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焦裕禄》仅是开篇，好戏还在后头

《发现焦裕禄》仅是开篇，好戏还在后头

晨  明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三集专题片《发现焦裕禄》，体现出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为社会主义英雄正名的努力，也明确的告诉人们：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即便是在共产党内，宣传焦裕禄精神，提倡社会主义的正能量，也会遭遇一时挫折，经受巨大的压力。你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当年在数亿人民中产生了那样深刻的影响，连少林寺的和尚都对焦裕禄事迹耳熟能详；播音员边播边流泪，听众边听边流泪，作者本应该感到骄傲。

焦裕禄带领群众治风沙油画王富晓翻拍

那么，为什么主要写作者周原今天说起来眼含泪水，他甚至没有将这篇盖世之作收入自己的文集？此外，焦裕禄的事迹那样典型，任何人编是编不出来的，为什么作者数十年后还要反复强调焦裕禄的事迹件件是实情？这就充分说明，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党内，都有一股不喜欢和反对焦裕禄精神的势力。在宣传和传承焦裕禄精神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思想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发现焦裕禄》还没有将这个斗争的事实全面揭开，还没有涉及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和英雄的兰考人民，为捍卫和传承焦裕禄精神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以及为此付出的极大代价。如果回避张钦礼和兰考人民的英勇斗争，《发现焦裕禄》还会被一些人否定，就连习近平同志把焦裕禄的塑像安放进中央党校的良苦用心，也会失去现实意义。以往中央各届领导都称赞焦裕禄，但1999年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宗家邦竟说，“一提焦裕禄我就烦”。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

我相信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定会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张钦礼以及兰考人民的斗争作出公正评价。所以我说：好戏还在后头!

一、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在文革初期第一个被抛出来批判

很多人都知道张钦礼是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屡遭打击的，但很少人知道张钦礼是文革初期兰考县第一个被抛出来打倒的领导干部。

1966年9月，县以下农村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还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但在当月16日，兰考县却贴出了由北京红卫兵和兰考一中红卫兵所写的一篇大字报，名为“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同日，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也炮制出一篇大字报，标题是“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坚决把诬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这两篇大字报如出一辙，都把矛头对准曾经感动和影响了数亿中国人的长篇通讯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及其作者以及焦裕禄事迹的介绍者张钦礼。

他们不列举任何证据就凭空诬陷通讯报道严重失实，并且指责通讯报道不写阶级斗争，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他们把撰写长篇通讯的记者诬蔑为黑帮、右派，把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和兰考干部诬蔑为骗子和政治扒手。

诬蔑张钦礼是骗子，就是说张钦礼在介绍焦裕禄实际是说了瞎话，就是说焦裕禄的事迹有假，实际上是要砍倒焦裕禄这面红旗。他们诬蔑张钦礼是政治扒手，就是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为了达到个人目4的。张钦礼首次介绍宣传焦裕禄精神是在全省植树造林会议上的发言，当时焦裕禄已经去世，他的事迹还没有广为人知，能达到什么个人目的？

他们企图用否定长篇通讯、否定作者和介绍宣传焦裕禄精神的干部张钦礼等，造成焦裕禄事迹不真实的效果，从而达到否定焦裕禄这个社会主义英雄的目的。

这两张大字报同一天出笼，说明后台就是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人周化民。

正是从这时开始，曾经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最了解焦裕禄精神、接受了焦裕禄临终嘱托、一心一意改变兰考面貌的张钦礼，变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

文化革命中有两种红卫兵，也有两种阶级斗争观，是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

一种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官办老红卫兵，名称往往是xx单位红卫兵。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斗地富反坏右，斗出身不好的群众，斗有过历史问题或者犯过错误的干部，斗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斗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唯独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另一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按照十六条精神，由学生和群众自发串联成立的红卫兵，名称往往在单位名称之后、“红卫兵”之前，加上组织名称或者政治主张的前缀，如：郑大联委红卫兵、开封师院八二四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等。他们主张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斗垮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对血统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上述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正是出于北京一些官办红卫兵之手，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在北京逐渐失去市场，于是跑到全国煽动打倒一切，把矛头指向党的好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应不应该、能不能当家作主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这两种东西在斗。

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贬低焦裕禄、把张钦礼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盖因焦裕禄不忘初心、继续革命；而张钦礼继承了焦裕禄精神，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河南造反派敢批敢保

当时兰考属开封地区管辖，开封只有一所本科大学——河南大学，当时名称是开封师范学院。开封师院造反派于1966年8月24日登台造反，批判院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镇压后赴郑州上访得到省委支持，遂成立开封师范学院824革命造反队。

1966年9月，开封师范学院824造反队杨捍东、常文英等几位同学到兰考帮助农民搞秋收，看到了北京红卫兵的呼吁书和县委机关红卫兵的支持传单，发现了兰考县委一些反对学习焦裕禄、甚至要从根本上否定焦裕禄的不正常的严重情况。常文英回到学校即向八二四勤务组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在八二四勤务组的支持下，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之后又组成杨捍东、常文英等四人调查组，深入兰考贫下中农中间进行了长达25天的调查，于1966年11月6日，写出了《兰考问题必须火速解决——目前兰考县委在学习焦裕禄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

这篇调查报告分五个部分：1，问题的严重性；2，张钦礼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吗？3，周化民是个什么样的人？4，周化民和张钦礼矛盾的真相；5，兰考问题十万火急应该尽早处理。这篇调查报告材料翔实，分析准确，实事求是。

开封是河南省的老省会，但自从省会迁往郑州之后，就不再是河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队自成立以后，和省委领导人接触较少，主要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十六条、学习中央领导讲话，靠发扬大民主，来推动运动发展。我们经常在大会上提醒自己：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不需要继续革命，不敢放手揭发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不敢向党内走资派开展斗争，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忘记了无产阶级专这个前提条件，不把党内走资派和广大干部严格区分开来，离开《十六条》的指导，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勤务租一开始就支持杨捍东、常文英等同学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焦裕禄这面社会主义的红旗不能倒，宣传焦裕禄、继承焦裕禄遗志的党的优秀干部张钦礼，必须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打倒所有的领导干部，对于坚持人民立场、继续革命的干部决不能轻易采取打倒的态度。

下面看看当年杨捍东的一段讲话:

《调查报告》刚一发出，各色各样的反对意见就像炮弹一样向我们头上打来。保守派以攻为守地攻击说：“肯定任何干部都是一种反动行动！”“谁给兰考运动定调子就砸烂谁的狗头！”兄弟革命组织好心地说：“收回你们的《调查报告》吧，八二四在开封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到兰考保皇，影响名声，降低威信”。“杨捍东等在兰考保皇，是八二四的败类，开除他！”……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屈服。我们坚信：一，兰考贫下中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心坎的英雄人民，他们的眼睛全然没错！我们应该倾听他们的呼声，代表他们的意见。二，正确的识别、对待干部，不是保皇，而是对革命负责。我们下定决心，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相信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至于个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毛主席的教导和贫下中农的呼声一直鼓舞着我们坚持顽强的斗争。（引见《八二四评论》1968年2月24日第2版，杨捍东：“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现在有人把打倒一切的帽子扣在造反派头上，说造反派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其实，对待领导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河南造反派头头，多数一开始也是采取保护态度的。

文化革命中的革与保，是针对错误路线来说的，是针对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及其极少数死心塌地追随者来说的。对于大多数干部，则应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有错误批评，改了就欢迎，正确的就支持。河南二七、八二四造反派敢批敢保，以人民利益为重，使90%的干部在1968年就得到解放，对河南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河南省各项经济发展数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全国排位第一、第二。

三、为了焦裕禄这面红旗，张钦礼和兰考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

张钦礼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抗战后期15岁时入党参加革命，解放后22岁就被任命为考城县县长，1954年担任兰考县县长。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对于错误的东西，不管来自哪个方面，都敢于抵制。

1957年整风反右派开始。刘少奇邓小平搞反右扩大化。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到兰考指导整风反右派，一句话把一张揭发县委织织部长霸占军婚违法乱纪的大字报作者和二百多签名的干部教师，全部打成反党的右派。张钦礼毅然站出来向赵文甫提出，这张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属实，是帮助党正风。把这么多人打成右派，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定右派的政策，应当纠正。赵文甫不仅不接受，又把张钦礼定成中右和限制使用干部，撤消其县委副书记职务。1959年大跃进中，在全省县长会议上，面对面抵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在大会上挨批斗，受留党察看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下放农村监管劳动。1960年他亲上北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被周总理称赞为全国唯一一个敢说真话的县长。由此可以证明，张钦礼对于来自领导方面的错误的东西是敢于抵制的。那么他为什么对焦裕禄真心佩服呢？这充分说明，焦裕禄确有过人之处。

焦裕禄的过人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不是在当官，而是在革命，共产党处于掌权地位后还要继续革命!党派他到兰考工作，他就要依靠群众，领导人民把兰考这个社会主义阵地建设好巩固好。他不搞特殊化，不抱怨条件差，不埋怨群众落后，全身心投入到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身患重病也不愿停歇，临终他还交待自己的战友“我死后你们要把我埋在沙岗上，我生前没有治理好风沙盐碱，死后也要看着你们把风沙盐碱治好”。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是了不得的。

张钦礼佩服的就是焦裕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继续革命精神。他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心情最感畅快的，就是和焦裕禄一起战斗的一年多。张钦礼热爱兰考这块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一直是他心里的强烈愿望。而只有在焦裕禄这样的干部领导之下，他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才感到自己这个共产党干部当得有意义。他们一起深入群众，不遑寝食，一心想的都是改变兰考面貌。推广种植泡桐树，是焦裕禄的得意之作，今天仍对兰考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翻淤压沙今天看来是个笨办法，但体现了兰考人民改变面貌的强烈愿望和不屈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不仅不会放过笨办法，而且会对巧办法产生特有的敏感。后来张钦礼主政兰考后，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黄河水流””“紧沙慢淤”、“碱随水来碱随水走”的规律，提出“黄河欠债黄河还”的口号，带领人民完善灌排渠道，引黄灌淤，借黄河之手，几年时间就使兰考26万亩盐碱沙荒不毛之地变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良田，为兰考人民留下万代致富家业，也是出于这种精神才找到和抓住的巧办法。兰考园艺场苹果丰收，县社工业发展，全国有名的穷灾县，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根本上改变了面貌。不仅不要国家救济，还每年向国家上交数十万元。

张钦礼最了解焦裕禄，最明白焦裕禄精神对于改变兰考面貌的重大意义。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焦裕禄，和兰考人民一起用实际行动继承焦裕禄遗志，取得了辉煌成就。如果没有张钦礼的宣传，焦裕禄精神也许就像尘埃一样湮灭在历史当中；没有焦裕禄精神的鼓舞和支持，张钦礼也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焦裕禄不搞特殊化，张钦礼挨整多次也没有查出他任何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问题。焦裕禄和张钦礼就是中国共产党闪耀在兰考上空的双子星座，为共产党党旗增添了光辉，为人民带来福祉。

反观处心积虑死整张钦礼的周化民等人，接任兰考县委书记伊始就对省委说，“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哩，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随即把申请省委拨款100万，机器500台，粮食50万公斤的报告递给省委书记刘建勋。当时就受到刘建勋的批评：“目前，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情形。一是悲痛万分，认真学习，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二是黄河里尿泡尿——随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干扰新华社的工作，制造麻烦添乱子。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倒好，一张口就是五百台机器，一百万元钱，五十万公斤粮食，省委没有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一开头就不得了!按你们说的，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动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却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的功劳簿上享福睡大觉？”(引见齐荣晋：《刘建勋陈舜英：县委书记一本经》载《映像PICS》2016年第4期)可见，在兰考，在学习焦裕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尖锐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文化革命中被不可避免地突出出来。

1966年9月，中央规定县以下农村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正面教育为主，周化民就迫不及待的策动北京红卫兵写大字报把张钦礼打成”骗子、政治扒手”。很明白地把宣传焦裕禄看成张钦礼的罪行。

1966年11月底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封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室，立即矛头向下，联合发声明，声讨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为骗取政治资本，向新华社记者谎报焦裕禄事迹的罪行。兰考部分机关干部随即成立“兰考县卫东林焦造反总司令部”，如影随形地指责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不实，那有假。

兰考县的广大群众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也无论是开封地委机关的联合声明，更无论是兰考卫东林焦造反司令部的鼓噪也好，他们表面上批判的是长篇通讯，批判的是张钦礼，实际上就是要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以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大队为核心，于12月中旬成立了“兰考县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以亲历亲见的事实驳斥他们对长篇通讯的诬蔑。兰考“卫焦”司令部很快得到兰考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党内资产阶级就动用军队武力镇压了“卫焦”群众，张钦礼、杨捍东被五花大绑抓捕游斗，兰考县1260名工农群众被投入监狱。直到1967年7月底周总理亲自下令送张钦礼进京参加谈判，被捕人员方全部出狱。

1971年初，林彪安插在河南的亲信、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的王新，又一次点名把张钦礼调信阳地区挂职软禁，然后在兰考大批张钦礼搞“生产党”，以生产压革命，否定张钦礼带领群众继承焦裕禄遗志，奋力除三害的斗争。把宣传过焦裕禄和支持过“卫焦”群众的干部，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全部清除出去，并剥夺其人身自由，让他们在学习班里接受批斗。十多人遭到枉法拘捕。只是林彪事件暴露，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这一次又是周总理19 72年10月在京接见张钦礼，为这场斗争画上了句号。周总理指着张钦礼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当面严厉斥责王新：他们一个在山区修渠抗旱，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你却往死处整他们，居心何在!

1976年周总理朱德毛主席相继逝世，中国社会主义发生转折，张钦礼再遭厄运。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宣布河南省委逮捕张钦礼的决定，竟把张钦礼1975年在黄河汛期执行周总理指示破除黄河滩区生产堤的救灾措施，故意含混其辞的定性为“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意图处张钦礼以极刑。只是扒堤决口的罪状捏造得太离奇，后来不得不从判决中去掉。1979年12月24日，新刑法正式生效前几天，本应由省高法一审的张钦礼案，被交给周化民但任书记的商丘地委所属的中级法院一审，一不公开开庭，二不出示证据，三不允许辩护，四不援引法律条款，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突击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法虽然撤销了反革命罪名，不再提“扒堤决口”，但仍维持了原判刑期。同时，兰考县宣扬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遗志的干部群众无一幸免，全部被再次打入政治深渊。一个小小的兰考县，无故撤销职务的干部达5000人，被清除党员达2000人，被拘捕80多人，被判刑60多人。

河南省高法终审判决书列举的张钦礼第一主罪罪名是，“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群众”。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如何煽动策划打砸抢(他怎么说，和谁一起策划，告诉了谁)，这些构成犯罪的要件，一点也没有写明。也就是说，“煽动策划打砸抢”只有罪名，没有任何证据。判决书只是说：“1968年以来，张钦礼在兰考县，多次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及群众，致使他们惨遭毒打”。“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及群众”，属诬陷罪，也构不成煽动策划打砸抢的证据。况且如何诬陷？判决书也没有列举事实和证据。只要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判决根本不能成立。

一个社会主义的英雄，一个一生光明磊落真正共产党人，一个宣传焦裕禄精神、传承焦裕禄精神的革命干部，就是这样被送进监狱的。受牵连的一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遭遇灭顶之灾。

四、问题的实质

像张钦礼这样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为什么接连遭此厄运呢？文革中抓他，文革后判他刑的周化民，2000年4月，在和《焦裕禄身后》的作者任彦芳的谈话中道出了个中缘由：“……我这心里很矛盾，这书还写不写呀？我们离休了，够吃够花了，还惹事干什么呀!就是说我反焦裕禄吧，现在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谎言的悲剧，谎言给我们造成了悲剧，也害了张钦礼本人，是穆青把他封成亲密战友，把他害得不轻，不然他和我们一样成为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我想起来也为他难过。”(见任彦芳：《焦裕禄身后》第20——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所谓谎言，就是指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如果这篇通讯是谎言，焦裕禄岂不成了假典型？周化民的这段话，充分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反焦裕禄精神的立场，也充分说明，张钦礼连遭厄运，不是他真的犯有什么罪行，而是在于他宣扬焦裕禄精神，而且继承焦裕禄遗志，竟然真的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改变了兰考面貌。对周化民等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不愿艰苦奋斗为人民的错误思想路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年轻时学习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总觉得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岂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吗？现在才知道，一个政党，一个人，在经济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社会底层上升到社会主导地位之后，能够不忘初心，不脱离原来的阶级，继续革命，对于那些贪图享乐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即便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也要时刻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先进世界观的坚守和改造。毛主席在西柏坡把夺取全国胜利比作共产党进京赶考，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提醒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要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现在看来，是多么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呀!那些不愿意同贫苦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人，那些向上伸手、等、靠、要，不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那些总想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必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其实早已失去共产党人的基本品格，跌入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了。焦裕禄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代表。学习不学习焦裕禄，其实就是共产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经济战线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

张钦礼因为宣传焦裕禄学习焦裕禄而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残害，赢得人民的爱戴。只要还有一点点良心的人，只要还有一点共产党气味的人，都会对张钦礼遭受冤狱表示深深的同情。杨析综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曾经过调查，由省委常委会作出一致结论：张钦礼同志没有问题，应该无罪释放。只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张钦礼案遂搁置下来。然而，杨析综同志离任前，还是以假释名义让张钦礼提前出了狱。最重要的是，兰考人民自始至终深深热爱着张钦礼，这是任何权利都难以改变的。张钦礼去世时，兰考十万人自发为他送葬，就是历史和人民对于迫害张钦礼至今不思悔改的反动势力所作的审判!

五、习近平同志多次向兰考干部群众询问张钦礼下落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把兰考作为自己群众路线教育的联系点，深情抒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著名诗篇，做了六篇关于”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的讲话，把焦裕禄的雕塑像放进中央党校，说明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焦裕禄精神对于今天恢复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习近平还多次向兰考干部群众询问张钦礼同志的下落，并且进行了调查研究。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兰考往事——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发现焦裕禄》，其中都如实地对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继承焦裕禄遗志、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英雄业绩给与高度评价，对张钦礼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给与肯定。这些就是习近平同志调查结果的媒体反映。

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询问张钦礼同志的下落呢？就是因为张钦礼是学习焦裕禄精神、捍卫焦裕禄精神、传承焦裕禄精神的英雄；就是因为张钦礼同志所蒙受的冤屈不昭雪，焦裕禄是假典型的反动舆论就不会消弭，依法治国就难以走上公正公平的轨道，学习焦裕禄就必然流于一句空话。

但是，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共河南省委、省政法委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却迟迟按兵不动，至今无视张钦礼同志的合法权益，未将张钦礼同志的长期申诉纳入立案再审程序，也不就此案召开听证会，反而坚持违宪违法的“三不”(不立案、不解释、不纠正直接报结案)政策，使张钦礼的冤案长期被拒于法律的大门之外。是中共河南省委自己又做了深入调查研究，结论与中央不同，那何不晾之于众？是河南省高法从法律角度认为张钦礼的申诉无理，那何不出示证据、公开审理，作出法律裁定文书以昭告世人？张钦礼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个党员，都有要求对张钦礼案公开公正依法再审、还张钦礼同志以公正清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共产党没有特殊党员，中共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应该以党性要求自己，用党性对待张钦礼同志的案件。河南省高法的法官也不能把自己看成法律的垄断者，必须忠于宪法，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张钦礼案，牵涉着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两大迫切的现实问题，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本届领导能不能取信于民、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能不能落到实处的问题。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党，如果连自己的最优秀的党员都不保护或者保护不了，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中共河南省委，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在人民的注视下，张钦礼案一定会得到公正解决!

我们说好戏还在后头，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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