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一段空战视频和一场跳坑运动

近日，一段抗战时的空战视频再次刷爆了每一个社交网络平台。

视频来自2015年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播出的“抗日战场上的非常故事”栏目，讲述了1940年5月28日，日军战地记者小柳次一奉命随轰炸机群拍摄成都空袭，拍下了一架国军空军飞行员驾驶苏制I-15驱逐机，单机与32架日军轰炸机作战的画面。讲解者萨苏先生用一种绘声绘色、历历在目的解说方式，声称当时中国空军已全军覆没，这是一架中央航空学校的教练机，驾机的教官日记称“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令现场美女主持哽咽落泪。

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时，也起到了同样催泪的效果。比如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时，几乎都会配上一张流泪的表情。不过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新浪微博账号@成都双石 就考证，空战当天，国军其实有13架飞机升空作战，并出示了当天国军“空军战斗要报”的图片，@澳洲女学人 则发现日记中最动人的那句豪言壮语，很可能来自表现神风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日本电影《永远的零》，并上传了影片截图。

紧接着，微信公众号“大国之翼”发表《1人单挑32日机！有人欺骗你的爱国热情还赚足你的眼泪》，全面质疑视频及故事的真实性。事情的热闹程度甚至惊动了海峡对岸，台湾的黄埔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史政顾问丘智贤博士以《真实是对英烈最大的尊重》为题发表文章，表示“对照中日双方航空战史，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日记，则可以发现，相关解说有许多不符历史之处”。

概括起来说，质疑方提出的证据非常有力。第一、空战视频是1940年7月24日拍摄的，并非片中所言是5月28日（参见NHK原始视频《俄然敵機現る成都大空襲》）；第二、不是1人单挑32架日机，而是13架对32架，且以战斗机对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并非劣势；第三、故事主角“李姓教官”根本未参加这场空战；第四，那则令许多人感动落泪的“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了”的绝笔日记，没有任何原始视频或图片资料证明其真的存在。

鉴于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受到海峡两岸的同时质疑，同时故事的讲述者对此又始终没回应，我们庶几可以断定，这个故事应该是2015年以来寻找国军抗战老兵运动的继续，正如那些忽然冒出的国军老兵神勇故事基本都是子虚乌有一样，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构，给幻想进行了一点艺术夸张。

事情到此本来就应该结束了，孰料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尽管故事的真实性受到了无法反驳的质疑，但一些声名显赫的大媒体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迫不及待地跳进了这个显而易见的坑里。比如一家全国性大报，就以“76年前，日本人在成都偷偷拍下这段视频，看完我泪流满面！”为题在同名微信公众号转发了相关视频和文字，另外两家全国性通讯社的微信公众号也同样做了转发，只有@共青团中央 的微博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谨慎。

一段空战视频，引发一场罕见的跳坑运动。一时间，我感觉好像仲夏之夜走到了池塘边，耳边响起的尽是“扑通”、“扑通”之声。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深媒体人、学者乃至军人都愿意相信这个破绽百出的故事、甚至不愿认真看看质疑的文字？

如果不考虑一些人出于政治动机的刻意操纵，我想说的是，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精英的一个深层次心理病灶：经过近三十多年来从“伤痕文学”开始的自我污名化之后，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会精英在心理上已经建构了一种“道德贱民”的自我暗示，即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道德低下的、是有前科的——这一心理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高级领导人接受香港媒体人陆铿的访谈中表现的特别明显——而为了摆脱自己“道德低下”所带来的心理困扰，于是就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去颂扬曾经的敌人，希图从曾经的敌人那里换得“你已经改邪归正”的肯定性评价。

更进一步，心理上的“道德贱民”，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上的“认贼作父”，即如戴锦华教授所言：把曾经的敌人指为父辈。君不见，和台湾国民党方面谈起抗战和内战时仍与中共泾渭分明、“汉贼不两立”的历史叙述不同，大陆有些人已经腆颜把国军作为自己的“父辈”了。这段视频用“中国空军”取代“国民党空军”并非无意为之，因为媒体在提到今天的解放军空军时，也经常使用“中国空军”。反过来，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却绝不会使用“中国空军”来指称解放军空军，而只会使用“中共空军”。

从本质上说，把曾经的敌人指为父辈，也是一种“急于证明自己姓赵”的心理流露。当年国民党在大陆，虽然在军事、政治上遭遇惨败，但到台湾后傍上了国际社会的赵家——美国，俨然赵家的通房丫鬟。如果能够攀上关系，岂不也可以说自己姓赵了吗？

简言之，大陆主流媒体近年来对“国军”的夸张宣传，反映的不是胜利者的自信，而是文化自信溃败后的一种自卑。“认贼作父”的另一面则是“指父为贼”。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邀请内地官员和台湾来的国民党官员一起餐叙。国民党官员谈起两蒋父子，一脸自豪的历数他们如何亲民、如何勤政云云，大陆官员则面有愧色谈起毛泽东犯了错误，好在现在已经改正了，等等。双方心理的强弱，可谓一览无余。

“道德贱民”的自我指认，“指父为贼”的文化心理，还导致一个对比鲜明的现象：媒体对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军抗战老兵”以及这位“李姓教官”的故事，均采取了一种不加质疑、照单全收的态度，并在发表时极尽煽情之能事，反之对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英雄人物，尽管铁证如山，却百般挑剔，如狼牙山五壮士是跳下去的还是溜下去的？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不动符合生物学吗？黄继光堵机枪是不是违背了物理学原理？等等。

最后想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李姓教官”的故事既然纯属虚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信以为真？仔细想来，其中流露出的失败主义情绪，视上战场如上刑场的心理，确实和抗战时期国军的精神气质相吻合。

蒋介石、国民党由于执行单纯依赖军队和国际干预的片面抗战路线，对抗战最后胜利并无信心，所以“死”就是国军官兵所能够想象的最高境界，比如今天已经走上神坛的张自忠将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上任时对所部官兵痛哭誓言：“今日回军，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悲壮是很悲壮，但并无胜利自信可言。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这段“日记”虽然拷贝自日本神风飞行员的“语录”，但国军的绝望和日军的绝望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日军的绝望是一种“绝望中的狂妄”，虽然败局已定，仍然幻想依靠“武士道精神”折服美军；而国军的绝望则是一种“绝望中的绝望”，只是自己求死，并不幻想能够战胜敌人。当然，这比那些消极避战、望风而逃、甚至投敌当汉奸的百万国军，已经进步多了；但是与秉持“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的乐观信念，依靠人民战争的伟力，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打得鬼子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境界就差的太远了。

需要强调的是：自我指认“道德贱民”的心理定势一旦形成，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他相信自己并非是不道德的，他反而认为这会导致虚伪，而是越是自我污名化就越是诚实。所以“认贼作父”、“指父为贼”的现象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格局下，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上战场如上刑场”的国军精神附体，是国军化、国民党化的现象在大陆重现——

或许，已经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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