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三问,问得好!

作者:林爱玥 来源:林爱玥 2024-10-04 1335

爱国三问是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于1935年9月17日在开学典礼上提出来的,“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送分题,谁会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爱中国,不愿意中国好呢?但对极少数人来说则是“送命题”,它们或许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爱中国”和“愿意中国好”对它们来说就太难以启齿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爱是爱国的,要不公知也不会整天把“批评才是爱”“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挂在嘴边了。我们做个让步推理,就算“批评”是爱吧,但除了“批评”,爱就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了?为什么公知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呢,它们就是这么爱它们的父母抑或它们的子女的吗?

还有,既然在公知看来“批评”才是“爱”,为什么公知从不“批评”美国呢,是美国不配公知的“爱”呢,还是公知舍不得“批评”呢?说到这里,公知的“批评”是什么玩意就很清楚了,它们不过借所谓的“批评”的名义来发泄它们的仇恨罢了。

举个例子。近日,飓风“海伦妮”在美国东南部多州导致至少191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失联,数百万人断电,经济损失或超950亿美元。这要是在中国,灾民早就被安置好了不说,估计灾区重建都提上日程了,但在美国,拜登一边表示没钱了,灾民自求多福吧,一边转手给了乌克兰80亿美元。

爱国三问,问得好!

这要是发生在中国,公知还不知怎么“批评”呢,至少“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是跑不掉的,但这发生在美国,公知就跟死了一样,别说“批评”了,连提都不敢提。所以,公知的“批评”是定向的,它们把所有的恶意给了中国,把所有的善意给了美国,然后它们还要我们接受它们的“批评才是爱”。

至于“愿意中国好”对公知来说就更不可能了。公知和美国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和美国是“零和博弈”,中国好了,美国就好不了,美国好不了,它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它们,又或者说它们给谁“带路”呢?公知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加把劲针对我们,我们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总巴不得中国“投降”,还大言不惭表示越早“投降”“代价越小”,它们怎么就不想想,要是稍微使点劲我们就“投降”了,那美国还不往死里整我们?

爱国三问,问得好!

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是1935年,那个年代的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无论如何也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大多了吧,现在它们都唯恐“投降”晚了,要是在1935年,它们还不抢着当汉奸?它们迫不及待跪下也就算了,还跪得“振振有词”,都说汉奸是一脉相承的,但汪精卫好歹还用“曲线救国”当遮羞布呢,它们竟能把“投降”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汪精卫都要甘拜下风。

当然,恨国的毕竟是极少数,要是恨国的汉奸是大多数,那我们就不可能打赢抗日战争,更不可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了。中国之所以能涅槃重生,靠的从来不是恨国的汉奸,而是千千万万爱国的“粉红”。“红粉”以中国人为荣,他们爱中国,愿意中国好,所以他们才会为中国挺身而出。战争年代,他们抛洒热血,建设年代,他们挥洒汗水,他们用行动回答了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

实话实说,要不是爱中国,要不是愿意中国好,大概没多少人会有兴趣搭理公知的,看公知的“小作文”就像走进了阴森的坟场,没有一丝光亮,更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公知哭着喊着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它们的存在恰恰是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证明,要我说,公知应该庆幸生活在中国,要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铁拳恐怕早就把它们的狗头给砸碎了。

耗材一口咬定我是“假爱国”,是做“爱国生意”,我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还轮不到耗材操心,我怼公知十多年了,要是真想做“爱国生意”,早就做了,还要等到现在?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我夸中国,我还真不太会夸,但要我怼公知,不谦虚地说,那我绝对是专业的。或许没啥用处,但至少能让更多人看清公知的恨国嘴脸,这就是我的行动,虽说微不足道,但至少我从未放弃。

跪安吧,一切丑陋却依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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