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第四个三十年，我们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

中共的第四个三十年，我们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

潘  维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 潘维是一个颇具思想创造力的学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曾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超千万次，并引发强烈共鸣。

我国以三十年为一代人，中共的历史大致可分成四个三十年。

一是从1920年到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

二是从1950年到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

三是从1980年到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

中共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

怎样定义这个历史时期？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标和任务。进入正题前，先提四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我国的理想目标是成熟的市场和法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让市场在经济要素分配上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成熟的法治以保障市场机制。然而，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拥有成熟的市场和法治，可那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甚至大多反共。我们的理想仅是成熟的市场和法治？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个疑问：我国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我国宣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老少，有不少人在质疑，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或者从右翼的角度提问，我国需要社会主义吗?

第三个疑问：我国政府倾向强调精英利益还是平民利益?今天的欧洲和美洲正在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漩涡里打转，比如拉美左翼政权纷纷垮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体现了右翼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是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大潮，备受各界关注。我国把英文“populism”译作“民粹主义”。“民粹”在我国知识界是贬义词，因为那是列宁早年批判过的一个俄国政治流派。“populism”是中性词，应译作“平民主义”，对应“elitism”,即“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分左右派，平民主义也分左右派。左派强调政府要干预经济，让分配的“结果”平等;右派强调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让竞争的“机会”平等，让差距激励人们的勤劳和智慧。如此，左翼和右翼的精英主义还有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总共四种势力在世界舞台上博弈。中国的执政党归属或倾向于哪一类？

第四个疑问：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精神文明越来越衰落，怎么办?我国的人均GDP仅约8 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为4万～5万美元。我国目前依旧是欠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人们互帮互助的精神在减弱，人们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城乡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我国明显面临积累物质财富和提升精神文明的双重任务，而且两个任务的指向并不一致。怎么办？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三十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以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它们拒绝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以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并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喝彩。

然而，中国毕竟还是个欠发达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13.8亿人，而整个发达世界的人口才10亿人。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即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第一，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说抓作风要“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还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过二十年，我们党会不会像今天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那样廉洁？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的党。

可能吗?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我们40后到60后这代人早已退休甚至不在世了。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但信念是个好东西。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对违反党纪国法者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央视推出的公益广告中说的，“我是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需求了，而是喂养宠物猫狗的纠纷、商住混合的纠纷、噪音扰民的纠纷、垃圾处理的纠纷、违章建筑的纠纷、乱停车的纠纷、物业管理水平低下的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老人们自己买菜做饭有困难，需要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陪护，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

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这样自下而上地选拔出来，并在每次升迁上党校时拨出几个月回到基层社区组织居民，为居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让居民们评估他们回炉学习的成效，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作为北大的党员教授，我上交了不少党费。我希望我交的党费至少一半能被拨付给我居住的社区，用于建设社区党支部和支持社区党支部的活动——把社区里居住的退休党员们组织起来，义务劳动，带头组织居民自治，调动政府资源支持党领导的居民自治组织，让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拥有崇高声望。党员都有从本职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党，终生是人民义工——在职的党员们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出力，在每个居民区里以身作则，循环往复无穷尽。如此，“我是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在你身边”就会从公益广告变成现实，让广大群众感到可靠、踏实。

“损有余以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但共产党人自己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经济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信仰。

其一，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保持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有目标、有理想、有信仰的组织才会有情操和前途，才不会有今天没明天。

其二，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

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有担当，更肯做出牺牲。情怀是修炼沉思而来的。中国有“人皆可为圣贤”的传统文化，那不是说人人都立地成佛成为圣贤，而是指少数精英在社会实践中勤于修炼人性去平衡本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儒门弟子的情怀是修炼来的。党的建设应包含这种修炼。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我国创造财富的根本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国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要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花了巨大成本。这努力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媒体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几乎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是人类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推行这种政策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以至于“三农”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14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10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我指的当然是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年年提高。虽然老百姓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

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游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工程就建造了5 000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1.5亿穷人住上了新房。1.5亿人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推行这种政策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上述的每项政策，包括转移支付、盖房子、医疗改革、精准扶贫等，在技术和细节上都充满瑕疵，存在浪费和效率不高问题。但几乎没人指责那些政策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还是欠发达国家，8 000美元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4万～5万美元的人均GDP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工具，却不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认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二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动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

第三，恢复自然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修复自然环境。这是非常艰难的。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

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即便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三亚市的三亚河曾经又臭又脏，污水横流，但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治理，如今的三亚河已清波荡漾，鱼虾欢跃，成为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三亚绕城高速旁曾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三亚人不愿说的“难堪事”。这个问号就是抱坡岭。作为石灰岩矿山，从上世纪30年代起，抱坡岭就被开挖，东边山岭甚至被掏空。危岩高耸，仿佛一个巨大“问号”。党和政府动员企业和居民们把荒山秃岭先做成梯田状，然后种树覆盖，不到两年山上就种满了绿树。

一个地方这样做成了，其他地方也应该能做成。只要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做的重要的事，下定决心，坚持几十年，久久为功，修建过长城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实现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

修复我国的自然环境也是我党的庄严承诺。

概括起来，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第四个三十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那么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

如同共产党以往的三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道路必定曲折，挫折必定不断，在困难时动摇、离去甚至背叛到我党敌对阵营的也必定大有人在。但党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不会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上。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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