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几个认识问题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几个认识问题

刘润为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高度，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多年来，这一国家性质一直是党章和宪法所庄严载明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谈论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像谈论人要吃饭、穿衣一样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这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成了被一些人弄得相当混乱的问题。事实表明，这种混乱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干扰和威胁，因而很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一

有人说，“专政”这个词不好听，还是以不提为好。顾名思义，专政就是独自执掌政权。对于这“独自”之外的人，不仅没份儿，还意味着强制甚至暴力，总不是那么雅致、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因而难免让这些“外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就面目可憎了么？其实，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那个“政”从来都是“专”的，从来都不是普惠众生的温馨法雨。“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这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情形，这个“辟”肯定是不包括卑贱奴隶和穷苦农民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如何呢？特朗普总统说过一句实话：“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是资本家的狗，就不可能同时又是雇佣劳动者的狗。既然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可以专政，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所以说，人民民主专政是被压迫者从压迫者那里学来的，或者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

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图为解放社于1949年7月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 曹精义/ 供图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那里，专政是有其实而往往掩其名的。除了像特朗普，还有我们中国那个喜欢“雷人”的房地产商这类极少数“二杆子”之外，大凡剥削营垒中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那个政权的专属性，而总是要说成普世的东西。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仁政”、“王道”之说，美国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这类的宣示。那么，剥削阶级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专政掩盖起来呢？一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的专政；二是因为这种专政总不是那么正大光明，谁见过窃贼在额头贴上标签呢？如果剥削阶级公开宣称：我们的政权就是剥削、压迫绝大多数穷人的，我们的“民有、民治、民享”其实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语），那不等于公开号召穷人造自己的反么？与极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完全相反，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专政，而且这个专政是极其公平正义的。它除了要求剥削阶级把他们剥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财富还给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之外，他们中间无论是谁，只要不从事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犯罪活动，愿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是和工人、农民一样地实行按劳分配，一样地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保护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连曾经的大汉奸周作人还每月收入200—400元呢。须知，这比当时北京普通工人的月薪要高出3—7倍！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有谁见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剥削原来的地主、资本家呢？因此我们说，在人类历史上，人民民主专政才是真正的仁政，才是具有彻底性和现实性的人道之政。

有人或许会说，我之所以主张不提人民民主专政，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不少问题。应当说，这个因果关系是很难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颠覆，是前无古人的全新创造，是由历史进步掀起的巨大风暴，不可能那么完美无缺、那样一贯正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本质方面，恰如鲁迅所说：“革命有血,有污秽, 但有婴孩。”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进步的代价，而看不到历史的进步，就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共产党人在坦诚面对失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纠正那些失误。1931年，素有“屠夫”之称的张辉瓒被俘不久，即被深受其害的苏区群众处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正是在记取这个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不虐待俘虏”，“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等规定，并最终写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永远遵守的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只看到失误的一面，而看不到纠正失误的一面，同样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只讲负面，不讲正面，对于负面的东西无限夸大，甚至凭空造谣，对于正面的东西不置一词，甚至指鹿为马，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惯用伎俩。例如，1918年沙皇一家被处死，本是基层苏维埃组织在白匪进攻的危急时刻擅自采取的武断举措，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却偏要把这盆污水泼到列宁的头上。如果善良的人们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对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噤若寒蝉，那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进一步的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实施人民民主专政，既有联系的一面，也有区分的一面。譬如一把枪，如果因为有谁在使用它时曾经打偏过，就说这把枪不好而在敌人面前丢掉它，这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说一千道一万，人民民主专政没有输理的地方、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怎么就不好听、不愿提了呢？

二

有人说，只提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了，没必要再提人民民主专政。这也是一种糊涂认识。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这一论断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可以说，在前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建立的最伟大功勋，都要归结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抽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历史根基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又何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后72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又怎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能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国家层面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共产党受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委托而执政。这个“政”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离开人民民主专政，非但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失去寄托，久而久之，还必然要导致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改变。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当家作主。离开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其他什么冒牌的社会主义。

事实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怀疑其中一项，就是怀疑其他两项；淡化其中一项，就是淡化其他两项；否定其中一项，就是否定其他两项。在这里，有必要提醒那些天真善良的朋友：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他们这样做，绝不意味着要放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害处下刀子。我们千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三

有人主张用依法治国取代人民民主专政。这怎么可以呢？概括地说，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是，这个 “法”由谁来定，依据什么来定？这个“治”，由谁来治，怎么来治？为什么我们的宪法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则没有这个规定？解决这些前提性的大问题，能绕开是谁掌权这个根本吗？能绕开在我国实行的本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事实吗？另一面的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绝非无政府主义，不能拿起棍子乱抡，总要落实到制度、规矩层面，可见它同样离不开依法治国，而且那“法”越完善越好、那“治”越精确越好。说到底，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问题，依法治国及其他制度层面的东西是政体问题。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性质。它所解决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的问题，国家代表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占统治地位，所以今天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今天的中国社会叫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国的法律必须由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来制定和实施，必须体现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以我们的法制叫社会主义法制。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是根本，它规定着依法治国的主体、性质和方向；依法治国是主干，它决定着人民民主专政实施的质量和深度。离开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治国就无所附丽；离开依法治国，人民民主专政就无从落实。二者相互依存，丢掉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怎么能用一个来取代另一个呢？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首都人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吴雍/ 供图

不讲人民民主专政，就会忘记依法治国的初心和宗旨。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体、这个根本，这是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出现乱象的根本原因。人们不会忘记“物权法”制定时那场激烈的争论。有的公然主张把“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那一套西方的东西塞进我们的“物权法”，而且迷惑了不少相关同志。人们也不会忘记，2012年底“衡阳贿选”的教训。44名私营企业主用1.1亿元的贿金，打通衡阳党政部门的各个关节，拿走该市省人大代表中48%的名额。当然，这两件事在党中央的坚决干预下，都以很好的结果告终。不过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相关部门和同志头脑中有人民民主专政这根弦，还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么？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极力诋毁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正是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以售其奸的。他们刻意炮制“党大还是法大”之类的伪命题，制造党与法的对立；他们极力鼓吹“依法治国的要害，就是法指挥枪”，“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他们公然主张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在依法治国吗？分明是在“依法治国”的掩盖下玩弄偷梁换柱的把戏：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偷换成依照西方宪政治国，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偷换成国内外敌对势力专政的国体。倘若他们的图谋得逞，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讲依法治国的时候，不能不讲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它是抵御西方宪政渗透的铜墙铁壁。

四

有人说，提人民民主专政会吓走很多人，不利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瞒不住的。你不提人民民主专政，人家就不知道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就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吗？近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大搞麦卡锡主义，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这说明什么呢？

中国人论交，有“和”、“同”之分。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光明磊落的人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地与他人和谐相处；鄙陋猥琐的人则放弃原则，一味地去趋附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和”是统一战线的生命线。例如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党可以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可以将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但是绝不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绝不放弃党、人民军队和工农政府的独立自主，绝不放弃对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斗争，更不会放弃党的宗旨和纲领。1940年1月，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两年多一点的时候，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吓走很多人”，反而由于我党主张的彻底、我党的坦诚、我党的廉洁自律、我党的牺牲奋斗，赢得了除汉奸、卖国贼和顽固派以外各阶级、阶层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从而真正调动起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迫使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无论怎样处心积虑地反共，也不敢踩踏公然撕破统一战线的底线，从而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并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如果像王明主张的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无条件地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趋同，哪里还有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哪里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哪里还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因而必须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于这样的统一战线来说，人民民主专政非但不是包袱，反而恰恰是无比巨大的助力。求实地说，一些天真善良的朋友之所以对人民民主专政心存芥蒂，往往是由于对其的理解过于狭隘的缘故。一提到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想到的仅仅是警察、监狱、法院、军队。其实，人民民主专政哪里是这样简单呢？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有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破坏进行镇压，对外保卫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还有调整、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保护生态、实现共同富裕等功能。总而言之，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统治。回忆一下抗疫走过的历程吧。如果我们的国家是少数剥削阶级当家作主，怎么可能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如果亿万人民处于被压迫地位，怎么可能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抗疫伟力？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野党，怎么能够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投入抗疫斗争？如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离心离德，怎么可能做到一呼百应、步调一致？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在世界抗疫斗争中创造的“风景这边独好”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胜利。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告诫西方，“别再提人权了，中国比你们要深刻和务实得多！”《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承认，中国抗疫方面的成功，“表明中国体制优于西方国家笨拙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意大利的一场“阳台音乐会”上，则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这就是中国国体、政体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这种力量越强，就越发有利于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也就越走越宽广。由此看来，以不提人民民主专政换取国际统一战线，恰似缘木求鱼，越“求”离统一战线越远。拆穿来说，这根本不是在谋求统一战线，而是投降主义的趋附。

五

政权真是一个厉害的东西。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却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仁人志士试图从经济基础入手，结束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历史，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曾演出过有声有色的活剧，但是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从上层建筑入手，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那里夺取了政权，中国的经济基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经是计日可待的事。经过近代命运浮沉的中国人民，更容易深刻理解革命导师的科学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40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政权，人民民主的政权，永远是我们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根本政治保证。任何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

这个世界无论怎样缭乱扰攘、怎样变幻无常，其实都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也好，“颜色革命”也好，围堵打压也好，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掠夺财富。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爱财呢？这是由国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的。众所周知，资本的生命在于不知餍足地增殖。这个过程一旦停止，它的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为了延续垂死的生命，它必须大量地为自己“输血”，也就是“收割”全世界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国际资本病疴深重，零剥碎割已经无济于事，它必须像当年“收割”苏联那样“收割”中国，才能苟延其日薄西山的生命。而要“收割”中国，就必须破除中国财富的樊篱。这个樊篱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预料，中西两种国体、政体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西方国体、政体的弊端越是暴露，中国国体、政体的优势越是彰显，这种斗争就越是复杂和激烈。躲是躲不过去的，绕是绕不开的，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严峻的事实就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堂堂正正地亮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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