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傅政华的“座右铭”给了我们什么警示？

最近央视播出的专题片《永远吹响冲锋号》，震撼国民。傅政华，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在他东窗事发之前，对广大民众来说，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应该是人民公仆，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可看了他的恶行，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无恶不作的贪腐大蠹。他有非常明确的人生信条，他自己说他的人生只为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当官。当官是目的，其他都是手段，比如入党、提干，只是他人生飞黄腾达、步步高升的入场券、垫脚石、敲门砖。

有了他追求的人生大“方向”，便给自己立下座右铭，那就是当大官、掌重权，当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除此而外，其它一切事情都得为它服务。于是，他用公权力当作罗织人脉网、谋求仕途进步的筹码，一心想往高处走，他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为他罪恶目的作掩护，从追求“官位”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彻底扭曲了，完全背弃了理想信念，从未真正有过哪怕一星半点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想法。将本应服务于人民的权力作为谋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垫脚石”，对纪律法律毫无敬畏，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的政治后果。傅政华树立了历史上一个执法犯法的最为典型的高级干部的样板。

这个专题片，最为震惊人心的一句话，就是傅政华说的“要当官，掌重权，当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这与我们的毛主席历来强调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傅政华的话，那就是他的全部人生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做官。当然仅仅做官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贪图做了大官掌了大权，来满足自己享受人生的欲望，去占取财富，拥有一切，极尽享受罪恶人生。傅政华的话之所以让人听之震惊，就因为他要当官当大官的这句话，让人民群众看到一个失去信仰失去理想的腐败大蠹，一旦窃取了高位，对党的事业威胁危害有多么大，这样的人在领导位置上多了，我们相信，一旦时机成熟，亡党亡国就绝不是一句讲政治课时专家们说的空话。

我想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将傅政华人的内心独白和生目的作为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内心里有没有傅政华那种“要当官，当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那种对权力的强烈渴望，或者说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内心深处对傅政华的那番话也有同感和欲望，不过不像傅政华那么直白而已。如果有，这就是值得大大警惕的。这不是夸张，也不是对我们各级干部的思想状况过于悲观，就眼下情况来说，我们相信，我们党员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当好人民公仆的。但也毋庸置疑，也确确实实有为数不少的干部，早已背离毛主席老人家“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教导，他们满脑子想着“要做官，做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在这样的一些丧失理想信仰的人看来，只有当大官，掌大权，才能贪更巨额的财，享受更加堕落的人生。不然的话，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甚至二十大以后，为何那些极尽贪腐的高级干部依然“层出不穷”呢？

看了《永远吹响冲锋号》，听傅政华这样的人说“官念”，让我们思考很多，其中想得最多的，那就是为官这一级级往上升，值得反思。在傅政华们看来，只有一级级往上爬，才实现他们的野心和私欲。这就令人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干部制度问题，为什么傅政华这样的人能够一边不收敛一边继续升官？如何才能及时的发现像傅政华这样的政治上能力上已经严重问题的人，阻止他们一路贪一路升官？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也牵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什么问题？干部一定要追求升官发财吗？

答曰：非也。

有人认为，干部不就是要向上走吗？科级、处级、厅级、部级，甚至更高级，一层层一级级吸引着干部们，这有啥疑问的？一级级沿着向上的台阶，这不就是官场人生的一种追求吗？比如，一个士兵到将军，一共11级台阶，掰着指头算的精细，把它当作毕生的目标，为此“奋斗不已”。似乎只有到了将军才是军人价值最终实现一样。这表面看似乎没有错。其实是一个大大误区，甚至是一个非常非常扯淡的事。

今天，茶余饭后，我们听一些关于职务的聊天，有时非常惊讶，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某某人在处级位置多少年，再不提就过时了。某某在局级位置等了好久了，再不用也没有机会了。年龄、职务、级别等等，成为市县级干部的主要话题，当然也是考虑自己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依据。有人甚至把单位里所有干部年龄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到每一个人的月份，精确到每年每月的干部可能提拔的人选。一句话，这是官场上官员们第一位的思考，基层官员如此，官至省部级也不例外。由此想去，叫人有几分恐怖。

如此结果，干部也常常把自己升不升官当作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所以我认为，产生傅政华那样荒唐的“当官、当大官、掌大权”的人生座右铭，是有它的土壤的。其实，实事求是就一个人工作能力来说，有些人未必适应多个较高领导岗位。适应县级位置，未必就一定适应市级省级，这谁都明白。旧社会封建制度下，有许多官员在七品县令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直干到退休离职，直至告老还乡。这有何不好呢？

没有听说那个年龄到杠一定要由县衙升到府衙或者再到朝廷里去做一品二品的什么更高的大官的。

我们共产党执政，理应在这方面做的更好。因为毛主席那句“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就是对共产党干部的最基本要求。试想一下，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等，还有刚被惩处的傅政华、孙力军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如果从德的角度考察，他们是十恶不赦的一等坏人，万万不配进入国家高层领导集团的。如果在下边混个科处长，不至于给整个国家祸害那么大，但由于他们善于伪装和投机钻营，加上更为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出了问题，让这些祸国殃民的极坏的坏家伙有机会一步步进入高层集团，成为祸害国家、危害军队、败坏党的形象的贪腐大蠹。准确地说，这些人无疑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队伍里依然隐藏有不少这样的坏蛋。这就是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断言说“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原因所在。

“要当官，当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之所以引发全国震惊，因为这些被披露出来的人生“官念”，公开对抗颠覆的是毛主席为我们倡导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传统。传统丢了，传家宝没了，这个家业还谈何继承下去？

按照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规矩，我们是有榜样可学的，当年老将军甘祖昌已经官居兵团级别，他是老将军啊，可他一定要回到老家江西当农民，为什么？在他看来，他的任职能力和国家迫切需要，都需要他回到故乡帮助老区的百姓改变面貌，这对他这样一个老红军似乎更为重要，因此他坚决辞官回乡，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农民。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例子多的很。我的家乡兰考县就有这样一个老书记，他的名字叫张钦礼。抗日战争，他是豫东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是一个《小兵张嘎》里八路军区队长老区那样的英雄。解放战争时期，职务已达县团级。新中国成立，1952年，当了县长，还是县团级，曾经在毛主席视察兰考时向毛主席汇报改变兰考面貌的构想。后来浮夸风兴起，因为说实话，蒙受不白之冤。他独自自费到北京状告“浮夸省长”吴志甫，被周总理接见表彰后回来官复原职，还是县长，县团级没有变。为此，自己的职务直接受牵连，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就是一个县团级。后来，党派焦裕禄来兰考与他搭班子，两人成为亲密战友和同志，携手并肩根治兰考三害，依然是个县团级。焦裕禄因病去世后，上级党组织曾经想调整他的职务，但是他说，按毛主席说的做，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不论职务怎么变，兰考这个县委书记他一直兼任。他要把焦裕禄未竟的事业做好。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他，从保护干部的角度着眼，提出调他和杨贵一个到北京一个到重庆任职，但时任省委书记刘建勋不同意，杨贵可以调京，张钦礼须留下，原因说是河南一共两个典型县，把这两个主官都调走，不利于这两个典型单位工作。实际刘建勋更怕兰考离开张钦礼不好办，这是一个超级贫困县。

当刘建勋把这个意见告知张钦礼时，他很坦然地说：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比较起来，兰考更需要我，我还是留在兰考根治三害更合适。就这样，他一辈子几乎全是在一个“七品县令”上任职。去世以前，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前两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到兰考视察时，特意问到这位与焦裕禄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张钦礼生活情况怎样，才得知这位老同志已经去世多年。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七品县令”的职务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干到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直到去世，他还惦记着兰考还有一块5000亩的盐碱地没有改造，从来没有想自己的职务几乎一辈子没变。这才叫共产党的铮铮铁骨和胸怀。所以，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在他去世后为他立碑纪念，至今已经立了一百多块，成了一方碑林。这样一个“七品县令”，万代千秋活在了人民心里。如果按照现在某些干部的思维，三五年一定要再上一个台阶，那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属于没出息的太落后的干部。但我们的张书记却受到了千百万人民的夸赞。

傅政华的典型案例，应该给我们全党一个极大警示，那就是对全党干部的为政为官的观念彻底进行反思。现在我们一些三五年一定要提拔的台阶论，弊病太多。为什么？我告诉你，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损害了我们党的工作。举个例子，如果你规定，五年必换届，换届要提拔。那么，干部队伍就一定会出现“五年政绩现象”，什么叫“五年政绩”现象？那就是在任期五年内，政绩越快越多越好，如果六年甚至十年八年才显效，为他人做嫁衣，是万万干不得的，因为那等于为下一任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对于一个一门心思想当官的人毫无意义。问题是这样思维的干部在各级干部中不占少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些事情必须有个长远打算，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脱贫，比如经济翻身，需要长远规划，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我们的很多干部不这么想，因为你如果干五年思维以外的事情，那与你晋升毫不相干。领导看不见了，还有啥意义，你也失去了机会。因此，就开始流行五年不干十年事。干什么最快？房地产，盖高楼，挖湖造风景，修路做景观，领导看得见，市容见效快，容易出政绩。殊不知，这样一害国家，二害百姓。当下一些城市因为比着盖高楼，经济调整有的房价坐滑梯一样向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还有，当一个干部把升不升官当作唯一价值实现的时候，其危害巨大，就会让傅政华这样的为升官而升官的人钻了空子。就会为出现大大小小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傅政华、孙力军这样的大坏蛋提供土壤。

傅政华的案例极大提醒我们，一旦发现不适于在领导位置上工作，没有这个能力和德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地终止他的工作，不要等着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职务继续无所作为。傅政华一步步进入高位，难道他的每一个台阶，每一级的审查都没有看清这个人的嘴脸？难道他隐藏的那么严实？我就不信。这里边是一个宏大的干部政策和审查制度需要更加完善的问题，当另辟话题。

我们的很多习惯是要改的，不能强化做官的理念，应该强化做事的观念，比如，哪些什么民间团体，作协、文联之类，为什么在下命令时一定要加个括号，什么“正部长级”“正厅长级”，这样一个括号，等于引导和强化“升官”的思维，这样一种官本位的思维，只会助长一些人的当官的想法。是一种导向，还有一些什么大学和大学教授，大可不必分什么省级部级级别的。去除“官本位”思维，不仅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原有思想，我们各级管干部的部门和各级机关都应该思考我们这些年来的某些价值取向。错了就该，没啥了不起的。在官位上干了，不适应，群众不满意，赶紧调换工作，做点实际的，适应搞教学的去讲台，适应搞基层工作的去基层，适应干什么的就干点什么。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总而言之，还是回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定的规矩，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做不好官，做了不称职的官，有点自知之明，赶紧回到车间地头，回到基层去，不要总想着祖坟冒青烟，更不要一门心思“做官、做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这是与我们共产党的为人民的根本方向格格不入的。弄得不好，还要像傅政华那样，接受党纪国法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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