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的互动中探析“两弹一星”科技奇迹

作者：尤国珍来源：北京日报 2019-06-13 864

“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的互动中探析“两弹一星”科技奇迹

尤国珍

1964年12月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四光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下，科学家们发扬拼搏创新精神，创造了“两弹一星”的科技奇迹，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足可引以为傲的巨大成就。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特别重视科学家的作用，通过工作接见、会议宴会、请到家作客等多种形式频繁接触，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贵宾，关注关心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得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艰难跋涉中取得辉煌成就。

鼓励和支持大批爱国的科技工作者迅速回国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深刻汲取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重视通过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把赶超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项急迫的时代任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从多个方面为发展我国的尖端科技做准备。

对于核武器，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为“纸老虎”，但战术上却非常重视。为此，毛泽东从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两方面积极进行准备。1949年初，我们党在刚刚接管北京且面临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就向去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提供5万美元经费，用来购买核仪器以备建国后研制核武器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尤其重视储备研制“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鼓励和支持大批爱国的科技工作者迅速回国效力。据统计，仅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从西方归国的科技人才就达1536人，其中1041人从美国回来。他们中包括了为“两弹一星”研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等人。国内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也从教学转到核武器研制岗位。

国家重点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决定集中有限的国力集中发展几项重点领域尖端科技。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发展新中国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底，国务院编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包括原子弹和导弹两项绝密任务的12项重点任务。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在周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具体负责下，集中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打响了“两弹一星”研制的攻坚战。

特别“尊重专门家”，因为毛泽东非常尊重专家，重视专家对高科技事业的作用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对李四光十分关切，不但称他为“李四老”，还邀请他到中南海一起看豫剧《朝阳沟》。毛泽东对李四光在地质力学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极大鼓励和赞赏，曾先后四次接见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很紧张。当有人给毛泽东介绍一位著名数学家时，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半天，说道：我知道你啊，我上学的时候数学学得不好，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当时在场的人听到都笑了，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著名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回国后成为毛泽东的“第一贵宾”，受到毛泽东的特殊礼遇。1956年2月，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钱学森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入场时，钱学森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座位从第37桌调到了第1桌。这时，走进宴会场的毛泽东用热情的湖南话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原来，毛泽东在会前审看宴会名单时，已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第1桌自己最看重的右边的座位。宴会中，毛泽东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毛泽东鼓励他要多为新中国培养大量的年轻科技人才。1964年12月26日，钱学森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被安排和毛泽东一张桌子就座。宴会上，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这次会见不但让钱学森感受到了领袖的关怀，更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毛泽东晚年也对钱学森格外地惦念。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当周恩来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人大代表名单时，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注意向科学家虚心学习，希望和他们一起“把天地都管起来”

毛泽东经常通过工作会议或个人邀请方式，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等科学家就天文、地质、古生物、尖端科学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虚心向科学家们学习。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党政军各界有关领导人会议，邀请李四光和钱三强参加。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介绍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关系，介绍了国内铀矿勘察情况。钱三强汇报了射线仪器和铀矿石的关系。毛泽东等边听边记，并不时插话。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总结道：“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国家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到他的中南海卧室畅谈科学工作，想在这种无拘束的环境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谈话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谈到反导弹问题时提出：“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竺可桢《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的文章，认为“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风趣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还邀约李四光单独谈话，内容涉及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主题。他请李四光收集自己研究范围的资料。李四光非常认真地整理了一份融合各派观点和自己评论的地质学资料，这就是后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这本书也成为李四光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毛泽东与科学家们建立起了特殊的情愫。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每次都对钱学森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就像钱学森后来回忆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天，钱学森悲痛万分，连续三天参加了毛主席的守灵，并于9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沉痛回忆了受到毛泽东六次接见的情景。9月18日，钱学森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并向主席遗体三鞠躬。

李四光也多次深情回忆起他与毛泽东的几次见面，他曾对女儿李林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细致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情感，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集中全国科技力量，经过10多年奋斗，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原子弹、氢弹、卫星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相继取得突破。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重大意义时深刻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