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中国的“普世公知”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有什么难的?封锁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贫富悬殊，那还有什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既然没有社会矛盾激化问题，那“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就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贫富悬殊问题根本不存在，纯粹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所以吴敬琏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把“贫富悬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破坏改革开放、岂有此理、罪大恶极。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使中国老百姓保持贫困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谁想解决贫富不均谁就是蓄意破坏改革。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社会性道德沦丧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经济学家道德沦丧理直气壮，坑蒙拐骗、“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振振有词——“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赵晓);“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我93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骗子出现的程度，跟市场经济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骗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樊纲);“市场制度最道德”(张维迎);“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根据这些“顶层设计”，中国社会性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大好事，谁反对谁就是破坏市场经济、破坏改革。

　　——环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环境污染、天灾人祸都是好事，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大惊小怪，而且应该拍手叫好。

　　——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国务院文件)、“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获得“改革红利”的不二法门，谁妨碍谁就是跟改革过不去。

　　——“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林毅夫)“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国”……

　　——“以改革的名义掠夺”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厉以宁);“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江平);“最大程度宽容民企不规范”(汪洋);“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张维迎);“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刑法》要重新法典编撰制订，很多罪名要合并，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陈有西);“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贺卫方)——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抢劫国家财富合法，抢劫穷人血汗合法;白拿富人的物质性商品不给钱是抢劫，算犯罪;用“恶意欠薪”白拿穷人的劳力性商品不给钱不是抢劫，而不过是“劳资纠纷”，不算犯罪。名为改革，实为掠夺，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又：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向来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毛泽东时代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吴敬琏突然宣布：“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然后闹着要把国有银行全部卖掉，还不准人说“国有银行被贱卖”，因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同步冒出来一批没有任何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而且个个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不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有机会查帐，“普世精英”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掉销赃灭迹，叫人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个中奥妙不言而喻。)

　　——“言论自由只属于‘普世公知’、不属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张维迎);“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应当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严厉镇压、“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普世公知”们几十年来“顶层设计”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后果：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使中国社会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公德全面崩溃、社会治安空前恶化、到处是冷酷无情、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荒淫无耻、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环境污染登峰造极、贪污腐败穷凶极恶、无官不贪、官员个个富可敌国、中国的“三公”消费占的国家预算比例世界第一……如今中国人民处于世界上最低最贱最掺的境地、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人替他们说话，还要忍受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商品毒害、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饱受封建把头黑社会欺凌等无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层层压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任何保障……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公然美化汉奸卖国贼、鼓吹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分裂有理、亡国有理、“国家分裂好”、“军阀割据好”、“军阀混战好”、“天下大乱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世凯、蒋介石、北洋军阀皆被美化，毛泽东、共产党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却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任何人，只要当真想把中国搞好，只要当真想解决哪怕一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然发现无论如何绕不过“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所有这些社会问题无一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无一不以“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为理论根据和保护伞。要解决问题，就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普世公知”不干实事，全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有两大命门：第一，“理论”必须与众不同——“理论”只要不能与众不同就是重复，重复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靠这“理论”吃饭的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必须绞尽脑汁标新立异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来，不管这“理论”荒诞不荒诞、行得通行不通。所以“普世公知”的“理论”总是充满了异想天开和胡说八道。第二，绝对不能承认“理论”有错——“普世公知”全靠“理论”吃饭，一旦“理论”有错，那“理论”就立刻一文不值，自己就立刻丧失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的“理论”不管如何异想天开漏洞百出，只要一出笼就必须“落地生根”，变成“金口玉言”、“老虎屁股——摸不得”、“佛象眼珠——动不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地干到底”，再荒谬绝伦也不能承认有错。对“普世公知”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绝对不能退让。所以人们尽管看到“普世公知”们的“理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荒诞不经，但从来看不到任何“普世公知”会承认自己的任何“理论”有错。谁敢说“普世公知”的“理论”有错，谁就得准备着他们扑上来拼命。

　　情况一目了然：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这“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们宁可毁灭世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这不仅因为靠“理论”吃饭的人必须如此，而且因为“普世公知”们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严重、责任太大太可怕了——把十三亿老百姓变成了“改革代价”，当初赌咒发誓许诺的“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共同奔小康”等弥天大谎根本不可能兑现;靠自己的“顶层设计”根本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任何人只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追究问题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当初他们轻松愉快挥洒自如地决策“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必须牺牲一代人”、把上亿人的生存幸福一笔勾销时，他们虽然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会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承担决策的责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惨，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临无数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们岂能不胆颤心惊?

　　看看这些事实：《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美国研究报告称，由于燃煤造成飞污染使中国北方5亿居民折寿5年。美媒9日刊文称，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昂贵代价，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杀着中国民众”、“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记日期是2002年8月8日，最后一页日记没有日期，上面写着：一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回锅肉、烧白……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长得十分漂亮，曾是该厂的厂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针织厂倒闭，被迫下岗，当时只领到下岗补贴四千元钱”、“厂里有的女工沦落为妓女，靠卖淫为生。张苏玉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愿与她们为伍，无奈之下省吃减用”、“成都青白江区妇女李桂芳由于长年吸毒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无情和相互推诿让只有三岁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独自锁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2003年6月21日被发现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一次次绝望地拍着窗户”、”“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坐牢，爷爷奶奶已去世，母亲吸毒”、“暴露的不仅是孩子母亲绝望的无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会生存的无情残酷”……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的凭空捏造，“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变改革代价”、“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庆下岗女工被饿死”、“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南京两幼女被饿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普世公知”控诉共产党毛泽东，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编造拼凑出林昭、张志新、王实味等几颗炮弹滥竽充数;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价”站出来说话，轻轻松松就能有近上千万——“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每年死于癌症250万”、“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120万”、工伤事故受害的、病死饿死的……想想近上千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满腔悲愤怒不可遏扑上来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摧残自己的情景，能不让“普世公知”们不寒而栗肝胆俱裂吓得满裤裆拉稀吗?能不让他们发狂般不顾一切要避免这种前景吗?而要彻底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灭亡中国——只要中国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国搞好，一旦有机会就不可避免要当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当真着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就不可避免追究“顶层设计”者的责任——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最基础的一环是“中国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彻底逃避自己“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消灭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明确，没有任何动摇的余地。不管他们如今如何东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编理由，核心只有一个——胡搅蛮缠，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其他全是废话。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这撮“毛”要么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吃饭，要么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吃饭：“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一个“附”字，彻底道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把他们的行为特征、气质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经济上不独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来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装的。依附于人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农大众，怎么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有多党制，能想像文人知识分子凝聚起一个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是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政党吗?——就凭“文人相轻”，别说“吸引广大工农群众”，连“容纳广大工农群众”都不可能。)这样的群体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极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独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是个客观规律，并非毛泽东的编造。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根本体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说了算，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听吆喝的份，根本方向大主意从来轮不到他们拿。比如中国自汉朝以来不论哪朝哪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从来都是统治者规定好了再让文人知识分子照着执行，决轮不到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三道四决定取舍。凡“有为之君”其实都心中有数：文人主要的现实作用是制约武将、平衡权力，只能当狗用，不能挑大梁——乾隆皇帝公开宣布，文人“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国家的根本体制、根本决策决容不得他们说三道四。中国如此，美国其实也一样。据2000年统计，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五大财团中有三家是犹太老板。美国虽然号称“言论自由”，媒体无数，但所有的媒体言论都不能违背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一切不利于犹太人、宣扬公有制的言论都休想自由发表，谁不老实谁丢饭碗，甚至蹲监狱——“2013年6月27日讯，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40岁的美国人杰夫.奥尔森在人行道上用水性笔涂写了反大银行的标语，他现在因此面临13年监禁。法院已经拒绝了其律师援引美国宪法关于自由言论的条款进行辩护的要求，裁定律师不准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来辩护”。可见中国外国、古代现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一样，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必须附在统治阶级的“皮”上吃饭，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

　　不承认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猪粪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实现“刀枪不入”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和政府保持距离”等等就能实现“知识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样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当代中国这撮自命为“皮”的“独立毛”(或曰“炸刺屌毛”)们另有一个名字，叫“普世公知”。

　　当年靠猪粪狗血喝符念咒对抗“刀枪不入”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有“太后老佛爷”的鼓励撑腰;如今靠“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风，是因为有“胡乱邦”的煽动保护——西太后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需要利用义和团;胡耀邦为了打倒毛泽东篡夺权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为此他干了以下几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从表面上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错，但实际上搞的却是一场权术阴谋。客观实际的规律是：一时的具体的实践可能否定真理体系的个别具体结论，但不可能否定整个真理体系，因为整个真理体系已经过经过长期、全面、普遍实践检验过了。用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结果去推翻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实践结果是一种卑劣的权术诡计——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只收集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专门有利于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实践”。等达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立刻就变成了“不争论”、“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誓死捍卫真理”了，更绝对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一切主张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是“解放思想”，实际只许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权威实际也随即破产，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再闹“四个坚持”也无济于事。从此思想意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泽东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泽东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识分子从不错，出错唯有毛泽东”的气氛。

　　3.在1982年版宪法中删除了“惩办一切卖国贼”，实际取消了卖国罪，为“解放思想没有禁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扫而光——反对自己的，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清洗掉;没有反对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轻化”的名义清洗掉，工农干部以“知识化”的名义清洗掉，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别想跑掉。

　　5.独创性地发明了个“第三梯队”，明确规定选拔的标准是“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硬性规定出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工农干部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开大肆宣扬选拔“第三梯队”应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处理三种人”干掉了，而且“除恶务尽”，一个都不留。因此实际上只有“内举不避亲”才是真的。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亲”合法化公开化，从此大规模提拔亲属的官场腐败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名曰“扩大下级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从此“天高皇帝远”，一把手只要笼住顶头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别人谁也管不了，“一把手”变“一霸手”。

　　胡耀邦虽然垮台了，但“恶魔的遗产”——“不要工农要‘公知’”、“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不但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而且不断自我繁殖发扬光大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面劫持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各要害领域——不创造财富、专靠主观夸张制造“真理”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们垄断了话语权，个个眼睛比眉毛还高，不但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嗤之以鼻，而且当真把自己当成了活上帝，趾高气扬重新安排整个中国，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顶层设计”。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然而“普世公知”们并不把玩笑当玩笑，而是假戏真唱，一本正经地“用改变事物的名称来改变事物本身”——用把婊子改名为“性工作者”来“消灭卖淫”;用宣布“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来改变“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的客观存在。

　　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普世公知”们如何声嘶力竭宣布“知识分子不是‘毛’而是‘皮’”，照样改变不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存在，照样改变不了“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状况，照样不懂就是不懂，但“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却迫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结果就是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摸着石头过河”、猴子般模仿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

　　“当官的一张嘴，小兵拉子跑断腿”。只有当过“小兵拉子”、对“跑断腿”的滋味深有体会的人当了官才会懂得一个常识：当官的这张嘴不能乱动：稍微歪一点，轻则人仰马翻，重则血海尸山。一贯脱离实际、脑子里只有教条没有人、靠胡乱邦的反毛邪风突然一跟头翻上天当上“领导阶级”的“普世公知”们当然不可能有这点常识。他们跟那个乱邦小丑一样，骤登高位，全身膨胀，趾高气扬，乱蹦乱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视亿万生灵如粪土，拿国家大事当儿戏，“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随随便便一开口就轻松愉快地把十几亿中国人变成了“改革代价”，把无数家庭的生存福趾一笔勾销——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如意：一切交给资本家就万事大吉，自己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坐享其成了。然而实际的发展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自作聪明到处碰壁：“普世公知”不是独立的经济力量、对经济体系的运转没有发言权的依附地位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不复存在，资本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文明”就改变运行规律而乖乖按他们的愿望运作，资本家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就乖乖听他们安排指挥。他们原以为可以“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卖就灵”，灵了就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实际结果不但不灵，反而激化了各种现有矛盾，制造了无数新生矛盾，按倒葫芦浮起瓢，四处起火八下冒烟，搞得“普世公知”们焦头烂额狼狈透顶，最后不得不乞灵于权力——靠权力维持神话，靠权力拆东墙补西墙、靠权力借新债还旧债、靠权力撒新谎圆旧谎，靠权力“把蛋糕做大”延缓矛盾爆发，靠权力制造GDP装点门面维持住“‘公知’懂经济”的神话，靠权力强行“维稳”……在毁灭环境、压榨百姓、出卖国家、损害子孙的祸国殃民大泥潭里越陷越深。

　　违反客观规律，明明“烂泥巴扶不上墙”却非要往墙上扶;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有独立性却非要硬充“领导阶级”、“领导一切”、“全面专政”，不懂装懂瞎指挥，结果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普世公知”后院起火，连做学问的基本环境都彻底毁光：

　　——“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整个上层建筑不再有任何原则底线——只要用主观夸张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的“实践结果”，就可以随心所欲否定推翻任何真理、任何原则底线，凭空捏造出任何“真理”。这导致整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泛滥成灾：无所谓真理，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底线，无所谓做学问——只要善于编辑材料、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肆意夸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就能想否定什么否定什么，想肯定什么肯定什么，一切易如反掌，全看利益需要。这就开创了一个学术变权术、学者变流氓、教授变“叫兽”的知识流氓一统天下的无赖时代：不需要任何真理，不需要任何原则底线，可以以“实践”的名义否定任何真理，用主观夸张编造任何“真理”。“普世公知”用这种办法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全盘否定了辛亥革命，全盘否定了中国历史，全盘否定了爱国主义，全盘否定了民族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华民族……既然有如此简便易行方便有效的“创造理论”和“颠覆理论”的捷径，那谁还肯辛辛苦苦做学问?又何必讲求什么科学严谨客观理性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结果：“公知无知”，知识水平全面退化——逻辑混乱、文不对题、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信口开河、颠倒黑白、弄虚做假、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成了司空见惯，一言不合即破口大骂，群起而上泼妇骂街，没本事争取盟友，有能耐制造敌人，一代不如一代。

　　——“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使“学历”、“文凭”、“知识分子”身价百倍，“应试教育”横行霸道，急功近利、实用主义、“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统治整个教育界，整个教育界的学风、素质、水平全面退化恶化。

　　——“硬性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导致各级干部纷纷以权谋学历，教育界学术界纷纷做起了文凭学位买卖。以此为突破口，学术造假、文凭造假、学历掺水、学术教育机构官僚化权力化、职业道德破产、学术诚信扫地、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横行……上层建筑全面性道德败坏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后果是“一切皆空”，丧失一切信仰——什么理论原则都是假的，只有眼前利益是真的;什么理论原则都不管用，只有眼前的权宜之计管用。毛泽东说：“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就只剩了盲目的实践;丧失一切信仰、放弃一切原则底线，人就退化成了没有思想、只有本能的动物，只会“摸着石头过河”。

　　“普世公知”坚决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不能自立而装自立当不了饭吃。拒绝附在劳动人民的公有制的“皮”上吃饭，就只能另找“皮”依附吃饭，只能附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皮”上去。只是“普世公知”们还瞧不上中国资产阶级的“皮”，嫌小。结果就只能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去，于是有了“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改革攻坚”、“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有了上述种种“顶层设计”。虽然“普世公知”们对经济运作一窍不通，但“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吃饭”的利益需要、“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弥天大谎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胡乱邦奉送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想像一下一个江湖骗子强行给人开刀的场面：根本不懂医，从来没开过刀，拿着本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不知哪个朝代的“人体解剖图谱”手抄本就自称包医百病的“学术权威”“专家神医”，平白无故硬说别人有病，满不在乎就拿刀子往人身上乱戳，戳之前先用权力把人绑起来不准躲避，用“不争论”把人家嘴巴堵起来不准叫疼，每戳一刀还说一声“这是‘改革代价’，忍一忍吧!”然后再来一刀、再说一遍……千刀万刀把人折腾得遍体鳞伤却还说不出来人家到底是哪儿有毛病。到最后自己都说不出来该往哪里下刀子了，就说你这病不是我不会治，而是必须你的脑袋当药引，否则没治……

　　江湖骗子的无赖逻辑至此已经昭然若揭：“用脑袋当药引”不过是个借口——不给，那就不能算我不会治病，是你没满足我的条件;给，你照样活不成。而这正是骗子想达到的目标：无缘无故把人家戳得死去活来遭了那么大罪，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就凭这也非把受害者弄死不可。睹徒输急了就要掀桌子赖帐，骗子走投无路了就要杀人灭口。“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面临彻底破产了就要毁灭国家推卸责任——他们用十几亿中国老百姓做了那么残酷的实验，让国家受了那么大损害，让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罪，心里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切败露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现在他们最着急的就是赶紧灭亡中国。大喊大叫“宪政”为的是“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为的是“共产党下台”——也就是“用共产党的脑袋当药引”。不答应，“普世公知”们正好把自己先前一切“顶层设计”的责任赖个精光：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不是我的“顶层设计”造成的，而是“共产党当权”造成的。答应，中国立刻四分五裂陷入战乱——在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社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能在组织上维持中国统一的力量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去掉了共产党，严重对立的中国社会不分崩离析才怪——稍不如意就要破口大骂的“普世公知”们能凝聚几个人?有几个工农群众会跟他们跑?他们又能容纳几个工农群众?而“普世公知”需要的恰恰正是这个结局——中国完蛋了，还会有人追究他们“顶层设计”祸国殃民的责任吗?

　　为什么“普世公知”们如今那么起劲地叫嚷“宪政”、“政党轮替”?贼喊捉贼推卸责任倒打一耙——他们“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顶层设计”了“贫富悬殊有理”，“顶层设计”了“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好事”，“顶层设计”了“污染有理”，“顶层设计”了一切坏事，如今一闹“宪政”，一下子就把自己“顶层设计”的一切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一切坏事全是“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跟他们的“顶层设计”半点关系没有。就这么一闹，舆论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他们故意转移到“宪法”“宪政”之类笔墨官司上去了，还有谁记得一切问题全来自他们的“顶层设计”?当初用“顶层设计”拼命制造腐败的是他们，如今用“宪政”拼命反腐败的也是他们;过去唱红脸的是他们，如今唱白脸的还是他们。所以鲁迅说：“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普世公知”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一撮杂毛明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非要当顶梁柱;不自量力硬充“领导阶级”、“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知识分子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独立性”……“独立”来“独立”去，“独立”了半天，还是得附到别人的“皮”上——拒绝依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皮”，就只能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皮”。为了改换门庭，用“顶层设计”瞎指挥乱折腾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无恶不做，闯下了塌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冲天民愤，等见势不妙便急着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普世公知”死皮赖脸不肯还，要赖帐，所以急着杀债主，所以急着灭亡中国。这就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能做不能说”的如意算盘。

　　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

　　戴旭在CCTV-7讲武堂的《近代中国强军梦》讲座系列有几点事实令人深思： 1.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2.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为什么?简单得很：唐朝之后是宋。宋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文人吃香——程朱理学横行天下，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军人地位低下——“贼配军”;岳飞的“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从反面证明当时文官贪婪成风横行无忌导致军人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文人的那一套不仅渗透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对中国人的控制程度从来没有如此严厉严密无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对中国人实现了最彻底的统治控制。结果：“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鲁迅)——“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不过是“程朱理学横行天下”的水到渠成。历史的结局就是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

　　明朝仍然是文人吃香(“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当了“士”就有特权)，仍然是“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到后来发展到将领出征打仗必须有文官监军的地步。“明亡与士大夫阶层不务实学，光事空谈有关系……因为熟读四书即可考取进士作大官……明人嘴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无耻到极点，读明史阉党传，真令人怒发冲冠，阉党中，除一人外，都是进士出身”。(范文澜)

　　中国在明朝错过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文人当权”——文人吃香，中国遭殃。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文人靠什么吃饭?靠说不靠干——不靠劳动创造财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更确切地说，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基础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没有集体协作，全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奋斗)。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本质是什么?主观夸张(或曰任意撒谎)。要靠主观夸张吃饭，就必须让主观夸张有市场。主观夸张任意撒谎的反面是什么?实事求是。要使主观夸张有市场，就必须遏制实事求是，就必须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如何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制造一种理论，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如何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制造身份的不平等——宣布不干实事的文人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文人成了高人一等的“精英”，就可以用空话把别人的实干成果据为己有，用不等价交换不劳而获。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文人的两大需要：第一，自命“精英”;第二，脱离实际光说不干。

　　自命“精英”——只有自命高人一等，才能制造出“文人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等主观夸张比苦干实干劳动创造的财富更有价值更高级”的神话，才能让别人花代价获取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主观夸张，才能鄙薄劳动创造财富、蔑视劳动人民、不屑靠等价交换向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正当谋生、追求依附权贵不劳而获。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只有脱离实际光说不干、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文人才能逃避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等客观制约，才能避免“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实打实、硬碰硬、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真金不怕火炼，是不是金子立竿见影”的尴尬，才能尽情用主观夸张任意撒谎证明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不管如何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天花乱坠颠倒黑白都不怕露馅、不怕“文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会破产。

　　“文人吃香”，意味着把文人这两大需要强加于整个社会：

　　自命“精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跟当官掌权、统治权术相关的文科类学问算学问，只有与“学而优则仕”相关的文科类文人有资格算正牌“读书人”。歧视压迫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的人，目空一切，专横跋扈，不承认人民创造历史，不承认劳动创造世界，不承认自己会出错，永远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不必会干，只须会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实事求是敌不过主观夸张，是黑是白是鹿是马全凭文人一张嘴，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

　　戴旭的《近代中国强军梦》里有个例子：当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大修铁路、进入铁路带来的陆权复兴和新陆军革命时，满清王公大臣“大学士”们却以“铁路破坏‘风水’、‘龙脉’”为理由一再否决在中国修铁路，甚至把已经建好的铁路全部拆毁。这是典型的“文人吃香”的产物：“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什么是“风水”?什么是“龙脉”?全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说了算。通过主观的夸张，把“风水”“龙脉”之类主观夸张凭空捏造的“是非原则”说成高于一切的大是大非、制造出“誓死捍卫龙脉”之类压倒一切的倾向舆论狂潮，结果就是“铁路事小、风水事大”、“铁路事小、龙脉事大”。现在看起来“风水”、“龙脉”之类说词荒谬可笑，但这是迷信破产之后的事。在迷信盛行的当时这些说法不但不可笑，而且显得那么“义正词严”。虽然“风水”、“龙脉”这类具体的借口今天已经破产，但“铁路事小、风水事大”这套把戏可没有破产。不但没破产，而且变本加厉，只不过把“风水”、“龙脉”那些过时的虚无缥缈换成了今天时髦的天花乱坠，比如“民主”、“宪政”——把“铁路事小，风水事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变成“亡国事小、民主事大”、“两弹一星妨碍了民主”、“神十干扰了宪政”;把“风水龙脉高于一切”、“节操高于一切”变成“民主高于一切”、“宪政高于一切”;从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声捍卫“风水”、“节操”变成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捍卫“民主”、“宪政”……汤换了，药一点没换，仍然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用“风水”、“龙脉”、“节操”、“民主”、“宪政”等等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任由文人主观信口胡说的东西毁灭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东西：铁路、生命、国家、民族、两弹一星、神十……

　　为什么如此?简单得很：文人不干实事。要让“文人吃香”，就必须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但文人既然什么实事也不干，就没法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又必须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就只能贬低干实事的人，就必须让干实事吃不开，就必须不准干实事——自己不干实事，也不准别人干实事，不准社会崇尚干实事，不准干实事的人吃香，竭尽全力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这叫“逆向竞争”：不能证明自己强，就证明别人差;用事实证明自己正确很难，用诽谤“证明”别人“错误”很容易。而只要证明别人“错误”，就等效于证明自己“正确”、“高等”。这一套说好听一些，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难听些，叫“啥也不干的比苦干实干的高级、高等、高明”。利害关系明摆着：只要干实事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就必然威胁“文人吃香”——只要社会崇尚干实事，能干实事、干出实际成果、有发明创造、促进进步的人的威信自然就高。实事求是干实事的人威信高了，脱离实际光说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往哪儿摆?——当然，如果实事求是干实事的是外国人倒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人吃香”没有直接威胁;但如果是中国人就不可容忍了，因为这马上会直接威胁到“文人吃香”的地位——人们崇尚干实事，就必然鄙视不干实事光会主观夸张吹牛撒谎的;干实事的中国人威信高了，说一套做一套光说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就没了;钱学森吃香了，季羡林就没人顶礼膜拜了。中国人干实事取得的任何成就对文人来说都是坏事，都对文人的特权形成了威胁。“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要保证“文人吃香”就只能容忍外国人干成实事，不能容忍中国人干成实事，就必须打压中国一切干实事的人。

　　明白这就能明白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碰到外来侵略时文人总是主和——主战，要取胜就得干实事，文人干不了;让别人干，就不免大权旁落，如果别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实事都不用干，不会威胁到自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为不抵抗而亡国呢?那对文人来说更好——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自己，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自己(至少他们这样认为)。这种个人得失明细帐文人算得比谁都精。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枪打出头鸟”?“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众”，一下子就把光说不干的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还怎么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高人一等?当然非打压不可。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诀窍：光说不干，谁干实事整谁，干的成绩越大整得越狠。宁可谁都干不成，也不能让干实事的人成功。如果真闹出大乱子引起天下大乱，文人们立刻把王八脖子缩到肚子里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死活不出头，谁爱出来收拾烂摊子由谁去拼命。等人家成功了、局势稳定了，文人们立刻纷纷冒出龟头，发挥主观夸张的特长在鸡蛋里挑骨头，罗列罪名把干实事的人打下去，重新建立起“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的社会大环境。所谓“中国人好内斗”、“一盘散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嫉贤妒能”等“传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文人吃香”、“必须打压干实事的人”的必然产物。

　　文人打压干实事的人的最常见伎俩是“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评价医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错。照此标准，一个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无差错，必定最优秀。这正是文人期望的结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错了多少，啥也不干的文人就永远一贯正确，就能确保“文人吃香”。然而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不干才是最大的错误。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最根本原因——“文人吃香”导致不准干实事，导致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导致“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结果：社会停滞，落后挨打。

　　“不准干实事”的直接产物就是“不准说实话”——干实事才需要说实话，不干实事，当然不需要说实话。不但不需要，而且必须禁止说实话——文人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吃饭，说实话本身就是对主观夸张任意撒谎的威胁。说实话吃香了，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就不吃香了，就威胁到“文人吃香”了。但直接禁止说实话太露骨，难度也大。文人不让人们说实话的高招一是“理论与实际分裂”、“名不符实”——专门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部做手脚，专门在“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名义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凡可能的地方都搞“潜规则”，让人们想象中的虚拟世界跟现实的客观世界永远大不一样，逼人们没法说实话;二是文字游戏繁琐哲学——“说不服，绕糊涂”，让干实事的人没办法跟他们过招，最后只好听他们摆布。

　　“文人吃香”就必须确立“文人高于一切”的是非标准——其他一切都不管，只按对待文人的态度判断是非：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老百姓不重要，文人最重要;凡“文人吃香”的时代就是好时代，凡文人不吃香的时代就是坏时代;凡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好人，凡不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坏人。谁敢惹文人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必须是千古暴君;毛泽东坚持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此毛泽东时代必须是“最坏的时代”——比日本侵略中国时代还坏，比南京大屠杀还坏，更不用说比“蒋委员长”统治的时代和封建皇帝统治的时代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只有一个：“文人高于一切”，以对待文人的态度为判断是非好坏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所以“普世公知”的一切鼓吹无不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要“文人高于一切”就不能允许爱国、爱民、爱民族——爱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于一切了;爱民，老百姓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高在上了;爱民族;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唯我独尊了。要“文人高于一切”，就必须不准爱国、不准爱民族、不准爱绝大多数老百姓，只准爱文人。但如此直截了当太露骨，所以必须绕个弯子：不准爱任何具体的东西如国家、民族、人民，只准追求空洞抽象的东西——过去是“仁”、“善”、“礼”、“理”、“天命”、“天意”;如今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尊严”、“人权”……所有这些空洞抽象的东西的解释权只有文人掌握，追求这些，自然就得匍伏在文人脚下顶礼膜拜，就达到了“文人高于一切”的效果。

　　(“普世公知”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九九其实一点就破——爱国、救国、强国、拯救民族都是实实在在的实事，靠的是实干，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而“文人吃香”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干实事”——认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必然认同实干，就必然认同实事求是，就必然让从不干实事的文人——“普世公知”们吃瘪。只有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用不着干任何实事只需会吹，才能让“普世公知”们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凭三存不烂之舌高人一等。就凭这私利，他们就必须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不准爱国、爱民、爱民族等任何具体的东西，只准崇拜完全由文人垄断的空洞抽象的东西——这是“文人吃香”的必然结果。

　　“文人吃香”就不可能允许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发展——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从专业本质上讲属于创造财富，成功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干而不空谈。越是现代化，越需要跨专业跨部门的配合，越需要集体协作“全局一盘棋”，越需要统一和服从，越需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然崇尚实事求是，就必然讲求实干，就必然认同劳动创造财富，就必然认同说实话，就必然威胁到“文人吃香”的两大基本原则(自命“精英”、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就必然容不得文人的一系列劣根性：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只顾自己、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拒绝任何约束。这些东西一旦吃不开，文人就吃不开，文人的特权地位就完蛋了。文人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竭尽全力把这种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必须打压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与仕途无关的学问不算学问，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不算文人，只算“工匠”。西方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也顺便轰垮了文人“搞制造洋枪洋炮的自然科学理工科学问不算学问”的谬论，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从此逐渐被中国人广泛认同，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从此才被算成“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民奋起救国图强的大革命运动中，中国文人照例把龟头缩进王八肚子里躲着不出来。他们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中毫无贡献，毫无作为，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理所当然地被历史边缘化了。而象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则有目共睹，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衷心尊重。这一切使“文人吃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让靠“文人吃香”吃饭的文人们深恶痛绝。等毛泽东去世，他们立刻抓住乱邦小人放魔鬼出笼、利用文人反毛的历史机会冒出龟头全面反攻倒算，不但要彻底清算毛泽东，而且要跟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算总帐——虽然没办法把他们从“知识分子”行列中轰出去，但却“入另策”贬为“二等知识分子”——搞文科的(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才是高等的、正牌的知识分子，名曰“普世公知”，放手当官掌权搞管理;专心致志搞理工科技的不过是低等的、“未入流”的知识分子，只能供“普世公知”驱使。这种贬低打压早已开始，如今完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央以数量化的硬指标推动官员年轻化力度之大，收效之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2011-12-11)

　　——“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2009-04-10讯：昨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务院新任命的5位副部级官员，均拥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

　　——“国务院选拔17位‘财经少帅’”;

　　——“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北大崛起中国政坛任副部级以上职位校友高达57人”、“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九成多就读于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等人文社科专业”;

　　——“截至2007年5月末，全国31个省市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官员占总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不只是耀眼标签”：

　　——“此次人事大调整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财经部门为主，包括发改委、银监会、央行、外汇局等对国家宏观经济影响重大的核心机构，一大批具有财经专业背景的年轻官员上位”;

　　——“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资中筠)(注：古之士皆文科。这等于公开宣布学理工科的不算“知识分子”)。

　　……

　　所有这一切说明两条：

　　第一，“文人吃香”容不得干实事，容不得靠干实事吃饭的人。而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包括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都是靠干实事吃饭的。“文人吃香”必然导致打压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的人民群众，包括学以致用专心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第二，中国古代的“文人”与今天的“普世公知”即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是一回事。

　　历史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财富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创造历史、创造财富靠干不靠吹。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也是干出来的——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全球贸易、启动工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实干。“阿Q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光吹不干，用吹代干——“精神胜利法”。“文人吃香”，“精神胜利法”大行其道，一切取决于吹，一切靠吹解决问题，“干得好不如吹得好”，那谁还肯实干?当然全去吹了;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谁从实际出发谁倒霉，那谁还能实实在在做事?当然只剩下弄虚作假了。脚踏实地不如弄虚作假，舒舒服服猫在家里练吹就胜过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漂洋过海开拓市场，那谁还愿意舍近求远徒劳无功?人们都不干实事光弄虚作假吹牛皮，社会岂能发展?岂能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

　　“文人吃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千辛万苦的发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笔勾销，这让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严肃认真敌不过“难得糊涂”，科学技术怎么能不落后?实事求是敌不过信口开河，你要辛辛苦苦飘洋过海开拓市场，要促进贸易，要发展工商，要建立市场经济规则，要等价交换，文人引经据典一顿“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重农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勾结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就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了，最后干脆来个“海禁”、“片板不许入海”，垄断一切贸易，就凭这，中国怎么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怎么可能不错过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国人不是没有努力发展过资本主义，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当权扼杀了。

　　注意这些历史的前因后果：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宋朝以后、新中国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是“文人吃香”。结果：

　　——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宋朝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大宋”=“大送”，经济技术文化方方面面都世界先进的宋朝挨打不断，最后亡于远落后于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脚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丰后是开始流行的时期”——维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从此中国一路下坡，越来越落后，挨打不断，几乎灭绝。

　　—— “亚洲有一个大国，其中学术可以是一个人登龙的工具，如果学术真正能够使人有纯洁的道德，如果真正能够教育人为祖国而流血，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实上，什么恶他们都会犯，什么罪行在他们都很通行，如果说他的大臣们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所有的睿智，甚至人民众庶，都不能保卫国土，以致被愚悍的蛮族所屈服，那么所有的这种智士又有什么用处呢?” (卢梭)

　　戴旭在CCTV-7讲武堂的《近代中国强军梦》讲座中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切的数字详细而生动地描绘出宋朝以来“文人吃香”给中国带来的具体后果：

　　——中国在明朝错失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清朝错失铁路带来的陆权复兴和新陆军革命，在蒸汽机与铁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民国错失内燃机引发的机械化战争变革，在工业化总体战与内燃机革命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从明朝到民国，中国错过了三次新军事革命，总体上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近五百年，而且依然不急不慌若无其事;不但跟别人比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跟自己比都越比越抽抽——戴旭举例说，1893年日本国内铁路2039英里，满清400公里;十年后的1903年，日本铁路4500英里，满清仍然是400公里——整整十年寸步未进。满清的铁炮威力还不如明末的红衣大炮，民国军阀的炮兵火力还不如晚清时的淮军。清朝海军总实力曾位居世界第七、东亚第一，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完全微不足道。到7.7事变前夕，中国光对日本的差距就已经大得能把人吓死：

　　工业产值：13.8亿美元对60亿美元

　　钢产量： 4万吨对580万吨

　　煤产量： 2800万吨对5070万吨

　　石油储备：1.31万吨对169万吨

　　铜： 700吨对8.7万吨

　　军工生产能力：

　　飞机： 0对1580架

　　大口径火炮：0对744门

　　汽车： 0对9500辆

　　坦克： 0对330辆

　　军舰： 0对52400吨

　　中国海军2.5万人，舰艇66艘，总吨位5.7万吨;日本海军12.7万人，舰艇285艘，总吨位115万吨，航母4艘，水上飞机航母2艘，战列舰9艘，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教练舰1艘，潜水母舰5艘，在建的“大和号”一艘即7万吨，超过中国全部海军总吨位。

　　中国空军飞机600架，作战飞机架仅305架，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仅200多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仅600余人。不仅不能造飞机，而且不能造零部件，航空工业为零。日本1937年年产飞机1500架，战争后期充分动员后年产飞机1到2万架。

　　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化战争动员体制，4亿人平时养兵170万，预备役150万人，基层军官多不识字，连花名册都看不懂，无法点名，更谈不上军事战术，作战全凭血气之勇，用冷兵器时代的方法作战。当时一发子弹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如此昂贵，平时舍不得实弹训练，导致军事素质低下。日本人口9000万，常备军38万，可动员兵力1000万，其中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的450万人。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时，中国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就是宋朝以来“文人吃香”的历史产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断挨打、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得不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不得不承受战场上人员的惨重损失、“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杀光、抢光、毁光”……

　　五百年的巨大历史差距，错过三次军事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被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27年内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五百年来第一次，中国抓住了世界军事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并迅速追上，避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继续上演。在世界跨越机械化战争时代进入核战争时代不到20年，中国就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迅速建立起了一支精干的、各类核弹、导弹齐全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的体系，有了完整的核武库，完整的导弹运载技术，为今天的中国赢得了尊严和安宁，也为今天的中国赶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为中国军队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高起点。为了赶上这一次新军事革命，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进行了高超的战略运筹。利用美苏冷战对峙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在不到十年时间，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争分夺秒，完成了中国核武器体系的构建，赶上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

　　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为零。坦克工业为零。潜艇工业为零。导弹工业为零。大口径火炮工业为零。电子雷达工业为零。汽车工业为零。精密机床工业为零。重型机械工业为零。核工业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工业几乎全为零，完全称得上“国防工业的沙漠”、“不毛之地”——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毛泽东逝世时，这些“零”全部不复存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都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一个地建，而是成龙配套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建——主机、辅机、设备仪表、加工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量具刃具、工装卡具……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同步创建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工业体系。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仅是建设了一批工厂，而且是造就了整个的中国工业体系，造就了一个阶级，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国防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文盲充斥，高精尖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国防工业的“硬件”是沙漠，“软件”也是沙漠，根本就没多少技术力量和技术工人。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把大量祖祖辈辈目不识丁、一盘散沙的农民教育培训成了能胜任国防科研生产需要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给中国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

　　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按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实行以规章制度为主的大规模产业管理，必须克服散漫随意马马虎虎无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陋习。可以说这是一切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唯有中国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翻过了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真正翻过去。通过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科学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意识和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常识、作风、养成、习惯等“软件”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扎下了根——不能只看见“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那156个有形项目等“硬件”，看不见那156个项目背后无形却更有意义的“软件”，以及这些“软件”给中国社会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它不仅把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一下子大规模地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让中国人全面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学到了现代化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识，而且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性工业化培训;不但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大批培养出具备现代科研、现代管理、现代生产基本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这一切能成功又归功于毛泽东狠抓的各项基本建设：大规模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缔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由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派出骨干力量管理新建工厂，从一开始就以党和军队为榜样在工业部门树立起纪律严明的作风……)这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改造，用现代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精密认真取代农耕社会的散漫粗放。中国工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业化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具备了生命力——以前中国人只能在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若干局部工厂里给外国人当小工、当苦力、照着外国的葫芦画瓢，如今则头一次具备了大规模独立发展自己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从此源源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和源源不断教育培训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要求的新工人新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从此有了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最要害的区别。没有这种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买几个依赖别人才能勉强运转的支离破碎的工厂成不了什么气候，别人一翻脸你的工厂全没戏。只有有了这种能力，才算迈进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门——一切机器设备技术都会过时，唯独这种能够大规模自我发展工业的经验和能力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经验和能力是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才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武功秘笈”，不会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规模转移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在中国人中培养起了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包括自觉认真按技术规定工艺流程办事的风气，使中国从此真正从农耕社会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大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抓住了这独一无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能从一个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古国迅速转变为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现代国家。而没有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中国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了中国也消化吸收不了，不可能克服懒散粗疏的农耕社会习惯、在工业界普遍培养出“自觉一丝不苟”、“严格按工艺流程办事”的精细作风。

　　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伊始就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和工业化基础改造培训。印度没这样的经历，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有中国有，因此二十世纪只有中国成功地从农耕古国迈入工业化国家之门。没有这样的经历，今日的中国工业水平决不会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更高明。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变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挣那么多外汇，仗的全是毛泽东留下的底子——破除传统陋习、树立“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一边倒”和“抗美援朝”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自力更生实现技术积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养成……没有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转变，今天中国想靠出口给别人打工也没人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是致命的差距。而这绝对不可能引进，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没有这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你的工业加工水平不会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强到哪里去，至于接二连三推出让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装备更是想都别想。那些毫无基本的科学训练、毫无理工常识、对工业化社会的运行规律一无所知、高高在上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大叫大嚷“文科专家治国”的“普世公知”们永远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带领中国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大门。因此他们虽然恬不知耻用“中国今天外汇储备世界第X”来嘲笑贬低毛泽东时代，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同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有能力当“世界加工厂”而其他国家不能。

　　(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普世精英”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不仅使中国人克服了农耕社会各种陈规陋习，而且使中国知识分子克服了自古以来的文人劣根性。

　　中国文人最坏的毛病是光说不干、说一套做一套、撒谎不当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文人相轻、内斗不休、毫无凝聚。这一切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产物。只要是只为自己谋利益，这一切就不可避免——文人靠主观夸张吃饭，主观夸张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把关，就必然演变成满嘴撒谎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文人如果只为自己，那就没什么理由用实事求是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没有利益需要。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同为人民服务就会用实事求是指导约束自己的主观夸张，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实事求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人为利益需要实事求是的人服务才会认同实事求是;为利益需要撒谎的人服务则必然撒谎。

　　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一切生存必须只能来自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方式要么通过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而等价交换，要么倚仗权势巧取豪夺。靠提供服务等价交换的即“为人民服务”，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即“与人民为敌”。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恩赐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必要手段。所以毛泽东要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区分敌我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我们看人的时候……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是否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知识分子生存的合法性、正当性、克服劣根性，而且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能否发挥。

　　只为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不需要别人的配合，不需要集体协作，相互之间利益矛盾，只有竞争防范，没有齐心协力，个人的智慧相互抵消，因此整体智慧小于每个个体。所以“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人有共同利益，能够齐心协力，相互共同之处大于矛盾之处，个人的智慧能够相互迭加，因此整体智慧大于每个个体。所以“集体的智慧大于个体”、“人民的智慧力量无穷”——同样的人，同样的智商，为集体谋利益与为个人谋利益所能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完全不同。

　　中国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不光是因为毛泽东改造了农民，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因为毛泽东改造了知识分子——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培养出无数克服了中国过去的文人、如今的“普世公知”的劣根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认同自命“精英”而认同为人民服务;不认同光说不做而认同说到做到;不认同脱离实际而认同实事求是;不认同脱离群众而认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认同文过饰非而认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认同“难得糊涂”而认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使科学严谨的文风、学风、作风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而这些是从古老的农耕社会翻过最难的坎、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最不容易普遍养成的因素。

　　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五百年中唯一一次追上世界军事革命的战略奇迹?因为新中国的领导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战略目标，用毛泽东思想激励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高瞻远瞩纵横摆阖，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敌人的空隙里建立的，中国的原子弹也是在空隙里爆炸的。

　　历史曾不止一次给了中国急起直追弥补差距的机会，但都被中国的“文人吃香”浪费掉了。最后的一次最佳历史机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争分夺秒开始工业化基本建设绝好机会。但那几年中国忙了什么?军阀混战。卖了点轻工业品。搞了点廉价劳力输出，让“公知”养尊处优——把历史性大风暴之前的平静当“世外桃园”，优哉游哉卿卿我我。近代中国唯一的一次赶超弥补历史缺课的黄金时机就这样被浪费在“民国范儿”们的风花雪月上。今天的“公知”们还恬不知耻说民国如何如何先进功劳如何如何大——如今充满欣赏的“民国范儿”是用后来的30年中无数老百姓的命换的，是用比黄金还宝贵的历史机遇换的。等世界大战结束、列强腾出手来收拾中国，这段短暂的“田园诗”的日子就再也不存在了，历史证明，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错过了那次历史机遇，中国想平平安安弥补历史差距的环境再也不存在了——日本入侵、二次大战、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峙……

　　中国能迎头赶上弥补500年的差距，全靠毛泽东高瞻远瞩纵横摆盍，领导中国人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缝隙实现了工业化，爆炸了原子弹。

　　“神十”王亚平的太空授课生动地显示了中国自毛泽东时代起对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的最新进展。王亚平太空授课长达40分钟——40分钟，飞船正好跨越半个地球，相当于一枚洲际导弹从中国发射到美国。整个授课过程毫无间断，画面清晰，音质良好，这意味着长时间、大容量、稳定的天地通信、全程控制、稳定无缝的数据传输，意味着中国军事航天卫星跟踪与数据中继传输系统(TDRSS)的强大能力，意味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通讯卫星技术——数据中继卫星技术，意味着中国有能力通过实时卫星侦察系统对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地球另一端实施实时侦察。这是一个航天强国的绝对标志，是硬实力的展现和炫耀。(我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有此能力。如果没有，那么当今世界有此能力者似乎唯有中国和美国。)

　　看看这些，想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还不得不习以为常象“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里描述的那样，靠抱着木盆游长江、靠赶着羊群做掩护用人命为代价拼死传递情报信息，而仅仅几十年中国就有了如此天翻地覆的惊人变化;想想两弹一星，想想中国今天能跟超级大国一较短长的处境，想想上述戴旭列举的抗日战争时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惊人差距，想想当年斯大林的话：“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想想美国小说《战争风云》里的论断：“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只要稍微讲点实事求是、稍微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领导中国用27年就弥补了500年的差距，不能不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如此评论：“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这可不是“普世公知”之类文人阿Q自吹自擂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来自敌手不由自主的评论。连最强大的对手都承认把中国从“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的不是别人，不是国民党，不是“蒋委员长”，而是毛泽东。就凭这就可以说，毛泽东伟大。就凭这就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日子再苦也值。就凭这就可以说，咱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有充分的理由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在毛泽东领导下对弥补中国这500年的差距、对把中国从“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有所奉献，不无微劳，至少没扯后腿。就凭这就可以说，咱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这辈子没白活，没白到世上走这一遭。

　　但“普世公知”们不这么看：“1949到1976年这27年，他只干了这些事：整死有钱的人，整死有文化的人，整死有思想的人，整死家庭条件好的人，整死有教养的人，整死有理想的人，整死有骨气的人，整死有同情心的人，整死骨头硬的人，整死有道德的人。一句话，那27年，他从头到尾都在整人。”“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用27年迎头赶上500年的差距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奇迹、铁一般的事实被“普世公知”们三言两语就一笔勾销了。这正是“文人吃香”的特征：“干得好不如吹的好”、“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证明“文人吃香、中国遭殃”是铁规律了：如果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创造的那么了不起的历史奇迹都能被文人三言两语一笔勾销，那其他人的实干又算老几?同样能被文人轻而易举一张嘴就毁掉。今天的文人能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干得再好再出色也不顶他一张嘴，过去的文人同样能如此。通过今天的例子可以反推过去——可以想象，当年试图做实事、发展工商业、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人肯定少不了，但他们的一切努力肯定都象今天一样被当时的文人一张嘴就毁灭了，用主观夸张出来的在当时看来振振有词的“普世”理由一笔勾销了。当年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就是这样被文人断送的，中国人避免落后挨打的一切努力就是这样被文人破坏的。“文人吃香”使中国即使先进都免不了挨打，使中国从先进变为落后，落后之后更落后，眼睁睁走向毁灭而无能为力。

　　中国今日之文人即“普世公知”们如此仇恨毛泽东、贬低毛泽东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回顾历史，中国古代之文人、今日之“普世公知”从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从来只见他们骂人，不见他们干事。他们从来没有解决过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除了阻挠破坏外什么事也没干——重复一遍：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解决过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问题——他们解决了宋朝面临的抵御侵略的问题吗?解决了明朝面临的工业革命、全球贸易、向资本主义转型、抓住海权加火器的新军事革命的问题吗?解决了清朝面临的认清世界大势、亡羊补牢、社会转型、对外开放、保国救亡、抓住蒸汽机与铁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的问题吗?解决了民国面临的消除内战、统一国家、急起直追、跟上工业化总体战与内燃机革命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抗日救亡、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吗?一个也没有。不但没有，而且专门捣乱——最典型的例子是“普世公知”们借妖魔化义和团运动拼命宣扬“外国人代表先进文明”，结果直接导致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最终促使日本决策全面侵华。虽然他们整天除了自吹自擂就是“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但仔细一拉清单就能发现他们在历史上什么也没干。拯救了中国、统一了中国、在中国实现了工业化的是毛泽东，使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再无战争灾难的是毛泽东。任何办致力救国的人或者想致力救国的人都不可能那样污蔑毛泽东，都会承认毛泽东一点没错：要追赶错失几百年的历史机遇，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行——“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欲成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法。然而不否定毛泽东，不一笔勾销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任何实事求是的人都会说，毛泽东的成就证明没有文人“精英”也能把中国的事办好，可见文人并不高人一等，并不是“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为了“文人吃香”，必须打压一切干实事的。毛泽东干了那么多那么大的实事，不打压还怎么确保“文人吃香”?就冲他们嫉贤妒能的小肚鸡肠也非要把毛泽东踩到脚下不可。

　　不管过去之文人、今日之“普世公知”看起来如何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甚至懦弱敦厚、手无缚鸡之力，但历史无情，客观规律是“文人吃香，中国遭殃”，温良恭俭让背后是杀人不眨眼，是笑里藏刀蛇蝎心肠。正如鲁迅所说：“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普世公知”鼓吹的“普世价值”有两个不包括：不包括爱国主义，不包括民族主义。 “不包括”仅仅是字面上的，实际是两个否定：否定爱国主义，否定民族主义;真正的目标是两个禁止：禁止爱国主义，禁止民族主义。“普世公知”的无数文章讲话已经把这个老底说得一清二楚：

　　——“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马立诚)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祷告华夏优良传统品德的回归!铲除爱国贼!铲除爱国苍蝇!呼唤华夏传统美德!”(李剑芒：“方正县墓碑建的好!”)

　　——“一个人如果说他爱祖国，我觉得有点扯淡。爱祖国，还不如说爱地球爱天空呢。你见过祖国么?你感受过祖国的爱么?你跟祖国有怎样的情感交流?因为别人都说要爱祖国，唱着爱国歌，所以就跟风似地爱国，这有多傻啊”、“当汉奸比当国家干部还难”、“汉奸的出现，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汉奸言论亦无罪，因为它只是一种言论，而不是行动”、“任何不民主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国家”、“洋人不是来杀人民的，而是来打大清的”、“洋人打击大清，推动了历史进步”、“看色戒，当汉奸”、“清人入关与日本人入关，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投降是战争中的一种选择”、“与敌人妥协，甚至向敌国投降肯定是并不伟大的汉民族的一个选项。通过屈服甚至屈辱，获得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大家都当汉奸了，就不是汉奸了”、“爱国主义起于情感止于理性”、“只爱自己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就是狭义爱国，爱所有国家民族，则是广义爱国”、“爱别人国家如同爱自己国家，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家人，这就是一种博爱精神，只有确立了博爱精神，你自己与你的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爱”、“现代的爱国者很多，他们基本上属于画鬼的那一类画家”、“爱国者也就是画鬼者”(吴祚来)

　　——“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需要多视角对待殖民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朱学勤)

　　(注：注意朱学勤的提法：“我们沿海文明地带”——“我们”、“沿海文明地带”。什么意思?跟中国划清界限，跟中国人划清界限，跟中国文化划清界限。“你们”、“内地人”算什么东西?乡巴佬，土老帽，野蛮，愚昧，粗暴，低劣，跟“我们沿海文明地带”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一个范畴，不是一个归属，不是一个集合，根本不是一回事。难怪上海“精英”们早就宣布“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难怪朱学勤要反对国家认同，公然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号召我们放弃个人私利，成就民族国家的伟大;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与财产，说这符合国家利益，也从根本上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让我们牺牲个性，融入到更神圣的群体事业中，如此才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将学术和理论更多地与民族的荣光相联系，制造出各种民族的科学……这就是纳粹!”(贺卫方)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

　　——“古人无‘民族’意识，何来‘民族英雄’?”、“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据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其实根本不存在”、“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属实”(“腾讯历史”谌旭彬2011年12月21日)

　　——“民族主义是一种多余的想象”、“民族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找不到任何严格的依据来证明“民族”概念有存在的必要，它只是成为自我神化和党同伐异的借口而已”、“将同一个母亲的后代们分化为很多个‘民族’并且彼此攻击，也许是世间最无聊之事。”(“南方网”2010年8月10日13:39)

　　——“岳飞被冤杀，实际上是另有原因。说起来，很可能是他没有顾全大局”、“要知道打仗就是烧钱，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站住脚的南宋有能力大把烧钱吗?”“如果不控制战争节奏，江南的老百姓基本上快要搞窝里反，里应外合，迎接北方的金军(解放军)南下渡江了”(“人民网”王文剑“岳飞之死的另类解释”2013-05-26)

　　——“摆脱悲情情结”、“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换个角度看世界”、“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实际上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于2006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忌日前一周)

　　——“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并将越来越拓展其广度和深度”(中国青年报)

　　——“民粹主义已成当今中国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势，必须对之进行治理。思想理论界应当有意识地加大批判民粹主义的力度。政府对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应当按照国法政纪严肃惩治”(中国青年报)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

　　——“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永恒的主题。‘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只不过是历史上的皇帝用来套在你头上、骗你为他卖命的迷药而已”、“日本在近代史上有两次出兵中国帮忙打跑侵略者。第一次是1904年，当时东北被沙俄侵占，日本出兵东北，战死十万人，打跑沙俄。第二次是1914年，日本出兵青岛，打跑德国人。这两次，我认为：无论日本出于什么目的，中方于事后都应该付酬。即便大家骂我一百年汉奸，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天下没有白干活的”、“‘亡国奴’这个羞耻的概念，是皇帝和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通过洗脑教育、套在老百姓的头上、让老百姓甘心为皇帝和既得利益集团卖命的迷药和工具”、“作为一个科技、文化全面落后的国家，中国当时最合适的路，我认为也许应该是：先由英国全面殖民一百年时间。”(冯学荣)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

　　——“这个劣等民族从来不清算历史，所以历史就是灾难循环，举起刀子杀人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被刀子杀，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一直灌输的就是斗争仇恨”(凯迪猫眼看人“猫鸟兽”)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中国人出了毛泽东，如果一直不反省，不但不反省还无休无止地颂扬他，那这个民族也是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萧瀚)

　　——“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所有的集体，是个体组合起来的，没有千千万万个私有权的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有财产。以前我们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更正确的一个真理，是‘小河无水大河干’”。(陈有西)

　　(真正含义：小河优先大河，为了小河可以毁灭大河，为了个人可以毁灭国家，为了自己可以牺牲民族。)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主编许庆亮)

　　——“人权高于主权”：“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统治之下，你硬是要用专制手段去统治他，有什么意义?现在分裂，你认为我们会被谁占领?美国么?会被谁屠杀?日本么?别再拿鬼话来吓唬我们了，我们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1亿广东人公投独立与否结果必然要尊重和实现，没有这个前提，不要谈民主”、“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凯迪网络)

　　……

　　我从没见过哪个“普世公知”肯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从没见过哪个“普世公知”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不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普世公知”满口“爱”，却最恨“爱国家”、“爱民族”，特意发明了“爱国贼”这一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罪名，谁讲爱国，马上扣上“爱国贼”的大帽子;谁讲民族主义，马上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大帽子。“普世公知”就这样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全部打翻在地，变成了十恶不赦。

　　(当年汪精卫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是为了“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还不敢肯定“卖国”。如今的“普世公知”用“普世价值”一下子就来了个釜底抽薪乾坤大挪移——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根本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卖国顿时变成了正义，爱国顿时变成了罪行，汉奸卖国贼顿时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爱国者顿时变成了“爱国贼”，是非曲直顿时就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普世价值”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普世公知”们说，因为纳粹法西斯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以谁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谁就是纳粹法西斯。照此逻辑，纳粹法西斯还最先搞出火箭导弹喷气式飞机呢，是不是谁跟着搞火箭导弹喷气式飞机谁也是纳粹法西斯?“普世公知”们整天照抄纳粹法西斯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没完没了地重复“饿死三千万”、“共产党杀人X千万”之类谎言，他们难道不比法西斯更法西斯?(所谓“饿死三千万”之类全是“普世公知”的鼓噪夸张，毫无铁证——什么叫铁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死要见尸”——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尸体哪儿去了?当年纳粹德国拼命焚尸灭迹都没能消灭大屠杀的罪行，中国如果当真饿死三千万，如此数字惊人的尸体，又没条件烧掉，岂能没有大批的“万人冢”、“白骨堆”?岂能消灭得一干二净毫无痕迹?可“普世公知”叫唤了这么多年，找到过哪怕一个万人坑没有?世界上哪有规模如此之大又如此干净利落彻底的毁灭罪证?明摆着是凭空捏造。“活要见人”——如果当真那么大规模地饿死人，同一时期的活人也必定饿得个个皮包骨头，跟纳粹集中营饿得活死人一般的幸存者差不多。谁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就让谁把自己和自己亲属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59、1960、1961、1962年照的未经加工的原始照片公布于众，让大家拿来跟纳粹集中营幸存者饿得皮包骨头的照片一对比，挨饿没挨饿、是不是饿得半死不活一下子就一目了然，比什么文字夸张都管用。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的“普世公知”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在毛泽东时代不可能一张照片都没照过，起码得有工作证学生证的证件照。如果推三托四拿不出来，那就证明心里有鬼，证明是造谣惑众。这就是唯物主义者的法子——直截了当用人人都能懂的客观事实客观证据说话，让人们自己分析对比得出结论。“普世公知”们那样故弄玄虚左推右算引经据典来“证明”“饿死三千万”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法子——用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主观夸张来忽悠一切，只许人们听他们的。他们没完没了地重复“饿死三千万”，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既不能用“饿死三千万”的尸骨为证，又不能用货真价实未经加工的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毛泽东时代的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照片为证，更不能/不肯/不敢让人们看到自己和自己亲属在毛泽东时代的照片。所有这一切些证明他们的“饿死三千万”完全是撒谎，完全是照抄纳粹法西斯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纳粹法西斯是侵略者，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侵略别人的工具。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被侵略者，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凝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武器，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混为一谈完全是蓄意捣乱胡搅蛮缠——爱国是一回事，以爱国的名义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侵略扩展是另外一回事;治病救人是一回事，以“治病救人”的名义招摇撞骗谋财害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人以“治病救人”的名义招摇撞骗就禁止治病救人，因为有人以“爱国”的名义敲诈勒索侵略扩张就禁止爱国，不是蓄意捣乱破坏又是什么?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证明“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一点也不“普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在日本全面侵华之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再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得到全国人民一致赞同。这证明在民族危机面前，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同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证明爱国主义真“普世”。除了中国的“普世公知”，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主流舆论无不认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尼克松访华首先声明，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世界各国，领导人不管是总统还是皇帝，没有谁敢声称不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这本身就证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通行世界的正面价值。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承认自己这个国家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承认国人当内奸卖国合法。相反，几乎所有国家都立法规定爱国是一种强制性义务。美国有“爱国法”，俄罗斯有“爱国法”，无数大小国家地区都有“爱国法”，唯独中国的“普世公知”坚决反对中国有“爱国法”。他们不但坚决反对爱国合法，而且创造出“爱国贼”、“带路党”、“人权高于主权”等一系列穷凶极恶，在这个世界上堪称“蝎子尾巴——毒(独)一份”，哪有半分“普世”?

　　“爱国有条件”、“国家可爱才爱国”、“国家民族是虚的，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实的”、“要人权不要国家”之类是“普世公知”彻头彻尾的诈骗和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他们所谓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才都是虚的——都是主观感受、主观夸张、抽象空洞、随时可变，可以任凭“普世公知”们随嘴说了算：怎么算“民主”?怎么算“自由”?怎么算“人权”?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同一个人的解释也随时随地说变就变——叙利亚反对派公开吃人，中国的“普世公知”们照样称之为“民主斗士”，从来不说这是侵犯人权、不人道、破坏自由、破坏民主。可见“普世公知”们的“民主”、“自由”、“人权”全是没什么客观标准的东西，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而“国家”、“民族”是实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国家”、“民族”是舞台，是硬件;“民主”、“自由”、“人权”之类是戏剧，是软件。没有舞台承载，戏剧无处发挥;没有硬件支撑，软件无立足之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人将不人。记得南京大屠杀教训的中国人都明白这一点。记得纳粹大屠杀教训的犹太人更不含糊——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犹太人为什么非复国不可?如今世界各国犹太人的日子普遍不比当地人、一般人难过吧?为什么他们还要普遍支持以色列复国?为什么非要为犹太人争个国家争个主权出来?既然“人权高于主权”是“普世价值”，为什么犹太人不老老实实留在原来居住的国家享受人权，却非要跑到遍地沙漠战火纷飞的地方闹主权?为什么犹太人连两千年多前丢掉的主权都不放弃、都要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眼前最大的人权——生命?难道犹太人蠢?当然不是。这是人家几千年的血的历史教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教训：“没有国家就没有民族”、“没有民族就没有个人”、“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普世公知”们如果当真相信自己有真理，那就应该先让以色列接受你的“人权高于主权”这“普世价值”再说。做不到，就证明你的“普世价值”是胡说八道：没本事让犹太人不接受的东西，为什么非要中国人接受?放着以色列这“主权高于人权”的典型不敢碰，专门向中国人推销“人权高于主权”，明摆着是欺负中国人，明摆着是巴不得中国人也象历史上的犹太人一样饱尝无国可投、到处流离失所、受尽欺凌歧视甚至被系统灭绝的滋味。

　　最新的例子是斯诺登事件：斯诺登出来揭美国政府的老底，坚持的是“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政府通缉斯诺登，坚持的是“主权高于人权”。斯诺登事件一出，整天叫嚷“人权高于主权”的中国“普世价值”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对美国政府的“主权高于人权”说半个“不”字。这充分说明他们的“人权高于主权”是认人的，专门冲着中国，决不敢惹美国，专项专用，一点也不“普世”。

　　“普世公知”鼓吹的“普世价值”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处处是假——真正“普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全砍掉了，留下的“民主”“自由”、“人权”之类全供自己专用，根本不准普通老百姓沾边，毫不“普世”：

　　——满嘴“民主”，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不能一人一票”。老百姓敢说半个不字，马上一顶大帽子：“民粹”——“民粹主义已成当今中国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势，必须对之进行治理”。这足见“普世公知”的“民主”是“精英专用”，老百姓根本没份。如此专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哪有丝毫“普世”?

　　——满嘴“自由”，却扼杀一切左翼刊物、关闭左翼爱国网站、解聘批评“公知宪政”的教授。吉林“民营企业”一次烧死120人，工人平时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整天被反锁在车间里，大难临头连逃命的自由都没有。全国同样毫无自由的工人不知有多少。对如此规模巨大无法无天的剥夺自由，“普世公知”从来不吭一声。这证明他们的“自由”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自由，与普通老百姓无缘;证明“普世价值”的“自由”是“资本自由”，不是“自由是普世价值”，而是“资本自由是普世价值”;资本主义世界不是“自由世界”，而是“资本自由世界”：有资本者有自由，无资本者无自由;资本越多，自由越大;资本越少，自由越小——工人没资本，所以不但没有上厕所的自由，而且没有火灾时逃命的自由。如此专供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哪有丝毫“普世”?

　　——满嘴“人权”，却只承认少数“精英”的人权。为个把“公知”能嚎上天，对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的死活无动于衷——为林昭大吵大闹，为张志新大吵大闹，为刘晓波大吵大闹，为艾未未大吵大闹，为“流氓燕”大吵大闹……对吉林一把火烧死的120个工人无动于衷，对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仓库大爆炸中死伤的800余工人无动于衷，对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火灾中因工厂紧锁大门窗户无法逃脱而烧死的87名女工无动于衷，对1993年12月13日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福纺织品有限公司火灾烧死的61个工人无动于衷，对死于黑砖窑、黑煤窑的工人无动于衷……对全中国“改开”以来死于资改私化的资本集中营里无数工人一概无动于衷。贺卫方们对“民营企业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资的罪行足足三十多年没吭过一声，“恶意欠薪罪”草案刚出来一天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坚决反对：“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这一切足以证明“普世公知”只承认少数“精英”的人权，不承认老百姓的人权;老百姓的生存权不包括在“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范围内。如此专供少数人享受的“人权”，哪有丝毫“普世”?

　　——满嘴“法治”，却公然包庇开脱行凶杀人制造暴乱的疆独恐怖罪犯：“不是任何民众对政府的抗议都是分裂，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时也需展示确凿证据并经司法判决才能认定为分裂。贵州瓮安、湖北石首也出现过火烧政府大楼或警民冲突，但都未认定为恐怖或分裂。维吾尔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和平抗议权。制造敌人非明智”、“不是所有暴力行为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容不得任何理性声音是我族近代以来之大患。奈何。”(贺卫方)——凌晨5点多，抡着大刀、拎着汽油不分男女老少、不管汉族维吾尔族见人就杀，一口气杀害二十多人，这还叫“和平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求等着“展示确凿证据并经司法判决才能认定为分裂”，这不是等于强迫警察军人在暴力袭击面前放弃武装束手待毙等着挨宰吗?贺卫方怎么不敢对美国说，911事件、波士顿爆炸事件是“和平抗议”、“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时也需展示确凿证据并经司法判决”才能认定为恐怖袭击?怎么不敢说美国没获得联合国授权就攻打伊拉克违反了“程序正义”?萧瀚号称“法律专家”却公然鼓吹暴力恐怖：“制度无权杀人，个体有权复仇。我赞成孩子的父母手刃仇人 ——包括他们聘请的复仇代理或替天行道的侠者，但坚决反对死刑”、“我奉行‘恶猜公权，善待私权’原则，对暴力亦然：未经民主合法授权的公暴为非法暴力，在具体实施时，唯具有现场正当性的可酌情赞成，其他一概否定;对待私暴，支持一切与入侵者暴力程度基本对等的自卫或复仇的非侵略性私人暴力，针对伪公权暴政的反击性暴力尤其支持”、“对于一个专事迫害人民的政府，暗杀恶官酷吏是低成本、有效的良法”、“当代中国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定点精确复仇学”、“理解不了暴力回击暴政的私力救济，被奴役就没什么冤枉的”、“只要我活着，我就是个反垬人士”(萧瀚)、“对于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案，鉴于案件具体细节，比如他反复警示旁人‘有炸弹，离远点’，我认为，其行为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更不构成恐怖主义犯罪”(自由播哥)。这一切不但证明“普世公知”的“法律”、“法制”全是骗人的东西，证明他们已经明目张胆跟恐怖组织同流合污，而且证明“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法制”、“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都全是任凭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随便解释、说变就变、毫无章法的信口开河。如此专门保护少数人、愚弄多数人的“法制”，哪有丝毫“普世”?

　　“普世公知”说，他们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价值”——真稀罕，一个不要国家、不要民族、把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妖魔化、一张口就把成亿成千万的老百姓变成“改革代价”、整天辱骂老百姓是“愚民”、“暴民”、“刁民”、“屁民”、除了自己谁的死活都不管的群体居然在关怀全人类——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不要了，十几亿人的生存都牺牲掉了，却突然声称要为“人类共同价值”寻死觅活——卖人肉包子的声称自己一贯“行善积德、从不杀生”、开妓院的宣布自己一贯“保护妇女、捍卫道德”：滑稽不滑稽?恶心不恶心?

　　“普世公知本性须知”第一条：撒谎成性——记住：这是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群体;是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私利毫不犹豫牺牲国家、牺牲民族、牺牲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群体;是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只会骂人、不会干实事的群体;是不许爱国、不许爱民、不许爱民族、只许对“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群体;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私利不择手段的群体;是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的群体;是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没有实际解决过过任何中国社会任何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毫无促进作用的群体(工人、农民、军人、自然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用自己说人们就知道。而“普世公知”对社会发展的用处谁知道?答曰：“普世公知”——除了“普世公知”自己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谁知道他们对社会发展有什么用处?);是一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导致中国落后挨打几乎灭亡的群体;是完全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谋生的群体——“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撒谎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司空见惯，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撒谎，而是为什么不撒谎——撒谎才正常，不撒谎不正常。对于老百姓来说，永远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不撒谎，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会自动说实话。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传递的任何一个信息未经核实之前都绝不可信。他们大肆鼓吹的“普世价值”当然不能例外——“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不但处处有猫腻，而且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普世公知”的“言论自由”是骗局。即使西方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普世公知”们千方百计宣传的那样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内容如何后果怎样、谁也管不着、谁干涉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为所欲为。尽力帮助陈光诚到美国的美国外交关系谘询专家柯恩Jerome Cohen告诫陈光诚：“必须明白言论自由是有后果的。你在美国可以说任何话，但你要知道说的话很可能反过来咬你一口。”“人民网7月10日讯：据《每日邮报》报道，在社交网站上威胁杀死200名美国学生的英国男子被判入狱两年零四个月”——这证明“普世公知”大力推崇的西方“言论自由”实际是有条件的，“言论自由”跟“后果责任”是紧密相联的。“说话要负责”、“敢说要敢当”、“说的话很可能反过来咬你一口”——“你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指控你”。这一切说到底是“言论自由有制约”，根本不象中国“普世公知”描绘的那样，“言论自由”无任何制约，“言论自由”=“诽谤自由”=“造谣自由”=“诬陷自由”=“用言论犯罪自由”。象捏造罗援、戴旭宣扬“轰炸东京”、大肆围剿、明目张胆污辱人家“人类公敌”、无中生有诬陷罗援“逃兵”等等人身诽谤，要是按照美国“言论自由是有后果的。你要知道说的话很可能反过来咬你一口”等言论自由的规矩办，那些明目张胆造谣诽谤罗援、戴旭的“普世公知”一个都逃不掉，都得吃官司。然而实际结果呢?虽然已经证明“罗援、戴旭宣扬轰炸东京”、“罗援是逃兵”纯属谣言，但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人身侮辱他们的“普世公知”们没受丝毫惩罚，甚至连道歉都没有。这如何不鼓励他们今后继续肆意凭空诬蔑诽谤别人?这样的“言论自由”难道不是中国“普世公知”蓄意编造的骗局?——这种不负任何责任、肆意诬陷、肆意诽谤不叫“言论自由”，而叫“战争宣传”，是对付敌国的作战方式。“言论自由”只要不是被当成对待敌国的作战武器而是用于本国内部，就一定有制约。西方国家鼓吹“言论自由”，但其内部的“言论自由”有底线——不危害国家安全，不危害民族生存。中国“普世公知”的“言论自由”没有这个底线，因为他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敌，用对待敌国的办法对待中国和中华民族。既然把“言论自由”变成对敌作战武器，当然不肯有任何限制。

　　——“普世公知”的“法制”、“宪政”是骗局。法制起码的一条是“未经审判不得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罪”。而“普世公知”强加于人的“饿死三千万”、“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等等大得吓人的罪名经过谁的审判?有什么铁证?全凭“普世公知”一通紧锣密鼓文字夸张煽动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就算“板上钉钉”了。这算什么“法制”?法制另一条常识是“谁指控，谁举证”。而“普世公知”呢?指责共产党“饿死三千万”、“犯了反人类罪”，却拿不出证据，反而要共产党自己拿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开放挡案”，拿不出就是“蓄意隐瞒”、“销毁罪证”。世界上有如此无赖的“法制”吗?“普世公知”口口声声“三权分立”、“多党制”、“一人一票”，说这是“宪政”。然而中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共产党领导，根本没有“三权分立”、“多党制”、“一人一票”的规定。“普世公知”们马上宣布现行宪法不“宪政”，不能算数——口口声声“程序正义”，一旦不合自己胃口，马上一通文章就把现行宪法废了，连修宪都懒得费那个事。“普世公知”的主观鼓噪比宪法都大，比人大都横——这叫什么“法制”?什么“依法办事”?什么“程序正义”?这难道不是骗局?

　　——“普世公知”的“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最大的骗点：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民主高于一切”、“民主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民主”、“为了民主可以牺牲一切”……

　　“民主”是一种人为定义的行为方式和程序，是纯主观行为。把民主当目的，民主高于一切，就意味着主观与客观脱钩、主观行为不受客观实际的约束、主观行为高于客观实际，就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只有宗教仪式才只要主观不要客观、只需要主观意识的检验、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结果无所谓，教义最重要”;只要符合宗教教义仪式程序，病人治死了就治死了，仗打败就打败了;磕头下跪有什么实际用处不管，只要一丝不苟符合三叩九拜的“礼数”，瞎耽误功夫就瞎耽误功夫，劳民伤财就劳民伤财;实际效果不管，只要符合“民主”定义仪式程序，国家毁了就毁了，民族亡了就亡了。既然只有主观检验标准没有客观检验标准，那一切就完全凭主观的夸张，谁掌握宗教教义的解释权谁说了算——合不合乎宗教教义，祭司神父教皇说了算;民主不民主，“民主斗士”说了算。因为不要客观限制、一切全凭主观夸张，“民主”不“民主”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什么符合自己的利益需要，就说什么是“民主”——今天说，民主必须“自由选举、一人一票”;明天说，民主就是“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不能一人一票”。昨天欢呼埃及“阿拉伯之春”推翻穆巴拉克、自由选举是“民主”;今天欢呼埃及军队政变推翻“自由选举”的政府是“民主”——“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民主，不能仅看是否民选，更要看掌权者是否信仰民主普世价值”、“穆尔西政权虽然是民选的，但也不民主。信仰民主普世价值的军方推翻反对民主普世价值的民选总统是民主的胜利”(丛日云)、“即使是民选的穆尔西的话，他也并没有吸收民主的养分”、“虽然他是民选的，但从他的身上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威权和专制的影子”，因此埃及军队政变“是一个比较好的政变”，因为可以让埃及的民主进程“回到我们埃及自己的原点”(闾丘露薇：埃及军事政变具有双重性，凤凰卫视2013年7月6日《新闻今日谈》)——看看这判断标准：民主不民主“不能仅看是否民选，更要看掌权者是否信仰民主普世价值”：如何判断“是否信仰民主普世价值”?这不是玄而又玄、完全没谱的事吗?根本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完全凭主观夸张主观臆断判断，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种判断，哪种判断算数?那当然只能按照自己的利益爱怎么说怎么说。这样的“民主”难道不是任凭“民主斗士”任意瞎编的神话?(就凭这就可以知道，即便中国搞了“自由选举”，人家照样能随便找个借口不认帐，说推翻就推翻：“极左操纵选举”、“共产党余毒未消”、“祖先干过共产党，不可能信仰民主普世价值”……)

　　任何宗教只要教义高于一切，只要允许为了教义牺牲一切，那就等于允许垄断教义解释权的人以宗教的名义做任何事，宗教就成了邪教——宗教裁判所的大爷们说谁是魔鬼谁就是魔鬼，拉出去就烧;“民主斗士”说谁不民主谁就不民主，说打倒就打倒;在“民主”的名义下想干什么干什么：以“民主”的名义抢劫，以“民主”的名义压迫，以“民主”的名义侵略……为了“民主”，可以把地球都拆了。

　　“普世公知”说，西式民主最公平正义，是“普世价值”。不对。这套游戏规则确保有话语权的人必胜。虽然选票掌握在投票人手里，投票人的思维却掌握在别人手里——思维决策离不开信息。社会越现代化，人获得的直接信息比重越少，间接信息比重越大。社会上任何人的间接信息来必自周围的媒体舆论大环境。控制了媒体舆论就能控制投票人所处的信息大环境;控制了投票人的信息大环境就能控制投票人的思维决策，就控制了投票结果：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在一定时期内压制“存在决定意识”，强行制造“意识决定意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利用“民主选举”的 “选民在投票瞬间的意识决定一切”的游戏规则操纵选举结果：“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

　　“普世公知”拼命鼓吹西方式“民主选举”，是因为他们能操纵媒体和舆论——能凭嘴巴笔墨就凭空捏造出“饿死三千万”;能把做了无数实事的毛泽东变成恶魔、把天大功劳一笔勾销变成天大罪恶;就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实事的“普世公知”变成“领导阶级”，那他们凭嘴巴笔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操纵舆论操纵选举又有何难?“民主选举”是他们操纵自如的游戏规则，能确保他们稳操胜券。

　　把民主当目的意味着使民主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民主的真正用处是让吃民主饭的人满意，在中国就是让“普世公知”们满意。如何让“普世公知”满意?“文人吃香”——中国至少自宋朝以来的基本国策就是“文人吃香”。回顾这段历史，没见几个文人不满意。结果：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只要把民主当目的，使民主跟客观的东西——国家强大、民族生存毫无关系，那历史的结果就仍然是“文人吃香”，仍然是中国遭殃。

　　“普世公知”不在乎中国遭殃，不在乎中国灭亡，但中国老百姓在乎。对“普世公知”来说，中国灭亡了无所谓，甚至更好，因为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他们，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他们。“存在决定意识”，“普世公知”的这种存在决定他们不在乎“民主是目的”导致国家灭亡。中国老百姓没有这种退路。中国老百姓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得出血的教训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普通老百姓要生存就必须有国家保护，就必须使民族强大，就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强大放在首位，其他一切，包括民主，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换句话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既然民主是手段，那就必须服从目的的需要，国家民主利益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就用什么样的手段，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就采用什么形式的民主，一切以客观目标的实际需要为转移。

　　强国富民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要害是必须正确，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民主作为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必须讲求实效，必须确保通过民主获得正确的决策，标准不是大家满意与否，而是决策正确与否，结果有效与否。只有毛泽东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才能实现这点，“普世公知”鼓吹的西方式民主做不到。道理很简单：要通过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这民主就必须是双向的，不仅自上而下，而且自下而上，充分交流协商才能集思广益。而“普世公知”主张的“民主”是单向的，不管是写文章、做演讲、开大会，都是“普世公知”向老百姓灌输，老百姓根本没机会表达意见。这样的“民主”实际最独裁——开大会做演讲，只有台上的人能说话，底下的人只有听的份，全是单向灌输，哪有发言的机会?这种表达民主的形式本身就决定了“单向灌输”的结果。只要是采取开大会做演讲写文章这种形式，就只能是这种结果——名为“民主”，实为独裁。所以毛泽东早就指出：“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井岗山的斗争)

　　结论：“民主是目的”是骗局。西式大轰大嗡的“竞选民主”不是民主，是最有利于“公知”的游戏规则。尤其在中国“普世公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彼此勾心斗角的条件下，那种“民主”不失控是不可能的。

　　不拉清单不知道，一拉清单吓一跳：“普世公知”单凭舞文弄墨和三寸不烂之舌就推翻了常识，让中国知识界和一大批年轻人不但以为“火车就是推的，牛皮就是吹的”，而且以为历史都是吹的——凡有点常识就能懂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嘴很容易，实干很不容易;评论历史很容易，创造历史很不容易;评论战争很容易，赢得战争很不容易。让只会纸上谈兵评论战争的人去真刀真枪指挥战争，别说赢得战争，就连赢得一次战斗都没戏。赢得战争的人比评论战争的人了不起，创造历史的人比评论历史的人了不起，实干的人比卖嘴的人了不起。评论别人谁都能干——“普世公知”评头论足是评论别人;长嘴婆娘街长里短搬嘴弄舌也是评论别人。说“普世公知”评头论足评论别人了不起，跟说长嘴婆娘街长里短搬嘴弄舌了不起本质没区别。“普世公知”楞把这个常识颠倒了过来：干实事没什么了不起，街长里短搬嘴弄舌议论别人才了不起——他们用笔和舌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里，里边的一切都跟现实世界反着来：“好人不做事，做事没好人”——跟毛泽东干实事的人没一个好人，“普世公知”那样什么事不干的全成了圣人;“吹牛最伟大，实干最渺小”——按常识，评价历史一个人就能干，创造历史则非无数人共同努力不可。舞文弄墨评论战争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能赢得战争的人从来没多少。能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军队、无师自通从战争中学会战争、指挥千军万马赢得战争的人呢?自古罕见。能在建立军队的同时把自古以来一盘散沙的几亿中国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到一起艰苦奋斗、领导中国人27年迎头赶上500年的差距、使中国大陆自1949年之后再无战乱、实现工业化、使中国迈过最难的一道坎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濒临灭亡变一跃为世界强国的人呢?天下唯毛泽东一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是比登天还难的丰功伟绩，换了别人谁都做不到。创造历史的人永远比评价历史的人了不起。而“普世价值”们编造的虚拟世界则一切相反，评价历史的人比创造历史的人了不起——不要证据，不管逻辑，不顾实际，完全凭“普世公知”的主观夸张舞文弄墨，就把毛泽东为中国做的无与伦比的天大贡献一下子全盘否定、一笔勾销、变成天大的罪状;就给共产党毛泽东按上“饿死三千万”的“反人类罪”;就彻底否定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颠覆了中国近代史，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成了正义的“传播先进文明”、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变成了邪恶的“落后文明抗拒先进文明”;就彻底否定了中国存在的必要和中华民族生存的必要，让“战乱比和平好、分裂比统一好”的叫嚣肆无忌惮：“为了民主，流血暴力是必要的”、“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优胜劣汰，劣等民族不配生存”、“反民主的民族素质低劣不配存在”……;就把从来不干实事、不劳而获、对社会发展毫无贡献、没有解决过中国社会任何实际问题的“普世公知”变成了“领导阶级”、“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把“普世公知”几十年来“顶层设计”两极分化、腐败有理、改革代价、国有资产流失等造成中国社会大分裂、大灾难、矛盾大激化的天大责任赖个精光，全部推到“共产党领导”的头上，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义正词严地以“政治改革”的名义逼共产党下台……

　　长嘴婆娘到处搬嘴弄舌议论别人，算什么本事?“普世公知”到处评头论足褒贬别人，算什么能耐?二者其实是一路货，只是长嘴婆娘不会把自己的行为说成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而已。

　　“普世公知”颠倒黑白推销“普世价值”骗局的王牌伎俩是什么?

　　第一，步步蚕食，得寸进尺，逐步升级。

　　当年希特勒每次都说，眼前这回是他最后的要求，只要满足就再也没问题了，一切万事大吉：只要纳粹党上台、只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只要进军莱茵兰、只要并吞奥地利、只要占领苏台德——“捷克问题是他要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只要占领但泽——“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泽归还德国。走廊的命运由公民投票决定”…… 但每次一得手就立刻提出新要求，如此得寸进尺，步步蚕食，循环反复不已，最后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也如此：每次都说，眼前这回是最后的要求，只要满足就再也没问题了，一切万事大吉，但每次一得手就又立刻提出新要求——一开始是“一包就灵”，然后是“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改革代价”，然后是“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私有制一入宪就灵”、“一物权法就灵”、“消灭公有制”、“MBO”、“全民炒股”、“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产业化”、“市场化万能”、“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治改革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一切问题的障碍”、“宪政”、“多党制”……以“治病救人”为开始，以“杀人灭口”为结束——以“改善公有制”为开始，以“消灭公有制”为结论;以“先富起来”为开始，以“中国贫富差距无与伦比”为结果;以“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为开始，以“共产党下台”为归宿——如此得寸进尺，步步蚕食，循环反复不已，直至苍蝇变成大象，癌细胞全身扩散，如今终于自以为羽翼丰满，公然向共产党直接逼宫，要发动全面大战了。

　　第二，挂羊头卖狗肉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公知”的本性是撒谎成性，撒谎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他们的“普世价值”处处有猫腻，最常见的猫腻是挂羊头卖狗肉，专门玩弄文字游戏制造“名不符实”，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做手脚。比如把“公知独裁”说成“民主”;把“战争宣传”说成“言论自由”;把“只许公知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成“法制”。不明白这移花接木、冒名顶替的把戏，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听他说要民主就当真以为他在为老百姓争民主;听他说要言论自由就当真以为他在为自己争话语权，哭了半天还不知谁死了，拼死卖力倾家荡产帮人家搞“公知独裁”还以为是在为自己争权益——教训：千万别对“普世公知”说的任何东西顾名思义想当然，一定要仔细分析核对调查研究，亲自判断出他们的真正用意——永远没有理由假定“普世公知”不撒谎，永远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会自动说实话，永远没有理由相信他们。

　　第三，邪教式疯狂

　　“普世公知”最本质的东西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第一，客观世界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自己主观承认与否。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存在也不存在;自己满意的东西，不存在也存在——毛泽东的不世功勋一笔就勾销了，“饿死三千万”一张口就编出来了;太阳有没有，全凭一张口;地球转不转，公知说了算。第二，衡量一切的标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主观感受——“民主高于一切”、“自由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社会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生存和幸福才是永恒的主题。‘国家’、‘民族’不过是迷药而已”、“不民主的国家不应存在”……“国家”、“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是没什么客观标准、说变就变的东西，而且实际是以“公知”满意为标准的东西(比如“公知”说了算才是“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是“民粹”，就休想使“公知”满意)。不管别人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只要“公知”们不满意，那就永远不“民主”。而“公知”们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你满意了，他不满意;今天满意了，明天又不满意了，仍然不算数，仍然不“民主”。这就使判断是非只有主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只能一切围着“公知”嘴巴团团转，什么也别想干成——“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光顾了让“公知”文人满意了，中国就只有落后挨打了。

　　主观唯心主义走火入魔就是跳大神——整天念念有词，把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完全由自己解释发挥东西说成“神的旨意”、“绝对真理”，强迫别人接受照办;再进一步就是宗教裁判所——说谁是魔鬼谁就是魔鬼，拉出去就烧掉，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审判，完全凭掌握了裁决权的“神的代表”随心所欲;登峰造极就是邪教——整个世界非黑即白，凡不符合邪教教义的一概否定，一概消灭。“普世公知”们整天嘲笑义和团疯狂，吃符念咒搞迷信，不问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毁。但他们自己比义和团更疯狂——当年义和团不过在1900年闹了半年左右的吃符念咒之类迷信。而“普世公知”迄今还在闹这一套，还在象吃了符念了咒瞪红眼吐白沫狂呼“刀枪不入”一样狂呼“自由民主”，象见了不合胃口的洋货就砸一样见了不符合他们的“民主”的东西就一概否定、一概毁灭：“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民主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这是浓硫酸脱水的逻辑：浓硫酸判断一切的标准只有一个：“水”——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绫罗绸缎还是皮肤肌肉，一概按“水”与“非水”分开，是“水”才要，不是“水”一概不要。结果：腐蚀一切，毁灭一切。“普世公知”的“民主邪教”也是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劲：判断一切的标准只有一个：“民主”——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一概按“民主”与“非民主”分开，是“民主”才要，不是“民主”一概不要;如同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疯子，非友即敌，其他一概不论。结果：否定一切，破坏一切——“为了民主，可以牺牲国家”、“三百年殖民地”、“爱国贼”、“带路党”……

　　鲁迅说：“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同样，“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民主，亦不过其一而已。

　　不过“普世公知”如今闹“普世价值”不仅仅为了“济私助焰”，而是为了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他们的“顶层设计”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自己也知道后果严重，形势危急，自己罪责难逃。为了推卸责任逃避惩罚，所以要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但“普世公知”光说不干、极端孤立，没力量也没胆量赤膊上阵直接干。要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就必须靠阴谋诡计借力打力。借力打力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陷入大动乱、大分裂、大内战。要使中国陷入陷入大动乱、大分裂、大内战，就必须消灭一切能凝聚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在“普世公知”们通过“顶层设计”妖魔化了毛泽东、打掉了公有制、分裂了中国社会、使腐败泛滥成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不满日益加剧的今天，中国维系中国统一、抵御中国分裂的软力量主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硬力量是共产党的领导。“普世公知”大闹“普世价值”为的就是一举打掉这三大维系中国统一的最的力量，让中国大分裂大动荡。鼓吹“普世价值”实际是一箭三雕：第一，推卸责任倒打一耙;第二，消灭爱国主义，消灭民族主义;第三，消灭共产党：

　　——推卸责任倒打一耙——祭出“普世价值”的法宝，“普世公知”一下子就把自己几十年祸国殃民的“顶层设计”的责任推了个精光，而且反咬一口：中国出了那么多问题不是因为我使坏，而是因为你共产党没彻底反毛，没搞“普世价值”。要收拾烂摊子就必须按“普世价值”搞“政治改革”，绝不可追究我“顶层设计”的责任。

　　——消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不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肯定“普世公知”本身就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否定。“普世价值”香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然就臭了;“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然就销声匿迹了。因此提倡“普世价值”就等效于消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消灭共产党——认同“普世价值”就意味着认同“多党制”、“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就推翻了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

　　光“共产党下台”还不算完。肯定了“多党制”、“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就否定了“共产党领导”，就否定了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否定了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否定了共产党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共产党从指导理论就错，从一诞生起就错，根本就不该成立，还有什么资格存在?况且“普世公知”早已深谋远虑地用“饿死三千万”给共产党安上了“反人类罪”的大帽子，堵死了共产党下台后的一切生路，为全面彻底取缔共产党布下了天罗地网——光凭这“反人类罪”，就可以把共产党定性为“纳粹恐怖组织”、“犯罪组织”，就可以让共产党彻底完蛋，永世不得翻身——“反人类罪不可宽恕，不可赦免，没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清算他们”、“张开一张大网，只要身居网中，即表明其有罪”、“不必去大海捞针逐个证实每个成员都是罪犯，进行几乎不可能的工作”、“上到将军，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参与了犯罪的一般民众也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有了这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共产党今后还想立足?还想竞选?还想“普世价值”?别说当什么执政党、宪政党，连作为政党继续存在资格都没有，连当普通老百姓的资格都没有，连苟且偷生的资格都没有——“普世价值”表面冠冕堂皇：“宪政”、“政改”、“多党制”、“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实际杀机凶狠：“共产党下台”、“剿灭共产党”。

　　用“普世价值”把共产党赶下台仅仅是第一步。“普世公知”的真正目标是灭亡中国——雪崩一旦开始，大崩溃必定接踵而来。看看前南斯拉夫的例子：“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在铁托时代，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张维为：别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5882.html)

　　为什么“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这是“民主竞选”的一条客观规律，“普世公知”绝口不提的客观规律：“逆向竞争”——竞选必须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谁会投你的票?竞选必败无疑。靠自身成就引人注目不易，靠攻击别人引人注目不难。证明自己正确不易，证明别人“错误”不难。通过证明“错误”把选票从对手那里赶走比自己骚首弄姿吸引选票更容易更有效。而只要把选票从对手那里赶走，就等效于给自己吸引了选票。这就是“逆向竞争”：不靠实干成绩竞争，而靠打击别人竞争;用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越没本事没成绩，越离不开“逆向竞争”(这种“逆向竞争”往往身边就有——没真才实学的靠阴谋诡计造谣中伤把有真才实学的打下去，自己爬上去。)——“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一大堆没什么区别的政客混在一起，靠什么证明自己?如果靠说漂亮话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点可说的，千篇一律只能把人们烦得要死。只有攻击诬蔑妖魔化对手才能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靠成就和魅力吸引选票不如靠恐惧和仇恨驱赶选票。这种招术你会干别人也会干，人人争先恐后变本加厉，结果必然是制造仇恨和对立。历史上凡野心家阴谋家无不靠煽动盲目仇恨的“逆向竞争”来赢得“民主选举”——希特勒靠煽动对共产党和犹太人的盲目仇恨上台;美国政客靠煽动对中国人的盲目仇恨、制造“排华法案”争取选票，麦卡锡靠煽动对共产党的盲目仇恨和恐惧红极一时;陈水扁靠煽动对“外省人”的盲目仇恨执政;前南斯拉夫的2百多个政党靠煽动盲目民族仇恨生存……

　　前南斯拉夫如此，中国如果按“普世公知”的“民主竞选”也必然如此——“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呢?别看“普世公知”们个个神气活现，就凭他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文人相轻”的德性，从来一个不尿一个，整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翻脸比翻书都快，制造敌人比制造粪便都随便，他们能有多少凝聚?有多少人会追随他们?一搞“多党制”，一千个“普世公知”很不能弄出两千个政党来。政党遍地，政客多如牛毛，个个彼此彼此，如何分出高下?要证明自己强就得拿出事实来。“普世公知”们从来不干实事，怎么可能用实干成绩证明自己来获胜?不能用实干成绩获胜又非胜不可，就只有“逆向竞争”，用攻击贬低别人来获胜——用事实证明自己很难，用言词贬低别人很容易。而贬低了别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而用言词贬低别人正是“普世公知”的拿手好戏。这就决定只要“自由竞选”，“普世公知”们就必然也只能靠“逆向竞争”——用籍贯、宗教、民族、文化甚至生活差异做话题大做文章肆意攻击以引人注目吸引选票：上海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如何如何、南方人如何如何……只要没有“不准分裂国家”的底线、不禁止这种攻击，其结果必然是大规模煽动盲目仇恨、分裂社会。而中国的“普世公知”从来没有这种底线，从来靠煽动盲目仇恨吃饭——煽动对毛泽东的仇恨、煽动对共产党的仇恨、煽动对文革的仇恨、煽动对中国革命的仇恨、煽动对老百姓的仇恨……如今任何人只要跟“普世公知”意见不同，“普世公知”马上就要煽动对他的仇恨——讲理讲不过，就搞人身攻击，“人肉”个人一切隐私，挑毛病、找把柄，没毛病没把柄也要造谣诽谤捏造出毛病把柄来，紧接着扣上大帽子掀起倾向性仇恨的舆论狂潮搞人身迫害。这样的事如今是不是司空见惯?“普世公知”还没搞“多党制”就已经煽动得仇恨泛滥成灾了，一旦搞“民主竞选”，岂能不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煽动中国人彼此盲目仇恨?岂能不使中国四分五裂?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未雨绸缪开始这样鼓吹了吗?——“这个世界上弹丸之国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这个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国民差。大一统腐败落伍，分裂很好，欧洲那么多小国家，德国法国都试图统一欧洲，结果呢?”“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凯迪网络)

　　“普世公知”所谓“大一统腐败落伍，分裂很好”、“欧洲那么多小国家过得都比大国好”、“这个世界上弹丸之国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这个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国民差”之类是极其阴险的诈骗。第一，国家一旦不复存在，老百姓的命运就由不得自己作主，而由别人来决定了。人家可以让你生存，也可以不让你生存，没有任何保证，更不用说“普世公知”们的“保证”了——即使“保证”了又值几文?当年西方国家信誓旦旦胸脯保证，只要苏联解体，北约决不东扩。等苏联解体了，对不起，什么保证都不算数了，看你能怎么着?国家间的保证都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何况“普世公知”们空口白牙的“保证”?第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小国能生存，是因为有大国当挡风墙——只有出现几个彼此矛盾的大国对立局面，才能给小国提供生存夹缝：每个大国都担心把小国推到其他大国那一边去，所以才会在没有收拾掉其他大国对手前不侵略小国，而全力以赴对付大国对手。一旦消灭掉大国对手，回过头来收拾小国易如反掌：前苏联一解体，美国马上一口气收拾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虎视眈眈伊朗……在苏联解体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三，越是大国，一旦解体越和平不了，越会彼此杀得血流成河，想学其他小国保持和平也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其他大国绝对不会允许分裂的大国重新统一，必定让分裂出来的部分彼此撕杀、结下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这才能确保分裂的大国永远重新统一不起来——阿拉伯世界原先是一个整体，如今彼此打得你死我活。印巴原来是一个国家，分列后势不两立。前苏联解体后，车臣打成了什么样?原子裂变必伴随着剧烈的能量释放;国家裂变必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因为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有认同统一的传统，所以如今一旦中国分裂，外来势力和“普世公知”必须使分裂后的中国各部分杀得血流成河仇深似海，这才可能彻底消除中国人认同统一的传统，防止中国再次统一。因此中国人必须明白：世界大国能容得其他小国和平，决容不得中国分裂后的“小国”和平。中国一旦分裂，结果必定是凶狠无比的战争和杀戮，比如今的中东更惨烈——你不打，有人逼着你打。这才是大势所趋，才是客观现实。

　　“普世公知”们并不傻，他们不会不清楚一旦中国分裂，自己一切“顶层设计”不可能不彻底破产，陷入战争屠杀和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不可能不彻底醒悟，不可能不恨透了自己，不可能不决心报仇雪恨，不可能不图谋使中国重新统一东山再起，不可能不回归毛泽东。万一中国老百姓终于成功重新统一中国，就不可能不彻底清算自己。为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普世公知”们光灭亡中国还不够，还必须一不做二不休，在中国老百姓彻底觉悟之前先下手为强灭绝中华民族——“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对“普世公知”的这种心理，美国小说《教父》中黑手党军师有一句话剖析得淋漓尽致：“凡是犯了这种错误(注：背叛)的人，都绝不会宽容自己。他们始终心怀鬼胎，因此他们始终是危险的”——贼最知贼，一语便道破了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一切国贼巨盗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绝不会宽容自己。他们始终心怀鬼胎，因此他们始终是危险的”。正因为“普世公知”跟一切内贼一样“绝不会宽容自己。他们始终心怀鬼胎，因此他们始终是危险的”，所以即使还没受到追究，他们也始终放心不下，始终心虚，始终盘算如何一劳永逸地防患于未然，结论：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即便“普世公知”中的个别人于心不忍或想洗手不干，其他同伙也决不答应。他们的切身利益需要决定他们非把中国搞垮不可，非灭绝中华民族不可。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苏联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经历正在证明这一点。中国人只要先入为主、不假思索地给自己头脑设定禁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会替中国着想”、“中国精英的出发点自然都是让中国生存而不是让中国毁灭”、想当然地不予考虑“整个国家精英集团的主流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即便没有直接被外国收买也集体地、主动地勾结外国势力想把国家搞垮”这种貌似荒唐却实实在在存在的情况，那就必定陷入极大的苦恼和迷茫之中：这“普世公知”是怎么搞的?怎么总是干蠢事?怎么总是听吃里爬外?怎么总是让外国占中国便宜?怎么总是让中国吃亏受害?怎么总是怎么对中国不利就怎么来?怎么总是连维持中华民族基本生存的起码需要都不管不顾?怎么总是跟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反着来?怎么总是中国老百姓拥护什么他们就偏反对什么、中国老百姓反对什么他们就偏干什么?怎么总是一意孤行，不管自己如何证据确凿苦口婆心就是置之不理?所有这一切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你在不假思索地以“中国生存”为基本出发点和不言而喻的前提来考虑一切问题，而“普世公知”们恰恰相反。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他们用“顶层设计”瞎指挥乱折腾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无恶不做，闯下了塌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冲天民愤。为了逃避惩罚，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不明白这点，就死也不可能明白“普世公知”们的这盘“很大的棋”。

　　“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不包括爱国主义，不包括民族主义，不承认共产党领导。说“普世价值”，真正的意思是“不准爱国，不准爱民族，推翻共产党”。“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自然就被摧毁了，维系中国存在的最后的力量自然就被消灭了。“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最后障碍自然就被扫除了。所以说“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说“普世公知”，们要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有什么证据?

　　“顶层设计”得让中国的子孙后代根本没法过下去，算不算证据?——拼命毁田盖房、突破“十八亿亩红线”、经济命脉全部交给外资控制、“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把天文数字的中国人的血汗换成美国白条、强制推广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粮、无限制破坏环境、环境污染生态污染登峰造极、放任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泛滥成灾、公然鼓吹“腐败有理”、整个社会腐败堕落道德败坏无出不假……所有这些哪个是还想让中国人子孙后代今后继续过日子的“顶层设计”?

　　除此之外，“普世公知”们得意忘形时不小心露出了不少马脚：

　　1.以罗援、戴旭为突破口，疯狂围剿爱国军人，极尽造谣污蔑、人身侮辱、政治陷害之能事：“无知狂徒”、“经常在媒体发表对日强硬言论”、“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激发战争狂热”、“逃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信口开河，标新立异，对外以好战著称，对内则党同伐异”、“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军人干政”、“涉嫌违宪”、“应该法办!”、“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中国军方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谁才是国贼?”“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罗援开微博众人一片叫骂声等着少将出丑”、“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自由民主人士打断了解放军的鹰派脊梁，其意义之深远不可想象”、“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再接再励，又把剑锋指向中共独裁堡垒中共军队身上，尤其是那些动辄对美国等民主国家发表强硬言论、试图以民族主义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鹰派军人身上”、“中国自由主义大师朱学勤于上世纪90年代说过，五四以来中国有两个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打掉了这两个病灶，中国才能像健康人回归社会一样回归国际社会。到了给这两个病灶做手术的时候了。如果是封锁‘乌有之乡’解决了民粹病灶的话，今日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

　　“普世公知”们如此随随便便就肆无忌惮凭空栽赃诬陷爱国军人，证明他们丝毫不在乎与军队的关系。不在乎与军队的关系，证明他们并不指望有朝一日要依靠这支军队。他们早已铁了心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却不打算依靠现有的军队，又没有能力另外创建自己的军队，这只能证明“普世公知”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存在下去，也根本没打算让这支军队存在下去——只要想让中国存在下去，即便由自己执政，又岂有不依靠军队之理?岂有不注重与军队关系之理?岂有不允许军队认同民族主义之理?岂有肆意侮辱迫害爱国军人之理?随随便便侮辱迫害军人得罪军队这件事本身就证明“普世公知”决心灭亡中国——“顶层设计”中没有军队，自己将来用不着，所以现在用不着巴结讨好。之所以将来用不着，是因为按“顶层设计”中国将要被消灭——中国都不存在了，当然不需要保留军队，当然不在乎争取军队，当然敢随随便便侮辱陷害军人。

　　2.把今日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毛泽东时代：“普世公知”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吴敬琏)“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就是毛留的后遗症，因为他建立的这样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如今存在诸多问题，也不是复辟毛时代的理由”……总之今天中国问题再多多不过毛泽东时代，再坏坏不过毛泽东时代。

　　这个逻辑有两层含义：第一，既然毛泽东时代最坏，那么如今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用不着解决，因为再坏坏不过毛泽东时代，即便啥也不干也比毛泽东时代好，那还费那个劲干什么?就凭这一条，“普世公知”就有理由敞开了贪污腐化抢劫老百姓，反正有“毛泽东时代最坏”垫底，自己不管如何胡作非为都不算罪大恶极。第二，既然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造成的，那只要毛泽东时代不消除，问题就休想解决。然而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了。这就意味着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使毛泽东时代等效于没发生过。只有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消灭一切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人才能等效于毛泽东时代没发生过。

　　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毛泽东时代这种逻辑初看是简单的推卸责任，实际暗藏着极凶狠的杀机，是在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根据：既然毛泽东时代的存在是一切问题之源，那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使存在过的毛泽东时代等效于没存在过，就只有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

　　3.“中国实现宪政之后钓鱼岛问题就迎刃而解”：日本强占钓鱼岛愈演愈烈之际北大教授张千帆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只有宪政才能改善中日关系》，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如果中国也能实现宪政，那么领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日本一再斩钉截铁宣布钓鱼岛是日本的，从来没有说，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跟中国是不是“宪政国家”有关。日本的立场是不管中国是不是“宪政国家”，日本都要强占钓鱼岛;张千帆的立场是“如果中国也能实现宪政，那么领土问题就迎刃而解”——注意：张千帆只说“领土问题迎刃而解”，没有说钓鱼岛归谁。这只能证明张千帆们中有数：他们的“中国实行宪政”必然导致中国四分五裂不复存在，中国不复存在了，当然就没人跟日本争钓鱼岛了，领土问题可不就“迎刃而解”了?张千帆跑到日本斩钉截铁宣布“中国实现宪政之后钓鱼岛问题迎刃而解”，实际是为“普世公知”争取外援：用钓鱼岛为交换条件，勾结日本帮他们通过推行“宪政”灭亡中国。

　　张千帆的这番表态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普世公知”要通过“宪政”灭亡中国，所以才敢跑到日本公开搬兵求援，以钓鱼岛为交换条件乞求日本支持他们的“宪政革命”。

　　4.明知遭到老百姓的仇恨却满不在乎：“普世公知”几十年的“顶层设计”把中国老百姓坑惨了。老百姓仇恨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老百姓也知道他们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他们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们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但他们依然满不在乎，毫无悔意，丝毫也没有任何缓解老百姓仇恨的表示，甚至连这种愿望都没有。这只能从反面证明：“普世公知”们根本不认为老百姓对自己的仇恨能奈何自己。这背后的含义是在他们眼中老百姓不过是“待死人”，早被他们的“顶层设计”判了死刑，不会威胁到自己，因此才满不在乎。否则怎么可能如此篤定?这从反面证明他们早已蓄意灭绝中华民族。

　　5.否定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从来不站在中国一边，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任何可取之处、任何成就。中国的任何成就，从工业化、两弹一星到神十，无不遭到“普世公知”们的冷嘲热讽断然否定。这本身就否定了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没有取得任何成就，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存在?“普世公知”们一贯比中国的敌人还敌人，处处跟中国敌对，无孔不入诅咒中国的一切，连“草泥马，祖国”都成了“行为艺术”。世界上还有谁比中国的“普世公知”更恨中国?他们能拿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希望中国灭亡?——你不承认要灭亡中国，拿出事实来证明呀：你肯定过中国什么?你为中国的存在做过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为捍卫过中国的利益?证据何在?

　　6.用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来否定中华民族的存在价值，变相证明中华民族应该被灭绝：开口闭口辱骂中国老百姓“愚民”、“暴民”、“刁民”、“贱民”、“民粹”、“奴性”、“盲从”，辱骂中华文明“落后”、“野蛮”、一笔勾销中华文明史……在“普世公知”们嘴里，中华民族一无可取，连人种都被否定了。这一切本身就否定了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任何长处的民族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普世公知”就这样为一切想灭绝中华民族的人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宣布亚利安人是“优等民族”，有色人种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其核心的“理由”就是亚利安人的文化优秀，而“劣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对人类文化毫无贡献，不仅依靠“优秀民族”创造的“优等文化”生存，而且“败坏”了“优秀民族”的“优等文化”，所以不配占有世界宝贵的“生存空间”，而只配由“优等民族”来奴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他们的智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谁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无关紧要?纳粹种族“理论”就是拿“文化优劣”开刀，衍生出“生存空间”论、“种族净化”论、“优等种族有权支配劣等种族”的“种族奴役”论，最终导致了掠夺“生存空间”的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大屠杀。由此可知“普世公知”否定中华文明，就是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理论根据”，蓄意灭绝中华民族——处处与中华民族做对，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贬得一文不值，要用西方“普世价值”取而代之，世界上简直找不出任何比“普世公知”更仇恨中华民族的人，找不出任何证明“普世公知”不想灭绝中华民族的证据。

　　7.茅于轼大肆鼓吹“中国变成小国好”，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国家里，心态就会完全不同。”、“小国的百姓并不会寝食不安，天天担心被邻国侵略。如果，外国真要派兵入侵，自己只好束手待毙。对大多数国家来讲这样的事一辈子里没有发生过。

　　国虽小，却是一个世外桃源。用灰色眼光看事物的人会奇怪为什么没有别的国家侵略它，可捡一个大便宜。这样的小国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西北欧的许多小国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茅于轼：“大国和小国”，2013年7月10日)

　　8.茅于轼公然鼓吹用转基因主粮灭绝绝大多数人，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舆论：“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茅于轼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

　　结论：“开弓没有回头箭”。“普世公知”在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如今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要国家民族，还是要“普世公知”——要国家民族就不能要“普世公知”，要“普世公知”就不能要国家民族。

　　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普世公知”灭亡中国这“一盘很大的棋”有两大特色：第一，“普世公知”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决不牺牲自己，决不干实事，更不肯亲自冲锋陷阵，灭亡中国也不例外。况且“普世公知”目空一切，极端蔑视人民群众，极端孤立，不能也不屑动员组织起强大有效的力量持久追随自己。因此“普世公知”要灭亡中国必须借刀杀人，必须利用别人当替死鬼。这就必须一靠阴谋诡计二靠外国势力。第二，因为目标是灭亡中国而不是政权更迭，因此只需要考虑如何破坏而不需要在乎如何建设，不需要考虑推翻现政权后如何建立政权、如何建立秩序、如何争取人心、如何维系老百姓的生存……凡建立一个政权所必须的方方面面瞻前顾后他们都根本不考虑，也没打算考虑。要灭亡中国就必须使中国土崩瓦解。要使中国土崩瓦解就必须使中国大乱。综合这两条，“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的全部具体措施可以归结为一条：搞乱中国——内外勾结、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惟恐中国不乱。按“普世公知”的盘算，在当今的世界大环境中，只要使中国大乱，灭亡中国的计划就大功告成。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黑道白道，搞乱中国就是正道。不管用什么名义，不管用什么借口，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把中国搞乱就行。

　　如何使中国大乱?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的因素，制造必定导致动乱的状况。

　　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的因素：砍旗——彻底否定毛泽东;挖根——“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华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否定爱国主义、否定民族主义;摧毁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只管自己、不顾别人、尔虞我诈、一盘散沙;毁灭经济基础——消灭公有制、全面私有化、由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制造必定导致动乱的状况：

　　1.粮食危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可耕地资源短缺。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说：“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城镇化”、冲击十八亿亩红线、肆无忌惮大规模毁地盖房。

　　现实：

　　——“中国过半省份粮食难以自给”、“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中国经济周刊2013-07-02)

　　——“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超过了7000万吨，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即便以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为58957万吨计算，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至约89%。而中央规定的红线是95%。”“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网易侦查局第八期：中国粮食安全前景调查)“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中国经济周刊2013-07-02)

　　——大批农民被“城镇化”赶进城，变成“城里扎不了根、农村没后路”、只能卖苦力干粗活的农民工。真正用意：大规模经济危机时迅速制造出数量庞大的无业游民以引发动乱。

　　2.水危机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农业。毛泽东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第一条就是“水”。(注：“普世公知”推崇的任何政客可曾关心过这种事、可曾有过如此深刻精辟的见解?)中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长期缺水。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肆无忌惮浪费水资源，肆无忌惮制造水污染，肆无忌惮无限制抽取地下水。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大规模荒废失修。

　　现实：大规模沙漠化。沙漠逼近北京。华北地区地下出现巨大的“漏斗”。北方到处水荒。“南水北调”变“毒水北调”。“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内蒙古十几万居民遭水荒部分小区已经断水数月”、“北京CBD后花园遭水慌：囤水、抢水、调水仍缺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水荒开始显现。早期的报道称当时四层楼以上的居民基本使用不上水”……

　　3.金融危机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危机直接促使国民党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倒台。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利率放开”、“金融自由化”、“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银行民营化”。

　　现实：“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金融炸弹随时可能爆发”、“人民币将向股票一样本身成为炒作对象，在利率期货、远期、离岸交易等衍生工具齐备的情况下，操纵人民币暴涨暴跌如同喝凉水一样容易，金融和经济大动荡即将开始。”“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完全有能力通过人民币暴涨暴跌实现对中国财富的洗劫。”

　　4.社会危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欲乱中国，必逼民反。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利用矛盾，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⑴.名为“改革”，实为掠夺

　　“改革代价”、“取消福利”、“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国有资产流失”、“MBO”、“扩大贫富差距”、“只做蛋糕不分蛋糕”、“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假冒伪劣横行、环境破坏猖獗……巧取豪夺花样翻新压榨老百姓，穷凶极恶无孔不入掠夺全社会。

　　⑵.毒设腐败/反腐败连环套

　　先拼命鼓吹“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先富起来”、“自私是人的天性”、“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软硬兼施诱迫共产党的干部腐败，制造出社会性腐败狂潮。等腐败泛滥成灾激起民愤，立刻反咬一口，把自己“顶层设计”出来的腐败归罪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高举起“从根本上反腐败”的旗帜，对老百姓说，一切腐败都是因为共产党坏、政治制度坏，要制止就得“彻底政改”、“改旗易帜”、“普世价值”、“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

　　所有这些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打击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三国演义》里有“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通过这个连环套把相当多数共产党的“红二代”变成了“官二代”、“腐败二代”，然后乘机借题发挥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红二代”统统打成“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败”为名一网打尽，对共产党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还名正言顺——“欲擒故纵”，“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高明的杀人者不但杀人彻底、让被杀者至死都说不出话、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还能让别人都说杀得对，杀得好。“普世公知”如此设局，目的只有一个：制造腐败，激起民愤，激化矛盾，制造动乱。

　　⑶.教唆加逼迫，逼良为娼，逼官为盗

　　“普世公知”残害老百姓并不需要亲自出马，在“顶层设计”上冒点坏水动动手脚逼基层官员当恶人就行了——规定“房地产是支柱产业”、“GDP压倒一切”、“政绩压倒一切”，硬逼着各级领导搞房地产投机，一层压一层，压到基层的结果就必然是强制拆迁，必然是暴力掠夺。鼓吹“腐败有理”、以“招商引资”为考核指标，硬逼着各级官员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迎合资本的逐利性，结果就必然是腐败横行、环境污染猖獗、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激起民愤。矛盾激化在基层，真正根子在上层，在“普世公知”教唆加逼迫、蓄意逼良为娼、逼官为盗的“顶层设计”。

　　⑷.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维稳”造动乱

　　城管打死人、保安打死人、强制拆迁打死人、打死人还抢尸、严禁上访、暴力劫访、动辄出动武警使用暴力、“菜刀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防暴队只把工人当作假想敌”、“所有失业后无业且无家(固定住宅)者将被严密管住管死”……凡此种种与其说是“维稳”，不如说捣乱——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民愤不大：城管打人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反响越来越大，城管的主管领导岂能不知?真想维稳，起码要约束部下避免恶性事故，万一出现意外打死人，至少尽力避免事态扩大，岂能反而火上加油抢尸抓亲属、随随便便出动武警打人、滥抓、激怒百姓?只有一个解释：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维稳”造动乱。执法人员滥用暴力激起民愤，实际是“普世公知”在后面和上面硬逼出来的——光凭一个“把上访数量作为地方考核指标”、“谁家孩子谁抱走”、“上访一票否决制”就足以逼各级权力机关层层加码暴力劫访、不择手段滥用暴力镇压老百姓，为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动乱添砖加瓦。

　　为什么如此?“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的需要：必须借刀杀人，必须利用别人当替死鬼，必须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一方面以“维稳”为名压各级官员滥用暴力，一方面以“维权”为名把基层官员所有的行使权力，不管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一概说成“滥用暴力”;既“维稳”又“维权”，既唱红脸又唱黑脸，两面三刀来回跳，甚至有组织有计划地人为制造“滥用暴力、官逼民反”的恐怖事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混乱，让人们分不清哪些是正当的行使职权，哪些是非法滥用暴力;让整个社会盲目地无条件地把一切执法行为都当非法暴力的恶政;让基层官员无所措手足，要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滥用暴力对付老百姓，要么该行使职权时也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一个政权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乱干的时候，天下大乱就不可避免了。

　　“普世公知”们一边处心积虑“顶层设计”了这一切，一边很可怜地诉苦说，他们无权无势，干不了坏事，当不了汉奸，卖不了国——“穷教授无权无势无外国籍，更没有国库钥匙，当不了国贼”、“小民当不了国贼，真正的国贼都是手握大权、鱼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没当国贼的资格”、“咱一没有出让国家领土，二没有出卖国家主权，三没有把国家的财产随便送人”、“汉奸只有权贵能做”、“读书人无权无势没资格卖国”……

　　“普世公知”们在这里照例又是满嘴谎言。

　　第一，“普世公知”的目标不仅是卖国，而且要亡国——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卖国还有可能讨价还价，亡国则是无条件毁灭。“普世公知”岂止是卖，而且是免费奉送。况且谁说卖国一定要亲自出马斤斤计较直接成交签字画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融入世界”之类的不动声色的“顶层设计”难道不比一项一项直接的具体卖国交易厉害万倍?

　　第二，如今“普世公知”根本不是“无权无势”，而是“权势熏天”——所谓的“穷教授”、“学者”如今已多是“三头蛇”：“学者”、“官员”兼“独立董事”/“顾问”，碰上官就变“学者”，碰上学者就变“官”，碰上“商人”就又当“官”又当“学者”，哪种身份最有利就用哪种身份。“普世公知”中的“成功人士”早利用“官员知识化”大规模从政变成了“学者型官员”，掌握了国家各级大权——如今当官的有几个不是高学历、尤其是文科类高学历?——“中央以数量化的硬指标推动官员年轻化力度之大，收效之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截至2007年5月末，全国31个省市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官员占总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官场的大规模腐败伴随着官员的“知识化”而来，腐败程度跟官员的学历以及文科类官员比例同步增长。说白了贪官主力就是从“普世公知”来的)。厉以宁宣布：“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这也叫“无权无势”?“普世公知”们不但直接当官掌握硬权力，而且垄断了软权力——话语权、舆论主导权，能随心所欲封锁一切不喜欢的信息、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其权力之大任何人都望尘莫及。不仅如此，“普世公知”更挟天子令诸侯，挟改革令天下，把持“顶层设计”三十多年，垄断了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比任何具体的官职权力都大得不可估量——“改开”三十多年了，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最高领导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把持“顶层设计”的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公知”却一直没变，不但没变，而且公然为“政改”制定时间表——“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制定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规划实施蓝图”(吴敬琏：“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2007.9.7.)——世界上把持国家大权近三十年的人有多少?主持“砸掉铁饭碗”、“废除终身制”的自己又端铁饭碗又搞终身制，这难道还不权势熏天?

　　如今“普世公知”们的权势有多大?不仅庙堂之上“顶层设计”由他们把持，国家实际经济决策由他们一手包办，而且江湖之上还形成了第二权力体系——以“意见领袖”、“营销号”、“网络水军”的名义实现集团化运作，把“博客”、“微博”变成了猖狂之极的黑恶势力，肆无忌惮传播谣言、歪曲炒作、恶意抹黑、操控舆论、构建虚假民意、煽动敌对情绪、制造社会对立，进而成立等效的跟现政权分庭抗礼的第二行政指令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专门破坏捣乱共产党的一切指令、一切决策——你提出整顿党风、禁止铺张浪费，他马上宣布“皇帝提倡节俭，改变不了整个朝野的奢华，官僚机构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仅仅靠提倡改变风气，是无济于事的”、“认为他们只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就可以不做李自成。如果今天有人还这样想，就太可笑了”、“提倡节约，真见鬼了”、“所谓的光盘运动，真的成了运动，殃及老百姓吃饭喝酒，我觉得就是祸害。走到哪儿，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来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钱，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你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最清楚”，他说“不投票，即使把这双鞋说的再好，没有意义”;你说“革命理想高于天”，他说“什么理想?无非是他们的理想，让你也这样理想，连梦都要代替你做的制度，什么玩意”、“如果有人觉得可以在市场条件下重建这个理想，这样的人，不是出土文物，就是在梦游”、“只有暴民才会喜欢这样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对于建设，就是一种反动”、“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你说中国梦，他说“到了这个地步，还想整顿，不想更新，想靠学习革命理想，重建革命精神。我才知道，什么中国梦，就是一场春梦”、“你提夜郎梦是不是太虚了点”;你跟出租汽车司机座谈了解情况，他马上宣布“跟习总座谈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托儿”;你打击疆独暴力犯罪，他立即以“法律权威”的身份宣称“不是任何民众对政府的抗议都是分裂，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时也需展示确凿证据并经司法判决才能认定为分裂。贵州瓮安、湖北石首也出现过火烧政府大楼或警民冲突，但都未认定为恐怖或分裂。维吾尔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和平抗议权。制造敌人非明智”、“不是所有暴力行为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容不得任何理性声音是我族近代以来之大患”;你要整风反腐改善党群关系，他千方百计大肆宣传要人们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演戏作秀，变本加厉挑拨离间制造事端恶化党群关系，让一切克服共产党腐败的努力徒劳无功……

　　(“普世公知”的猖狂让人突然理解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任何政权如果每个决策、每道政令都如此被人整天冷嘲热讽、横加指责、歪曲篡改、权威尽失、无人理会、彻底落空，那这个政权有等于没有，岂有不垮之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被逼出来的。今天的“普世公知”也在逼共产党政权：要么焚书坑儒，要么垮台完蛋。)

　　“普世公知”如此权势熏天，又“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他们吸取了57年、89年两次试图搞垮中国未能得逞的教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精心策划，全面布局，有条不紊地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的因素，制造必定导致动乱的状况。可以预料，他们最合适的机会是等中国的粮食彻底无法自立、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水资源全面紧张、人心惶惶之时突然制造金融风暴导致人心惶惶极端不满;“普世公知”们乘机直接出马闹颜色革命;只要遭到镇压，国外势力立刻宣布“制裁”，密切配合里应外合制造经济萧条：突然撤资、赖债、围堵中国商品、制造大规模失业、让“城镇化”逼进城里的农民大片失业变成无业游民、国际资本主义趁火打劫，制造国际粮食市场供应短缺、粮价暴涨、引起全球性恐慌，然后宣布是中国买光了国际粮食导致其他国家挨饿、乘机煽动全球性反华浪潮、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或限制、反过来以此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粮食短缺、人心浮动;“普世公知”乘机利用垄断的话语权大规模散布流言蜚语，把“微博”变成信息发布中心和行政指令中心、让各级政权机构人心涣散，基层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现政权的一切指令号召不是被打折扣就是被阳奉阴违无从贯彻，整个政权机构陷入瘫痪，整个社会人心浮动、流言四起、谁的话都不信、谁的命令都不算数、等于陷入无政府状态——既然光一个粮食危机就能导致社会动乱：“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那么当“普世公知”里应外合安排所有危机一齐突然集中爆发之际，中国社会岂有不乱之理?只要用生存危机加信任危机造成人人自危、自顾不暇、本能挣扎、盲目求生的大混乱状态，“普世公知”现在正在大肆鼓吹的“动乱有理”就不难付诸实施：“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们不能靠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需要一个高于一切权力而又完善的法律和体制来推进以及保护各级别上的持续深入改革。改革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震荡，但是不改的结局是更大的危机和混乱。而且，一个朝法制社会方向去的改革又能乱到哪里去?!”——只要在“多党制”这一点取得突破，紧跟着必然是千里长堤大崩溃：一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一下子出现上千个政党也不奇怪。“逆向竞争”的规律立刻发挥作用——政党遍地，政客多如牛毛，个个不干实事，无法靠实干成绩吸引选票，必须靠煽动仇恨绑架选票，尤其必定抓住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金融危机等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大做文章，竞相以邻为壑、指责别人、挑拨离间、煽动仇恨、争夺资源、转嫁危机，蓄意使各省各地区个族群关系紧张冲突不断，然后乘机鼓吹“大一统不利于民主”、“民族自决”、鼓动疆独、藏独、台独抢先“独立”，“普世公知”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并鼓动其他省份地区纷纷“独立”，外国势力立刻予以外交承认，并以粮食援助为条件胁迫中国其他地区“独立”——谁“独立”向谁供应粮食，对反对“独立”的省份实行粮食禁运，用饥饿逼迫中国人同意分裂——谁反分裂就饿死谁。与此同时外国势力必定迅速与中国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签定军事同盟条约、新的“北约”，然后必然是“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带路党”、在中国划“禁飞区”、“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面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联合中国周围一切国家刮风中国领土领海，“利益均沾”。同时在中国制造新的军阀混战，要的就是让中国人互相争夺资源彼此仇恨杀得你死我活、结下血海深仇互相恨之入骨，从此再也统一不起来。到了这个时候，饱尝战乱杀戮的中国不可能不觉醒，不可能不彻底看透“普世公知”的狰狞面目，不可能不反抗。“普世公知”必定先是说，这一切不过是“民主阵疼”、“民主代价”(中国老百姓当完了“改革代价”，又该轮到当“民主代价”了);然后宣布一切灾难都是共产党的余孽闹的，因为共产党是“犯罪组织”、“恐怖组织”，所以必须彻底反共，严禁共产主义，消灭一切“毛派”;再到后来必定宣布一切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人“劣等”——欧洲小国之间不打仗，中国分裂了却冲突不断，可见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种不好~没有膝盖的人太多”、“有的残种是吓出来的，有的残种是残羹喂出来的”(陈有西)“为什么这国的贱种会那么多”、“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未来无数的血腥事件，甚至引发世界维和战争来瓦解极权”(萧瀚)、“杀掉两亿中国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是由13亿支那劣种组成的四流国家”(周亚辉)“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记者闫涛)、“杀尽中国毛左，还神州乾坤!给任何人说话的自由，都绝不能给法西斯分子以愚民和反人类的自由。”“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这是一种世上最大的邪恶，堪比法西斯主义”“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这点看上去很难，但是唯一救这个民族的办法，并彻底解毒!”“对毛左的处置，到时候了，一定要干净利落!”“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凯迪论坛)……为了“民主”，为了解决粮食危机、资源危机，必须淘汰一切“劣等人”，为此可以使用一切“人道”手段：转基因、高科技、有毒有害食品、生态污染……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全部目的才会彻底暴露无遗。

　　“普世公知”正开足马力朝着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疯狂前进。矛盾总爆发的时刻日益逼近。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即将到来。由于“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的决定性步骤是使中国大乱，这就决定有心救中国的人只能后发制人——你要乱，我决不帮你造乱，不管用什么借口。但如果制止无效、动乱发生，那时就不客气了——还是毛泽东的主张：不打第一枪，确保政治上的主动，决不背上“挑起战争”的政治责任。但一旦被强加了战争，则没有任何限制——挑起战争由你，怎么打就由不得你了。同样，制造动乱由你，动乱发生之后就由不得你了。如果能制止中国大乱当然好，但有条件：共产党内有识之士能力挽狂澜夺回被“普世公知”篡夺的决策权、下决心回归毛泽东、彻底改善党群关系。只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底气，才能顶住因镇压“普世公知”而遭到外国可能的制裁封锁。做不到这条，就休想摆脱“普世公知”走向深渊的“顶层设计”，就休想使中国避免他们安排好的空前的大动乱、大屠戮、大浩劫。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管最终结局如何，中国老百姓都将刻骨铭心地知道“普世公知”究竟是一群什么东西——灭绝人性祸国殃民的野兽。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