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控诉、抹黑新中国和共产党招摇撞骗，还能继续吃香吗？——有感于“文怀沙现象”

靠控诉、抹黑新中国和共产党招摇撞骗，还能继续吃香吗？

——有感于“文怀沙现象”

小  刀

“国学大师”文怀沙谢世了。与其他“大师”死后得到的一片称颂、哀挽不同，文怀沙其人其学问得到了许多质疑，特别是在自媒体上。一边是门户网站上“国学大师”的光环与悼念，一边是自媒体朋友圈里“文化骗子”“江湖艺人”的揭露，打假，一时间颇为热闹。

对其人的质疑，一个是关于其年龄，一个是关于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被劳教的原因。文怀沙本人一直宣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这也是许多媒体在他死后报道“108岁老人”“108岁国学大师”的依据。

对此，早在2009年，学者李辉就提出质疑。李辉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花名册，国家话剧院的档案记录及知情者回忆等可信的材料，指出文怀沙编造年龄，实际是生于1921年而非1910年。

李辉的文章一出来，文怀沙的许多亲朋、弟子就出来为其辩护，指责李辉的质疑。文本人也称对其年龄的质疑很可笑，此后他继续顶着“百岁国学大师”的光环至今。但事情没有就此定论。2016年5月，微信公众号“废纸帮”发出一篇文章，直接贴出文氏当年所在单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的档案，其上标明文出生于1921年1月15日而非1910年。

据报道，有记者当面问起文怀沙有关他的年龄争议时，他表示：“当年我抛弃我的家，与一位相爱的年轻女子私奔到解放区。登记夫妻关系时为了显得更般配一点，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这事组织上知道，本来不成为问题。可是有人硬要讨论我的年龄，我又不是要结婚，查我的年龄干嘛？”

但是我们看到上述档案中，既非文自称的1910年，也不是他说的改后的1920年，而是1921年，难不成还改了多个版本？那又是何苦呢。1910，1920，1921，至于哪一个为真，大家就猜吧。

实际上，文大师轻描淡写带过的年龄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并非是别人硬要讨论。一来，当时的中国文化界舆论界有盲目崇古、崇老，崇尚晚清民国“大师”的癖好，某个名人跨越的年代越长，就好像越有历史积淀文化修养一样；二来，将年龄夸大，围绕文怀沙的一些为他本人和好事者津津乐道的文化轶事也便有了根据，例如曾是章太炎的弟子，鲁迅的同门，曾当面听陈独秀演说等等。这样，文某人便搭上了那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的顺风车，自身的“文化资本”自然见长。

另一点，关于文氏曾被劳教的事，文怀沙本人称自己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还曾经写诗反对当时的权力人物，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迫害而铁骨铮铮的文化英雄、斗士。2009年李辉的文章则揭露他入狱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也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从而被判为诈骗流氓罪，在天津一农场劳教。对此质疑，文大师的拥趸更是极力声讨，严词辟谣。文本人则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回应。但事实是掩盖不了的。前述“废纸帮”的文章同样贴出了大师本人手写的档案证明了他的那番特殊经历。以下是“废纸帮”展出的1990年9月5日，文大师亲笔填写的申请出国访问时的护照申请表，和1990年11月5日，文化部批准同意的出国出境人员审查表。虽然文件残损，但主要内容还清晰可见：

上图，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一栏填写道：

【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八一年元月复查，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但定坏分子开除公职不妥，予以改正。并办理退休。（后改为离休）】

上图，个人简历最后一栏：1963——劳教后留场就业，1981年9月落实政策，按退休办理，后改办离休。

证据确凿，大师的“前科”不容辩白。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色无耻之徒，却编造自己是受政治迫害入狱，硬是将一段斯文扫地的作案经历包装成了“文人风骨”的见证。我记得曾与一同学谈起历史话题，这位同学对许多大师精英在新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迫害颇为不平，列举了好些人物，其中就有这位文怀沙。

文氏此后被“平反”，色心不改，更为赤裸，不同的是已经不必担心被定罪劳教，反而传出许多增添文人风流色彩为人艳羡的韵事、雅谈，那是后话。

我所注意的是，控诉新中国，拿真假难证的受苦受难、抗争不屈的经历说事，似乎是不少文化名人的惯用手段。在文化精英和资本媒体营造的语境中，人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是黑暗的，是令精英名流们斯文扫地的，谁在其中有过个人遭遇的坎坷，那就会博得同情；如果还向文大师自称的那样同当权人物针锋相对进行过抗争，那就是向黑恶势力斗争，就更被敬佩称颂了。这样的经历便成了跻身文化精英的通行证，为自己增添了历史当事人和文化斗士、文人风骨的光环，马上被归入所谓“以思想/知识/人格/个体，对抗强权/暴力/专制/集体”的自由主义经典叙事谱系中去，被反复述说，向不曾“见证历史”的后人灌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简直就是读着许多通俗读物、网络平台的这类文章长大的，随口就能说出几个引人泪下、令人愤慨的这类名人故事来。

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否定甚至延伸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上，一些此前被定罪、定论了的历史反动人物借此还魂，纷纷被“平反”“正名”。正如文怀沙曾经因罪劳教，80年代又被“落实政策”恢复公职一样，一些罪证确凿、曾被作为革命对象的人物，也在“落实政策”，“统战”的名义下，洗脱了罪名，甚至恢复了政治地位，要回了非法财产。我们说，革命难免会伤及无辜，新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也有扩大化的偏差，但另一方面，后来在对一些人的“落实政策”“平反”上，也存在扩大化的嫌疑。并非新中国打击过的所有人都是被冤枉的——例如茅于轼就自称“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并非革命的所有对象都是无辜受难的。这本来无需质疑，因为如果革命的对象都是无辜的，革命就不可能广泛地发动起来，更不可能赢得大多数人拥护、参与而取得成功。如果否定了这点，革命的合法性、共和国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革命建国就成了一系列人为错误、一系列不公不义的结果。

同文怀沙控诉新中国为自己脱罪添彩相映成趣的，是此前一些公知借粗暴诋毁、抹黑新中国和共产党，辱骂共和国领袖而声名远扬，茅XX，袁XX就是这样的人物。为文大师竭力辩护的某百家讲坛说书人易XX，也曾口出狂言，不但将新中国全盘否定，甚至篡改历史概念，否定“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事实，试图将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连根挖掉。

上图：易大师文大师惺惺相惜

当然，随着一些公知精英斯文画皮的褪落，随着真实的历史被越来越多人认识，以及“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深入人心，再靠一味地控诉或抹黑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哪怕是剧情曲折，悲情兮兮，哪怕是语出惊人，毫无底线，也都无法再引起此前舆论主导权被资本媒体和小部分文化精英把持之时的轰动、同情了，大家学会了质疑，判断，思考。在这之下，有试图复制茅、袁等人出名路数的人，如邓X超之流，则很快就自取其辱了。

否定之否定。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纷繁缭乱，泥沙俱下，才有辨别真伪的可能。当一个个不知是大师还是小丑的人物轮番过场后，台下的观众则会看得越来越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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