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知识分子是好是坏？

如何判断知识分子是好是坏？

韩依殊

曾有一个老工人告诉我：我们工人要坏起来都坏在明处，看得见，容易防，好整治。知识分子要坏起来都坏在暗处，看不见，不好防，没法治，叫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话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知道如何判断知识分子是好是坏，就只能导致两种极端观点打架：一种极端说知识分子都坏，另一种极端说知识分子都好。

其实，只要知道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就能知道如何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好是坏。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

首先得弄清人的好坏标准：怎么才算好，怎么才算坏？

生存权是人的最大人权、最根本的利益。对任何人来说，危害生存就是坏，保护生存就是好。

危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就是相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坏人。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就是相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好人。

一个人如果不肯危害弱者，就不会危害任何人——不肯危害弱者，就意味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因为没有力量没有机会而不得已不危害，而是根本就不想危害任何人，哪怕对方弱于自己，哪怕危害对方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连弱于自己的人都不肯危害，那自然更不会危害强于自己或与自己力量相当的人了。

一个人如果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存，那相对于任何人都不是坏人。

不肯危害弱者的人，秉性如草食动物，没有害人意识——牛马驴羊不管对多么弱小的动物都无意伤害。对牛马驴羊无须防范。一个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牧个头比自己大得多，数目比自己多得多的牛马驴羊，不必担心被伤害。哪怕忘了喂或者食料不足也不会吃掉自己。

危害弱者的人秉性，如肉食动物——弱肉强食，豺狼本性。能危害弱者，就能危害任何人——强弱从来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现在强不等于永远强，此处强不等于处处强，某种条件下强不等于任何条件下都强。强者的强弱变化转换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既然如此，那强者变弱就是个时间问题、条件问题，因此被弱肉强食的豺狼秉性的人吃掉不过是早晚问题——认同危害弱者的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想不想危害的问题，只存在危害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没有立刻下手仅仅是因为或者眼前实力尚不足，或者眼前有其他更好欺负的，或者暂时没机会。只要机会成熟，豺狼本性立刻发作，弱肉强食毫不客气。狮子、老虎再威风也不免年迈体衰，不免变成弱者，不免被变成相对强者的昔日弱者肉食动物吃掉。丛林如此，人类社会同样如此。

既然能危害弱者就能危害任何人，那危害弱者的人相对于任何人都是坏人。

既然危害弱者的人相对于任何人都是坏人，只要比谁强就要吃谁，那对这样的人就必须提防，时时提防、处处提防、永远提防，决不能任其坐大，更不能重用——可以当狗用，但决不可当脊柱，而不管其看上去多么驯服。马戏团对狮子老虎，不管如何驯顺听话，也决不能不要笼子、铁链，不能不时时备好鞭子和枪支弹药，更不能像牛马驴羊一样交给小孩子看管。即使对于家犬也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这是要吃肉的，跟牛马驴羊等草食动物的天性是不同的。不危害自己不等于绝对不危害别人，一旦饿急了会干出什么来是没准的。

对待弱者的态度是判断一个人的本质秉性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的试金石：

——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借口，只要危害弱者或认同危害弱者，那本性就是肉食动物，就会吃人，就是属狼的：豺狼本性，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白眼狼，弱肉强食……豺狼见了任何活物都会本能地算计：如何吃；豺狼本性的人见了任何人都会本能地算计：如何宰。

——不危害弱者也不认同危害弱者，那本性就是草食动物，就不会吃人，就是属牛的：老黄牛，勤勤垦垦，与人为善，吃的是草，贡献的是奶与血汗……这样的人本质不坏，不会害人，不须提防。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孝。实际上迫切需要孝的人往往已经变成弱者。身为强者的时候对晚辈更在乎的是教训而不是孝顺。不孝往往实际意味着欺负已经变成弱者的人。连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弱者都能欺负甚至危害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不能欺负危害？这样的人当然是豺狼本性，当然必须提防。所以中国崇尚孝的文化传统实际是“对弱者的态度是判断一个人的本质秉性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的试金石”原则的特殊运用。

这一判断原则对知识分子同样有效。判断知识分子是好是坏，同样要看其对弱者的态度。

知识分子的强项是制造舆论。相对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是舆论场里的弱者。舆论如刀，名曰“软刀”。软刀可以杀人，可以灭国；杀人不见血，灭国不留痕——“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判断知识分子是好是坏，就要看知识分子是否用舆论软刀危害弱者。凡用舆论软刀危害普通老百姓或认同用舆论软刀危害普通老百姓的知识分子，就是豺狼属性，就是坏人。

狼性知识分子用舆论软刀危害百姓的途径主要有三：

1．直接杀人——宣布受害者“低劣”，直截了当剥夺生存权：“垃圾人口”、“劣等人”、“社会的负担”、“民粹”、“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就不配活着！”……结论：弱者没有生存权，死了活该。

2．间接杀人——“证明”剥夺受害者生存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由“精英”推动，“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优胜劣汰社会才能发展”……结论：“精英”的自由快活比普通老百姓的死活重要；“上等人”的利益比“下等人”的生存重要；富人的钱比穷人的命重要。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劣等人”拖累“优等人”造成的。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保护“精英”、“优等人”的利益。要保护“精英”、“优等人”的利益，就可以而且应该为“精英”、“上等人”的利益牺牲“下等人”的生存，消灭“垃圾人口”；或者说“为钱舍命”——更确切地说，“花钱买命”，“谋财害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合理。

3．借刀杀人——把生存权交给受强者操控的“第三方”支配：鼓吹“一切交给市场”，取消对资本的节制，任凭资本大鱼吃小鱼操纵市场，牺牲弱者的生存确保少数“上等人”的利益；把生存权与金钱直接挂钩，明码实价合法花钱买命、为财害命，借市场之刀消灭“垃圾人口”。结论：弱者被杀是天命，怨不得任何人。

上述三条尽管形式不同，“理由”各异，但结论一样：牺牲弱者；本质一样：剥夺弱者的生存权；伎俩一样：用舆论软刀杀人。凡辱骂贬低普通老百姓“劣等”，自吹知识分子是高人一等的“精英”，鼓吹“一切交给市场”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舆论软刀危害普通老百姓生存，都是豺狼本性，都是凶狠残暴阴险歹毒的白眼狼、大坏蛋。

（这绝不是说知识分子里没有精英。但是不是精英，知识分子自己说了不算，人民群众认同才算；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的主观夸张不算，客观实践的检验证明才算。）

把这个“坏人判断标准”进一步理论化就是：对人民群众和中华文明的态度是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坏人的最权威标准。任何知识分子，只要以任何方式制造舆论鄙视贬低人民群众、自我吹捧抬高自己为“优等”，鼓吹把人民群众的生存交给“市场决定”，那就是坏人——不一定是刑事罪犯，却比刑事罪犯更坏：狼性动物，包藏祸心，有机会就吃人，甚至制造机会吃人，善于利用法律漏洞甚至制造法律漏洞合法地教唆吃人——在舆论场上强过谁就吃谁，老实不客气。对这种狼性知识分子一定要提防，一定不能允许其在“言论自由”的借口下消灭妨碍自己变成舆论场种不受制约的强者的障碍，一定不能允许其有机会参与决策和染指权力，一定不能重用，更不可让其当权。

不危害生存只能说明不坏，只有保护生存才能算得上好。要判断知识分子好不好，第一是不坏，即不危害弱者，第二是保护生存，包括保护弱者的生存。

危害生存的情况都一样，保护生存的情况却各种各样：一次性保护生存，一时性保护生存，施舍式保护生存，牺牲发展保护落后式保护生存，绝对平均主义式保护生存……这样的保护生存是靠外来的有形有限的临时性措施进行简单的机械式保护，是消极性保护，弱者仍然是弱者。这种消极性保护生存只能保护眼前，不能保护长远；只能保护少数，不能保护多数；不稳定不可靠不能持久，而且很容易被用来搞阴谋——用施舍少数弱者的假惺惺来掩护自己伤害多数弱者的真本质。

真正的保护生存不是一次性一时性的施舍，不是简单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是消极的豢养式为保护而保护，不是牺牲发展迁就落后，而是积极主动彻底的保护——帮助弱者自我改造，集体性地由弱变强，就像真正的治病，不是简单地输血打针灌药，而是调动患者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出生命力克服一切消极因素，彻底恢复健康。这样的保护生存不是仅仅保护少数特例，而是保护所有的人，不但使弱者转弱为强，而且把“草食动物”彻底改造并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网阵群体，足以抵御“肉食动物”的侵袭。这样的保护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名称，叫“为人民服务”。

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靠土地或资本产坐享其成而生存，而只能靠正当劳动谋生。因此要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就必须确保绝大多数人能够靠正当劳动体面生存。要确保绝大多数人能靠正当劳动体面生存，就必须驾驭资本，只容许有利于创造就业的利润，不容许有利于危害生存的利润；必须控制社会收入差别，不能允许绝对平均主义，更不能允许少数人的钱比多数人的命还重要。而要做到这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由此可知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好人：认同并用知识服务于“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特点是靠劳作为生，而不靠暴力杀戮抢劫诈骗侵略为生。不靠暴力杀戮为生是草食动物的特色。这决定中华文明的本质如草食动物，没有侵略性，再强大也不侵略别人。但致命缺陷是像黔之驴，整天只知道自顾自吃自己的草，对外来侵略毫无防范，等大祸临头才拼命挣扎，但为时已晚。

面对虎狼的包围撕咬，中国人如何才能生存？两种知识分子给出两种主意：

一个说，中华民族草食动物的本性改变不了——中华文明的本质改变不了，因此不可能指望中华民族从草食动物变成肉食动物。既然如此，中国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能是学草食动物里的大象野牛蜜蜂，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肉食动物的杀戮，集体生存；同时对中华文明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接受黔之驴的教训，不再只知道自顾自吃草，而要学会忧患意识，时时警惕防患于未然。

一个说，不行，组织起来就没了“个体自由”。老子宁当苍蝇自由自在，不当蜜蜂象群牛群同仇敌忾。中华民族草食动物的本性能够改变。只要中国人彻底抛弃草食动物的“劣等”中华文明，全盘接受虎狼世界弱肉强食的“先进文明”，就能脱胎换骨变成肉食动物。但这必须从逼中国人对内彼此优胜劣汰做起。只要逼中国人相互弱肉强食自相残杀，就能脱胎换骨变成肉食动物民族——只要逼牛羊互相撕咬吞噬，就能把牛羊变成虎狼。到那时就不必再怕外来虎狼了。但在整个民族从牛羊变成虎狼之前决不能招惹外面的虎狼，必须蹈光养晦，逆来顺受，老老实实乖如牛羊，人家要吃要杀悉听尊便，反正它吃饱了剩下的总能活，反正被吃掉的都是“弱肉”、“垃圾人口”。用“劣等人”的生存换取“精英”、“上等人”的快活既合理又合算。谁敢反对，谁敢主张组织起来抵御虎狼，谁就是“极左”，误国误民，必须杀无赦，作为向虎狼表示诚意的投名状——如此高见实际要把牛羊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对外如牛羊，任虎狼吞噬；对内如虎狼，彼此残杀，永远也休想组织起来一致对外集体生存，最后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以确保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为标准，上述两种知识分子谁好谁坏不难判断，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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