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三问，问得好！

爱国三问是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于1935年9月17日在开学典礼上提出来的，“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送分题，谁会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爱中国，不愿意中国好呢?但对极少数人来说则是“送命题”，它们或许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爱中国”和“愿意中国好”对它们来说就太难以启齿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爱是爱国的，要不公知也不会整天把“批评才是爱”“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挂在嘴边了。我们做个让步推理，就算“批评”是爱吧，但除了“批评”，爱就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了?为什么公知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呢，它们就是这么爱它们的父母抑或它们的子女的吗?

还有，既然在公知看来“批评”才是“爱”，为什么公知从不“批评”美国呢，是美国不配公知的“爱”呢，还是公知舍不得“批评”呢?说到这里，公知的“批评”是什么玩意就很清楚了，它们不过借所谓的“批评”的名义来发泄它们的仇恨罢了。

举个例子。近日，飓风“海伦妮”在美国东南部多州导致至少191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失联，数百万人断电，经济损失或超950亿美元。这要是在中国，灾民早就被安置好了不说，估计灾区重建都提上日程了，但在美国，拜登一边表示没钱了，灾民自求多福吧，一边转手给了乌克兰80亿美元。

这要是发生在中国，公知还不知怎么“批评”呢，至少“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是跑不掉的，但这发生在美国，公知就跟死了一样，别说“批评”了，连提都不敢提。所以，公知的“批评”是定向的，它们把所有的恶意给了中国，把所有的善意给了美国，然后它们还要我们接受它们的“批评才是爱”。

至于“愿意中国好”对公知来说就更不可能了。公知和美国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是“零和博弈”，中国好了，美国就好不了，美国好不了，它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它们，又或者说它们给谁“带路”呢?公知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加把劲针对我们，我们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总巴不得中国“投降”，还大言不惭表示越早“投降”“代价越小”，它们怎么就不想想，要是稍微使点劲我们就“投降”了，那美国还不往死里整我们?

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是1935年，那个年代的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无论如何也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大多了吧，现在它们都唯恐“投降”晚了，要是在1935年，它们还不抢着当汉奸?它们迫不及待跪下也就算了，还跪得“振振有词”，都说汉奸是一脉相承的，但汪精卫好歹还用“曲线救国”当遮羞布呢，它们竟能把“投降”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汪精卫都要甘拜下风。

当然，恨国的毕竟是极少数，要是恨国的汉奸是大多数，那我们就不可能打赢抗日战争，更不可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了。中国之所以能涅槃重生，靠的从来不是恨国的汉奸，而是千千万万爱国的“粉红”。“红粉”以中国人为荣，他们爱中国，愿意中国好，所以他们才会为中国挺身而出。战争年代，他们抛洒热血，建设年代，他们挥洒汗水，他们用行动回答了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

实话实说，要不是爱中国，要不是愿意中国好，大概没多少人会有兴趣搭理公知的，看公知的“小作文”就像走进了阴森的坟场，没有一丝光亮，更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公知哭着喊着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它们的存在恰恰是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证明，要我说，公知应该庆幸生活在中国，要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铁拳恐怕早就把它们的狗头给砸碎了。

耗材一口咬定我是“假爱国”，是做“爱国生意”，我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还轮不到耗材操心，我怼公知十多年了，要是真想做“爱国生意”，早就做了，还要等到现在?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我夸中国，我还真不太会夸，但要我怼公知，不谦虚地说，那我绝对是专业的。或许没啥用处，但至少能让更多人看清公知的恨国嘴脸，这就是我的行动，虽说微不足道，但至少我从未放弃。

跪安吧，一切丑陋却依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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