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赤霞：从“辕黄之争”看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

“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叫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本身并不虚无，而是有明确主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的主要做法是把过去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完全否定，把革命中的领袖、英雄和模范人物统统加以污蔑，为此不惜造谣中伤；同时却给反对革命的那些人翻案，想尽各种办法为这些人洗地，隐去他们的罪恶而不说，夸大乃至编造他们的“贡献”“优点”。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否定一切历史上的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或者革命。

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在西汉王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把它记载下来，这就是著名的“辕黄之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代表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一场著名论战。那个时候两个儒生即黄生和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黄生非常反对历史上的成汤、周武王领导的革命，是当时“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成汤、周武王并非承天受命，不过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罢了。”辕固生向来以捍卫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为使命，他起来反驳说：“不是你说的那样。桀纣残暴昏庸，天下人的心都归属了成汤和周武王。成汤和武王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桀纣的百姓都抛弃了他们的君主而投奔成汤和武王。成汤和武王是不得已才登上天子之位，这不是受命于天是什么？”黄生当然非常不服气，他接着说：“帽子再破旧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应该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要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昏庸无道，但他们毕竟是君主；成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毕竟是臣子。君主有过失，臣子不去匡正他们的错误，反倒因此而杀害君主取而代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辕固生灵机一动便将了黄生一军，说：“照你这么说，那我朝的高祖皇帝推翻秦朝而登上天子之位也不对咯？”这一下让汉景帝很尴尬，他急忙制止了争论：“吃肉的时候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得美味；探讨学问的人不讨论成汤、周武王革命的事情，也不算愚昧！”由于汉景帝的强压，后来便没有人公然讨论这个话题。

在这场争论中，辕固生以捍卫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卫士自居，实际也是在捍卫汉朝取代秦朝的历史合法性。黄生极力否认革命历史合的法性，是汉朝“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内在需要：它需要稳定自己的统治，防止别人再革自己的命，于是就开始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就开始对革命造反以下犯上的行动进行否定。然而汉朝却同样是靠造反起义建立的，汉景帝的尴尬就在这里：他既不能明确支持黄生，因为那样也就否定了刘邦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合法性，自己也成了“盗贼”的后人；同时也不能支持辕固生，因为那样就给别人再次造自己的反，再次革汉朝的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汉景帝两边都不能明确否定，又不便于明确支持，只好来了个不许争论：你们给我闭嘴！不讨论这些问题，没人说你们是傻子！

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与其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发出会心的微笑。如今那些拼命诋毁革命的人不就是今天的黄生嘛，而那些捍卫革命历史合法性的体制内的保守派不就是辕固生嘛？今天的某些领导干部同样面对汉景帝的尴尬：一方面只有保持革命历史的正当性的情况下，自己今天才能有执政的合法性，否则自己就成了“盗匪”的后人和继承者，因此它还必须坚持革命的表面上的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科书、在电视台等地方还拿一点这些东西当点缀。另一方面，文革之后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党内的某些领导干部也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把今天捞取的利益合法化、合理化，就必须把历史上的跟自己地位相当的人即把那些剥削者加以美化，同时为了防止自身成为工农再度革命的对象，就必须把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一切造反起义加以否定。

既得利益者拿不出一套像过去革命思想那样完整东西，只好把革命的阉割掉锋芒，和各种否定革命的思潮揉成一个大杂烩。尽管他们拿不出明确的像样的东西，却会按照自己的阶级本能来行事，会本能地挑选一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东西，对真正的革命逻辑本能地排斥，这就是如今所谓“国学”、“传统文化”高烧不退的原因——不是说传统文化里没有激进的内容，但他们嘴里的“传统文化”和“国学”很显然是剔除了革命内容后的那些东西，和历代占正统地位的那些东西大同小异。就像我过去曾经写过的：“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你还会发现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劳动者、反抗者、起义领袖的名声越来越差，李自成被说成了强盗，洪秀全成了邪教主，义和团被贬低为‘暴民’，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劳模的事迹，如雷锋、焦裕禄等，也被污蔑成是‘捏造的’，慢慢地被整个社会冷落了。相反的是，建国前的官僚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好，在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等被重塑为伟人，蒋介石成了英雄，孔子又被吹嘘成了中华民族的万世圣人，刘文彩、黄世仁等都得到了平反。有些书写刘文彩是一个勤劳致富的企业家，热衷于周济穷人，兴办教育，造福乡里；说黄世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大善人。总之，社会主义时期非常推崇的那些英雄人物和模范，都慢慢地被污蔑或者冷落；而那个时期非常反对的地主、资本家和官僚贵族，又开始受到主流社会的崇拜。”“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一下当今的社会现实，看一看今天社会上强势的是些什么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今天的官老爷和富豪老爷们，又出现在社会之中，又成了左右社会的主要力量。我们工人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不是都被这些人都拿走了么？今天那些依仗财势欺男霸女的人，不就是新的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吗？你们在媒体上、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见的这些人还少吗？而今天的这些老爷为了把他们现在的秩序说成是合理的，就给历史上的官僚贵族、资本家就都平反了，把他们说成是好人、能人；同时他们害怕你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于是就开始污蔑历史上的起义领袖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因此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定矛盾才是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像俄国人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所言，当社会主义体制内部成长起来一个官僚集团的时候，它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利益就不相容了。这个集团羡慕西方精英们，也想占有大量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彻底否定私有财产的；他们希望能把控制的国有企业完全占有，但实际上他们如果犯了罪被查处后，这些企业就完全不被他们控制了；这个集团向往奢侈享受，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思想对他们也形成了很大道德压力。这种利益不一致，引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各个方面试图松动、改变掉这个制度，直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才得以成功。[1]而美国人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统计的统计又证实了穆尔扎的这个观点，科兹发现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各级实权官员摇身一变，靠着化公为私成了最富有的寡头阶层，绝大部分像样的企业主都是这么来的，于是苏联解体就成了高官们抢劫了共有财产又通过政权更迭通过改变国家体制加以合法化了而已。

执政党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必然反应到其内部派别主张上，这就是保守派和所谓“改革派”的对立；在社会上是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背后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国有资本以及依附国有资本的部分私人资本同外国资本以及依附外国资本的那部分私人资本之间的对立。中国在逐步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其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它在这个体系中力量不断扩张，形成了一批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比较强大的中国资本集团，在国际上不断攻城略地扩张势力。同时由于中国还不够发达，外国资本也进入中国形成了很大势力，很多产业成了为外国打工的下游产业，因此也产生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那部分中国私人资本。中国国有资本及其依附者成了外国资本及其依附者争夺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对手，西方国际垄断资本要控制中国乃至世界就必须打掉中国的国有资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自由派无不仇恨中国国有资本集团的原因，也是他们无不主张国有资本集团私有化、碎片化的原因。这样国际垄断资本才好一下子把它吃进肚子，依附于它的那部分中国私人资本也可以跟着捞点残羹剩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化的势力在对付中国工农阶级的反抗上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化每前进一步，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就越来越边缘。当前，私有派对中国舆论的操纵已经无孔不入，历史虚无主义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我们下面分析一下历史虚无主义者给人民洗脑的方法。他们攻击的问题往往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趁机给出的解决方式却更对底层人民不利。 比如他们说现在中国或说过去的苏联，国企名义上是全民共有实际是官僚们所有，这种批评有道理但它给出的药方确是所谓私有化，意思就是官僚们在公有企业搞特权、搞腐败，因此就应该把整个企业都送给官僚们，变成他们的私人财产。大家不要觉得荒谬，我们过去借口国企有问题而大搞“管理层收购”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吗？私有化了当然就不存在贪污腐败了，但问题是还有比把整个企业都吞进肚子更大的腐败吗？攻击公有制名不副实，不是为全民服务，那你就应该把它变成名符其实为全民服务的企业嘛，为什么把它送给私人？这和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攻击是一样的，攻击官僚凌驾于百姓之上是对的，那就应该主张在公有制下人民起来大鸣大放监督官僚，把他们变成实际为人民服务的人嘛——不行就换人，为什么趁机主张把官僚变成资本家让他们以另一种形式鱼肉人民呢？

再有就是什么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什么来解决，这种逻辑无异于说吸毒中出现的身体衰弱问题要靠加大吸毒剂量来解决。现实生活里的这种操纵更加隐蔽，不容易看得出来。在自由派这里，中国私有化进程导致的问题都被归结为私有化得还不够，都被归结为中国还是一个“共产专制”国家，解决的药方当然是要继续私有化和所谓宪政民主了。很多网络上晒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的文章，就是这种意识操纵的文章，它利用了人们对福利的向往，暗示福利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特色，若要得到福利必须深化资本主义，它隐藏不说的是这些福利并非资本主义制度固有，恰好相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恰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迫使它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西方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高端位置又可以让他们把从落后国家榨取的高额利润拿出来一部分搞这些福利。中国的劳动者的高压力福利少，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分配不公，中国的产业相比西方来说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更低，这就更加剧了中国劳动者的悲惨境遇。自由派小右们对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不满，然而去对主张深化资本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人推崇有加，一说到深化就本能地兴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个陷阱，比如中国工薪阶层在社会主义时期所拥有的分配工作、分配房子住（不是所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权利，不都是被他们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的名义这样一步步地给改掉了吗？向往西方那样的高福利，又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这就连西方那样向资产阶级施压的东西都反对掉了，这不就是爬到树上去找鱼吗？

自由派打着“反官方”的旗帜占据了道义优势，很容易赢得一些天真烂漫者的认同。由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是一些青年本能地会觉得这是由于中国残存的“共产专制”体制导致的。教科书等地方继续挂着马克思主义，于是青年就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个坏东西。这些青年们已经很反感，再听到大右们的忽悠当然会痛恨所谓“共产专制”，当然会更加向往所谓西方自由社会制度，当然期待更加深化改开了，于是就上了当成了小右。我们在这里批判小右而不批判大右，是因为大右的这种主张和自己所在的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小右则拥护了一种完全和自己阶层利益相反的主张。俗话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说的就是这帮小右。如同他们痛恨现在的“共产党”就本能地对国民党有好感，却不知道现在执政党的问题恰好出在它中间出现了某些和历史上的国民党性质相近的东西。当你全面拥抱了民国范儿，极力诋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不是你发现了历史的真理，恰好是掉进了意识形态陷阱，拥抱了跟自己阶层利益相悖的政治立场。这些污蔑贬低革命者，为地主、资本家和官僚贵族翻案的东西，都会间接地导向对穷人非常不利的结论，它们都是在暗示说这些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官僚贵族，都是真正的优秀人物，他们就应该统治民众，因此剥削制度是天然合理的；而对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一切想共他们的产、革他们的命的举动都是罪恶的，不合理的，煽动社会分裂的，毁灭文化的……可笑的是自由派以极端激进的面貌起始，得到的结论却是极端保守的：无非是说你穷是你没有本事，就应该受压榨，无非是富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竟敢想共人家的产，绝对不行！就像中央党校周天勇说：“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应该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指马克思主义课程）。如果这些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周天勇非常明白，学这些马克思主义，不是会让穷光蛋们找到武器制造不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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