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作者：陈曙光刘影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07-18 7482

“民主终结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鸣金开道，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的话语生态却令人忧虑。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民主模式的主导权，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判权，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模式，精心编制了一套极具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的民主话语。西方的民主话语布设了大量的理论陷阱，比如，民主一元论、民主速成论、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和平论、民主目的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今天，我们应该积极建构民主的中国话语，对西方布设的“民主陷阱”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来自中国的声音必将终结西方民主话语的霸权地位，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话语生态却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企图把这颗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然而，“颜色革命”之花的凋零，“阿拉伯之冬”的来袭、泰国的交替政变、伊拉克的持续内战……无不在诉说着西式民主向外扩张的辛酸历史。今天，面对西方精心编织的民主话语，精心布设的理论陷阱，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敢于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陷阱1：民主一元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p.339)“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 [2]“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3](p.100)上述论断，将民主看作西方的专利，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其他的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民主一元论”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认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我们要把湄公河变成田纳西州的一个流域。”[4](p.29)这句话赤裸裸地体现了“民主一元论”的本质。

　　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我们反对西方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人。毋庸置疑，“西式民主”相较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不可自愈的缺陷和弊端。西方民主建立在财产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块遮羞布。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5](p.3)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体系下，民主标准问题的界定，西方国家历来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p.200)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抽象的。“民主一元论”将民主神圣化和绝对化，企图建立超阶级、永恒的价值体系。2005年2月，布什总统在美俄峰会上要俄罗斯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那样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普京坚定地回应说：“民主和自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和需要分别定义，要因地制宜。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都必须适合俄罗斯发展的现状、历史和传统。”[7](p.10)现代西方社会推销的民主，诸如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普选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带有强烈的西方社会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8](p.124)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民主制度。中国古语讲“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说一定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适得其反。海地用20年实行美式“民主化”换来的是“失败的海地”。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盲目地与西式民主接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就是跳蚤。

陷阱2：民主速成论——西式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模式，其他国家无需以任何“借口”拖延民主的进程

　　“民主速成论”认为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西方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扎根速成，其他国家无需以“国情”等为借口拖延民主进程。美国自认为拥有最好的民主，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无可厚非;但是，强制向他国推销，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可能就越俎代庖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说：“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9](p.20)“忽视接受国的接受能力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梦想输出整个民主政治体制”，这种“速溶咖啡式民主”、“交钥匙民主”[10](p.199)是有局限的。

　　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喜欢以速成的民主解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喜欢以“民主换血” 的方式直接过渡到民主国家，喜欢将自己的民主原则强加于人。殊不知，英国早在1688年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是直到1918年，法律才颁布年满 21岁的男子和30岁的女子享有选举权;法国1789年爆发法兰西大革命，妇女直至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时已经过去了155年;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普选制也是历经200多年的血雨腥风才形成的。正如尼克松所说：“他们的观点只认清了部分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民主体制不仅需要有公众对自治的愿望，而且还需要有使民主运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在西方用了数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我们不应期待它们一夜之间就在第三世界扎根。”[11](p.143)尼克松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值得当前很多鼓吹“民主速成论”的后生们好好学习。美国保守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说道：“我永远不能相信，凭借美国的力量能够使一个有着许多文化束缚的国家急速加快民主化进程。”[12](p.96)把西方民主模式全盘引进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就可以万事无忧、一劳永逸吗?“民主样板”乌克兰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教派冲突严重、政府市政效率低下;“阿拉伯之春”结出了让美国猝不及防的“民主果实”;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不顾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无不陷入了“颜色革命”的综合征的民主危机之中。再比如，急于民主化的埃及，最终爆发“二次革命”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在这里，西式民主带来的不是美酒，而是毒药。

　　民主发展需要符合本国国情，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绝对不能走极端路线，搞“休克疗法”。“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13]让非西方国家削足适履、杀头便冠去迎合西方的标准，这是居心叵测、用心不良。民主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强压之下生根，更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枪林弹雨中成长。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速成的民主无异于揠苗助长。

　　固然，西式民主有其优长之处，但西式民主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与西方社会的土壤相联系，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速成的“西式民主”犹如“西药”也许可以起到治标的作用，却无法起到治本的作用。

陷阱3：选举至上论——民主就是选举，“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主已经被简化为“一人一票”、“多党竞选”。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才是民主，民主变成了一种程序上的安排，“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公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他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把民主方法定义为“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4](pp.395-396)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也谈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15](pp.5-6)从熊彼特到亨廷顿，他们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将“人民主权”变成了“人民选择统治者”，将“人民”变成了“选民”，将“民主”变成了“选主”，其实质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民主不再是“人民统治”，而是每两年或四年在某个投票点，某个人名旁画上一个“×”。正如学者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现代西方的这种“形式民主”，对大众来说就是一旦行使权利的几分钟投票选举时间结束，大众参与也就基本结束了。其后的“民主”就是代议制对政治的接管，此后，也就并不再允许公民对政治过程进行实际参与。[16](p.31)套用卢梭的话来说，如果有谁还自以为是民主的，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期间是民主的，选举结果一经公布，他们就等于零了。[17](p.121)

　　在西方，选举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选举过程中，谁提的口号越响亮、观点越激进，谁就能博得选民的好感，谁就能在选举中获胜。胜选并不代表胜任，能说不能代表能干，这种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多是政客。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感慨地说：“难以想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9](p.32)选举过程中，政客关注的不再是国家长远的发展，而是能否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升经济竞争力，或者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18]

　　“选举至上论”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实质上的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取代民主的一切形式，用此种民主形式否定民主的其他形式，这就武断和片面了。 “选举”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但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正如胡锦涛所言：“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19]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指出：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一人一票”是民主，上下协商也是民主。把民主等同于选举，这是对民主的误读。

陷阱4：“民主富强论”——“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富强乃拜民主所赐

　　“民主富强论”是西方国家在推销民主的过程中精心编织的又一个神话。这种论调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西方富强乃是拜民主所赐。有了民主，经济就能发展;有了民主，就会有西方式的物质富足。一些人泛化和抽象化地将民主说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15](p.69)“美国人也早就相信，他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民主，而他们之所以民主是因为他们繁荣。”[20](p.64)诚然，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西式民主政治，国家的富强与民主制度似乎有着直接的联系，试问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就真的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够实现现代化发展，即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西方文明才能带动现代化发展，[21](p.72)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直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可是，60年过去了，这些首先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取得国家富强了吗?恐怕没有。

　　经济拜民主所赐，还是民主拜经济所赐?“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22](p.209)“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23](pp.23-26)就连极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的亨廷顿也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15](p.70)民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前提的，而不是相反。一直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和政客都喜欢将印度与中国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一个是所谓最大的威权国家，一个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比如，爱德华·卢斯认为：“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的 ‘龟’最终将超越中国的‘兔’。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它所拥有的‘软’优势，诸如独立司法权和民主自由媒体等，将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24] (p.261)可是，事实呢?实践最有说服力，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威，“寄希望于未来”恐怕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西式民主既不是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也不是实现富强的充分条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国情出发，量体裁衣。

陷阱5：“民主和平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

　　“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大国为了拉拢他国编织的又一个谎言。这一论调认为，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的学术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他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25](p.61)“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是只有非西方国家都“民主化”，整个世界才会“安全”。在这种逻辑驱使之下，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就成为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他们以为只要把他们眼中的独裁、专制国家武力改造成民主国家，世界就此太平，此即所谓“刺刀下的民主”。[26](p.239)“民主和平论”因为“和平”二字而极具伪装和诱惑性，因而也确实受到一些小国的追捧，其实建立在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实乃水中月、镜中花。“民主和平论”粉饰了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险恶用心。美国白宫的“必读本”——《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一书的作者夏兰斯基认为：“民主可以消除中东的‘暴政’”，其目的是“为布什通过中东推广民主来根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27]但事实上，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以输出民主为对外政策，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但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西方民主国家挑起的战事却从未停止。“民主和平论”不但没有解决战争问题，相反，却为一些西方大国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借口。可见，“民主和平论”不过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说辞，是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干涉别国内政的幌子。“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剂良方，不如说是构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

陷阱6：“民主目的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民主目的论”者认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民主是国家发展和追求的唯一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无疑，在民主化的世界大潮中，蔑视民主、践踏民主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但是，在西式民主的话语霸权之下，将民主本身作为目的，为民主而民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就是西式民主的高级营销员，在他看来，为了“民主”，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有了“民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局动荡、社会分裂都是暂时的。[28]

　　其实，民主首先是手段。“民主目的论”忽视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29](p.405)没有经济发展的民主是不可能稳定的，没有面包的民主是走不远的。哈耶克也指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30](p.71)美国保守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3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31]在泰国，一句“为了民主”足以调动百万计的“红”“黄”两军，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几乎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的都是“饥饿的民主”、“贫穷的民主”、“无序的民主”、“血腥的民主”。“民主是过程，不是果实，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民主的动能需化为经济的成果”。[32]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最高目的。“民主目的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陷阱7：“民主万能论”——民主是把万能钥匙，西式民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民主万能论”者言必称“民主”，竭力向世界宣扬“民主原教旨主义”，似乎民主一试就灵，民主是把万能钥匙。其实，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和集中 (权威)，要保持合理的张力，畸轻畸重不行，偏废一方不行。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抑或相反，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就连高喊“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已看到，他指出：“以中印为例作比较，中国能建设很好的基础设施(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铁、还有桥梁和大坝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而在印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是因为印度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在建设时会碰到很多抗议，包括工会、农民组织的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很多建设项目最后只好放弃。”[33]可见，西式民主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只能是“低能”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会给非西方国家带来劣政。

　　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政治制度是中国的软肋。由于缺乏西式民主，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治理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因为没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中国最终将被迫实行与西方一样的政治制度。然而，西式民主果真有那么神奇吗?拿腐败来说，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民主化后不是更加清廉而是更加腐败了。再比如，贫富差距问题真的就可以在西式民主制度下解决吗?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除了美国以外，引进西方民主模式的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和10%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 4∶1提高到2010年的41∶1。[34]无需赘言，这些数据足以反驳万能的西式民主。事实上，“民主万能论”不过是西方设置的陷阱，而非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案，寄希望于西方的方案解决中国的问题，纯粹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主观臆想。

　　尽管西方一些势力不遗余力地对外鼓吹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西方早已褪色，日暮已现。德国《世界报》网站2013年刊文指出，西式民主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还有个致命的恶习，那就是寅吃卯粮，花自己手里没有的钱，以儿孙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自己的一时之乐。[35]

　　西式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但也不是最好的制度，更不是唯一的好制度。中国不是拒斥一切民主，而是拒斥西方式民主。因为我们知道，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要用中国自己的方式，只能走中国式民主之路。

陷阱8：“民主终结论”——西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

　　“民主终结论”者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将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36](p.1)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质是“民主终结论”。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历史发展和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7](p.591)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的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38](p.156)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和实践发展的可能性。就人类某一特定主体在其存续的特定历史阶段内而言，其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就整个人类在其存续的历史长河中来说，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民主终结论”实际上是将一种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将暂时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永恒的制度，是将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价值变成全球普世的价值。“民主终结论”不仅没有给西方人自己改革、创新自由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间，而且否定了其他国家量身打造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人类社会必将扬弃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尝试。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共产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完善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但不是民主的“全面终结”，也不意味着民主从此将失去向前发展、向上提升的一切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所实现的只是更高层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人民民主”，而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的顶峰和最后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模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民主终结论”背离了历史的基本事实。随着中国模式的不断崛起，“民主终结论”也即将终结。2009年1月初，福山在答日本《中央公论》记者的专访时也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39]

　　“民主终结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鸣金开道，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40] (p.79)“民主终结论”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鼓动人们拥护其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