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文化冷战”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文化冷战”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访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

赵丁琪

编者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广泛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开展了多方面的“文化冷战”，广泛渗透西方的高校、媒体、文化艺术产业及学术出版机构，并积极扶植和推广一些带有“激进”色彩但实质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髦”理论。为深入了解帝国主义的“文化冷战”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本刊对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进行了专访。赵丁琪整理、翻译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接受访谈的内容。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法裔美国哲学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维拉诺瓦大学哲学系教授，巴黎批判理论讲习班(Atelier de Théorie Critique)创始人兼主任。他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卢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近年来，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聚焦于西方左翼理论的阶级根源与意识形态本质，撰写了《激进历史和艺术政治》(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当代思想背后的干预：历史、政治和美学》(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知识界的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与帝国理论工业》(The Intellectual World War: Marxism versus the Imperial Theory Industry)等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与“文化冷战”

○(赵丁琪，下同)罗克希尔教授，您好!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推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冷战的同时，也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场“文化冷战”。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如何进行“文化冷战”的?中情局扶植的“文化自由大会”(CCF)开展了什么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下同)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其他国家机构和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的基金会一起，开启了多方位的文化冷战，旨在遏制并最终击退和摧毁共产主义。这场宣传战的范围是国际性的，涉及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其影响范围很广，投入的资源也很充足，但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仍然输掉了许多战役。劳尔·安东尼奥·卡波特(Raúl Antonio Capote)在2015年出版的书中透露，他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在古巴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针对的目标是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学生。然而，被称为“公司”的中央情报局所不知道的是，被它狡猾地拉拢来宣传其肮脏伎俩的这位古巴大学教授，实际上是在欺骗那些自信的间谍大师：他实际上是在为古巴情报机构工作。这只是许多迹象之一，表明尽管中情局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胜利，但最终还是在打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它试图强加一种不利于全球绝大多数人的世界秩序。

文化冷战的核心机构之一是文化自由大会，它在1966年被揭露是中情局的外围机构。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将文化自由大会描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和文化赞助者之一。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该机构在国际舞台上推广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合作主义”学者的工作，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对手，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文化自由大会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有大约280名员工，出版或赞助了50多家世界知名期刊，并组织了许多艺术和文化展览，以及国际音乐会和音乐节。它还策划或赞助了大约135次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与至少38家机构合作，并出版了至少170本书。它的新闻机构以12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免费传播，覆盖了600家报纸和500万读者。这个庞大的全球网络被其建立者迈克尔·约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称为“我们的大家庭”，这句话让人想起黑手党。在巴黎总部，文化自由大会拥有一个“国际回音室”，可以放大反共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的声音。该机构1966年的预算为207万美元，相当于2023年的1950万美元。

然而，约塞尔森的“大家庭”只是中央情报局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所说的“强大的沃利策(Wurlitzer)管风琴”的一小部分。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在1952年至1977年期间，至少有400名美国记者秘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这些披露之后，《纽约时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吸纳了800多家新闻和公共信息机构及个人”。这两份曝光文件是由记者在权威场所发布的，而这些记者本身也在他们所分析的网络中工作，所以实际数据可能比估计的还要高。

阿瑟·海斯·苏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在1935年至1961年间担任《纽约时报》的主编，他与中情局密切合作，甚至签署了保密协议。威廉·佩利(William S. Paley)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疑是中央情报局在视听广播领域最大的资产。二者密切合作，安装了一条直通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电话线，不用通过接线员。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时代公司是中央情报局在周刊和月刊领域最大的合作伙伴。卢斯同意雇用中央情报局特工作为记者，记者成为特工们非常普遍的掩护职业。正如我们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于1991年召集的“中央情报局扩大开放工作组”(Tack Force on Greater CIA Openness)中所知道的那样，在上述爆料之后，这种做法继续有增无减：“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现在与全国各大通讯社、报纸、新闻周刊和电视网络……的记者都有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经成功说服记者推迟、改变、保留，甚至放弃报道。”

中情局还控制了美国报业协会，成为新闻服务、杂志和报纸的所有者，并以此作为其特工活动的掩护。它还在拉丁美洲新闻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里兹豪斯新闻社(Ritzhaus)等其他新闻机构安插了特工。研究政府虚假信息的专家威廉·沙普(William Schapp)指出，中情局“拥有或控制着世界各地约2500家媒体。此外，从特约记者到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和编辑，几乎在每一个主要媒体机构都有中情局的人员”。一名中情局人员对记者约翰·克鲁德森(John Crewdson)说：“在任何时候，我们在每个外国首都至少有一份报纸，那些我们没有完全拥有或没有进行大量补贴的机构，可以通过收买的代理人渗透进去，他们可以印刷对中情局有用而非有害的故事。”在数字时代，这一过程当然还在继续。亚莎·莱文(Yasha Levine)、阿兰·麦克劳德(Alan MacLeod)及其他学者和记者详细描述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大型科技和社交媒体领域的广泛介入。他们已经证实，主要情报人员占据了脸书(现在改称“Meta”)、推特(现在改称“X”)、海外抖音(Tiktok)、红迪网(Reddit)和谷歌等的关键职位。

中情局也深深渗透到专业学者中。当“教会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发布1975年关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时，中情局承认它与“数百个”机构的“成千上万”学者有联系(自那以后没有任何改革阻止这种做法，正如上文提到的1991年盖茨备忘录所证实的那样)。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所，如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CENIS)一样，都是在中情局的直接支持和监督下发展起来的。

中情局也深深卷入了艺术界。例如，它提倡所谓的美国艺术，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和纽约艺术，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它资助艺术展览、音乐和戏剧表演、国际艺术节等，以传播被吹捧为西方自由艺术的东西。在这方面，中情局与各大艺术机构密切合作。仅举一个例子，参与文化冷战的中情局主要官员托马斯·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在加入该机构之前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执行秘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是秘密情报行动的超级协调员，并允许洛克菲勒基金被用作中情局资金的渠道。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中，我们发现了雷诺·德哈农考特(René d'Harnoncourt)，他曾为洛克菲勒的拉丁美洲战时情报机构工作。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和朱利叶斯·弗莱希曼(Julius Fleischmann)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前者曾为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工作，并允许他的慈善机构被用作中情局资金的渠道。后者曾担任中情局法菲尔德基金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是美国心理战项目(包括与中情局合作)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项目的董事会成员。正如这一关系网所表明的那样，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密切合作，以严密控制文化设施。

关于美国政府与娱乐业的关系，已经有很多书籍研究过了。马修·阿尔福德(Matthew Alford)和汤姆·塞克(Tom Secker)指出，国防部(DOD)以完全和绝对的审查权参与过至少814部电影，中央情报局至少参与了37部，联邦调查局有22部。至于电视节目，国防部总计支持1133部，中央情报局22部，联邦调查局10部，其中一些已经播出了很长时间。当然，除了这些可量化的案例之外，国家安全机构和好莱坞之间还有实质性关系。约翰·里佐(John Rizzo)在2014年说：“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与娱乐业有着特殊的关系，非常重视与好莱坞的风云人物——制片公司高管、制片人、导演、大牌演员——建立关系。”在反恐战争的前九年，他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副法律顾问或代理总法律顾问，在这段时间里，里佐密切参与了美国的全球引渡、酷刑和无人机暗杀计划，他非常了解文化产业如何为帝国屠杀提供掩护。

这些以及更多的活动揭示了美帝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景观帝国”。其核心工作之一是进行争夺人心和思想的战争。为此，它建立了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以便参与国际心理战。它对主流媒体近乎绝对的控制，在最近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争取支持的努力中，已经清晰可见。其24小时不间断的恶毒反华宣传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很多勇敢的活动家的不懈努力，以及它的宣传与现实本身相违背的事实，“景观帝国”并不能完全控制意识形态和宣传叙事。

二、民主幻象、言论自由与法西斯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西方视为自由民主的典范。但您认为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您能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客观地说，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是作为一个共和国建立的，所谓的开国元勋们公开敌视民主。这一点从《联邦党人文集》、美国的建国文件以及最初形成的治理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众所周知，在《独立宣言》中被称为“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的美国土著居民，在新成立的共和国中没有被赋予民主权利，来自非洲的奴隶和妇女也没有。对于普通的白人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正如特里·波顿(Terry Bouton)等学者详细记载的那样：“大多数普通白人不认为(美国)革命建立了一个以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政府。相反，他们确信革命精英重塑政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了普通民众的独立性。”毕竟，制宪会议并没有建立总统、最高法院或参议员的普选制度。唯一的例外是众议院。然而，选举资格是由州立法机关设定的，普遍要求以拥有财产作为投票权的基础。因此，当时的进步批评家指出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谈到美国时说：“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将新宪法描述为“在自由民中建立专制贵族的最大胆的尝试，这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

尽管“共和国”一词在当时被广泛用于描述美国，但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因其种族灭绝政策而被称为“印第安杀手”——参加总统竞选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民主主义者，并要求结束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贵族的统治。尽管治理模式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但像杰克逊这样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员及其管理者开始用民主这个词来描述共和国，暗示它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当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着：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委婉说法。

与此同时，美国的阶级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民主力量经常从统治阶级那里赢得非常重大的让步。选举的领域已经扩大到包括参议员和总统，尽管选举人团制度尚未废除，最高法院大法官仍然是终身任命的。但选举权已扩展到妇女、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当然，这些重大成果应该得到捍卫、扩大，并通过对整个选举和竞选过程进行深入的民主改革，使其变得更加具有实质性。然而，尽管这些民主进步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改变财阀统治的整体体系。

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基于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研究中证明，“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影响，而普通公民和大众利益团体的独立影响则很小或没有”。当然，这种财阀式的统治形式不仅在国内有效，在国际上也同样有效。美国试图将其反民主的商业统治形式强加于任何可能的地方。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孜孜不倦的研究显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4年，美国颠覆了50多个国家的政府，其中大多数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美国是一个财阀帝国，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当然，我确实认识到，出于各种原因，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民主和自由民主等表达经常被用来表述这种形式的财阀统治。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财阀统治下某些形式的民主权利的存在，是劳动人民的重大胜利，其重要性无论如何也不应被贬低。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评估，它能解释治理模式的复杂性，其中包括美国寡头对国家的控制和人民通过阶级斗争赢得的重要权利。

○您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真的存在吗?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试图将言论自由问题与权力和财产问题隔离开来，从而将其转化为支配孤立个人行为的抽象原则。这种方法试图排除任何对媒介工具的唯物主义分析，以及谁拥有和控制这些工具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将分析领域从社会总体转移到理论原则与个体话语之间的孤立的抽象关系。

这种方法的优点之一是，某些人可以被赋予抽象的言论自由权，而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倾听的权力。这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大多数人的状况。原则上，他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然而，在现实中，如果这些观点不符合传播工具的所有者想要传播的观点，那么它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人们根本就不会被给予传播他们观点的平台。由于统治阶级对媒介手段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以至于他们让许多人相信审查制度并不存在，这些观点甚至可以在公众不太注意的情况下被公开压制或暗中禁止。

如果资本主义主流之外的观点能够获得广泛的受众，并开始获得真正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会做什么。他们以打击阶级敌人以及摧毁传播其思想的基础设施的名义，废除任何对言论自由的支持，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我们可以以《外国人与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帕尔默搜捕”(Palmer Raids)、《史密斯法案》(Smith Act)、《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麦卡锡时代或“新”冷战作为例子。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资产阶级几乎完全控制美国国内通讯手段的事实，几乎就完全呈现在世界面前。除了在“油管”(Youtube)和社交媒体所进行的广泛审查，尤其对“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审查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追随他们反俄反华的宣传，以及对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无条件支持(尽管最近一些保守派已经开始把俄乌冲突看作展示自己反战姿态的机会)。资产阶级主张的言论自由权，等同于赋予统治阶级控制传媒工具的自由，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谁的观点值得被推广和广泛传播，谁的观点可以被边缘化或无视。

○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法西斯主义的治理模式是所谓自由世界秩序中所存在的非常真实的一部分”。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我一直在构建一个解释框架，对占主导地位的“单一治理模式”提出疑问。根据这种观点，每个国家——如果不是处于公开的内战中——在特定的时间点只能有一种治理模式。这种非辩证模式的问题很容易在美国等西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国家中看到。

正如我在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数万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平反。许多人通过“回形针”等行动获得了前往美国的安全通道，并融入了美国的科学、情报和军事机构(包括北约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其他许多人被编入了欧洲各地的秘密留守部队，以及欧洲情报网络，甚至政府。还有一些人被运送到了拉丁美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就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而言，他们很大程度上在中央情报局的扶植下重新掌权。他们接管了自民党，并使其成为充斥着日本帝国前领导人的右翼俱乐部。这个由美国帝国主义扶植的经验丰富的反共分子组成的全球网络，参与了肮脏的战争、政变以及种种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如果说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了，主要是因为大约2700万苏联人和2000万中国人作出了巨大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了，包括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

人们可能会忍不住说，就像进步的自由主义专家有时声称的那样，美国在国外推行法西斯主义形式的治理，但在国内保持了民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一些著作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总是需要考虑三个不同的维度：历史、地理和社会阶级。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考察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那些与自由派专家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例如，考虑一下土著人口。许多人——尤其是最贫穷的人——仍然是种族主义警察恐怖的目标，正在为基本的人权和民主权利而斗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部分穷人和非裔美国工人以及移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对美国的尖锐批评，他称之为“第四帝国”。人口中的某些部分，即为生存而斗争的少数族裔穷人和工人，通常主要由国家和准国家的暴力来镇压而不是通过民主权利和代议制度来治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呢?此外，我们不要忘记，纳粹自己在美国学习到了最先进的种族隔离治国方式，并明确地将其作为典范。

多元治理模式的范式是辩证的，因为它关注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阶级动态，以及并非所有人口都以同样的方式治理这一事实。例如，在美国，职业管理阶级/阶层的成员确实享有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在各种形式的合法阶级斗争中得以实现。那些在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被过度剥削的人群，往往会被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特别是当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试图打破桎梏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警察的恐怖暴力，他们所谓的权利往往受到不分青红皂白地践踏，就像1968年至1976年间被联邦调查局和警察杀害的29名黑豹党和69名美国印第安积极分子一样。

要理解资本主义的治理是如何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的是要采取精细的辩证方法，关注其不同的治理模式。所谓的自由民主就像资本主义的好警察，向顺从的主体承诺权利和代表权。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治理“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以及那些渴望成为他们的人。法西斯主义的坏警察则用来对付国内外贫困人口、少数族裔和心怀不满的人群。显然，由好警察来统治是更可取的，捍卫和扩大哪怕是有限形式的民主都是有价值的战术目标(尤其是与法西斯分子完全接管国家机器的恐怖政治相比)。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就像在警察审讯的情况下一样，好警察和坏警察在为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通过使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胡萝卜”或法西斯主义的“大棒”，来维持甚至加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在上升。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您如何评价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

●特朗普给法西斯势力壮胆，并鼓励他们的活动。他是一个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然而，特朗普现象是帝国主义秩序内部更大危机的征兆。由于多极世界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持续衰落等原因，法西斯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崛起。

在美国，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的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理念组织的，即他有能力将国家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会尊重权力的和平移交和法治。的确，资产阶级民主远好于公开的法西斯独裁，因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是重要的。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往往是腐败的、功能失调的和虚假的，但它确实为某些人群提供了进行组织、政治教育和获得权力的空间。尽管如此，那种将美国民主党视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堡垒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在上任后，拜登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以煽动阴谋罪将特朗普关进监狱，而现场的法西斯主义者只是受到了非常谨慎的处理(很小的一部分人被指控，而且对他们的判决都非常轻)。直到这个事件发生几年后的现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的宣传阶段，一些当时的参与者才开始面临牢狱之灾，特朗普也在多个方面受到起诉。此外，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行动认真扭转美国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和大规模监禁制度(这是他帮助建立的)，也没有采取重大措施解散法西斯组织和民兵。虽然拜登没有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本土的法西斯运动，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但他的团队一直在推动美国的帝国主义议程，并积极支持乌克兰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发展。

至于对国会大厦的冲击，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反对拜登当选的“自发性起义”，正如我在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它得到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支持，美国政府最高层也默许该事件发生。美国大众超级市场公司(Publix Super Markets)继承人朱莉·詹金斯·范切利(Julie Jenkins Fancelli)为“停止偷窃”运动提供了大约30万美元。特朗普家族圈子也直接参与了抗议活动的集资，为此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特朗普的政治机构向1月6日事件的组织者支付了430多万美元。”因此，这绝不是一场草根运动，而是一场有组织的行动。此外，有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情报部门、军队和警察的最高指挥部默许了对国会大厦的袭击。任何熟悉国会大厦为防止进步的抗议活动而采取的严厉安全措施的人，只要根据录像和当天只有1/5的国会警察值班的事实，就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我们现在知道，陆军司令部对国民警卫队的延迟部署负有直接责任，在国会大厦附近待命的国土安全部特工也没有被动员起来。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都表明美国政府最高层是冲击国会大厦行动的共犯。

对于任何认真研究过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心理战历史的人来说，2021年1月6日事件的一些因素与那段历史重叠。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资产阶级媒体兜售的那种愚蠢的阴谋，比如冲击国会大厦的人全都参与了阴谋，或者称这些人都是被雇来的演员。这些行动是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情况下，只有在指挥链最顶层的少数人参与了密谋。在他们下面，很多人完全对阴谋不知情，而是自己主动行动的。这就造成了高度的不可预测性，从而助长了自下而上自发行动的表象，这为高层的阴谋决策者提供了掩护。

对于参与资助、培育和默许冲击国会大厦的幕后操盘手，我们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出现，在此之前，我们至少知道，这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一次极其有利的事件。它让乔治·拜登带着令人惊讶的“我们民主的救世主”光环跌跌撞撞地上台，这为他的右翼举动以及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持续战争提供了非常薄弱的掩护。特朗普几乎立刻就被平反了，而不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媒体傀儡——像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这样的人——帮助构建了一个模糊的叙事，根据这个叙事，他和他的追随者是一个可怕的政府阴谋的受害者。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热爱自由、反对“大政府”的叛逆者，并以一个所谓的局外人的身份为自己的再一次总统竞选做准备。目前尚不清楚对他的起诉会走多远，但起诉他的时机非常可疑，因为这些起诉是在事件发生整整三年之后，而此时正值另一个选举周期，两位帝国主义候选人之间又将展开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逐。

三、身份政治的悖论与新的左翼理论的建构

○您如何理解近几十年在西方左翼中盛行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作用和功能?

●身份政治和与其相关联的多元文化主义一样，是长期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当代表现。后者试图将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自然化。例如，身份政治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历史结构，他们将这些范畴自然化，并将其视为政治倾向无可置疑的基础。这种本质主义掩盖了在这些身份背后起作用的物质力量，以及围绕这些身份展开的阶级斗争。这种状况特别有利于统治阶级，因为当他们被迫对唯物主义的反种族主义和反父权斗争的要求作出回应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一种本质化的身份政治更好的回应方式呢?这种身份政治对非常现实的问题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从来没有解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物质基础。

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理论家的作品中，他们自我宣称的反本质主义版本的身份政治并没有从根本上与上述意识形态决裂。他们试图将一些范畴理解为个人或群体可以质疑、玩弄和重新演绎的话语结构，以此来实现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在解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内工作的理论家，从来没有对造就这些范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些社会关系是集体性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他们也没有参与现实的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集体斗争的历史。相反，他们倾向于利用解构主义和实际上去历史化的福柯的谱系学来碎片化地思考性别和性关系的问题，因而充其量是一种自由多元主义。在这种自由多元主义中，阶级斗争被利益集团的诉求所取代。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如多梅尼科·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在他的权威著作《阶级斗争》中所展示的那样——有着以多元形式深刻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包括了关于性别、国家、种族和经济性的阶级(我们还可以加上性取向)之间关系的斗争。由于这些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呈现出非常具体的等级形式，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最优秀的元素既试图理解它们的历史渊源，又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它们。这可以从反对强加于妇女的家庭奴隶制的长期斗争，以及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看出。当然，这段历史是断断续续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部分原因是某些马克思主义流派——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污染。然而，正如洛苏尔多等学者以其卓越的学识所证明的那样，共产党人一直是这些阶级斗争的先锋，他们通过触及这些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反对父权统治、帝国主义的奴役关系和种族主义。

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身份政治，试图掩盖这段历史，以便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式，好像共产党人根本没有考虑过妇女问题或民族/种族问题。因此，身份政治的理论家倾向于傲慢而愚昧地断言，他们是第一批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并认为自己克服了所谓的庸俗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经济决定论。此外，他们非但不承认这些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反而倾向于利用身份政治作为反对阶级政治的楔子。即使他们做出了将阶级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的姿态，他们也通常会将其简化为个人身份问题，而不是结构性的财产关系问题。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附带现象的，这意味着他们关注的是表征和象征主义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克服家庭奴隶制和种族化的过度剥削关系。因此，他们无法推动根本性的和可持续的变革，因为他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正如小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经常以他标志性的尖刻智慧所争辩的那样，身份认同论者非常乐意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以及我想补充的帝国主义关系——只要统治阶级和政府管理机构中被压迫群体的代表达到必要的比例。

除了帮助取代西方左派内部的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之外，身份政治还将左派分裂为围绕特定身份问题的孤立的群体。它不是通过阶级团结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而是通过鼓励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首先认同自己是特定性别、性取向、种族、国家、民族、宗教团体等的成员，从而分裂并征服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在这方面，身份政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是分化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以便更容易地统治他们。因此，毫不奇怪，身份政治是帝国核心的职业管理阶层的统治政治。它鼓励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认同自己的特定群体，并通过冒充该群体的特权代表来推进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觉醒主义(wokeism)也有驱使一些人投入右翼怀抱的作用。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鼓励一种与竞争性个人主义相结合的族群心态，那么，作为对他们被“多元化产业”(即身份政治)剥夺公民权的回应，白人和男性推进他们作为制度的“受害者”的特定政治议程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缺乏阶级分析的身份政治必然会被右翼甚至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身份政治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它最近的意识形态根源在于近几十年的新左派运动以及列宁早先在欧洲左翼中诊断出来的社会沙文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被用于通过煽动宗教、民族、国家、种族或性别冲突来分裂目标群体。身份政治也成为帝国主义干预和插手以及组织暴乱的直接理由，无论是宣称解放阿富汗妇女、支持古巴“受歧视”的黑人说唱歌手、支持拉丁美洲“生态社会主义”土著候选人，还是其他众所周知的宣传行动，美帝国主义都将自己表现为受压迫身份群体的仁慈恩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纯粹象征性的身份政治与阶级斗争的物质现实之间的完全脱节，因为身份可以而且确实为帝国主义提供了一部分掩护。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身份政治最终也是一种阶级政治：一种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政治。

○对于今天的全球左派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抵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革命理论?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是通过它对文化机器，即对整个文化生产、分配和消费体系的惊人控制来维持的。艾伦·麦克劳德(Alan MacLeod)写道：“五大公司控制着美国人90%以上阅读、观看和收听的内容。”正如我们在上面简要讨论过的，这些大公司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在1981年的第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明确指出了他们的总体目标:“当美国公众认为的一切都是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虚假情报计划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进行思想斗争的客观条件。因此，那种认为我们只需要发展出正确的分析、分享我们的个人观点，就能够通过理性的论证和对话说服人们的观点是天真的。要拥有任何真正的力量，我们必须集体努力，找到对我们有利的利用权力的方法。在我目前与詹妮弗·庞塞·德·莱昂(Jennifer Ponce de León)合著的一本书中，我们对作为阶级斗争场所的文化进行了考察，我们试探性地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是特洛伊木马策略。这种策略是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机器来对付其自身，利用其非凡的基础设施来偷运——并进而广泛传播——反霸权信息。第二个重要的策略是为思想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发展出另一套文化宣传机器。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努力正在进行，从替代媒体、出版物到教育平台、文化空间、活动家网络和社区中心。詹妮弗和我都参与了批判理论工作室，致力于进行这类工作。第三种是社会主义文化宣传工具。这些宣传工具是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权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起来的。他们生产的新闻、信息和文化为资本主义文化机器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替代品。仅举西半球的两个主要例子——古巴的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和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Telesur)，它们正在做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工作。

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革命理论，我完全同意程恩富的观点。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许多其他人的工作，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需要经常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洛苏尔多所说的一种随时代而变化的过程。目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发展出一种既能理解又能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和生态崩溃的革命理论，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由于我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区域，所以我认为发展这一区域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也是至关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地区尚未受到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前最重要的革命理论是能够推动完成复杂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理论。自1917年以来，全球发生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教训。今天的全球形势看起来与第三国际鼎盛时期或所谓的冷战时期大不相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与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新的国际框架，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如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最近西非和中非一些国家的动荡，挑战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和西方帝国主义所建立的牢笼。理解和推进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为推动新兴多极世界所进行的斗争，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任务。与此同时，阐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与多极化发展之间的斗争如何能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铺路石，这也是我们当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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