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只能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装饰”

——革命导师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批判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郑舫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马克思历来认为“工人没有祖国”，这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来说的。那么，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抹去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呢？错了！工人阶级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分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另一个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国家，又无不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领先发展的欧洲，就开始蔓延着民族主义思潮，如大斯拉夫主义者蠢蠢欲动、梦想建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大帝国，法兰西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德国也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浪潮……

　　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积极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为了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亦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奴役、压迫其他民族，或者去同其他民族进行争霸。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穿上了一件民族的外衣。”

　　传说拿破仑一世手下有一名士兵叫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他由于获得军功章而对拿破仑感恩戴德，因而对拿破仑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的政策盲目崇拜，以为自己的民族优越、因而鄙视其他民族。后来，人们用“沙文主义”来比喻狂热的民族利己主义。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主要参战国分为两大军事阵营：一方为英、法、俄、意、美、日组成的协约国，另一方为德、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各社会党大多数领袖纷纷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奉行狭隘民族主义路线、高喊“保卫祖国”口号，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战争。

　　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的是民族利己主义。因此，列宁称他们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对考茨基、谢德曼等人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们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们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列宁关于如何判断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什么性质的这一段论述，对于今天和平时期的我们，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无不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而和平时期的国际争端，也无不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各国的统治阶级在“战争来临时”用民族利己主义来忽悠老百姓去当炮灰，而统治阶级在“和平时期”照样鼓噪民族利己主义使得老百姓专注于民族争端，以便转移人们的视线、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巩固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为了抵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入侵，解放被压迫民族”；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将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反对德国军国主义，挽救欧洲的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打的是“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反犹太人”的旗号，日本法西斯打的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民族主义的旗帜再一次在世界各国飘扬，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二战”之后，美国扶植犹太人在中东搞“复国主义”、支持犹太人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表面上是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针锋相对，其实是为了战后在富产石油的中东地区扶植美国的傀儡——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总是打着民族纠葛和宗教纠纷的幌子。

　　当今世界，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一样，不断推出各种民族利己主义花样，用以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特朗普在美国就大肆宣传所谓“美国优先”、“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等口号，在美国人民当中捞取政治资本。

　　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最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用美元统治全世界，把一般的工业制造业部门全都抛向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只抓两头——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高科技。美国用这种手段，从各国人民那里赚取了巨额财富。但是，特朗普得了便宜又卖乖，提出什么“美国人优先”，这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忽悠本国人民的政治伎俩。

　　中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分子也有这样两手。他们一方面讨好美国，鼓吹与美国“深度捆绑、互利共赢”，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又时不时骂一骂美国，不断鼓噪民族自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

　　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纵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分子与美帝有矛盾，我们也要从阶级分析的高度去认真分析这些矛盾，看看这些矛盾中哪些因素对劳动人民有利、哪些对劳动人民不利，然后再去决定我们的态度，而不能傻乎乎地去做民族利己主义的应声虫、吹鼓手。

　　列宁教导我们：“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用民族沙文主义忽悠群众，其社会基础就在于所谓的“爱国主义”。列宁指出：“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　　

　　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因为所谓“爱国主义”往往同“小资产者希望保持自己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现状”这一点相联系。

　　显然，在列宁看来，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比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落后的思想力量，它不仅与无产阶级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相背离的错误政治思潮，是妨碍无产阶级联合、解放的落后意识。

　　这种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阴魂，在今天也有所反映。当代中国左翼中的“保救派”，十年前曾经提出，中华民族和美帝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阶级矛盾再一次降到次要地位”。他们胡说什么，如果不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会发生“堰塞葛明”、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就会步苏联解体的后尘。当着他们这种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和批判时，他们又提出所谓“双主要矛盾说”，即认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主要矛盾。

　　对于“保救派”的这些谬论，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他们鼓吹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和“双主要矛盾说”，恰好与某些资产阶级“精英”分子所鼓噪的民族自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相呼应。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的越南、印度、伊朗，非洲的喀麦隆、尼日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欧的爱尔兰等国家，在大战中先后爆发了反帝武装起义。尽管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加深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危机，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同盟军。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波兰、芬兰等弱小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运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列宁不仅完全理解，而且是积极支持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于1920年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同时，在被压迫民族内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面临一个“怎样对待本国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问题。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或者欺压控制，总是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充当帝国主义在本国的代理人，另一个阵营则反对帝国主义，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前一个阵营往往是被压迫民族内部最腐朽的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大官僚阶级，后一个阵营往往是一部分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如何对待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肩抵抗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抗日时期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实行的是“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翻开世界各国的近代、现代历史，被压迫民族内部凡是有所作为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充分利用全民族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机会，唤起人民的觉醒、积累革命力量，在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同时，分化、瓦解并反对、直至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取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胜利。

　　当然，抗日时期也有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今天中国左翼当中“保救派”鼓吹的“民族矛盾第一”和“双主要矛盾说”，就是王明路线的翻版。

　　综上所述，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们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批评，对“民族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揭露，对1848年革命时期匈牙利、波兰、爱尔兰民族运动和亚洲一系列民族运动的支持，都贯穿着一点——对于民族问题的分析和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完全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建立在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分析之上，完全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否有利”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列宁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批判、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就更体现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瞻远瞩。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醒，对于提醒无产阶级政党在斗争中防止和克服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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