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共识及发言专家主要观点摘编

作者：佚名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2-24 1293

2015年10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拓展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在中国北京召开。由来自10多个国家的近160位专家学者参与的这届论坛，以探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为主题，在自由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以下基本观点上增进了共识。

　　第一，在当代全球早已定期举办主要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上层之主流意识的“世界经济论坛”，同时存在主要体现发展中国家中下层声音和进步性“世界社会论坛”的情况下，创办真正反映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意愿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的“世界文化论坛”，以广泛探讨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的精神文化和积极的价值意识，促进各国劳动人民觉醒和联合，争取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在当今世界，要正确地认识和引领各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就应当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一定的文化，是对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各民族多种样态的传统文化，都无疑地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继承性，因而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多样化发展和互补互促的权利；同时，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又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因此，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及其“软实力” 的竞争中，资本主义文化虽然仍旧是一种强势文化，但又是一种开始丧失历史正当性并趋于腐朽和衰落的文化；而真正有持久生命力和代表人类未来的，则是体现国际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及其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三，在当今所处的从以国际金融垄断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较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根源于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即寄生性，而且自称为“新帝国”的少数西方大国及其各大垄断财团加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而促使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由此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态等领域中的矛盾重重，积重难返。这就造成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南北对立、两极分化加剧，低劣文化盛行、社会道德堕落，经济危机频仍、民生福利下降，强权政治横行、策动“颜色革命”，生态遭到破坏、环境保护不力，军事干涉不断、难民无家可归等社会痼疾和全球问题，难以根治。这就表明，被垄断资产阶级政客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和推销的所谓“普世”文化及其价值观和社会意识体系，具有不可救药的严重弊端，而必将被历史所抛弃、被时代所淘汰。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各国化理论依然是当代引领社会进步的人类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之魂。人类的希望和美好未来，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劳动人民、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为此，我们应当拓展“大文化”内涵：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先进性和多样性的文化样态，反对低俗媚众与全盘西化；在经济领域，倡导公有与共富，反对私有化与贫富分化；在民生领域，倡导普遍保障与全民福利，反对不劳而获和奢侈腐化；在政治领域，倡导人民民主和健全法治，反对金钱主宰和寡头政治；在生态领域，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反对以邻为壑和生态赤字；在军事领域，倡导国防自卫和逐步裁军，反对军事结盟与国外驻军；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国家一律平等和合作共赢，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显而易见，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体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远利益、代表人类未来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

　　第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社会倒退，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多种文化的碰撞和较量中受到了严重挫折，从而使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然而，这种剥削阶级文化，无论用何种动听的言词来说教，无论作何精致的包装，都不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质要求和权益。世界进步人士都普遍地看透了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实质，并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当今世界进步力量和保守或反动势力较量的特点是：国际间军事和经济技术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实力的竞争，或者说原本是有形的国家间“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转向和需要通过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和价值观的竞争为之开辟道路，即企图通过“攻心为上”，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世界文化本应是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民族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甚至是包容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的发展模式。而当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仅由个别强国控制全球的互联网、媒体、出版、影视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为重点的英语文化霸权，那就会直接威胁和破坏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发展。世界文化以某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和吞噬为特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因此，这就要求世界人民广泛建立抵制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力量，建立国际多样性文化发展的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确保各个民族国家拥有平等文化发展权和文化安全。

　　第六，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人为编造的“文明冲突论”，为人类未来勾勒的是一幅充满冲突的可怕图景，其潜在逻辑是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基督文化“优越论”。按照这种逻辑，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所需要的和平共存的土壤就不复存在，在世界多种文化格局中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和文明，就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历史终结论”断言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和文明似乎已经一统天下。这种“历史终结论”已经不攻自破。而所谓“民主和平论”，则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宪政民主的旗号下，把以美国式的金钱政治、寡头政治和家族政治为特征的西方垄断资本所掌控的主流形态的资产阶级民主，同其他政治民主的发展形态，特别是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形态完全对立起来，而作为他们搞“颜色革命”和颠覆他国政权的借口。这种唯我独尊的“单极思维”和冷战思维，只会阻挡而极不利于当代多极世界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第七，21世纪必将是人类文明快速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当西方世界陷于国际金融和财政危机而出现呼唤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声音时，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高潮将要来临的征兆和新社会的曙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处于低潮时期，整个进步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各国，以及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应当坚决维护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在巩固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阵地和成果的前提下，通过拓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一切先进文化，促进国际工人阶级的新觉醒，组织群众、积蓄力量，争取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复兴。

　　我们这个世界文化论坛，作为各国进步人士进行理论探讨和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将以国际现实问题为导向，在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主义、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努力中，力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

　　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发言专家主要观点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和谐的思维方式与和谐的发展方式为重要支撑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很好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包含着重要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而不同”很好地阐释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元互补关系，反映出多元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化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世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采取以冲突应对冲突，而是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层面，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和创新发展，为人类思考和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前景。

　　世界文化应该是包容众多特殊性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允许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平衡模式。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威胁和破坏着世界文化生态平衡，世界文化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和吞噬为特征，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是寻求文化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寻求多样性中存在的共同价值，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就是要让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走向国际文化市场，展现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最新发展。如何在当前抓住全球化机遇，把握好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机制，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高效率的竞争优势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扬长避短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又要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这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无疑将决定着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

　　埃及人民寻求民族独立

　　“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萨米尔·阿明

　　近年来，为了争取住房、教育、医疗和民主权利，埃及人民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它是属于埃及人民自己的运动，而不是亲西方的政治运动。对于埃及人民的社会运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予以敌视，采取干预措施，并试图做出错误的解读以混淆视听。

　　埃及人民的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潜藏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都面临着增长乏力、债台高筑的局面，它们主导全球化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已经有所减弱，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遭受危机牵连的发展中国家体现得更加明显。应当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遭遇危机，但它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自保和替代性社会秩序的登场，意味着社会运动将会频繁出现。在全球秩序趋于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和平而稳定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将为全球各国树立一个历史性的标杆。

　　推动世界文化的先进性和多样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程恩富

　　在当代全球早已定期举办主要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上层之主流意识的“世界经济论坛”，同时存在主要体现发展中国家中下层声音和进步性“世界社会论坛”的情况下，创办真正反映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意愿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的“世界文化论坛”，以广泛探讨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的精神文化和积极的价值意识，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促进各国劳动人民觉醒和无产者联合，争取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文化论坛是由社会各界的思想家共同发起的一个兼有宏大视野和微观视角的高层次对话平台。本论坛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文化进步性和多样性问题，深入探究中国和世界在文化发展上面临的挑战，增强跨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进而促进全人类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本届论坛主要探讨如何塑造人类的先进文化，如何消除人类文化思想的贫困和不良现象，如何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如何破除新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政治霸权，如何弘扬传统和当代中国的优秀文化，以及分析中国梦、美国梦、俄罗斯梦、世界梦等内涵及其比较。

　　我们相信，首届世界文化论坛作为各国进步人士进行理论探讨和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将以国际现实问题为导向，在传播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文化、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等方面，一定会作出贡献，取得丰硕的成果！

　　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当代先进文化之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崇富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如果对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偏差，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可能使当今中国文化丧魂失魄。最近有人编造“苏马非马论”，扬言要“批判苏马”即列宁主义，“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无知和歪曲，而且把背叛者的过错反而归罪于列宁主义，这是荒谬的。

　　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历来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一旦失去了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理论基础，就可能偏离正确方向。列宁主义曾指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缔造苏联，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列宁主义为中介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其客观基础就在于，俄国处于发达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的中介地位，其革命所固有的特殊性也处于中介地位。因此产生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就具有客观基础和更切近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无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还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受益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列宁先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互联网+”大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李慎明

　　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当今世界又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愈来愈少，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甚至传统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使得国际垄断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

　　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有着永恒的魅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超越一定的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则必然容纳不下新科技带来的生产力急剧增长，则必然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应是日趋接近。

　　中国经济奇迹与当代中国文化基因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部教授 鲁品越

　　中国文化主要包括三个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西方工人阶级的文化。中国奇迹的文化原因在于：资本力量嵌入到经过社会主义化的中国文化基因的内部，而发挥巨大的动力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结合而形成的统一大国的政治构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超包容性”文化基因对外来文化的容纳与吸收，中国原有经济部门与资本部门形成互补性经济结构。中国当代文化基因结构面临的问题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导致资本对社会成员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资本化、对社会成员外在社会行为的资本化。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不是消灭资本，而是改造并塑造出具有新文化色彩的新型资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弗拉基米尔·布洛夫

　　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梦”。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一切行动都应当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化，对中国人民基本诉求的回应，“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从历史的起点来看，中国人民孜孜不倦地在西方诸多社会思潮当中筛选、探求治国之道，正是为了实现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中国梦”，在这一筛选和探求过程中，中国人民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最为贴合中国实际的，并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传播弘扬“和”文化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王荣华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历代中国人行为关系的准则。在当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和”也成为利益价值的重要尺度。从哲学上讲，和谐是较之和平更为高级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就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发展的重要价值尺度，昭示国际关系从和平朝着和谐方向的升华。
中国人对“和”文化的弘扬，不仅有助于高效稳妥地解决发展中的各项问题，而且能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范本，扭转数百年来国际政治中“强权战胜公理”这一根深蒂固的现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赖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本土认识论与科学

　　《国际思想评论》国际编委、美国克拉克大学教授 詹姆斯·柯瑞文

　　长期以来，本土认识论在科学中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往往受制于书本、传媒的意识建构，却忽视了从个人的亲身观察和观感出发，对周围的现状颇为麻木。在这一背景下，谁掌握了书本和传媒等话语权力，谁就塑造了大众的意识形态。从本土的社会事件出发，辨认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源源不断活力的重要来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往往被学者解读为服从既定结构的、侧重于理解经济现象的学说，这一解读将各地的本土文化和本土意识置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次要地位，从而不利于发挥文化在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从更为宏大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本土认识论是抵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重要武器。世界各国的文化纷呈多样，各具特色，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各取其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取而代之，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重视本土认识论，突出其在政策制定当中的作用，使之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俄文化合作的潜力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中俄两国在历史上结成了亲密而独特的双边关系，两国合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合作上，而且也多见于文化合作上。只要能在以下方面加以整合，就有可能挖掘既有潜力，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化上的成功对话与合作。

　　第一，共同推动文化项目，复兴亚洲和欧洲艺术的古典传统。在当今世界，艺术作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攀高，受制于资本的程度已经愈发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联手推动文化项目，复兴两国人民千百年来传承文化的优秀元素，深化文化内涵，让古典文化重新回到两国人民中间。第二，促进两国教育界合作，中国高等教育曾经深受俄罗斯教育模式的影响，推崇细化的专业教育模式，两国教育工作者应当秉持新的教育理念，尝试新的教育方法和模式，使得教育的受众更加广泛。第三，开展联合科研项目，在中俄传统经济合作因国际经济形势而遭受冲击的背景下，从基础科学和新能源、宇宙、医学等战略领域着手，开展长期合作，创新战略规划模式，以共同提升两国的科学研究水平。

　　推动先进军事文化创新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政委 李殿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来重视先进军事文化的创造，历史上，人民军队曾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军事文化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这些先进军事文化形象一经问世和倡导，便成为战争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的重要符号，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我们党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重要的战略任务。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对于军事实践的意义，就是有利于增强军队整体实力，更快更好地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先进军事文化的巨大威力和作用，人民军队才能不断获得无穷的力量，才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确立的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既对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指明了努力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和今后，为加快实现强军目标，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推动先进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从而愈益激发和汇聚强军兴军的正能量。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文化改革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教授 金炯基

　　加强公共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加强公共性，国家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需要建立更多的进步发展模式。需要澄清的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同水平的公共性，其中北欧模式具有最高水平的公共性，莱茵模式具有相对高水平的公共性，英美模式和地中海模式具有低水平的公共性，东亚模式具有最低水平的公共性。

　　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政府为实现收入公平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也应该增强。政府应该设立能够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增加社会公平和提供平等机会的机构，打造“强大且有能力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在政治领域，政府应该扩大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

　　在经济领域，有必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国家应该将股东资本主义原则而不是股东资本主义引入公司治理中去。工人参与管理可能会加强公共性，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政府应该要求公司间建立合作关系，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共生关系。对于共生关系而言，政府必须纠正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对称权力问题。当中小企业组成强大的联盟时，政府肯定就会认识到平等的权力关系。政府应该保证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间的集体协商，有必要发展具有公共性原则和能够盈利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本身可能被资本家的私有利益占有，因而应该加强对政府政策的民主监督以增强公共性。

　　中国梦、美国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未来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 海因茨·迪特里奇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具有历史感的概念，在当代，它们分别表现为美国梦和中国梦。通过历史增长形式，包括早期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社会主义（列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考察，中国梦完全可以建立在社会主义的进化逻辑上，并借此构建一个反对牟利文明的范式。

　　继毛泽东提出的20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模式，可以将其理解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基因，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和决定性阶段。为了能够在未来发展社会主义并使其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秩序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实行参与式民主，实现建立在平等经济之上的劳动价值，以取代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政治经济基础，即牟利的市场经济。就内部权力关系和阶级联盟而言，如果中产阶级、农村人口、工人和年轻一代都希望拥有一个成功的、和平的未来，实现中国梦则是必经之途。

　　我的文化拓展观

　　拓展文化协会会长 东方毅

　　文化应该是大文化，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子文化。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应进行文化拓展，甚至文化大拓展。拓展是指传承、开拓、发展、进取、包容。当代，文化的传承和包容尤为重要。
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为主干，包容其他各类文化。拓展文化的精义是传承和包容，不仅传承中华文化优秀成果，也兼容世界其他文化精髓，融会贯通，多元一体，同善共存，形成根深叶茂之大文化体系。
马克思认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能够更彻底地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仔细观之，“仁、义、礼、智、信，武、勇、刚、健、行”之中华传统文化，无不与“理性、正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价值互融共通。
我们讲社会主义的法治、民主、文明，也讲社会主义的人性、人本、人道；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仁爱、博爱、关爱，也讲社会主义的民权、民本、民贵；我们讲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也讲社会主义的改革、改良、革新；我们讲社会主义的福利、保障、幸福，也讲社会主义的女权、环保、和谐；我们讲社会主义的理性、信仰、宗教，也讲社会主义的秩序、安全、和平。作为拓展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体，应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我们用社会主义平等、公平的大文化去传承、去包容、去拓展。

　　多变的政治“文化”

　　奥地利社会论坛主席 赫曼·杜沃扎克

　　从历史事实来看，政治“文化”是不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快速变化，很难根据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软实力对其未来进行切合实际的“预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表明，根据一国政治文化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无效的。发动革命前后，整个俄国是一个整体，全民都积极参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然而，在20年代仍存在很多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趋势，文学和艺术领域新风格层出不穷，30年代，这一多样性逐渐消失。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在其决议中对这场战争的立场非常明确。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投降了，他们同资产阶级采取一致行动，赞成收缴战争税款，奥地利像俄国、德国和匈牙利一样，也爆发了革命。

　　政治“文化”的不稳定性表明：“长久的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且不容忽视，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噩梦”。尽管它绝不会自动发生作用，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被再生产出来。今天，在一些再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得以迅速发展，利己主义再度出现乃至抬头，这意味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时期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文化观及其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梁柱

　　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领导者，毛泽东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从新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出发，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决不能无原则地照搬，更不能厚古薄今。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最先提出要在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出在古今中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风格，是具有必然性的正常现象，它对于我们在文化发展和创新中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做好吸收和扬弃、继承和发展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文化资源及其交互汇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学明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长期探索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所走出来的路。中国道路在其探索和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这些优秀成分对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否认。但我们还是必须看到另一种倾向，即把西方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分和因素过分夸大，将其视为构建中国道路的核心或根本。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道路的本体、主体或根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传统，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的进程中开辟出来的，中国道路的继续延伸、拓展和推进，也必须继续回到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学习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看家本领”，用到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等措辞加以表述。这实际上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对中国道路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体、是家、是原本，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学中、学西，也化中、化西，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当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传统。

　　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

　　中国传统文化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其价值取向充满辩证哲理，这充分体现在其对待真假、善恶、美丑的态度上，既讲原则性，又倡导包容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历来反对不辨真假，反对混淆是非，反对不分美丑善恶，而主张“去伪存真”、“扬善抑恶”、“趋美避丑”。这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原则性”。这种“原则性”主要体现在一些先贤对自己的从严要求上。社会伦理也要求社会成员要“慎独”，要“吾日三省吾身”，要“求是”，要 “唯美”，要“嫉恶如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了坚守这种“原则性”，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包容心”则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襟怀“博大”，虽然对真假、是非、善恶、美丑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但依然主张“仁者爱人”、“宽容恕道”、“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合天下”。由此观之，当代中国既坚持公平、正义的国际原则，又秉持“和平、和谐、合作”的外交理念，皆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刘润为

　　从历史上看，古人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学说即“天人合一”说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在生态保护的不少方面不是比古人更加文明而是更加粗鄙，进而可以催生出我们的羞耻感。尽管古人保护生态的某些做法已经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成为过去，但是他们探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却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能帮助我们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摆脱金钱至上、占有至上等等形而上学的束缚，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生态自觉。

　　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财富分配还存在巨大差距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只能走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分配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的路子，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两极分化的缩小，以逐步缩小两极分化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到了那个时候，列祖列宗的梦想也就变成了现实。

　　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剥削文化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 哈拉比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以剥削作为增殖手段的资本精心打造了包含体制、实践、哲学和价值观的“文化剥削网”，即为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剥削文化。随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的出现，这一“文化剥削网”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制度，不过，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仍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文化剥削网”。这些链条在苏联没有被铲除的标志之一在于其领导人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值得信任，其中一部分领导人更是堂而皇之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靠拢，并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苏联存在反革命因素的证据之一。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贯彻革命信念，采取特殊方式，教育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及其领导人如何远离剥削文化的腐蚀和腐化，从而能够避免剥削文化的影响。作为领导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各国共产党必须在面对剥削文化时达成一致，实现理念层面和行动层面的联合，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各国工人才能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不以剥削为目的的物质资料生产，从而批判剥削文化，直至以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文化。

　　马克思与21世纪的共产主义文化

　　印度旁遮普大学教授 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和愿景贯穿于其不同时期的著述中，构成了马克思理论学说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生产、财富、科技、技能和知识的大幅增长增强了构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并使之成为切实可行雏形的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为之终身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主要是基于对其所处时期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愿景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息息相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所建立的新世界，只能通过否定旧世界来实现。

　　共产主义不是静态的思想，而是一种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方能实现的社会形态。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动态的事业，它可能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物质生产、科学发展和知识的增加而变化。共产主义社会不会以任何确定的历史形式出现，且生产力的发展将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理想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理解，将有助于研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

　　许多学者坚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解的科学方法的本质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中国提出的经济增长翻番理念的实质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根植于数千年前的孔子思想，这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性在于它源于早期的社会主义，那时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还不成熟，但它的一些成就可供社会主义借鉴。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统一的全球革命进程，可称之为“历史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意味着在其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寻求发展且不应受到外部力量的阻碍。对于中国来说，亟待突破之处在于改变对科学技术创新和工业部门的轻视态度，从而得以将科学技术用于发展经济，进而增强国力。

　　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的共同发展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杜进森

　　世界文化和东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政治、生态的影响。文化发展是经济、政治、生态发展的灵魂，它不仅满足着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也为经济、政治、生态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支持。文化产业是重要的现代战略性产业，对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反过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发展也影响文化发展。总之，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应通过相互协作，实现共同发展。

　　长期以来，东亚各国人民普遍具有团结、勤劳、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东亚各国人民也非常积极地关注世界大势，致力于追赶发达国家，实现国富民强。然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并没有实现协同发展，一些古老的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乃至于消失殆尽，生态更是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遭到破坏，这为后发国家敲响了警钟。最近三十年来，越南一直沿着革新开放的道路前进，也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良好生态的保护，即使在城市中也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文化元素。越南将在未来的发展中更为重视文化和生态因素，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的协调发展。

　　生活性文化对文化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文化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卡尔·拉特纳

　　人们的生活行为包含真正的文化，然而，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对此却并不重视，他们惯常的行为是推广统治阶级所偏好的精英文化，而这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化即生活性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此外，作为文化产品的主要承载者，大众文化是近现代社会方才出现的，可以将其看作各式各样文化商品的总和，它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性文化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但相较于精英文化而言，大众文化更具有隐蔽性，它往往以生活性文化的面目出现，并悄然影响乃至取代生活性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生活性文化带来了双重冲击，而这二者的合流，更使得生活性文化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趋于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致力维护统治者地位的精英文化和攫取商业利润的大众文化，生活性文化并不属于利己主义的一部分，这也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普通民众高度聚集的少数区域内，生活性文化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它更为真切地反映了人民的历史。对文化政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以精英文化替代生活性文化，也不是放任大众文化混同于生活性文化，而在于保护原初形态的生活性文化，将其作为民族史和国史的重要载体。

　　具有文化特征的经济发展增进世界融合

　　印度查谟大学教授 加斯比尔·辛格

　　经验表明大型经济体有潜力实现文化共存以协调不同经济领域的发展。文化刚性不允许趋向于经济增长，而文化理解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逐步增长。文化帮助人们做出选择以分配稀缺资源，这些资源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活动的进展。因此，文化可以被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文化会影响资本积累、技术创新、技术使用和劳动力参与。

　　经济参数被认为等同于消费和收入，且两者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这可能是因为文化迫使人们改变了对外来消费的偏好。不仅如此，文化还能在生产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改变生产率，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生产上已经超过印度并开始主导市场。这一时期日本工人的高效率是他们高度严格纪律的结果，而这种纪律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的融合适合于现代商业，似乎也成为一个关键因素，目前还没有人确切认同这些价值观，更别说提出一种策略向发展中的人口灌输这些观念。现在，我们只能认为经济发展竞赛已经远远超过之前的水平。这个世界并不像弗里德曼宣称的那么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