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94岁高龄时曾为何事忧虑中国的长远发展？

作者：奚启新齐芳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7-10-11 2489

奚启新齐芳

钱学森94岁高龄时曾为何事忧虑中国的长远发展？

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解放军总装备部日前举行座谈会，总装首长常万全、迟万春和航空航天界、科技界人士卢锡城、王永志、杨利伟等一起缅怀钱学森。

钱学森的嘉言懿行，又出现在与会者的回忆中——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