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寇)”的形成分析：思维底色和公开行动

“精日(寇)”的形成分析：思维底色和公开行动

潘妮妮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精日”为民族的“败类”

自2017年以来，先后有人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重要的抗日战争纪念地留影、录制视频寻衅滋事，被网友举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之为民族的“败类”，有政协委员亦联名提案将此类行为入刑。

“精日”这种互联网文化“暗流”的思想是出于何种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由“暗”转“明”、化为公开行动的多层次原因是什么，舆情事件背后的成因值得分析和关注。

“精日”来自哪里

上述这些公开行动的人被通俗地称为“精日”，即“精神日本人”，原本是互联网语境中爱好日本亚文化的小圈子使用的一个讽刺用语。其涵义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将消费日本产品和爱好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休闲，与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原则并无直接联系;但有一部分人却将对消费的产地偏好与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建立“产品优劣=民族性优劣”的等式，把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和对民族的仇视;将其行动进一步升级，就是赞美军国主义，接纳日本右翼史观。

2015年前后，崇尚军国主义的“精日”开始走出互联网，他们挑衅性地身着日本二战军服出现在国内亚文化爱好者的公共场合，后被在场的其他参与群众举报。2017年，“精日(寇)”曾在某人群聚集的高铁站公然招摇，引发群众激愤，对现实社会秩序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亚文化圈子较为小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当时并未被扩大。直到这次公然在抗日战争纪念地的寻衅行为发生，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精日(寇)”的公开行为反映出，一些原本潜伏在互联网文化缝隙中的碎片化的暗流，已经采取公开行动，直接对公共舆论和社会道德进行扰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指出，应该将此类人群更精确地称为“精日寇”，以便与普通的日本文化产品消费者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发现“精日(寇)”的行为并自觉举报和抵制的，正是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

“精日（寇）”的思维构成

“精日(寇)”的思维一方面与个体性格的偏执、反社会、缺乏底线意识紧密相关，同时也明显受到言论空间中长期发酵的一些负面思想暗流的影响。“精日(寇)”思维行成的来源，首先是在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因为认识失当而产生的“逆向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其次是在互联网空间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接触有关;还受到日本官方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逆向民族主义”的传播

“逆向民族主义”是舆论空间中一种通俗称谓，不是学术定义，一般泛指某民族成员精神上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成员，并在此基础上以极端方式对本民族进行整体和根本上的否定。这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人群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沉睡的中国遭受到强烈的“日本冲击”，除了激发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意识外，“以日为师”也成为近代中国图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潮。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情绪整体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在局部产生畏日和自卑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论在精英还是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精英知识分子沦为汉奸。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上接近、历史上纠葛，再加上被国际上视为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日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日本”也就成为中国认识自我发展状况的一种参照物。

客观上说，战后日本的发展和治理经验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国人就事论事，对照自身不足并努力补齐，可以成为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心理动力。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将中日间的差距“极端化”，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对中日发展程度和专长领域上的差异加以夸大甚至捏造，最终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乃至“民族性”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蕴含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信息就通过纸质出版物传播，这类思想大多利用当时普通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不丰富的空子，夸大甚至编造统计数据、研究成果、个人经历等，而这些信息往往表现为难以理性辨别真假、极易煽动感性情绪的“小故事”，借以强调中日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改变“民族性”，改变发展道路才可能弥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小故事”又改头换面进一步传播，但由于较之以往，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大为畅通和多元化，这些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狭隘信息常常受到理性质疑，已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受众规模庞大，加上一些“意见领袖”也主动传播，这类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涉及到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建设东北”、“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主要不是由日本人构成” 之类信息垃圾不时冒头，这些言论或者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者移花接木甚至纯属捏造，但国内舆论界却任其自由传播，缺乏有力的反击和控制传播。

和日本“网络右翼”思维的联动

日本互联网上“网络右翼”言论的传播，将部分受“逆向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引向赞扬“军国主义”的方向，催生了“精日(寇)”。日本“网络右翼”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将军国主义时期的制度、状况和人物浪漫化，同时将日本的“战败”和当前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都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由此展开极端排外的言论传播和公开行动。①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层改造不彻底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后对于教育、大众传媒和严肃出版物的内容审查和自我审查较为严格，但对于边缘的亚文化产品，尤其是对传播广泛但审查较难操作的日式动画和漫画的监管效能相对较低。正因为漫画和动画(特别是在非黄金时段播放，或者只以录像带和DVD形式出售的动画)创作是一个在大众眼中可以相对随意、充分“虚构”的空间，这就使得一些有意想要表达右翼的社会禁忌性内容，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反主流、“特立独行”的作者利用漫画和动画为工具，在作品中隐蔽地植入浪漫化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内容，使得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右翼言论借着新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播。

随着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以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亚文化中的这股负面暗流，一些作者的创作也从隐蔽植入升级到公开美化、宣扬的程度。这些作品内容和主旨多落脚于宣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或强调战争是出于被世界秩序压迫的“无奈”，或宣扬旧时代的“文明”，或对中韩等受害国进行或明或暗的丑化和抨击，来掩饰侵略者的罪恶和行为。当中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易于通过互联网向亚洲其它地区传播。就我国大陆而言，尽管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区分和抵制漫画和动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但仍有极小部分人接受了右翼的“说教”，将这些内容与“逆向民族主义”思维结合起来，堕入了“精神日寇”的身份错乱中。日本时有一些右翼分子身着二战军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地带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内“精日”行为即是对此进行仿效。

日本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精日(寇)”思想的底色还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日益升级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外“价值观”宣传有关系，在这种有意识的宣传下，“精日(寇)”会与日本保守派的政策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二战战争责任的否定，以及对钓鱼岛等中国领土(海)的要求等。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通俗易懂”的简单化构图就受到强烈挑战：如果中国发展程度超过日本(至少经济总量早已超越)，那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性”同样陨落?于是，为了维持这种“日本优越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表达：在高层政治层面，实权政治家毫不避讳地宣扬价值观外交、公开宣称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形成“包围网”;在大众传媒层面，“伪劣产品”和“暴发户”成为中国报道中最常见的刻板形象，着力塑造一个整体道德价值上怪异的、落后的他者;在草根层面，排外的“网络右翼”与越来越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遥相呼应。与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相呼应，受经费支持的日本官方和准官方开设的中文网站、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等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宣传。此类宣传的影响范围通常不广，但为部分“逆向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辩论资源，“坚定”了他们的倾向。

“精日（寇）”行动升级的原因

在互联网文化的边缘黑暗地带孵化出的“精日(寇)”的思维，之所以从一种“偏执”的个体思维转变成公开挑衅的小型集体行动，与一些因素有关，分别是：全球性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媒危机;互联网的集聚和放大效应;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对过于超脱常识的行为缺乏应对机制。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以社交媒体盛行为特征的Web2.0时代，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多元化和个人的主体性;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会使偏执的情绪取代公共性和客观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大事件给发达国家的传媒范式带来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被称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②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有异，不能将“后真相时代”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但是，“后真相时代”带来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使得极端思想拥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会导致一些对社会认知不成熟、信息获取较为片面的网民将这些极端思想作为“发达国家文明”来接受，并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互联网产品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设置，客观上具有集聚和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歪曲的、极端化的信息在社会文化空间一直存在，但这些信息基本是作为个人隐秘的、非公开的趣味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愿意公开交流的对象，阅读者也不会积极将这些极端信息带入到公共的讨论中。然而，互联网使得最私密、最反常识、最边缘化和挑战底线的知识也能够简单地找到交流的对象，并形成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生产的小圈子，进而将个人化的情绪虚构成一个集体的“道理”。例如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的“日本之家”吧就是一个较为知名的“精日(寇)”聚集地。由于百度贴吧具有用户规模大、来源多样、分布广泛等特征，个体性的“精日(寇)”寻求到有共同情绪的对象并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百度贴吧的技术属性中强调“吧主”(子社区的管理员)对该子社区的支配和主导权，因此，只需一个“精日(寇)”吧主就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仅供“精日(寇)”共享的排他性的空间，并逐渐清除掉“正常”的文化爱好者。于是，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同质性的美化军国主义、宣扬软色情、攻击社会的言论循环流通，并不断地被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从而将偏执情绪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共识”性假象，这是他们走出网络在现实中寻衅滋事的关键心理动力。2017年和2018年几次挑衅活动中的“精日”组织成员都来自不同地域，就是借助了互联网的集聚效应。

第三，一般性的法律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遏制措施，从而导致“精日(寇)”挑衅社会的成本极低，客观助长其行动不断升级。早在数年前，就有“精日(寇)”身着二战日军军服在国内动漫展上出没，并作出一些挑衅动作。当时即有参加活动的群众对其拍照并向主办方举报。但当时主办方作为小型商业机构，顾虑事情闹大对活动本身造成影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2017年“精日(寇)”在上海四行仓库穿日本军装拍照，政府和群众尽管愤怒，管理部门却只对其中几名成员进行数日的行政拘留，并以训导教育为主。2018年在南京紫金山活动的“精日(寇)”来自同样一个小圈子。从2017年上海的深夜简单拍摄到2018年南京的白天拍摄大量照片，“精日(寇)”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行政拘留和教育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在封闭的小群体内“炫耀”的资本。

当今年两会的政协委员提出将“精日(寇)”入刑的提案时，在公共舆论中间激起了相当正面的反响。

注释：

①对于“网络右翼”产生的原因和政治内涵，《试析日本的“网络右翼”》(《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中有粗浅分析，可供参考。

②史安斌：《“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103/c1003-29624157.html

（潘妮妮，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研究员。原标题《“精日(寇)”的形成分析：思维底色和公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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