舀水的勺，可以使学生终生解渴。要守住高校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教员本身应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如果自己东倒西歪，不可能要求学生站直；再则必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政治思想理论课当然要着重进行基本理论教育，进行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教育。要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我们的先烈创业之不易，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途。这决不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称的“洗脑”或“辩护士”。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讲是非、讲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批判锋芒指向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的东西、与人民根本利益不符合的东西、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符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对某些不合理的存在之所以仍然存在、如何改革，给以科学的、合情合理的解释。只有理论才有说服力，只有创造性的理论才具有最充分的说服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3月25日）

唐红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并始终坚持。其次，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适合中国国情、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与战术——游击战，并坚持持久战战略。再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全民族共御外侮的力量，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导了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战。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团结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共同抗战这一重要决策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形成了全民抗战所必需的国内团结形势，特别是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合作，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并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相互策应。特别是在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超过60%的日军力量及绝大多数伪军，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地区，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据统计，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12.5万余次，以60多万指战员和600多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的重大代价，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7万余人，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朱德当年评价说，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5日）

黄仁伟：美滥用霸权陷泥潭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

美国欲利用其软实力优势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将我置于舆论和制度的负面地位。但恰恰是美国滥用霸权，引起包括其欧洲盟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连续策动颜色革命，输出美国模式，结果造成这些国家长期战乱不休。可以说，美国每搞一次颜色革命，就陷入一个泥潭。反而促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和战略被动，我们可以借此稳取战略主动权。美国企图以国际体系来管制、约束中国，以此来干预中国内政、改变中国制度。这个办法对于封闭僵化的苏联体制模式曾经有效，最终加速其解体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基本无效，因为中国本身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而且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美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压制中国、掌控全球资源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一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即使低力度制裁也是难以做到。二是中国将成为最大资本输出国，连美国也不能拒绝中国的大规模资金流入，中国资本与美国资本以至全球资本融为一体，这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最大变化。三是中国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高，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都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控制政策。美国几乎无法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摊牌的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放弃与我摊牌，接受与我共同合作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战略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战略前景，我们也应有所准备。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