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农书面发言：他活在人民心中

他活在人民心中

——怀念魏老

郑伯农

魏巍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最近，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白衣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听到这个词，人们不能不想起和这个词紧密联系的历史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老首先以报告文学名震华夏。不过，他不是只会驾驭某项文学品种的作家。作为一位大手笔和多面手，他早年用“红杨树”的笔名写诗，与华北烈士诗人陈辉齐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三赴朝鲜，写了许多动人的采访记和报告文学。他曾和宋之的、丁毅合写歌剧《打击侵略者》，和钱小惠合著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他的长篇小说也是出类拔萃的。《地球的红飘带》、《东方》、《火凤凰》这三部长篇都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著作，《东方》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我记得，《地球的红飘带》问世后，红旗杂志约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同仁还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关于这部作品的专论。有一天，突然有“不速之客”来访，通报姓名之后，才知道是博古的女儿。她告诉我，读了《地球的红飘带》，她感到欣慰，书中对博古的描写，很真实、很公正。她要我把她的谢意转告作者。我给魏老打电话告知此事，他很高兴，问我听到什么批评意见，我说暂时还没有听到。

魏老有许多头衔：诗人、报告文学家、散文家、小说家……他担任过有关军旅文化的许多重要职务，如总政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等。但他最看重的不是什么家、什么长，依我对他的了解，我以为他最重视的一个职务就是战地记者。可以说，自从17岁参加八路军以来，他一辈子都没离开“战地记者”这个岗位。有人说，魏巍有“三勤”：腿勤、嘴勤、手勤。他给后人没有留下金银财宝，也没有留下豪宅大院，除了感人肺腑的作品，他留下的“贵重物品”就是一摞一摞的采访笔记。创作当然需要天才，他写作不仅靠才华，更靠勤奋。在掌握生活素材上，他是下了大功夫、苦功夫的。为写《地球的红飘带》，他走遍了长征路。他不仅勤于采访，在写作上更是精益求精，许多作品都是反复修改后才拿出来和读者见面。《东方》动笔于1955年，1965年完成40万字。“文革”中写作中断，直到1978年，经过反复打磨推敲，稿子才公之于世。关于《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创作过程，魏巍说：“在朝鲜时，我写了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特写，里边写了20多个我认为最生动的例子，带回来给同志看了看，感到不好，就没有拿出去发表。因为例子堆得太多了，好像记账，哪一个也说得不清楚，不充分。以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只选了几个例子，在写完后又删掉了两个。”正因为对生活的深入考查和深入理解，正因为对志愿军战士有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在创作上精益求精，《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炮打响，成为军旅文学的经典名篇，半个多世纪以来盛传不衰。周恩来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曾高度评价《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

魏巍令人叹服，不仅因为他笔下佳作连篇，更因为他的人品。他17岁参加革命，此后一直坚持初心、理想不泯，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奋斗终身。他早年一直在华北奋战，没有机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却终身矢志不移地实践《讲话》所指出的创作道路。他敬佩鲁迅，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孺子牛”精神。在《自题》一诗中他写道：“鲁师遗训铭心底，痴牛永俯孺子前。”作为一名部队文艺战士，他不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以灵活多变见长。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更是与魏老格格不入。心直口快、刚直不阿，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这才是魏巍的特点。为此，他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也难免得罪一些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绩，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魏巍有一次回河南老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今复归来，地覆天已翻。喜看黄河清，丽日照碧川。顿感天地新，犹觉未释怀。”他为祖国的巨大进步而兴奋不已，同时也感到有“未释怀”之处。腐败和不正之风的蔓延，一些地方贫富差距的拉大，意识形态领域中种种谬误造成的精神伤害，使魏老寝食不安。晚年，魏老写了许多杂文，抨击腐败和不正之风。有趣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又写了《谁是最可恨的人》。他把贪官、污吏、蛀虫、卖国者列为“最可恨的人”。老而不改初衷，他总是火辣辣地赞其所爱，刺其所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扎扎实实地抓党风建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脱贫。可惜魏老未能活到今天。如果他看到今天的巨变，一定会由衷地感到欣慰。

因为抨击不正之风，魏老受到巨大的压力。毛泽东同志讲，共产党员要敢于坚持真理，要做到“五不怕”。魏老确实做到“五不怕”，为此可谓吃尽苦头。晚年多病屡次住院，我们到他那里探望，他从不讲个人的遭遇，关心的都是事业，都是国家和文艺的前途。最后一次见他是在301医院。知道他患的是绝症，即将离开人世，和我一起去的徐飞光老大哥想留下最后的合影。可惜医院门卫管得很严，不让带照相机进病房。我们见面，魏老仍和往常一样，不嘘寒问暖，不谈家常私事，开门见山，一开口就问外面怎么样了。当时奥运会马上要开幕，国外敌对势力抓住这个时期制造事端，“疆独”、“藏独”一时闹得风生水起，文艺界也不算平静。我们向他介绍了一些情况。魏老听完对我们说：“我困在301，出不去啦！”讲得很平静，但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和我们诀别。“出不去”意味着他要在301医院、在这张病床上告别人生。我们说了些安慰他的话，自己也觉得话语很无力，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生离马上就会变成死别。过不久，就接到魏老去世的噩耗。

和遗体告别那一天，八宝山告别室外广场上挤满了人。我粗算一下，有几千人。这些人大多和魏巍没见过面，不是接到讣告，而是从朋友或街坊邻居那里听到消息赶来的。好些人进不了告别室，只能对着遗像向魏老告别。告别室内外摆满挽联，广场上有不少人用旗杆举着大字写的挽联，还有铺在地上的挽联。此情此景，令我热泪夺眶。魏老没有被人追捧过，更没有什么很显赫的桂冠。从告别仪式上，我感到了什么叫深入人心、深得民心。一个作家，有此足矣。活在人民心中，和活在舆论炒作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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