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公知”阶级是国之巨贼、民之大害（六）

“公知”阶级是国之巨贼、民之大害（六）

——只容落后挨打，不容中国强大

黎  阳

一、“公知”阶级的利益三原则

中国落后挨打与“公知”阶级的私利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中国越落后挨打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公知”阶级的利益越有保障，日子越滋润(见附录)。

中国统一强大与“公知”阶级的私利完全对立，水火不相容。只要追求中国统一强大，就不可避免威胁“公知”阶级的私利。中国越统一强大，“公知”阶级的日子越难过。

这样的利益格局决定“公知”阶级只容得中国落后挨打，容不得中国统一强大。

造成这种利益格局的根本原因是“公知”的利益三原则：

1.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2.只有“精英”才算人。

3.只能根据书本理论用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判定谁是“精英”。

只要有这三条，“公知”阶级的私利就板上钉钉不在话下：

——只能根据书本理论用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判定谁是“精英”——确保只会根据书本理论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公知”阶级成为高高在上的“精英”贵族，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

——只有“精英”才算人——确保“公知”阶级独霸“人权”；

——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确保“公知”阶级能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明目张胆损公肥私,“合理合法”地牺牲国家利益确保自己私利。

这三条合起来的实际内容是：“公知”阶级的私利高于国家利益。为“公知”阶级的私利牺牲国家利益可以，为国家利益牺牲“公知”阶级的私利不行。

二、“公知”阶级的一切言行实际全都围着这利益三原则，万变不离宣扬这三条：

1.宣扬“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自然可以为“人权”牺牲国家利益。然而“公知”字典中的“人”只包括“精英”——只有“精英”才算人，其他都是“劣种”，只配按“优胜劣汰”的原则被“劣汰”掉，根本不配活着，更不属于“人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中的“人”是不包括“劣等人”、只包括“公知”阶级等“精英”的“高等人”。因此“人权高于主权”的实际含义是“‘公知’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公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只许为‘公知’私利牺牲国家利益，不许为国家利益牺牲‘公知’私利”——“打左灯向右柺”、“能做不能说”、“到天津只说去廊坊”：不直接说“‘公知’私利高于一切”，只说“以人为本”、“人权高于主权”。

——“爱国”=纳粹——“号召我们放弃个人私利，成就民族国家的伟大；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与财产，说这符合国家利益，也从根本上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让我们牺牲个性，融入到更神圣的群体事业中，如此才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将学术和理论更多地与民族的荣光相联系，制造出各种民族的科学……这就是纳粹!”(贺卫方)

——“爱国”=“爱国贼”——“极左”、“民粹”、“愤青”、“文革余孽”、“义和团式爱国”、“国恤民，民方能爱国”……

“公知”阶级大肆鼓吹的一切——“普世价值”、“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其实就一个意思：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私利”、立“‘公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只有实现这一破一立，才能“改革攻坚”、突破底线、确立起“公知”利益三原则中最要害最关键的一条。

2.宣扬“只有‘精英’才算人”：

——“反精英者皆脑残”、“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

——“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

——“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

——“如果谁对茅先生(茅于轼)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易中天)；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声称：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是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国家、“精英”、百姓三者中只有“精英”有“安全感”问题，而且还是“最紧迫的问题”；显然“国家”、“百姓”都没有安全问题，或者说“国家”、“百姓”的安全都不是问题；这本身的含义就是“只有‘精英’才算人”，所以才存在“安全问题”。

——“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垃圾人口”、“奴性”、“盲从”、“暴戾”、“民粹”、“劣根性”、“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95%有破坏性”、“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改革代价”、“对待刁民不能手软”、“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你就不配活着!”……

——“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三百年殖民地”(刘晓波)、“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

3.宣扬“只能根据书本理论用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判定谁是‘精英’”：

——文凭主义、“学而优则仕”；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

——“‘黑话’般的法律语言”、“法律行话”是“黑话”，“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即便是在西方，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也会是一部法学家的‘独门暗器’”。(贺卫方)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三、“公知”阶级的这利益三原则与中国落后挨打毫不矛盾：

——洪水泛滥，遭灭顶之灾的是居住地位低下的，高高在上的可以高枕无忧。

——国家落后挨打被奴役，挨打遭殃的是社会地位低下的，高高在上的可以高枕无忧。

只要是“精英”制，“公知”阶级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就能高高在上，国家挨打就打不着他们，他们对国家落后挨打就不可能有切肤之痛。

人大张鸣证明了这一点——他承认“民国是个乱世”、“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又承认“公知”阶级在“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的乱世民国中过的是神仙般的舒服日子：“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

既然“公知”阶级能在“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的落后挨打的乱世照样可以过上神仙般日子，那他们又何必在乎国家穷不穷、乱不乱、受不受欺负、挨不挨打？

既然“公知”阶级的私利跟中国的落后挨打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他们自然不会反对中国落后挨打，也就是说，容得中国落后挨打。

四、“公知”阶级这利益三原则与中国统一强大水火不相容：

——使中国统一强大，就必须“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私利”；这就与“公知”阶级的“‘公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的利益原则水火不相容；

——使中国统一强大，就必须全民奋斗共同努力，就必须人人平等。这就与“公知”阶级的“只有‘精英’才算人”的利益原则水火不相容；

——使中国统一强大，就必须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就必须依靠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工农兵和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这就与“公知”阶级的“只能根据书本理论用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判定谁是‘精英’”的利益原则水火不相容。

算命先生靠搬嘴弄舌舞文弄墨混江湖。“公知”靠搬嘴弄舌舞文弄墨混世界。人是越不自信越心虚越爱找人算命，越自信越有数越不买算命的帐。国家同样如此：越落后挨打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越没主见没自信，越“病急乱投医”找“公知”算命。国家越统一越强大、道路越明确、对未来越有数越有自信，越不买“公知”搬嘴弄舌舞文弄墨的帐。

“公知”阶级不欺负人就不能生存；不高人一等就不能欺负人；不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就当上“精英”就不能高人一等；不牺牲国家利益确保私人利益就不能允许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当“精英”。这一切与“中国统一强大”格格不入，与“中国落后挨打”毫无矛盾。

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公知”阶级“只容得中国落后挨打、容不得中国统一强大”——他们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反复证明这一立场：凡是有利于中国统一强大的，他们一定大骂，至少决不说好；凡是有害于中国统一强大的，他们一定大赞，至少决不说坏——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高铁、核电站、神舟飞船、嫦娥、天舟货运飞船、北斗、高分卫星、航空母舰、中华神盾、核潜艇、长征运载火箭、东风、巨浪、长剑、鹰击、歼10、歼20、运20、空警、直10、直20、彩虹、翼龙无人机、运8系列特种机、C919、99A、04步战、红箭、红旗9、东风、天眼、天河、神威太湖之光、激光陀螺、量子通信、太行涡扇、超燃冲压发动机、高超音速飞行器、超级工程……所有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切，“公知”们可曾说过一句好话？除了“他妈的奇迹”之类破口大骂和各种冷嘲热讽之外一定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对中国落后挨打时期的一切则满腔热忱大肆吹捧：“民国范儿”、“旧中国不是一穷二白”、“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不能一言蔽之说民国没有搞好就否定它”、“中国早晚还是要走民主共和的路”、“民国的课题是今天我们的课题”、“我们还得重新翻这一页”、“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慢慢把民国办好”……一件两件、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偶然，但件件如此，回回如此，那是规律：只容得中国落后挨打，容不得中国统一强大。

由此可知，“公知”的任何言行绝不会是为了爱国救国强国，必定是为了祸国殃民。这是“公知”的阶级利益所在，阶级本能所致。

附录：“民国范”证明中国越落后挨打，“公知”阶级日子越滋润

1.“民国时期”中国落后挨打

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列强横行、日本入侵、主权沦丧、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某些地方农税已经“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华北大饥荒(1920-1921)死亡1000多万；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1925)，死人不计其数；北方八省连续大旱(1928-1930)蝗、风、雪、雹、水、疫并发死亡1300多万；三年大荒中陕西1300万人口中死亡300多万，流离失所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70%，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长江水灾(1931)死亡300万，灾民1亿……据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达2亿以上；灾荒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注：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68岁)。

2.民国时期国家落后挨打，“公知”却有活得有滋有味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教授的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知识分子说话好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人大张鸣)

3.“民国范”体现的原则是“‘公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

这些学界大师“民国范”有两大特色：第一，几乎全是文科类文人，极少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最急需的理工科人才。第二，几乎全在“体制内”吃“皇粮”——“国立XX大学”、“省立XX大学”之类。这就是说，他们的高薪来自政府税收，而政府的税收来自百姓——政府用权力向百姓征税，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血汗钱用于确保文人“公知”、“民国范”只需搞搞历史、哲学、诗词歌赋、书画艺术之类“传统国学”、翻译翻译西方文学伦理名著、悠然自得舞舞文弄弄墨，就可以过上“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同时却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动辄成十万上百万地饿死的境地。

此时的中国已经落后挨打了近百年，已经离“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全面战争没有几年。穷成那样仍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管国家的发展，不思竭尽全力增强国家物质力量，却把国家仅有的那么一点资源挥霍于保障一帮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高高在上悠哉游哉享乐快活。

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的结果。

4.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使军阀为自己的利益需要不能不“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

第一，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军阀争天下——笔杆子，枪杆子，夺取天下要靠这两杆子。但军阀手里只有枪杆子，没有笔杆子，所以不得不笼络笔杆子，至少不敢轻易把笔杆子都得罪完，不得不维持住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

第二，内战内乱不得人心。越是不得人心，就越要想方设法收买人心。内战内乱之际，只有能给人以希望的正面的建设性东西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才容易收买人心。内战内乱时可行又能立竿见影的“正面的建设性东西”只有一样：教育——天下大乱，不管搞什么建设，能不能成没数，即使能成何时见效没数，能见多大效没数，要投多少本没数；唯独“重视教育”不需要等到真正见效就能给人带来希望，是内战内乱之际唯一切实可行、能迅速起到收买人心之效的“形象工程”。

第三，既然军阀们“重视教育”的醉翁之意是形象工程，那就只能重文轻理。首先，文人便宜——养文人只需要人头费，没什么其他开销。而培养理工人才则大不相同，不但得有世界水平的师资，还得有设备、场地、材料、熟练技工、实习条件、科研生产的大环境……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备齐这些要么不可能，要么代价高得吓人。培养一个理工人才的经费足以养一堆文人。既然“重教育”不过是装装样子，那用文人“公知”滥竽充数要经济合算得多得多得多。其次，旧中国科技一片空白，理工教育同样一片空白。理工人才培养周期长，搞形象工程靠理工教育远水不解近渴；而靠养文人“公知”就省事得多——俯仰皆是，随时随地可以捡，随时随地可以扔，灵活机动，简便易行。再者，要用教育证明“政绩”，总得拿出点有分量的大师装点门面。但理工科的大师国际公认了才算；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文科的“大师”自己说了就能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要拿出“大师”装样子就只能靠文科文人。还有，中国工业不发展，理工人才学出来在中国也没出路，事业不顺者不会有好气，给钱也不会说你多少好话；而文人“公知”就没这种问题——文人“公知”的事业就是自己，个人成功即事业成功，事业成功自然好说话。最后，理工人才不靠笔杆子吃饭，造势造舆论远不如文人“公知”。结论：只有重文轻理、专养文人“公知”才是物美价廉见效快的“政绩工程”。

第四，国家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灾祸不断、民生凋零、国家预算捉襟见肘还要搞形象工程“民国范”、维持“公知”阶级“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车”的神仙日子，就只能“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预算除了打仗、养兵、养官、养公知外什么也不干，根本不发展，更不管老百姓饿死穷死。

5.“公知”阶级拼命歌颂民国、赞扬“民国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确立根本的治国原则：“‘公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要“公知”不要国家。只许“公知”强大，不许国家强大。

6.新中国的发展证明要使中国统一强大，就不能不制约“公知”的私利

新中国开国之初百废俱兴，国家负担空前严重：要搞政权基本建设，要打仗，要救灾，要平息物价飞涨，要大规模救助大量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的无业人口，要杜绝旧中国那样每年动辄饿死成十上百万人的惨剧，要消灭瘟疫流行……摊子如此烂，当务之急如此排山倒海，还要从零开始为工业化打基础——大规模扫盲，大规模普及中小学教育、大规模培养理工科技人才，大规模建设最基础的设施……任务如此重、时间如此紧，国家如此穷，资源如此少，只要以“爱国救国强国”为最高原则，就不能不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办大事急事、先生产后生活、同甘共苦平等一致动员团结全国老百姓一起艰苦奋斗——“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这一切背后的原则：“个人私利服从国家利益”。

如果象民国军阀那样，为了巩固个人权力不惜牺牲国家利益邀买人心确保“公知”利益、把普通老百姓的活命粮、工业化必须的紧缺资源扣下来保障“公知”继续“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就根本谈不上爱国救国强国——国家那么艰难，不牺牲百姓、不牺牲国家工业化，怎么可能负担得起“公知”的贵族特权待遇？不仅如此，给“公知”贵族特权，那其他人呢？开国元勋胜利之师几百万，给不给特权？不给，能服众吗？给了，共产党一下子就会变成李自成，变成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人人要特权，个个按权分配大抢特抢，中国的那点底子还不够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刘宗敏们分赃的，还拿什么搞经济建设工业化？早分崩离析了。结果：为了救国强国，不得不动“公知”们的奶酪——“公知”的工资在北洋军阀时代可达普通职工的50倍以上，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工业化建设的第一年)工资改革后改为最高10倍——仍然比普通职工的工资高得多，只是高得不再象以前那么悬殊而已。

这就让文人“公知”们抓狂了——“百岁学者”周有光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注意这句话：“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敢情在文人“公知”心目中，用“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的代价来维持自己“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日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确要求“牺牲国家利益确保‘公知’私利”。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个人私利服从国家利益”，制约了“公知”的私利，所以得罪了“公知”阶级，所以“公知”阶级对毛泽东恨之入骨。

“公知”阶级无孔不入地妖魔化毛泽东，说得出口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借口。真正的理由说不出口——“只许为‘公知’私利牺牲国家利益，不许为国家利益制约‘公知’私利”。无孔不入妖魔化毛泽东，是为了杀一儆百——只许“国家利益服从‘公知’私利”，不许“‘公知’私利服从国家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敢象毛泽东那样为使中国统一强大而制约“公知”的私利。

这一切从反面证明了这条客观规律：“公知”阶级只容得中国落后挨打，容不得中国统一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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