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爱国者治港天经地义，反对派再怎么挑战底线也没用
凤凰网原创 香港回归25周年，凤凰专访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黑暴”期间，有没有后怕过？
梁振英：穿着“军服”就不能老想当“太平官”，邪不胜正。
港人治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梁振英：治港的港人，在立法会里反对我们自己的国家，说香港不是中国的，你说出不出问题？
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没有你们那一代的这种家国情怀？
梁振英：我们工作做得不到位，同时反对我们的力量也起来了，这20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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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胜正
“黑暴”期间频频发声，成立“803”基金
吴小莉：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我到这里来看您。过去5年，对于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个过山车的过程，您自己有什么感受？
梁振英：我也一样，所以有段时间需要自己出来发声。
吴小莉：您在任内经历了2014年的非法“占中”，过去五年也非常不容易，发生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黑暴”期间，当时很多人都不敢发声的情况下，您不断地在香港发声，在各个渠道发声，当时有一些警察、警察的小孩，去上幼儿园都被起底，当时您的家人在香港吗，您担不担心，害不害怕？
梁振英：家人都在香港。有一次，是个周末，有些暴徒在下面，警察放催泪烟，吹着他们往山上面跑，就跑到坚尼地道。我那个时候刚刚在办公室处理完一件事情，就从这个小铁闸出去，迎面就碰到三个暴徒。他们穿着黑衣，戴了面罩。其中一个暴徒自己低着头自言自语，他用粤语说撞邪了，回去要洗眼了……
吴小莉：有没有后怕过？
梁振英：不能怕，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这些人应该有这个担当，你穿着“军服”，就不能老是想当“太平官”。枪声响了，炮声响了，就要往前线走，就要打。有没有牺牲？肯定有牺牲，但是我相信一点，邪不胜正。
吴小莉：2019年8月3号，您看到有人把国旗丢在海里头。您忍不住了，您说要悬赏一百万（港币），希望市民提供线索悬拿暴徒，甚至为此成立了“803基金”。后来得到了什么线索吗？
梁振英：有些很好的线索，马上转给警方，警方收到后，就马上把暴徒拘捕了。当时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有市民打电话给我们，他先说明他不要钱，我们已经悬红了几十万、几百万，他说这个钱我不要，但是我给你这个线索。
吴小莉：但是您可能也听到了，香港市民对于这个基金，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在鼓励香港市民的举报文化，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梁振英：其实全世界都有，香港警方一直就有鼓励举报给予奖金的做法；西方国家也有，并且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民间办的类似我们办的这种基金。
2
国际金融中心的“两面性”
俄乌冲突后，香港面临更严峻的国际政治风险
吴小莉：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还有香港过去三四年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态度的转变，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振英：对于国际环境的极速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从俄乌冲突当中，我们看见西方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很多是金融手段。
香港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句话有两面：一个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好，可以为了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另外一面，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高度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参与程度高，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隐患。举个例子，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是新加坡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并不是香港的银行，是英国的银行，至少是英国注册的银行，它听命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说你不许派息，就不派息。
所以到了今天，除了过去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风险之外，有一些是国际政治促成的风险。我们不能用半年前的思维去做今天的事。一方面，我们排除一些隐患；另外一方面，香港要自强不息，要发展好，要发挥优势，协助国家补齐国际金融的短板。
吴小莉：您曾经提到，香港是一个“超级联系人”，但疫情的关系，无论是跟内地的联系，跟国际的联系都受到了影响。您很担忧的是再不通联，香港的很多角色，在内地已经找到替代方案了，是不是在国际上也会出现这种替代方案？
梁振英：贸易对我们GDP的贡献仅次于金融。香港现在基本上不生产什么商品了，香港只有700多万人，消耗量不会很大，所以我们进口的东西也不会很多。但是我们的贸易量很大，大概等于我们GDP的三倍，这个倍数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香港是买全球、卖全球，但这不是转口贸易，很多我们买卖的商品，不经过我们的港口，不经过我们的飞机场，都是在办公楼里头完成的。
吴小莉：在办公楼里完成，疫情应该不太受影响。
梁振英：所以最近几个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贸易量又增长了，就因为香港是联系人，不是门户、不是平台。
而且以前我们对外国讲在香港本地我们可以跟你做什么，现在同时要补上一句话：通过香港，你可以在中国大陆做什么，你可以在南沙做什么，可以在海南岛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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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说中央没有耐心
《香港国安法》等了23年才出台
吴小莉：在修例风波的八九个月时间，您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没有向中央政府提议过，或者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询问过您的意见，怎么解决修例风波的事件？您什么时候知道《国安法》要出台的？
梁振英：我是在《国安法》公布前不久，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知道的。中央也听了很多意见，包括我本人的意见。其中我提出的意见是，要香港市民、国际社会除了知道这个法律条文之外，还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立这个法。
事实上，1990年《基本法》起草的时候，就把这个权利和责任给了特区政府，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但是一直没有立法。所以没人能说中央对香港没有耐心，等了23年都没有立法，最后2019年出现骇人听闻的"黑暴"，中央没办法就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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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
香港人对国家安全问题防范性低
被外国势力钻了空子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香港迎来落实“爱国者治港”新时代。
吴小莉：2014年非法“占中”的时候，您就一直觉得，是有外国势力的推波助澜，您是得到了什么情报，看到了什么？
梁振英：我们看到了一些公开的现象。比如说黎智英，壹传媒的大股东，1997香港回归那年，英国政府给了他英国国籍，但他不必去英国居住，这是什么安排？到了2019年，“黑暴”期间，他去了美国两趟，其中一趟，见了美国政府三个大头，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香港人问他谈了什么？他说不能公开。有这样的媒体人吗？在这个世界上，做媒体的，影响力比他大的多得是，有哪个可以去一趟美国，见了刚才我说的三个美国政府的官员？
2014年，有人把黎智英在政治问题上的二把手、美国人马克·西蒙的电脑档案公开了，在这个档案里面，我们看见马克·西蒙受命于黎智英，经常去汇丰银行的观塘分行买银行本票，捐款给香港反对派的政党。我当时是香港特首，档案里面的所有东西打印出来，放在地上，叠起来大概有2米高。
吴小莉：我们可以怎么办？
梁振英：当时我们没有《政党法》，我们没有像美国政府的规定，捐款给政党必须公开，或政党收到捐款必须公开，没有。
吴小莉：也就是说，香港问题在美国来看，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香港社会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梁振英：香港跟其他中国城市不一样，由于过去太长时间受英国人的管制，很多国家安全的问题、政治问题，都是英国人包办，所以香港人不大理这种事情，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官员对这些事情也不懂，为什么？英国不会让他们干，也不会让他们知道。香港人对国家安全，或者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和事，防范性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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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治港天经地义
反对派在不断测试底线
吴小莉：您说香港回归25年，出现的问题是港人治港而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根源在哪里？
梁振英：在治港的港人当中，在立法会里面，在社会上，在不同方面参与香港政治的人当中，有人反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你说这个有没有出问题？甚至有些人，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说香港不是中国的，你说这出问题不出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有了国安法，有了完善选举制度，一部分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纠正港人治港出的问题。
吴小莉：现在很多人回过头，觉得邓小平对于香港的问题，他真是很有先见之明，他其实提到了爱国者治港这个问题。
梁振英：爱国者治港在全世界都是天经地义的，在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讨论，大家都接受，后来就有种种的香港的反对派，不断地测试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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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出发
需要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做一个得一个，做两个得一双
吴小莉：2020年的5月5号，您和董建华发起了香港再出发联盟，里面还有很多年轻人。你说这些年轻人，有些人跟您的政见不同，哪些政见不同？
梁振英：有个别的年轻人，2019年他们也参加游行了，被人家拍照放在社交媒体。我觉得无所谓，他参加了游行，但是没有暴力，也没有干那些犯法行为，他愿意参加香港再出发联盟，欢迎他。
吴小莉：可以看得出，您一直以来对香港，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强，这是源于家庭教育吗？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梁振英：家庭教育、还有当时香港社会的氛围。小的时候，爸爸带我读报纸，他用山东话，我用粤语……事实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候的一些香港同学。在英国三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基本上是由香港人组成的，也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我还当过副会长。我们这帮人有些家国情怀，半夜的时候喝茶，谈到天亮，谈国家、谈历史。
有一次我们一帮人去了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敲门，说我们在英国留学，学了点东西，想效力祖国。大使馆很客气地跟我们说：很赞赏你们的这个情怀，但是国家现在条件不具备，具备好了之后请你们回国。这是1976年，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
吴小莉：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你们那一代人，对于国家的这种认同感？
梁振英：这个只能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同时，反对我们的力量起来了，令我们青少年对国家有点离心离德。人家反对派做的工作，至少过去这20年，他们花的力气很大，至少现在看来他们的效果起到了。
但我还是积极正面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工作有得做。过去几年，尤其发生了“黑暴”之后，我和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做很多年轻人的工作。在疫情之前，我们组织年轻人到内地去参观考察，赞助他们去看我们宁夏的葡萄酒庄，在星空底下喝葡萄酒，他们也主动到宁夏大学，跟当地的大学生交流。
经验说明，绝对的是做一个得一个、做两个得一双。但是我们面向的这个群体很大，所以社会上都要大家一起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做。
7
让数字说话
香港回归前，GDP低于英国2%
25年后的今天，比英国高12%
吴小莉：其实香港的社会，没有出现过像过去这几年完全的分裂，现在看起来社会上好像已经安静下来了，但是这种分裂，您觉得弥合得了吗？
梁振英：这个弥合的工作不容易做，但是必须做，久久为功地做。我们弥合的对象，不仅是今天还在香港的、不认同国家、不认同香港特区政府的香港居民，有些已经离开香港的，你说是移民也好、移居也好的香港人，我们也应该做他们的工作。
过去25年，香港在很多方面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全球第四，排在德国前面。这是联合国发布的国际公认的人类发展指数，指标包括政府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等。回归前，香港人均GDP低于英国两个百分点，回归后的今天，我们比英国高百分之十二。
过去大家受到太多尤其是西方媒体的一些影响误导，老是去挑我们的毛病，我们要把香港正面的东西、积极的东西拿出来，让数字说话。
8
对第六任特首李家超的评价
有担当、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
吴小莉：新任香港特首已经选出来了，他也在您以前的管治班底当中工作过，您认识的李家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梁振英：他是有担当的人，而且思想也很活跃，他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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