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发言：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我仅就民主集中制和党性问题谈一点学习体会。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确立的基本组织原则，它既是中共组织路线的灵魂，又是党确定和实行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是全党上下经过中共诞生以来多年锤炼所普遍具有的党性，这是党克服左右倾错误干扰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秉持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通过历年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和行径的斗争，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并使之日益深入人心。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后有人问过毛泽东：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这段话就表明毛泽东所持有的高度党性。事实上，单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或制度规定，尚不足以克服党内的错误和危机，还必须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上下普遍具有的党性(虽然程度不同)。在长征路上那么急迫险峻的形势下，民主集中制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顺利地贯彻，主要是基于全党和全军普遍具有坚定的党性，这是民主集中制能否正确运行的思想基础。

什么是党性?主要就是科学性和纪律性。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下对真理(规律、科学认识)的追求，也就是实事求是。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把反对主观主义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提高党性的第一等任务，强调“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这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勇气。

另一方面，坚定的党性还表现在必须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高度自觉的集体观念(大局观)，以及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实行放手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既要提倡党性，也要发展个性。党性即普遍性，个性即差别性，普遍性建筑在差别性上。凡是党员所做的工作，均有党性，有个性。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是党性和个性的完全统一，后者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的。他指出：“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页。]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上述论述，实际阐明了“民主”与“集中”在党性问题上的统一。

回顾长征，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出发之际遭受空前劫难与损失，但是却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其他阶级、政党、政治军事力量，在遭遇大溃败时往往出现“鸟兽散”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的权威依然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权威之所以得到维护，中革军委的指挥之所以得到坚决地贯彻，得力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们高度自觉的组织观念与大局观;“三人团”错误的军事指挥和统治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之所以得以纠正，得力于中央和军委领导层坚定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得力于他们勇于修正错误的坦诚和担当。

众所熟知，王稼祥、张闻天是最早从左倾教条主义阵营觉悟的中央领导成员;其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一再失利负有程度不同责任的中央和军委的成员，也先后觉悟。比如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做副报告时，就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并在洛甫和博古权力交接，以及促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全军军事指挥的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不承认错误，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党性，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因此在决策通道转兵、主持遵义会议、特别是在与张闻天交接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自觉地接受组织决定，并在以后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权威;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正式通过后，中央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和陈云带头到部队进行传达，用遵义会议精神武装全军思想;在传达和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将领的思想认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遵义会议以来一直有思想抵触的凯丰，后来回忆：“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何克全(凯丰)自传》(1941年1月15日)，《红军长征过昭通》编写组：《红军长征过昭通》，《昭通报》印刷厂1986年内部印行，第193页。“在威信(?)”，原文如此。]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有材料表明，在遵义会议进行中，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并且杨尚昆认为“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是毛主席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在“鸡鸣三省会议”酝酿中央主要领导人更迭时，毛泽东再次谢绝周恩来要他接替博古的建议，反而推举张闻天。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的胸襟和智慧。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出自党性的觉悟和自我革命，绝不仅只是出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而是全党全军共有的觉悟。例如分别来自湘鄂西和湘赣苏区的红二和红六军团，都曾遭受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红二军团曾因为错误的肃反和对党团员进行清洗重新登记，以至于部队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4名党员，党团组织完全瘫痪。红六军团奉令西征后，身为中央代表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不仅在红六军团努力发扬井冈山根据地支部建在连上等革命传统，发挥部队党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使军团上下团结一心，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队伍，而且在木黄会师后的第三天，任弼时、萧克、王震就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建议中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职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鉴于红三军许多连队没有党支部和部队党员人数不及部队人数十分之一等情况，任弼时与贺龙等商定，将红六军团政治部与红三军政治部合并成新的红三军政治部，并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充实红三军的师、团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系统总结木黄会师以来红二军团的工作，严肃批评夏曦过去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错误，肯定会师三个月来红二军团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其中党团员增加四倍，部队基层普遍健全党的支部。会议强调要继续加强部队中党组织的建设，争取百分之六十的指战员成为党团员，充分认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建立经常的健(原文如此——引者)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1935年1月27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于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1935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内容是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和目前全党的任务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261页。]这样，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和作战原则方针，在红二、六军团正式出发长征前9个月已经得到贯彻和运用。萧克回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与此相关，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不久(1935年末)，任弼时就收到由红军总部转来的长电《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决议案》，其内容就是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党的政治路线转变之初，其精神就传达到红二、六军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此成为伴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始终的一项重要活动。可见，红二、红六军团的自我革命和英勇奋斗，以及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在长征途中齐心协力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创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之外的第三大主力红军，并在后续的艰苦斗争中，为推动全国各路红军最终取得长征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总之，在中共的发展历史上，能否坚定听从党中央的领导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的任务，是衡量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条件，也是其是否具有坚定党性的基本表现。在异常艰险苦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统治中央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异常艰险复杂的情况下保证党中央领导的坚强有力和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除去全党全军始终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必胜信心外，主要是基于普遍具有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开展党内斗争，从而达到自我救赎、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实现伟大的转折。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统帅毛泽东在长征抵达陕北伊始就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取得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地完成。”[《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陈云特别强调“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以及经过长征斗争考验的任弼时等同志，后来发展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些不仅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以抗日救亡为中心掀起新高潮，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随着长征的尘埃落定，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他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毛泽东深刻总结长征路上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特别是针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第一次概括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项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原则。他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套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制定并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从此进入规范化。

在庆祝建党105周年之际，重温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光芒，感悟党性的磅礴力量，对于新时代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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