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核裤”之争，金庸要求陈毅引咎辞职，陈毅回答让人佩服！
引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核试验场成功爆炸。
巨大的蘑菇云在戈壁滩上升起，为这个饱受侵略的国家撑起一面坚强的盾牌。
然而，在国家决定研发原子弹时，曾经历了不少反对者和唱衰的声音。
其中就有著名小说家、评论家——金庸。
他在报纸上极力抨击中共制造原子弹的决策，在中文舆论圈引起轩然大波。
他说：“造核子，还不如多给人民造几条裤子！”
那么，中国制造原子弹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情？
金庸又为何要反对呢？
一、为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发展核武器的想法就在毛主席心中酝酿着。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随之成立。
然而，新的科学院仅仅只有22个研究机构，和200多名研究人员，这还是整合了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之后的结果。
当时我们要造原子弹，缺人、缺设备、更缺技术，起点相当之低。
新中国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可谓是举步维艰。
由于国家落后，美国更是时常以核武器作为威胁，多次企图对我国使用原子弹。
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将导弹运到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做准备。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赋予总统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此举直接将核威慑摆在了中国眼前，明晃晃地威胁着我们。
面对美国接连不断的核讹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虽然中国背靠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必须发展能够自卫的武器。
原子弹的研发，势在必行。
同一年，中央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策：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虽然对于制造原子弹早有思想准备，但这次将事情摆在了明面上，也就意味着，中央将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推进这项事业。
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核心技术人员，当场展示了铀矿石标本和放射性探测装置，领导们对此十分高兴。
在场的科学家也是踌躇满志。
被拿来展示的铀矿石，是1954年在广西勘测出来的，其中蕴藏的铀元素，是制造原子弹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这块铀矿石，成为中国原子弹的“开业之石”。
最开始，在“两弹一星”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始终强调要自力更生，同时以外援作为辅助。
正因如此，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所有专家后，我们的原子弹研发并没有停摆，反而在艰难的处境中创造出奇迹。
1956年，毛主席就对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能够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予援助。
苏联一开始没有予以肯定答复，直到发生了“波匈事件”，苏联才下定决心“笼络”中国，援助问题有了希望。
1958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规定，苏联政府应帮助中国设计和装配原子弹，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
但是，直到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还不见踪影。
1959年6月20日，我方得到确切消息——苏联不会提供图纸了。
等来等去一场空。
遭到拒绝的二机部（核工业部）愤而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命名为“596”，以示警醒。
之前，苏联虽然派了专家来我方基地的援助，但是在原子能这一方面，他们牢牢控制着核心技术。
诸如含氟润滑油、气体扩散法、甲种分离膜等关键材料的生产技术，苏联专家“守口如瓶”，就连试验过程中脱落的甲种分离膜，也要一一回收。
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更是被他们严防死守，不透露丝毫核心技术。
苏联援助全面撤走后，中国原子弹事业有过短暂的停顿，但很快就全力“奔跑”起来。
在铀浓缩方面，二机部同时走了两条路：
一方面，与科学院一起奋力攻克甲种分离膜等关键技术；
另一方面，科普相关知识，呼吁群众在全国范围内找矿，并用土法炼铀，以补充缺失的铀原料。
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部分人民还没能实现衣食自由。
因此，对于国家倾尽全力搞原子弹，不被一些人理解。
按理说，我们首先应该保证温饱问题，才有余力来搞原子弹这种高精尖的武器。
但是，美苏时刻威胁着国家安全，如果不搞出原子弹，恐怕一旦开战，更多人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受到的是超级大国的威胁，逼迫着国家寻求自卫手段。
在国际舆论场上，嘲讽声不绝于耳。
他们称“中国20年搞不出来原子弹”、“如果中国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就会连裤子都穿不上”等等。
这样一边倒的国际舆论，也的确影响了一批人。
著名武侠小说家、评论家金庸就是其中之一。
二、要裤子，不要核子？
196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会见日本记者时，激动地表示：
“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帝修反”指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份子。
陈毅的豪言壮语激励了无数国人，然而，当这番言论传到香港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彼时定居在香港的金庸，听到这番言论后，心生不满，认为中央做了错误的决定。
他奋笔疾书，在《明报》上刊登了《要裤子不要核子》一文，《明报》是金庸一手创办的刊物，也基本代表着他的政治立场。
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反对陈毅的发言，及中共中央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决策。
文中直接提到，让人民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国家，造原子弹完全是浪费资源，这样的国家即使造出了原子弹，也强盛不起来。
文章用词犀利，金庸站在“国际视野”和“人权”的角度上，将中国原子弹工程批得一无是处。
因为金庸经常在《明报》的《社论》上发表文章，他对海内外重大事件进行剖析，有不俗的影响力。
《要裤子不要核子》一文，是《明报》首次指名道姓地批评大陆领导政策。
这篇文章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核子”与“裤子”之争，在香港报业圈上演。
《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左翼”报纸立刻动手，发表文章对金庸进行驳斥。
金庸发表文章的第二天，《文汇报》率先做出了应对，发表了《怕中国有？是什么人！》
文章没有点名道姓的批评金庸，而是尖锐地指出，不要“核子”的人是“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
《新晚报》紧随其后，不仅批评了金庸文中透露的思想，还将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立场方面。
指责说出这种话的人其心可诛，是“卖国贼”、“汉奸”。
这一记可以说攻击力十分强大，可金庸毫不退缩，立刻执笔反击。
他接连发表了《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等文章反击，表示不仅不应该搞核武器，还要求陈毅引咎辞职。
除《明报》正刊外，金庸还在《明报副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
其中，在《我们关于核库问题的十点立场》中，他明确提出，反对核试验、彻底消灭全世界核武器的主张。
这也是金庸对于核武器的一贯主张。
作为一个文人，他对于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有自己坚定的看法。
这场争论愈演愈烈，金庸本人更是一副“舌战群儒”的姿态，在他的影响下，《明报》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广。
而金庸也没有就此收手的打算，有一回，他用了《明报》整整一个版面，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过，作为《明报》的顶梁柱，金庸也无法将精力全都放在这场争论上，关于其他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他也时刻关注着。
正因如此，这场没有硝烟的“舌战”，一直延续到第二年。
与此同时，我国原子弹的研发，也逐渐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前文提到，由于苏联专家和先进仪器的撤走，导致我国原子弹研发陷入过短暂的停滞。
随后，我国科学家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终于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组装工作。
1964年，检验成果的时刻要到了。
三、“裤子”、“核子”之争落下帷幕
第一次试爆实验使用的原子弹，档案里的代号为“老邱”（邱小姐引申而来，又叫争气弹），于1964年9月29日运往罗布泊试验场。
10月13日，核试验基地向中央发出了密电：
“老邱昨天22点30分穿好衣服，住下房。”
这段话的意思是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安放地点在试验塔下装配间。
紧接着，第一次核试验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将起爆时间定在了10月16日15时整。
前期准备工作浩繁，据统计，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有26个单位5000余人进入试验场，其他技术物资、后勤保障物资器材等种类繁多，重达32000多吨。
到16日清晨，试验基地人员和设备陆续撤离，为起爆做准备。
16日下午15时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成功引爆。
耀眼的火球瞬间在戈壁滩上升腾，核试验基地成员一片欢呼雀跃！
经过了近1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跻身有核国家行列，再也不用怕美苏的核威胁了！
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海内外，中国人民一片欢呼雀跃，不过海外的声音却不那么和谐。
到此，又要说起金庸和他的《明报》了。
早在研制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大肆批评核试验，引起了香港报业的争端。
等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他又开始口诛笔伐，新一轮的“舌战”开始了。
10月20日，金庸在《明报》上发表名为《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一文，与香港各大称赞的大报社唱起了反调。
他激愤地写道：
“核弹是一种罪恶，我们不赞成制造核弹，决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光荣。做一件有害人类的事，何光荣之有？”
接着又连发几篇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将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一事批得体无完肤，仿佛中国倾全国之力所为，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伤天害理。
这次，站在中国立场的几家报纸没有惯着他，而是在文章中直指金庸其名，狠狠地反驳。
《香港商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也谈核弹》的社论，将金庸等人形容为“别有用心的黄皮人”、“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
《大公报》紧随其后，接连刊登了《揭露最恶毒的反华〈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等文章，直接将金庸和他的《明报》归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之流。
金庸当然没有退缩，他积极应战，回应报社的攻击。
从11月26日至12月22日，金庸接连发表了26篇文章进行反击，形成了专栏，每天在报纸头版或二版位置刊登。
金庸在管理《明报》之余，还能一天一篇社论，驳斥着批评的声音，这种精神和毅力确实让普通人难以企及。
不过，在发表了26篇反击文章，紧随其后的，金庸竟然发了一篇“道歉文”。
圣诞节前夕，他突然发表《有什么不对，请原谅》一文，虽然内容看起来有些阴阳怪气，但总算为这场“骂战”按上了停止键。
而五大报刊也没有再发文反击。
这场笔尖上的斗争，开始时轰轰烈烈，停止时也干脆利落，不见一点余音。
为什么五大报刊，会不约而同地停止对金庸的批评呢？
这个疑团，直到多年后才有了答案。
原来，当时香港的这场“骂战”也传到了内地，陈毅听了之后，爽朗地说：
“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我那个谈话是有些片面和绝对的，要结合《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查良镛，笔名金庸），才全面些。今后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
陈毅联系香港的《新华社》，请他们对金庸高抬贵手，称他文章中主要是为民着想，本意还是爱国的。
在这番表态之后，当时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当即找到五大报刊，首先肯定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但在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别人，要求他们就此停止反击。
这场关于“核子”和“裤子”的争论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后来，金庸听闻了陈毅的做法，也是唏嘘不已，对他心生好感。
结语
至于核武器的研究，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有了它，才能让中国人民穿上裤子，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它是我们和平发展的有力保障。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勒紧裤腰带搞出原子弹，哪怕全民都有“裤子”穿，也会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抢走。
这种事中国人民不想再次经历了。
参考文章：
《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始末》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研究综述》
《一场“核子与裤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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