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和脑袋：揭开《软埋》式咒骂革命的学术面纱

屁股和脑袋：揭开《软埋》式咒骂革命的学术面纱

邋遢道人

昨天写了篇“从告别革命到咒骂革命”，提到屁股和脑袋问题，许多评论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些看法。贫道觉得很有趣，挑出三个与大家探讨。

一个道友评论说：“造反有理还是无理，剩余价值如何分配，是屁股决定脑袋，逻辑只是糊墙纸”。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贫道觉得这要看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意思是：人们是否赞同造反有理，往往不是从事实和逻辑推演中得出了结论，而是政治立场起了决定因素。也就是屁股(立场)决定了脑袋(看法)。

——贫道觉得他说出了实际情况。确实多数人是屁股决定了脑袋。道理就像堵南墙，虽然有些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但很多人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如果意思是：造反有理还是没理，是不同立场的人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形成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看法，那些逻辑证明过程无非为自己立场辩护花言巧语。这样的命题不存在“客观真理”，最终结论不可能用事实和逻辑进行证明。

——贫道会认为不见得。因为既然双方都是人，形式逻辑就相同。观察的对象是客观的，角度再不同东西还在那里。产生不同结论，要么是有些论证选用的事实不真，或者是推演不符合形式逻辑。如果用双方都承认的事实，依据形式逻辑推演，最后结论是唯一的。也就是存在“客观真理”。可以“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但不能不承认有堵南墙。

还有一个评论说贫道“讲的很好，但软绵绵的，战斗力不足，有一定文人习气。缺乏革命精神!”

这个评论虽然没直接说脑袋和屁股，但点指责贫道屁股没坐稳的意思。贫道接受不接受批评呢?——不接受。

贫道文章确实“软绵绵的”，缺少明显的“革命符号”，但战斗力不见得不足。这怎么讲呢?贫道认为：对于写文章表达观点来说，屁股不重要，逻辑最重要。立场和观点对写文章没用，只在用投票或者搞活动的时候有用。“立场要坚定!”“屁股要坐稳!”是在动手时才喊的。但写文章讲道理需要的是“文人习气”，用“软绵绵”的语言讲出铁的事实和周延的逻辑，论证出实际存在的“客观真理”。

举个例子，论证出《“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或者《“软埋”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战斗力强吗?

贫道认为不很强。为什么呢?

对左派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叫没有信息量。如果说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以前不知道怎么讲。——似乎有了信息量，可以作为以后辩论的武器。但这个武器会遇见下面问题：

对右派则毫无说服力：招魂咋了!地主本来就是中国的乡土精英，没了乡绅才有了乡愁。还“阶级斗争”!——我好怕怕哟。啥年代了，吓唬谁呀!!

对中间派来说也糊里糊涂：当年斗争是不是搞得太过火了?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的财产都是省吃俭用挣来的，把他们人也斗了，地也分了，现在刚一反思就扣这么大帽子，不好吧。

因此，说“你的立场错了!”，“你屁股坐在地主阶级那里了!”不叫批判，叫“扣帽子”。用褒义的话说是“给对方的立场定了个性质”。

那么，写批判文章时立场有用没用呢?

有用。

贫道经验是，很多情况下，要注意观察对方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看清楚对方屁股位置，对成功地把对方搞得灰头土脸非常无趣是很重要的。道理是：一个东西摆在那儿，屁股决定了观察点，观察点决定他看见了什么。屁股越坚定，观察的就越片面，肯定无法推演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这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发现他的错误在哪里——或者以偏概全，或者事实不符……

下面贫道举个例子：

2009年是共产党执政60周年，那时质疑土地改革是否有必要，土地改革是否太过火的“理论探讨”已经进行的很充分。甚至土改的大背景——中国历史上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否是主要矛盾，农民起义是否与土地集中有关，也都探讨得清清楚楚。共产党包括国民党曾经主张过的土地政策那时已经在理论上被颠覆了。与这些研究相比，今天的“软埋”只能算是闹剧——软埋是“虚构”了一个土改中地主没法儿活的例子，当时有的研究用12个页码(16开)列出几十例有名有姓的地主被土改搞得家破人亡血淋淋的实例。

一个哥儿们要贫道就这些研究的写一篇批判文章，当时把贫道给难为坏了!

且不说贫道本来不研究这方面的事儿，关键在于折腾起这事儿的都是大陆和台湾著名中国史和中国土地史专家，哪一个说出来都吓人一跳!秦晖(清华)、高王凌(人大)、杨奎松(华东师大)不光个个是博导，还都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军人物，经常在央视给全国人民讲历史。台湾的许倬云和赵冈更是两岸都承认的史学泰斗。一个外行批判他们的观点，成功希望应该是零。

最后哥儿们用“你是共产党员不是!”把贫道给治住了。只好把大腕儿们的代表作借来开始研究。而且最后还真写出很像样的批判文章来。

批判关键在证据，人家手里都是多年钻在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资料，贫道别说找相反证据，甚至历史资料在哪儿查都不知道!

举一个例子，杨奎松先生为了证明解放前中国土地集中度并不高，地主尤其大地主占有土地数量远远低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以此驳斥所谓封建社会少数地主占有了大部分土地的传统说法，提供了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大约130万农户的调查资料。这个调查样本数量大，分组细致，确实能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地主尤其是大地主占有耕地的比例并不高。数据显示：

户均400亩以上的大地主占总户数的0.5%，占耕地总数的14%左右。加上户均耕地127亩以上的中型地主占到总户数的4.5%，耕地占到47.4%，不足全国耕地的一半。而户均不到10公顷(150亩)土地的这批所谓地主，在中世纪的欧洲连当个富农都不够格，顶多叫个自耕农!这样看，说中国解放前地主占有大量耕地造成贫苦农民没法儿活，并作为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理由，是有点问题的——问题还不小呢!

贫道能找到更铁的数据驳斥杨教授吗?不能!怎么办呢?贫道注意到杨的文章开头就不加掩盖地说，这篇文章是站在“土改倒霉者的角度”研究的。这句话让贫道开了窍：还用杨教授的资料，无非挪挪屁股，坐在“土改既得利益者”角度算算账。算的结果是：

再扣除占总户数4.4%，占耕地24%的小地主和富农，剩下的中农以下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约91.9%，占有耕地29.2%。户均拥有耕地4.9亩，人均拥有耕地接近1亩。贫道不管土改的倒霉者在当时过得怎么样，是家家“朱门酒肉臭”还是也吃糠咽菜(河南林县地主春天也吃糠咽菜)。只注意剩下的农户人均1亩地在当时是很难活命的。那个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不过百十斤，南方也不过二三百斤。按当时资料，解放前平常年份全国平均亩产大约在200斤左右。由于还要种经济作物，还有赋税，三年两荒的环境，当时人均一亩地根本不足以活人。

问题在于还有中农。中农什么情况?“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杨教授的资料没给出户均三四十亩的户数。一般来讲，占剩余农户的10%是中农不算高估(大地主不足1%，中地主4%，小地主加富农4.5%)。按户均30亩计算，中农拥有剩余耕地60%。这样计算，占全部农民83%的贫雇农户均拥有耕地只有2.2亩，人均只有4分多地。在当时的生产了情况下，4分多地是活不了命的!

——“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道理很简单：造反不造反不是地主占地多少决定的，而是穷人的占地能不能活命决定的。分析这问题重要的是观察角度，也就是屁股。

当然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还有“贫雇农没有地可以租地主的地种嘛”的逻辑。这以后分析，这里就不再深入了。

一直到今天，“学者们”还是把重点放在解放前地主的剥削率上。说地主只占耕地的40-50%的研究很多。所用方法无非是屁股坐在地主怀里看问题，不愿意挪一挪看看贫雇农剩下多少，够不够活命。

一些研究算账也用屁股算的。关于为什么要土地流转，全都站在“种田大户”(“大户”们也大量雇工，只是雇工不叫长工了而已)立场上算账，至于剩下的那些“流转倒霉者”咋回事儿，很少有把屁股挪到他们那里看看的。2015年，中国农业还有2亿农业劳动者，劳均耕地9亩。说现在已经有40%农田集中在种田大户手里了，近期目标是80%，远期是90%。

可以帮他们进行逻辑推演：把土地集中在大户手里是为了规模经营出效益。美国劳均耕地大约1200亩，中国农业最终要与其他国家农民竞争，不扩大规模不行。那么，达到美国经营规模，18亿亩耕地只用150万农业劳动者，剩余 2个亿劳动力的数基本没动，安排他们有点吃不消。标准不那么高，美国的十分之一，1500万(劳均120亩)，还剩1.85亿劳动力。还有点高?好，美国的5%，3000万农业劳动者(劳均60亩)，剩余1.7亿劳动力(注意，大户可雇佣的已经算到前面了)。标准还高?再低还竞争个狗屁!

剩余1.7亿劳动力(含家属大约4亿)怎么办?已经安排好了：进城务工!

西方7国集团制造业工人原来一个多亿，中国农民一进城，挤得现在剩不到6千万。这已经把从川普到默克尔恨得咬牙切齿。中国再进城1.7个亿，能让全世界劳动者都回家歇着了。虽然中国人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把汗水留给自己，把欢笑留给别人——就怕其他国家不这样想呢!

所以，只要探讨的问题牵涉屁股和角度，都要占在对方立场上考虑一下。否则就叫做一厢情愿。

还有一个多年的朋友跟帖说：

人大多是屁股决定脑袋，从打江山到坐江山，自然有质的变化，告别也好，咒骂也好，都很自然。当年那些理想主义者都渐渐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今的儒也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一出出都是闹剧。

这个评论说的也很实在，但有逻辑错误。这个评论可以作为一道形式逻辑题来做：

开头用“人大多是——”，这样句型在逻辑上叫做“特称肯定判断”，即“有些——，有些——”。虽然“大多”，也是“有些”。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闹剧”属于“全称肯定判断”。问题是，前提与结论必须是同一种判断类型，否则不符合逻辑。比如前提是“有的美国人是黑人，所以美国人长得黑”就有逻辑问题。要把这段话改得没毛病，要么用“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一出出都是闹剧”，或者“人大多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大多是闹剧。”

贫道在强国论坛上混的时候，很多网友就称赞贫道眼力刁钻，嘴强牙硬。攻必克守必固。道理就在于贫道只用事实和逻辑与人斗嘴：立场批判不倒对方，只有事实和逻辑能批倒对方。你说他这样说涉嫌卖国，他说“本人就是带路党!”——你傻了吧。因此，立论尤其驳论一定不要用屁股坐武器，只能用脑袋做武器。也就是抓住对方事实错误，指出对方逻辑错误。其他再妙笔生花，过过嘴瘾而已。

拐回来说这个评论。这个评论实际是想说“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仅因为后面结论用了“都是”，而且中间用了“都很自然”。

贫道不同意这种看法。

改革伊始，很多人用孟夫子这一段话教育大家：“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有固定资产的人有道德标准，没有固定资产的人没有道德标准。前一句属于“全称肯定判断”，后一句属于“全称否定判断”。这两句把拥有不动产(屁股)与道德标准(脑袋)绑得死死的。这句话继续推演，就是“发财要赶早!否则猪狗不如!有钱才有德，没钱就缺德”，像是孟子在鼓励大家做生意。况且还有管子类似意思的“衣食足然后知礼仪”，结果儒家法家对发财发大财都是鼓励的。于是还有什么“儒商”。

这是忽悠人的。

孟子这段话出自《滕文公上》，引得比较全的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民之为道也”，是“老百姓的行事规则是”的意思，并非指所有人都这样。这段话是讲“为君”的道理：要“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按低标准征税以便“民有恒产”。最后一句“为富不仁矣，为富不仁矣”连说两句，是说“搞发财的事儿不仁义呀，搞发财的事儿不仁义呀!”一点鼓励发财的意思都没有。孟夫子承认狗屁儒商!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从来不引述孟子另外一段话。孟子在《梁惠王上》有很类似的一段：“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这段话与滕文公那段话几乎一样。区别是前面有一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两段话就恒产和恒心关系来讲，应该是这样说的：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这一下恒产和恒心的关系就是特称判断了：老百姓都是财产决定道德标准，而士不是，有财产没财产都不影响他们追求道德高尚。

古代的士，按今天的说法大概与“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很接近。由于中国前些年把自己标榜成公知的人干了太多坏事，说了太多忽悠人的话，搞得你说谁公知谁就要给你拼命。但士的这种“不因名利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特点，与西方“公知”是很像的。作为士，屁股和脑袋没关系。富人家子弟可以舍弃一切为穷人服务。(反过来好像不算)

以前中国能称上士的很多，而且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做个舍生取义，公而忘私的人为毕生追求。只谈名利钱财房子妻子的会被人看不起。就连民国的“士们”聚在一起，谁只谈吃喝玩乐及闲情轶事会觉得他无聊，会减少交往。如果当时嚷嚷“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一定门厅稀冷。也就是现在，在乎出身和地位了。

碰见一个毕业后就没见面的同学，在校时比较腼腆，现在看问题激烈得多了，说起共产革命就骂骂咧咧的。后来一个同学介绍说：他家解放前在他那一片还是个不小的地主，自从九十年代初一个叔从台湾回来后，他就神气多了。类似情况确实不止一个，不少人好像想方设法在自己祖坟上扒拉出一颗蒿来当旗杆，证明自己有过“恒产”，就找到替地主老财张目的理由了。

贫道觉得很可笑：一方面把自己当公知，清高得不行。一方面又在证明自己是“因为有恒产所以有恒心”。

去年开车路过岳阳楼，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贫道问家里领导：你读岳阳楼记觉得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什么。领导说当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啦。贫道说觉得不是这一句，全文的核心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不仅因为这八个字是“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引导出来的，也就是把前面两种“因景生情”(恒产生恒心)的认识方式进行否定，要追求“古仁人”的认识论，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后面“居庙堂……乐而乐呼”的部分，是这八个字内容的展开。

当然，一般人确实用屁股决定脑袋，而且也无可厚非，但有几种人不能：

士、出家人、信神的、革命者。

——当官的其实不包括在内，虽然他们经常标榜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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