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科学家精神 做新时代追梦人

弘扬科学家精神 做新时代追梦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面对新征程新使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勇做科技报国的践行者和示范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者和筑梦者。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自西学东渐以来，有识之士为科学救国而奔走呼号，空有才华却报国无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技工作者才真正实现了科技报国、科技兴国的人生抱负，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同样的爱国之情、同样的报国之志、同样的卓越之才，他们心中想的都是祖国、是事业。在深海的惊涛下，在荒岛的风沙中，在最美的年华里，在投身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那些“用热血去守护、用生命去捍卫”的故事从未间断。追梦一生，他们把中国梦播种在广袤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接过前人的精神火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涌现出以李保国、南仁东、黄大年、钟扬、王逸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以丰硕的创新争先成果，诠释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浓烈情怀，无愧于民族脊梁、时代之光。

　　不同的时代，共同的精神品质；不同的行业，共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贡献，共同的目标追求，折射出科技工作者品质之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美、中华民族精神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时代观照。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种精神始终能够薪火相传并愈加焕发出勃勃生机，召唤激励着更多科技工作者奋勇向前。

　　新的时代更需要伟大精神。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打开了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争夺的机会窗口，极大重塑着全球创新版图，更进一步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交织、深刻影响，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国际关系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

　　面临百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应对创新的复杂性和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们能否在新科技革命的激烈竞争中勇立潮头，既取决于我们的发展战略、创新制度是否完善，取决于人才培养是否科学，更取决于精神气质是否彰显。我们比以往更加强烈地需要科技工作者秉承国家使命、人民情怀、引领潮流、大力协同、化育新人的精神气质，爆发出更强大的时代感召力和引领力。

　　接力精神火炬奋进新的长征。“科技三会”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我们正阔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新长征”。科技工作者作为时代中坚、社会之光，要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知识分子当以报效祖国和人民为抱负”的殷殷嘱托，不畏任重，不惧时艰，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科技强国伟业，洞察变革于端倪，补短板、增长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拓展全球视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奋斗中成就创新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科学文化需求，提供精准的科技服务，提高科技对推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实践。新时代呼唤更多科技工作者，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好履行科技惠民的社会责任，以所学所研助力企业创新发展、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健康幸福生活注入科技元素和创新动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事业融入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时代伟业中，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真谛，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作者：柯萱） 

钱学森的人生选择

钱学森

　　如果我们把深度、广度、高度看作一个三维结构，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大师或科学帅才。

　　钱学森报考大学时，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学得好，让他报数学系；而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做得好，让他报中文系；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主意，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钱学森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我们国家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时，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有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考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钱学森，满分。”同学又羡慕又惊叹地议论着：“哎呀，又是100分啊！”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之后，他就发现自己一处笔误。钱学森拿到试卷找到那道题，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金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满分。”老师确认后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却是满分，同学们要向钱学森学习。”现在，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试卷陈列在学校档案馆，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学习的榜样。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时，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史称“一·二八事变”。日军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中国守军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遭受了巨大伤亡。钱学森愤愤地对同学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对国家用处不大了，你把铁路刚刚修好，日本飞机一炸就不能用了。为此，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钱学森大学毕业后涉足航空工程。他在回顾学习过程时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主意一定，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

　　钱学森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父亲是20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二十五六岁，面对这种情况他很困惑。这时他后来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在美国考察，顺便看看老朋友的儿子钱学森。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倾诉给这位军事理论家，没想到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让陈赓大将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哈尔滨，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正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儿以外，还有两个人只见过火箭是什么样儿。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的时候，花费的国家研制经费才180亿元。这仅仅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航天事业。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作者：钱永刚，系钱学森之子） 

我的父亲黄纬禄

黄纬禄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1957年底，父亲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他与导弹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中国的导弹研制是在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研制起步一段时间之后，便失去了外援。父辈们憋足了一口气，一定要造出自己的“争气弹”。父亲每日早出晚归连续加班，几天见不到他的人影成了家常便饭。他偶尔在家时也是神情严肃，一直在思考和计算。有一天，我问父亲“会不会打仗呢？万一打起来，我们家怎么办？”父亲当时奇怪我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他一边安慰一边明确地告诉我：“不要怕，现在不会打仗的。但是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要是打仗了，我们都要先想国家怎么办，知道吗！”

　　1960年11月5日，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开始研制时正赶上处在全国的大饥荒的年代，粮食供应特别短缺。在国防部五院，饥饿导致有的人“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晚上加班，饿得实在难熬时，就冲一点酱油汤充饥。那时，父亲发明了“抗饿新疗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就把裤子上的皮带向里勒紧一个扣，再紧叫，再勒紧一个扣……

　　研制人员所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夜以继日的超负荷工作与巨大的精神压力叠加在一起，使父亲的消化道溃疡日趋严重。那时为了研制导弹，父亲有病顾不上治疗。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白天靠服用胃舒平来缓解胃酸加剧的溃疡疼痛，夜间常常需要持续按揉或用力顶住疼痛的部位才能勉强入睡。

　　在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他和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姑姑有过这样一次对话：“姐姐，背心破了，你帮我补一下。”“别的地方都还好，怎么会破在这里？”“心口痛，揉得久了，就破了。”姑姑含着泪对父亲说：“纬禄啊，你心口痛成这样，还一直加班，真是活受罪呀！”父亲就是这样，为了中国的导弹事业，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的控制系统研制过程中，从各个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进、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的过程中，都饱含着父亲和所有研制人员无数的心血与贡献。他们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成功的历练，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点一点把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大做强。

　　1970年，父亲临危受命，上任潜地导弹“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在欢迎仪式上，父亲有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来这里担任总体部主任，是做一个技术领导干部，但是当主任是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并不等于水平就高。我对这个型号的了解还很肤浅，甚至可以说基本不懂。所以很多东西需要向大家请教，请大家把我当成小学生，从ABC开始讲起。你们向我讲述问题时，如果我没有听懂，你们不要怕麻烦，请再给我讲一遍，我一定虚心地学！”

　　父亲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换来同事们的倾囊相授。很快，从学生到同学再到先生，父亲的身份发生快速转变。他成为整个研制队伍都很信赖的技术领军人。

　　每逢发射试验的前夜，父亲都不会安然入睡。他不断回忆着问题查找、全弹测试、导弹转场和发射试验大纲的每一个细节。

　　1982年，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13’、东经123°53’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这一次飞行试验规模很大：直接参试人员近3万人，三线工作人员近4万人，出动船舰100多艘。作为总设计师的父亲，肩上的压力非常沉重。特别是，首战出师不利，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但父亲很快冷静下来，他深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作为总设计师，必须要稳得住阵脚，当务之急是要争分夺秒地查找试验失败的原因。

　　通过对遥测数据的分析和所有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仅仅六天时间，试验队很快锁定了故障所在并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父亲向上级领导张爱萍将军汇报：“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议按原计划打第二发。”张爱萍拿起了话筒：“你是不是因为有压力而赶时间？推迟几天，休息一下再发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不！”父亲语气坚定地回答：“我现在没有压力，也不会被压力所左右。这是我们经过反复检查、分析、试验、测试以及全弹模飞以后的结论，证实完全可行。我认为，就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所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果再推迟，也不会有新的进展。至于休息，现在想休息也休息不成啊！”

　　北京方面也打来电话：“是不是再认真检查一下，推迟发射。”怎么办？该负责时要勇于负责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父亲的一贯原则。他又把试验的各个环节回顾了一遍，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并表明态度：“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坚决服从命令。”

　　最终，这次发射按时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而父亲的体重下降了整整11公斤！

　　2011年7月，父亲已经卧床不起。这时，南华大学组织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到京，要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父亲不顾病重，同意接受采访。极度虚弱的父亲已基本无法写字，但为了满足师生们的迫切愿望，还是拿起了笔。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我握住他的手，把笔尖移动到可以写字的位置上很艰难地完成的。这幅题字，也成了父亲留下的绝笔：“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

　　父亲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过大段的说教，他的言行犹如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影响着我们。（作者：黄道群，系黄纬禄之女） 

我的姑爹邓稼先

邓稼先

　　生活中，姑爹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普通人。抛开已经熟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我给大家讲述姑爹辛劳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讲述他可歌可泣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为了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强迫中国百姓向在路边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少年邓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他宁愿绕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礼。

　　1948年，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接受了邓稼先的入学申请。同年10月，他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22个月后，他完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邓稼先放弃了去英国的机会，与百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

　　1953年，邓稼先与我姑姑许鹿希结婚。我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他“稼先”，私下谈话时称呼他为“邓孩子”，视同己出。

　　1958年，姑爹受命研制核武器。其时，国家的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姑爹领导的理论部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经常被饥饿困扰。有一次，姑爹凌晨3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来询问。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姑爹问大家：“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饿不饿？”孙清河抱怨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姑爹闻听后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4两。

　　40多年后，孙清河回想起这件往事，十分激动地对我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拿着老邓给我这4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4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

　　为了节约计算时间并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邓稼先注意培养大家的粗估能力。在每个方案开始计算之前，先用计算尺粗估出计算结果的范围。如果超出粗估的范围，就不浪费时间继续算下去了。

　　在姑爹去世前，杨振宁先生去医院看望时问他：“听说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块钱奖金？”姑爹说：“不对，我得了20块钱，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

　　“文革”结束后不久，在一次核试验中，氢弹下降的速度过快，没有引爆。为了尽早知道试验失败的原因，邓稼先不顾一切地跳上吉普车，冲向预定的爆炸中心。大家极力劝阻他不要进入三百米半径危险区，让防化部队进去了解情况。邓稼先说：“这是我做的，我知道。大家谁也别去，你们进去了也是白受污染。”说完他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他了解到事故的原因是因为降落伞的问题，在下降过程中没有打开。

　　长期工作在强辐射环境中的邓稼先，被这次意外事故击倒了。他开始便血，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他顾不得去医院检查，心里只有他的核武器。

　　1985年7月底，邓稼先到北京向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张将军发现邓稼先的气色不好，逼着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并马上给解放军总医院打电话，说有一位功勋科学家要来检查身体，请他们做好准备。邓稼先不得不服从命令。

　　医生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中晚期，就生气地问他：“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邓回答：“我是请假来检查身体的，身边只有警卫员。”医生命令邓稼先说：“你今天不能走了。”不久，邓稼先接受直肠癌手术。手术当天，早晨8点钟，张爱萍将军赶到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等候结果，等了4个多小时。10个月后邓稼先去世了。临终前，他嘱咐大家：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姑姑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外国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姑爹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战略家。1985年8月，姑爹接受手术以后，他忍着手术和化疗带来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写出了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规划的建议书。这是优秀的儿子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万金家书。建议书很快就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

　　姑爹一家的生活很简单。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姑爹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仅有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为了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从单位借的。去世之前，姑爹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但他没有搬。姑爹去世后，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家具和陈设一点都没有改变。

　　1996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我父亲、我姑姑、我祖父的秘书和我。记者问我姑姑，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说：他会的。祖国把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交给了他，他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够如此被祖国信任，又能够如此地报效祖国，是多么难得啊！（作者：许进，系邓稼先妻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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