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近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薛念文 孙  健

在西方，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起步基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岁，其以丰富的一手资料收集、各类科学研究方法的即时应用而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一、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

近年来，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上出版了大量著作。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纽约大学熊玠教授的《习近平时代》、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的《习近平复兴中国》都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体现了美国学者经世致用的取向，他们研究理路深刻而具体，既有国家政策层面的宏大叙事，也有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微观刻画。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推动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麦克法夸尔对毛泽东评价颇高，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麦克法夸尔：《〈中国季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季刊》2006年第188期）麦克法夸尔高度肯定了邓小平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认为，1982年邓小平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是从战略高度构建符合中国自身特征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要从本国国情出发，逐渐摆脱苏联模式，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形成中国特色。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能从中国现实出发，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他讲究成就，不要争论，因此能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吴小曼：《对话傅高义：“帮美国人了解中国改革”》，《华夏日报》2013年5月20日，第35版）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经济新常态建设，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高度赞扬。美国学者瑞安·米切尔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从而使得当今中国出现“最新发展”。（瑞安·米切尔：《中国崛起的韧性与脆弱性》，《马克思与哲学评论》2015年6月19日，第2版）

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中共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与有力领导密不可分，中共领导人的准确判断和恰当布局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谢尔·霍洛维茨撰文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战略策略，并指出这种战略的延续性对国家的稳定、团结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毛泽东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略方针颇具远见；同时坚持中国各民族团结，增强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杜绝汉族大民族沙文主义，避免国家分裂。（谢尔·霍洛维茨：《稳定中国的西部：对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治理策略的解释》，《中国政治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维护了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在建国之初，领导人塑造着国家制度，接下来则是国家制度塑造着领导人。”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和外交的前景与未来取决于由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决策水平的质量。（蒂莫西·加顿·阿什：《习近平时期的中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2015年6月1日）高度肯定了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制度构建和繁荣发展的卓越贡献。

美国学者对中共领导人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勇气非常赞赏。美国丹佛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赵穗生教授就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示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赵穗生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拒绝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而任何这样的划分都有倾向于贬低毛泽东的借口。（赵穗生：《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当代中国》2017年第103期）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提出“四个自信”，这是他对“三信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的有力回应，不仅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责任感。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的思想表示赞扬。他们称赞邓小平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得益于中共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集体智慧，更核心的是在于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们非常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高级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经历，认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体察民情，扎实开展工作。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均有过长期基层经历，而这更促进了他们心怀民众疾苦，关心社会民生，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普通群众考虑在内，真正践行“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宗旨。

二、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长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保持其高度凝聚力的重要保障。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趋势与特点，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对增强其政治延续性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直高度重视对党员的教育，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吸收新成员以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坚持对党员的严格考察和系列教育，则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和富有凝聚力；吸收社会优秀人士入党使党员职业来源多样化，清晰地反映了政党获取社会支持策略的变化。美国著名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狄忠蒲，通过对中国城市地区展开数据调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趋势，肯定了党建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与延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意识到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因为他发现在部分地区，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员获得了各类保障，但这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对各级政府的支持。而如果听任在部分地区党员对政党的腐蚀，这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会使地方的稳定受到影响。所以，他高度认同当前中共严格考核申请人的举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兼具专业技能和政治忠诚度的合格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筛除那些只想要追求物质利益，不支持和信任国家的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声誉。（狄忠蒲：《谁想要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季刊》2014年第217期）

应该说，美国学者狄忠蒲的这些认识是相当有价值的。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发展的方针进行了调整，严把党员发展的入口关，由“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转变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局部的微调反映了新形势下党对自身建设的明确要求。坚持对新入党员的高标准、严要求，能进一步督促党员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强力反腐败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高度赞同。他们认为，国家能力的增强需要聚集个体的力量。反腐败，可以重新加强国家的权力，也是当代中国反对“西化”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赵穗生：《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当代中国》2017年第103期）“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伟大的党，要靠高素质干部队伍。从严管理干部是从严治党的关键。美国学者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制度，将之作为中共党建研究的重点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曾庆杰采用文档研究、访谈和量化数据等手段，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中国共产党引入了一系列措施,让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干部选拔工作中来，丰富了党员的来源，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他认为，中共希望以加强“党内民主”的措施来纠正因人事权过分集中而导致的用人腐败和官民关系紧张。（曾庆杰：《中国共产党选举过程中的民主程序：实施与结果》，《中国季刊》2016年第225期）这是一个基于中国历史与现状做出的中肯的观察。美国知名学者奈斯比特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的成效最后的“判断权在人民手中”。（约翰·奈斯比特等：《中国大趋势》，魏平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美国学者这种有一定深度的审视，还是难能可贵的。

美国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党建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中国深入推进改革的有力保障。

三、强烈期待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光明前景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未来前景十分关注，并对此做出种种预测，虽然其中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但其中多数文章都能基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善意的、合理的建议。那些依然充满傲慢与偏见、凭借自我想象恶意诋毁中国的文章已然只占少数。

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表示乐观的学者中，罗米·金的研究视角独特，他通过分析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公众分别扮演的角色，指出在中国公共政治变革的压力几乎不存在，公众对中共执政的支持率很高，中共的前景无疑是值得乐观的。（罗米·金：《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政治困境》，《亚洲事务》2015年第42期）

广揽海外优秀人才，无疑会给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大的助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王辉耀指出，在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过程中，中共采取积极干预措施，不断改善自身形象，提高整体透明度，逐步吸引最优秀的海外人才回归。（崔大伟、王辉耀：《中国能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回来吗？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的人才招聘》，《中国季刊》2013年第215期）在王辉耀看来，中共的前景与其自身对变革的看法是不能分开的。这一点也多次被其他美国学者所提到。正如美国学者库恩所说，中共有一种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中共政治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开始的， 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历史起点。今天，中共又“有一种新的开放，他们厌倦了止步不前”。（孔根红：《“读懂中国”——国外“中国观察家”谈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核心特点》，《当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近年来，美国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共自身建设、中共执政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很多真知灼见。政党领导人、政党党员、政党制度是政党可以顺利运行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始终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与能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抵制腐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党内制度合理有序运行，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均扎根基层，始终与民众同心。这些均得到了美国学者的高度认可。美国学者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带领中国进入新阶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表示强烈期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30年欧、美、澳主要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评述”[项目号：13BDJ018]、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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