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与脊梁——1964年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与脊梁

——1964年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葛能全

1964年的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

为了对原子弹有一个轮廓的印象，可以先看一张非常简略的原子弹初试进程表：1939年1月发现原子核裂变现象;同年4月，实验室证明核裂变可以产生链式反应;1942年12月，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在芝加哥大学网球场的看台上面建成。在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自持链式反应。这个反应堆的堆目是很小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材料就是在这儿出来的;1945年7月15号，第一个原子装置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沙漠试爆成功;1945年8月6日，第一颗核武器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这个原子弹当量并不大，12500吨TNT当量。大约30万人口的广岛市当天死亡八万多人，后来的精确统计，是103770人;8月9号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当量比第一颗大，27万人口的长崎当天死亡人数是七万人，五年后的统计数字超过10万。原子时代的到来是几十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是2.2万吨。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第一次核试验的核材料是钚，我们中国的是铀。原子弹起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枪法，一种是内爆法。枪法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比较粗糙的，其他几个国家第一次爆炸原子弹都是采取枪法。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是内爆法。美国有一个发现钚材料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当时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中国原子弹爆炸以后他写了一个完整的报告给美国当局，表示非常惊讶，不可想象。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消息，当时我们的广播还没有播。现场是东方红剧组的全体剧务和演员一共3000多人，下午5点钟爆炸，公布这个消息在9点多钟。开始，毛主席、周总理集体打电话来，要求再查再核实，不要因为响了就是核爆炸。因为原子弹外边有很多，一层的高能炸药也能爆炸，也可以冒出烟云，但是有可能没有点着里面的核材料，要把降落伞收回来的那些尘埃进行仔细分析确认，需要几个小时。所以中央说不要闹笑话。周总理要毛主席宣布这个消息，太重大了，毛主席就说：今天这个消息一定要你宣布，你是中央专委的主任。

从1964年到1980年，我们国家进行大气层的核试验一共23次，美国进行了多少次?215次。苏联是219次，法国是50次。我国地下核试验进行到1996年，为什么?1996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有个全面条约，我们中国是签字国。到1996年我们地下核试验也是23次，美苏等地下核试验的数字比我们要多多少倍。有一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为数很少的核试验，我们的核科学技术是不是比较落后，我们的核能力是不是要差?不是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才智，我们一次实验不像他们单打一，我们每次实验要多种收获。所以我们实验次数很少，我们的核能力却不弱，比如说战略核武器，原子弹、氢弹，还有核武器的小型化。我们国家核武器的数量是比较少的，这不是我们不能搞，是我们的国策。

这里之所以把原子弹和民族的脊梁、国家的主权联系到一起说事，是因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段中国历史太生动，也太深刻。下面围绕原子弹讲发生在中国的几个历史事件。分两个部分讲，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我们叫它旧中国时期，一部分是1949年以后的，我们叫新中国时期。先讲旧中国时期。

旧中国的原子弹梦

1945年原子弹爆炸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科学界、教育界以至于政界，也有许多人开始做原子弹强国梦，一度出现了跃跃欲试的局面，但都好梦难圆。

先讲第一个原子梦。1945年冬，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就是国防部——由副部长兼兵工署署长出面，邀请西南联大的教授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商量中国启动原子能研究怎么做。他们达成共识，关键要有人和设备。人的方面，派人到当时唯一制成原子弹的美国去学习，物理、化学、数学各选两个人，物理方面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化学方面曾先生挑选了王瑞駪、唐敖庆，数学方面华罗庚先生挑选了孙本旺，到美国补选了一位。

这一行人1946年夏天乘船到美国去。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这些人加以勉励。1996年我问朱光亚先生，有人说蒋介石接见你了，他说：在船上的时候，他们说委员长见了，我没有参加。我问那怎么回事，他说：我那个时候从昆明到了武汉来看我哥哥，没有参加，是直接从武汉到上海坐船的。

等到这些人到了美国以后，美国政府情报部门通知所有设计原子弹的有关工作单位，一律继续接受中国的学者到那儿访问学习。于是吴大猷把他们召集起来，宣布原来的计划到此，大家都申请读学位。这些人后来都走了自己的路。

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朱光亚，因为他是去的人当中后来唯一一个为中国的原子弹做出了直接贡献者。那次计划搁浅以后，朱光亚就到密西根大学读学位，1950年回国。1955年启动原子能研究以后，钱三强让他归队，他到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六组，有三个科学家，一个是浙大的胡进民，还有一个北大的于福春，后来都成为院士。六组是干什么的呢?就在原子能楼的旁边，我们科学院拿出钱来，一年时间盖了一个楼，就是当初我们近代物理所六组培养人的。后来就把这个六组变成了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连楼带人带设备都给了他们。

1974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朱光亚同志。

朱光亚到了六组以后，从全国几个重点高校抽了97名高年级的物理系学生来培养，培养一年，这97人马上到岗位，其中大部分人后来为原子能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7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1959年7月份，朱光亚就被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主管全盘的业务工作。他们的所长是一个将军，叫李爵，所以要有一个内行，钱三强就把朱光亚推荐过去了。那时候朱光亚是我们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二室副主任，主任是钱三强兼的。1999年，朱光亚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经过院士提名作为候选人，全票当选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

解放前第一个原子梦破了，第二个原子梦又来了，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始做。1945年秋，胡适和赵元任到伦敦出席教科文组织的制宪会议，他特别通过使馆约见了从巴黎到英国短期工作的钱三强，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他要看一看钱三强。钱三强是他们两位五四运动时期的好友钱玄同的儿子。《新青年》的轮流编辑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赵元任是搞文字研究的，钱玄同也是搞文字研究的，我们中国最早的注音字母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见钱三强是要关心一下他们好友的下代——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目的是他把钱三强聘请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搞研究。一回国他就给钱三强借了800美元的路费，要钱三强和他夫人一起回来。

最有意思的是，胡适到处收罗人。1947年上半年，他经过一番策划，提出了一个很庞大、很宏伟的计划，叫“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他这个计划是见诸文字的，现在收录在胡适的书信集里面。这个计划是书面报告，报告谁呢?报告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这两位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个白崇禧，一个陈诚。胡适是这样写的开头：“我今天要向你们俩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蒋介石，请他考虑这件事。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点题的。他说现在中国专治这种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方可能收最大成效。他的名单列了九个人，第一个钱三强，还有何泽慧，胡宁等。他申请了50万美金。他最后结论这么写的：“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赞助，我可以断定，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可见胡适信心满满。但是结果跟上面一样，胡适的“关系国家大计的事”没有看见下文，成了一枕黄粱。

再讲第三个梦。旧中国的三个原子梦，北平三机关。何为三机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这个计划的提出是钱三强，因为清华大学抢先把钱三强聘请到清华大学，就是用准备在清华大学建一个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吸引他，他就答应了。钱三强接受清华大学聘请以后，给梅贻琦校长写了一封信。

简单介绍一下钱三强。钱三强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国土到巴黎的，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不到一个月，巴黎沦陷，被希特勒占领，因此钱三强是回国回不了，研究工作也没有办法做。他要过饭，逃过难，性命差一点就丢了，就这样11年。但是他的成就后来在我们国人引为骄傲的，是1946年和1947年上半年，他和他的夫人和法国的两个工作人员发现了铀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原子能研究领域是属于最前沿的。由于这个发现，我们国内的研究单位、大学都纷纷邀请他，他自己形容，就像几个婆家来求嫁。

钱三强这个人是很有想法的，而且是敢想敢说的。清华大学为了把钱三强邀请过来，行动很快。1946年周培源先在剑桥，后又到巴黎当面邀请他，周培源讲，清华大学非要你回来不可。11月11号，叶企孙向校长梅贻琦书面报告，发了一份电报：清华大学聘请您为物理系教授，可否1947年3月回国，请电复。聘请的电报的原件上，写了一个月薪520，是清华大学教授中最高的。钱三强11月25号回了电报，第二年2月1号，就写了长信给梅贻琦，提出北平三机关联合起来搞一个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他的话是这么写的：“对于教学树人，生素感兴趣，在祖国目前情况下尤觉重要。但生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此等意见，周师周培源亦极赞成，先生等对此等设备不知有无计划。据生欧之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试验室，设备费约五万美金，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

他的建议在清华大学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梅贻琦1947年5月15号给钱三强回了四页纸，毛笔写的。、回信中说：“盖原子核之研究，实今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内尚少推进。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就是前面讲的，建筑新研所用费颇具，设备尚在筹划中。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故清华即决以五万元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至于如何支用，即希详为筹划。”把支配大约五万美金的权利交给了钱三强。

梅贻琦在信中希望钱三强从巴黎绕道美国回国，考察美国研究原子能的情形。但是梅贻琦不知道这里面内情，钱三强是知道的——他不可能绕道美国回国，那是很危险的。钱三强又回了一封信，时间是1948年3月7日。这封信两个目的，一个是告诉他从巴黎回国的行期，第二，光北平研究院三机关不够，这个联合物理研究中心应该把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集成到一起，搞一个大的。钱三强1948年春天回国，到导师家里辞行，约里奥夫妇在家中最后照了一张照片。约里奥-居里夫妇是因为发现了人工放射线，1935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家族四个人获得了三次诺贝尔奖。

钱三强坐的轮船5月2号从马赛开动，6月10号抵达上海。非常意外的是，钱三强到了上海以后，他十箱子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达两个月之久。很奇怪，赵忠尧回国时在日本被美国海关扣了，钱学森回国在美国本土被扣了，钱先生回到自己的国家行李也被扣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出面，跟海关商量，海关说我们做不了主。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海关权力被美国人操作，弄得清华大学梅校长很着急，连夜派叶企孙到上海去，他亲自拟电报：“盼早日来校并示行期，梅贻琦。”

钱三强夫人何泽慧兄弟姐妹八个，何泽慧的家现在是南苑宾馆，捐给国家了。南苑饭店还包括一家，蒋纬国，何泽慧和蒋纬国是邻居。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是山西临汾的，早年加入同盟会，铁血光复团的成员，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师，师长是陈其美，大家熟悉，陈其美的参谋长就是何泽慧的父亲何澄。当初蒋介石就在这个师里当团长。何澄1912年弃军，退出军界休闲，居住在苏州，在荒地上盖了花园式的家。除了这个房子交给了国家，大家到苏州去，想不到网师园就是何泽慧家里的，同志们，解放以后1950年交给国家的。这是何泽慧的父亲卖掉了北平的住房买下来的，那是1940年，破烂不堪，牛羊都可以随便进的一个荒园子。现在网师园里的任何一件古物价值都不菲，都是何泽慧家里捐出来的。何澄后来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他捐的文物太多太多了。捐给现在苏州博物馆1374件，一级文物31件，二级文物355件，三级381件，还有607件到现在还没有定级。我2008年有幸到那儿访问，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通过苏州的一个著名画家联系到博物馆的钱馆长，允许我到地下库房，说葛先生你可以点几件看一看。我点了五件，第一件是北宋文学家《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用过的名章，我心里非常激动，看着看着流眼泪。我说何家的人真是伟大，多少钱没法估计。

就在钱三强的行李被扣留的两个月里面，发生了一件事。1948年7月19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博里给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一个英文函，公然干预北平的原子物理研究计划，发了函以后每天电话催问。先看看英文的内容。函件这么写：“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是法国约里奥-居里夫妇以前的学生，据说他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你对此报告能提供的任何评论。如蒙允许，你对这件事情为我提供的真实情况和你对任何相关进展的可能性，所作出的评论，将受到重视。”

萨本栋对美国人不敢怠慢，当天就发了一个密电给北平的两位校长，这么写的：“北平清华大学梅校长，北京大学胡校长研密。美大使馆函询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准在平创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称已定由钱三强主办，务求转告负责宣传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败。”梅贻琦想不通，我们在北平自己搞怎么不能呢?萨本栋两头为难，一方面是北平的不理解，一方面美国人天天问。萨本栋违反常规，把美国使馆函件发给了北平的两位校长，并且在英文函件上有两段中文的提示，点透要害，就是要梅贻琦和胡适知道要害是什么。

再看一下两段中文的注释。先看横写的，是这么写的：“对于此函数处只用电话告彼，这一煽动性消息已起起落落很长时间，来函者对于国内原子研究已多次来院询问究竟，此为第一次书面询问，外此尚有其他为外交秘密不便奉告。”竖写的一处是这样的：“月涵夫子：赐函已奉悉，兹将美使馆函抄上，乞望收阅后付丙，适之先生处已另抄送矣。”

这里注意两个词。一个是外交秘密。外交秘密，不是因为跟国民政府有什么关系，美国他不把国民政府看成是一个平等交流的搞外交的一个对象，他所谓外交秘密，牵扯到钱三强的背景。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在法国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法国被希特勒占领的1942年4月份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是法国拯救法兰西两个组织，一个教授组织，一个学生组织的头。他加入法共的时候宣誓拯救法兰西，法兰西运动是戴高乐领导的，有这么一个身份，这么一个背景。再加上美国使馆函点得很清楚，钱三强曾经是他们的学生，所以这里面外交秘密是指约里奥-居里牵涉是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词，付丙。什么意思?甲乙丙丁，丙属于火，付丙就是烧掉。萨本栋把美国使馆的函转给梅贻琦和胡适，叫看了以后就烧掉，不要留下来。但是很幸运，留下来了。我2013年前到清华大学档案馆查档案，查了三天，当时档案没有目录，档案夹子都没有，但我在一大堆解放前夕的档案当中查了三天，终于查到了这件东西。我把它看成是无价之宝，对我们历史研究来说是无价之宝。它揭示了几十年来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一个谜底。钱三强1992年过世的时候都不知道北平研究院这个计划为什么就黄了，周培源也不知道，叶企孙也不知道，梅贻琦这件东西没有给他们看。但是留下来了，谢谢梅贻琦。这样一来，北平的计划也是画饼充饥。

综观以上，作为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初始——我讲的是原子能科学，离原子弹十万八千里——也算有所计划，有所行动，但终无建树。分析其中的原因，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旧中国没有大规模、有组织地发展原子能事业，不是因为没有钱，更不是因为没有人，也不能简单归咎于美国的阻拦，我认为，最最根本的是国家没有主权，腰杆子软，站立不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民族那个时候没有脊梁骨。

新中国原子弹梦想成真

站起来以后的中国不一样了，我们的梦想成真了。

关于新中国，我讲五个事件。

原子弹是吓人的纸老虎。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一大发明。1946年8月6号，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杨家岭窑洞前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一段载入史册也收录到毛选的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1999年我到西安出差，参观了毛主席讲那段话的地方，就一个石头桌面，在这个地方谈的，讲原子弹是纸老虎。毛主席讲这个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我在这里介绍给大家。毛主席谈话的时候陆定一先把纸老虎翻译为Scarecrow，毛主席立刻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说是农民竖在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毛主席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它的样子像一只凶猛的野兽，而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在一边听谈话的马海德插话，不是Scarecrow，是Paper Tiger，纸老虎，毛主席说;“对，是拍拍太根儿。”

后来事实证明，尽管是纸老虎，原子弹还是一直吓唬中国人，搞核威胁，没有间断过，从杜鲁门到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对中国采取的步骤，包括我们拥有的原子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美国研制成适用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以后，艾森豪威尔制定了一个朝鲜战争的战略计划，战略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的一个方案，其中就包括对北京——中国的首都——也可以使用原子弹武器。60年代，我们中国的原子弹快要问世了，1963年，后来接任的肯尼迪总统给情报部门布置说，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使美国面临空前的危险局面。于是，一时间，美国U2型飞机在中国的上空平均每天三次来回地侦察，要找中国原子能研究基地在什么地方，要对中国的核研究采取“绝育”措施。

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的恶劣环境远不止是这些，不是生逢其时，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然而，站起来，有了脊梁，不信邪的中国人的力量同样也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第二件事，是第一笔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外汇。大家可能想不到，新中国的第一笔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外汇，是党中央还没有进北平时，在西柏坡批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1949年3月份，中国决定派一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到巴黎去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其中就有钱三强。当初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丁瓒是负责人之一，由他到清华大学通知钱三强，说你参加代表团。钱三强一听说这个代表团要到巴黎去，说我这次能见到约里奥，而且约里奥是和平大会的主席，就跟丁瓒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带一点外汇，买一点被禁运的核科学的仪器回来，包括图书资料。丁瓒就问钱要带多少外汇，钱三强这个人就是这样，怎么想就怎么说：多则20万美元少，则五万美元。心理学家丁瓒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尖叫一声。大家听一听，1949年3月份，2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是钱三强开口了，丁瓒尽管是感到吃惊，还是向中央反映了。后来的情况是，3月22号——这个日子要记住，这是党中央机关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天，23号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最后签一份电报给北平文管会，有三项是关于钱三强的：钱三强购买试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试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马上要进京了。后来决定带五万美元现金放在代表团的费用当中，让钱三强和代表团的秘书长刘宁一商量着办。

但后来，中国代表团，还有其他几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都没有办法到巴黎去参加这个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的主席约里奥-居里顶天立地，不顾西方当局的反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了一个分会场，所有不能到巴黎主会场参加会议的都到这里来，包括我们中国代表团。没有现在的通信工具，就用有线电话装一个扩音器把声音扩大，接收主会场开幕式的讲话。开幕式讲话很长，有一句话在中国科技界和平大会的那些成员当中记了一辈子。约里奥-居里讲道，真理的旅行是不需要签证的。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还没有诞生的新中国的人们。钱三强、郭沫若听到这个话，激动得流下眼泪。

约里奥-居里夫妇

因为不能到巴黎见约里奥-居里，钱三强就不能把五万美金都拿出来交给别人转，他就跟刘宁一商量，拿出5000美元现钞，交给约里奥-居里从巴黎派到分会场联络的钱三强自己也很熟悉的一个物理学家。这个物理学家也是法共党员。约里奥-居里拿到这5000美元以后，小心谨慎，埋在自家花园的一个墙角里，他又亲自到各个地方去看仪器，看资料，要完成中国的这一个任务。后来他买到了一些当初很珍贵的资料，还买了一些小型仪器，包括100进位的计数器，后来通过两位科学家，一个英国的物理学家杨澄中，一个法国核化学家杨承宗——两个人名字写出来不一样，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在近代物理所叫这两位科学家，一个叫英杨——英国回来的杨，一个叫法杨——法国回来的杨。

现在说起来，新中国第一笔用于发展原子能的外汇数字不大，但是亲历者钱三强对此刻骨铭心，终生没有忘。在他逝世前两年，1990年写的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中，关于带外汇的事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当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钱三强

第三件事，中南海的最高决策。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住处约见了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核物理学家、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那时候不叫原子能所。近代物理所用过三个名字，一个近代物理所，后来改物理所，1958年原子核反应堆建成以后，就改成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当初钱三强还有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周总理是约他们来谈原子能研究的有关问题，和我们国家铀资源的情况，谈的时间很长。

关于我们国家启动决定国家命运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没有任何正式的文字材料，只有两件旁证材料。一件就是周总理谈完了以后，当天晚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便信。第二件是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台历，记下来14号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谈。找不到任何正式文字记录，因为研究这个事情不让记录，不留任何文字材料。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原子能研究的最高决策书记处扩大会议成了一个研究的课题。

我把周总理写给毛主席的三页纸的信告诉大家。“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谈过，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叙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真、彭德怀、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天下午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明天下午来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期，钱三强接到中央研究室的约稿信，要他说明一下当年与周总理谈话谈了什么内容，另外要钱三强告诉当时他的职务，同时寄来了周总理写的这个信的打印稿。钱三强看了周总理这封信的这个打印稿，当时跟我说，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的会议，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还考虑到李四光的身体，他说周总理关心人、关心科学家真是入微入心。

周总理谈完后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的问题。李四光和刘杰汇报我们国家铀资源情况，钱三强介绍了从原子能、原子核、原子弹到氢弹，从铀裂变和链式反应讲起，用最普通的语言通俗地讲出来。他还带了三张示意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图——一张是原子弹结构图，一张是氢弹结构图，还有链式反应的图，挂在墙上讲解。大家的兴趣很大。

毛主席听完了讨论以后最后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1954年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尽管开始认为它是一个贫矿没有开采价值，但是说明我们国家铀资源是有的。所以毛主席说了：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地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主席请他们几个人吃饭。毛主席举起杯子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国际上好多研究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著作文章，都把1月15号作为中国发展原子弹的一个起始日。

尽管中苏关系后来破裂了，甚至到了敌我的状态，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发展原子能也包括原子弹的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这是历史。我就举两个事。我们中苏在原子能合作方面有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核物理研究方面的协议。钱三强到苏联去，1956年签订的，后来建在我们原子能所的两件基本设备，一个原子反应堆，一个回旋加速器，就是这个协定签订后苏联援建的。第二个协定，国防科技协定，这是聂荣臻1957年到苏联签订的。这个协定就是要搞原子弹，包括那个协定当中就包括苏联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所谓教学模型就是里头不装核材料，外面结构都是和原子弹一样的。但是好景不长，老大哥在原子能合作方面，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也变卦了。先是1959年的6月20号，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当时开始是借口，尽管是个教学模型，但是里面存放的仓库不符合保密要求。后来临时把仓库加密，苏联专家验证了符合保密要求，它还借口，原子弹模型不运到中国来。再紧接着，1959年8月23号，在中国原子能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重要的图纸资料都带走了，当然原来协议规定还要提供的帮助也一概没有了。可以这么说，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能事业，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境地。

这里简单说一下中苏关系破裂的直接导火线。赫鲁晓夫1958年到中国来，说服毛主席要允许在我们中国建一个潜水艇基地，中苏合用，还要建一个长波电台，中苏合用。大家知道，如果说建一个潜水艇基地，我们的海洋安全还有吗?它的潜艇可以随时随地进来，如果长波电台是共建的，我们通信设备保密还有吗，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啊，所以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在中南海谈判的时候，到了吵架的程度，拍桌子。毛主席最后拍着桌子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国土地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主权啊，同志们。一个国家没有主权，一切都没有的谈。

关于主权问题，我们中苏关系还比较好的时候，毛主席1958年5月16日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有一段批示。我们值得把这段历史记住。毛主席这么写的：“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当做自己人，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括号里头“即奴才”三个字也是毛主席写的。年轻同志可能不知道，年老的看过京剧《法门寺》的同志都知道，贾桂是明朝刘瑾手下的一个太监，典型的奴才相，叫他坐，他说站惯了舒服。

周总理和李四光

最后一个问题，请历史记住他们。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那个年代，不单单是国际环境险恶，同时我们天灾人祸降临，使得全国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年轻同志不知道，饿肚子吃不饱那是全民现象，全国都吃不饱。而我们的原子弹还要搞，我们原子能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好多年过半百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来搞科学研究，来攻关，为的是早日实现我们原子弹强国梦。在最困难最艰难的关键时刻，我们科学院人是敢于担当的，我们抽调四分之一的精锐力量，最好的人，最好的设备，20多个研究所，参与到原子弹的研究。

我仅举1961年的数字。这一年我们全科学院承担二机部的攻关任务一共是83项，有222个研究课题，参加的人员到了3000多人。而我们科学院承担的任务都是最尖端、最关键的。我举个例子，铀扩散分离膜，这被称为原子弹当中最绝密、最关键的一个技术设备。铀扩散分离的一个计算的薄膜，什么材料都不知道，苏联跟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的科学家看不到，文字材料没有。科学院那个时候的副秘书长钱三强、副院长裴丽生亲自到上海组织联合攻关的研究室在冶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分三个大组来进行攻关。1961年交代的任务，1963年年底交给工厂量产。几千支扩散分离膜，使我们西北铀扩散场瘫痪的几千台分离机启动了，因此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铀就是从这里弄进来的。可以这么说，最尖端的、最硬的仗是我们科学院人来打的。

科学院的彭桓武先生，大家熟悉，他是周光召的研究生导师。核武器研究所一般的人得了浮肿病，还有好多人肝功能不正常，缺乏营养，饿着肚子，而且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彭桓武先生的腿和脚肿得布鞋都穿不上，但他是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要不上班他们下面的人员就要停摆。我们领袖毛主席不吃肉了，周总理晚上睡不好觉，聂荣臻元帅利用他元帅的身份向各个军区募捐。我们科学家对这些募捐的东西谁都不愿意接受，都是一句话：我没有关系，我能挺得住。那个年代你讲起来，那都是激动人心的。钱三强先生1992年5月29号在人民大会堂一个纪念聂老总的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就讲那个年代的这些事情，讲着讲着他哭了，不是流泪，是哭了。这个时候钱三强已经两次犯过心肌梗死，当天晚上心脏病严重复发住院，从北京医院走了。

王淦昌说我愿意以身许国。许多人真是以身许国。郭永怀，把他从我们力学所副所长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做副所长。他1968年12月5号到基地做完第一颗热核弹头实验准备工作后，飞机降落失事坠毁，起火牺牲了。有一个场景：他牺牲的时候，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地抱着。人烧得面目全非，但是胸口部分的人体水分比较多，数据得以保留了下来。

1971年摄于北京友谊宾馆。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杨振宁、张文裕

还有一个女科学家，叫王承书。她1960年回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丈夫叫张文裕，是我们科学院后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王承书回国之前，把她和丈夫张文裕先生多年积累的很珍贵的一些文献资料，让美国邮局包了300多包，从附近好几个城市的邮局寄，陆陆续续寄到了国内的姐姐家。她回国以后就在钱三强的研究所。1961年3月份，钱三强要她来搞铀分离膜，有了，机械能开动了，但是铀的浓缩理论没有过关，要王承书带一个理论组搞攻关。铀浓缩是一把钥匙，铀浓缩随着温度时间变化，有一个曲线图，她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到现场攻关，做了三年多时间。1964年4月1号，按照她计算的理论方向，这一天机器开动后铀浓缩应该达到几级，果不其然，那一天铀浓缩达到90%。

再讲一个点火中子源，这也是我们科学院攻关攻下来的。他叫王方定，院士，当时是只有30来岁的助理研究员，钱三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中子源是什么?原子弹两块核材料之间要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中子源，是一个放射源，用它来点火。这是很绝密的，也是很重要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他是怎么做出来的?棚子就是攻关解决了原子弹中子源的一个实验室，这是什么条件?夏天到了40度，工作人员还要戴着防毒面具，冬天零下十几度他们冻得跺脚做实验，经过了三个寒暑。1963年12月中子源制成了四个，经过检验，完全符合要求，派人送到了基地。

再讲氢弹。别的国家，像美国、英国、苏联，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都是七年、六年、五年的时间，我们中国才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什么原因?这又是我们中国科学院人的聪明才智。钱三强安排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于敏、黄祖洽，还有何祚庥，人最多的时候将近40个人，做理论预研制。核武器理论组攻原子弹的关，我们同时启动一个所摸索氢弹的技术问题，一共写出了69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氢弹的结构，一个是氢弹启动的可行性。

1977年9月28号，钱三强讲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它介绍给大家。“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外国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们一下子就超过去了。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世界上两大尖端我们都有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胜利，尼克松往我们国家跑了，你要是没有这些，他会来?我看不见得。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实力支持，说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时候不说，实力摆在那儿，这些实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人家无形之中就对你尊重。人家不会闭着眼睛不承认。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说了半天空话没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话。”这值得我们学习。

葛能全，生于1938年，1963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工作，1992年起兼任中国工程院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本文根据同题报告摘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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