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武：回忆我的导师、“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先生

编者按：本文为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在计算所建所70周年、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发展70周年之际，于计算所微处理器党支部“科技攻坚70年”主题党日活动上所做的交流分享。文章立足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脉络，追忆胡伟武的导师、我国计算机事业重要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之母”的夏培肃先生的卓越贡献与崇高风范，展现传承其精神、振兴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坚定决心。

今年是计算所建所70周年，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发展70周年。根据微处理器党支部的要求，我以《计算所70周年回忆我的导师夏培肃先生》为题，结合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脉络，回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我的导师夏培肃老师。分三部分和大家交流：一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夏老师的贡献；二是师从夏老师的几点回忆；三是微处理器中心要做好夏老师的学术传承。

夏培肃在工作

一、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夏老师的贡献

夏老师1923年出生，2014年逝世，享年91岁。她的一生，完整亲历了新中国计算机事业从自主奠基到市场冲击、再到自主突围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80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自主奠基期，从零开始构建国内小循环，完全自主但没有市场化，夏老师是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计算机领域一片空白，没有学科体系、没有科研积累、没有产业基础，一切只能从零起步、白手起家。1950年，夏老师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夏老师的爱人杨立铭老师是世界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恩的学生。1951年，在学业有成、海外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况下，夏老师与爱人毅然选择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夏培肃与杨立铭在爱丁堡大学合影

195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先生牵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三人研究小组，夏老师是成员之一。这个三人小组是中国计算机研究的起点，其中电机学专家闵乃大是组长，重点钻研计算误差和布尔逻辑；夏老师偏重研究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同时负责收集资料；王传英偏重脉冲电路实验和实验室建设。此后，吴几康、王庭梁加入计算机小组。1954年初，计算机研究小组从数学所调到物理所，闵乃大留在数学所，虽然名义上仍是组长，实际上很少来物理所，物理所领导就让夏老师主持小组的工作。后来闵乃大、王传英因各种原因退出计算机领域，早期三人小组中只有夏老师终身从事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工作。

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新中国首个十二年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学科作为中长期规划的四大紧急措施，在中国科学院相应成立了四个专业研究所。夏老师深度参与了这次国家级规划的编制工作。这段历史虽很少被提起，却深刻影响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早期布局。

计算所成立后，华罗庚先生确立了我国计算机研制“先集中、后分散”的六字方针。“先集中”就是汇聚全国数理基础扎实的顶尖人才，集中资源攻关计算机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后分散”就是待技术成熟、人才成形后，向全国各地输送人才、扩散技术，带动全国计算机事业整体起步。

依托这一方针，计算所一边研制计算机一边办计算机培训班，夏老师是培训班的组织者。她亲自编写讲义、授课辅导、带队实操，四期培训班累计为国家培养700多名计算机专业骨干。这批学员分散后遍布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军工单位，成为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我本科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郑世荣老师是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生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董占球老师是第一期培训班学员，董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曾戏称他是“黄埔一期”学员。

计算所成立后，引进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M-3、БЭCM计算机的图纸，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仿制成功103机、104机。其间，夏老师一边组织计算机培训班一边自主设计了107机，刚开始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技术引进中断后，107机很快于1960年研制成功，成为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

107计算机的全景照片

早期计算机运行极不稳定，机房轻微震动、环境细微变化都会导致停机报错，甚至打开或关上机房日光灯时，由于电磁波的干扰，机器都会出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夏老师开展了大量细致的测试，针对不同电路、频率、环境下的信号变化规律，总结梳理出完整的计算机硬件设计工程规范。夏老师曾经自豪地跟我说“只要拿到我的讲义，就能把计算机做稳定”。依托这套规范以及夏老师设计的稳定触发器，107机在正式考试时可以连续无差错工作二十个小时半，比当时按照从苏联购买的图纸而加工的103机无差错运行时间长几十倍。当时的一机部火炮研究所根据107机的图纸，复制了一台用于弹道计算。

夏老师淡泊名利，在计算所工作数十年，连研究室主任都没担任过，主要从事前瞻研究和人才培养。她牵头研制了GF-10系列、150-AP、BJ-1等多款先进机型。GF-10系列是功能分布式计算机，由管理计算机、数据处理机和接口通信处理机组成，相当于现在的通用处理器中增加向量部件；150-AP是阵列处理机，相当于现在的流式处理器和通用GPU结构；BJ-1并行计算机由一个主处理器和四个共享存储的从处理器组成，相当于现在的通用处理器加协处理器结构。这些计算机技术理念都很超前。她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顶级国际会议ISCA上发表论文，创新性提出最大时间差流水线理论，突破传统处理器流水线的性能瓶颈，是当时国内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为数不多的国际前沿成果。

除了科研，夏老师还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牵头创办《计算机学报》《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两大核心期刊，主编《英汉计算机辞典》，负责《计算机百科全书》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分支的编审定稿，现在很多计算机领域的术语，如“bit”译成“位”“memory”译成“存储器”，都是夏老师经反复斟酌后确定的。关于“bit”译成“位”，夏老师后来不无遗憾地说过：“二进制位的英文名字是bit，当时我翻译成‘位’，现在沿用下来了；台湾地区翻译成‘元’，一直在使用。其实这两种译名，也许都不如译为‘爻’更为确切。”

由于夏老师在计算机领域的突出贡献，从我认识夏老师起，国内同行均称夏老师为“夏先生”，对女性称“先生”一般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我所见识的女同志中，还有“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老师被称为“先生”，她教过我博士生英语课程。

以夏老师为代表的第一代计算机人研制的各类机型，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石油勘探、“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工程。张劲夫同志1999年发表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指出：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104机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

第二阶段，1980-2000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市场冲击期，融入国际大循环，完全市场化但丧失自主性，夏老师是自主技术体系的坚守者。

改革开放后，国内计算机行业全面走向基于国外CPU和操作系统的市场化道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孵化了联想、曙光等整机企业。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研发工作从CPU和操作系统两大关键核心技术中退出。

我1991年刚到计算所读研究生时，计算所负责计算机总体设计的老一室还在，财务报销要找室主任唐裕亮老师签字。很快，老一室就解散了，计算所做EDA工具、做存储、做测试的研究室和做电路板的工厂相继解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夏老师在计算所保留了直属一组，正式员工加研究生十人左右，当时唐志敏老师是正式员工，我是研究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其有限的经费支持下，开展并行处理等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学科研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多个处理器共享内存的访存行为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我博士毕业后，在国家攀登计划(973计划前身)的经费支持下，夏老师牵头的直属一组和韩承德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合并成立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韩老师担任主任，唐志敏担任副主任，韩老师是夏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他主持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汉字微型计算机系统GF20/11A(1983年)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博士毕业后就留在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工作。

在经历了计算所由联想代管、大幅缩减规模等一系列动荡和剧变后，1998年李国杰老师担任计算所所长，复兴了计算所。新计算所成立了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室，唐志敏担任主任。我当时是系统结构研究室下面的分布式共享存储(DSM)课题组组长。

李老师是1978年的研究生，他报考的导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郑世荣老师，在中科大学完基础课后，1979年到计算所由夏老师指导硕士论文，1981年硕士毕业后由夏老师推荐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由夏老师引进回国工作。在计算所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李老师力挽狂澜，复兴了计算所。

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全行业跟风国外、放弃基础软硬件自主研发的大环境下，正是夏老师对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的坚守为计算所保留了火种，守住了处于断代边缘的技术与人才根基，为后来我国计算机基础软硬件的重新发展和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4月，夏老师联合金怡濂院士、周毓麟院士牵头召开第94次香山科学会议，专题讨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发展。那时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相比美国有很大差距，有时通过元首外交，美国总统特批卖给我国用于天气预报、石油勘探等民用领域的高性能计算机，机房里还需要修一堵“玻璃墙”，美国商务部可以派人在墙外监督，确保相关的高性能计算机不用于军事目的。那次香山科学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讨论高性能计算机用的芯片，金怡濂院士有一句话深深地嵌在我脑中：“我看CPU无论如何得做一下，哪怕做个586也得试试看。”1998年的时候Intel公司已经推出Pentium Ⅲ了，80586(Pentium)与Pentium Ⅲ之间还隔着Pentium Pro、Pentium II两代，可见老一辈科学家对自主研发CPU的期待。正是那次香山科学会议在我心中播下了后来做CPU的种子。

夏培肃在香山科学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第三阶段，2000年起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自主突围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自主性，夏老师始终关心龙芯的自主创新之路。

2001年，时任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老师从计算所自有经费中拿出100万元，在系统结构研究室成立专门课题组开展通用CPU的研发，我任课题组长。

刚开始最难的是没有工程经验，只能照着教科书做。夏老师帮我联系过几个有工程经验的计算所的老科研骨干，结果这些人不是退休了就是去外企兼职了。龙芯CPU有了一定基础后，“十一五”期间夏老师反复告诫我，技术研发是基础，落地应用才是根本，CPU的关键在于应用。“十二五”期间，龙芯开启产业化转型，每当龙芯在国家战略应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会去向夏老师汇报，她都由衷高兴。

2000年前后，量子计算成为研究热点，引起夏老师的关注，经常跟我探讨量子计算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当时研究量子计算的多是物理学家，难以与计算机研究人员沟通。为此，夏老师查阅了很多资料，并经常与她的爱人、我国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杨立铭老师一起探讨，在2001年10月的《计算机研究与发展》期刊发表了《量子计算》论文。该文完全从计算机从业人员的角度出发，介绍了量子计算机的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分别是什么样子，现在量子器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缺点等内容，分析到位，使读者一目了然。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计算机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并被广泛引用。2003年，该论文获中国科协颁发的“第一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论文奖”。

夏老师晚年得病后，临去医院住院前，专门整理出150-AP和GF-10的资料给我，希望对我的CPU研发有帮助。前面说过，150-AP是阵列计算机，GF-10是功能分布式计算机，功能分布和阵列处理就是现在CPU+GPU用的设计理念。我看了那些资料，惊叹于那一代计算机人的数学功底，如其中有专门为拉格朗日变换等数学算法设计的指令。

二、师从夏老师的几点回忆

我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学制是5年。中科大在1958年创办初期就形成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传统，如初创时数学系主任是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力学系主任是力学所所长钱学森。按照传统，我们四年级暑假要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参观实习，提前对接导师、联系单位。

1990年暑期实习，我通过中科大计算机系体系结构教研室王恒才老师和郑世荣老师推荐，联系上了夏老师。1991年上半年，夏老师亲自面试我。面试时她得知我本科毕业设计用电烙铁把四百多个门电路器件焊在电路板上，连接成一个能运行DOS操作系统的Intel 8086处理器，就问我布线、信号、串扰、接地、阻抗匹配的实操经验。我当时回答的所有实操原则：连线不分叉、并行线防串扰、关键线路用双绞线、末端阻抗匹配等，实际上都是夏老师在研制计算机中总结并传承下来的工程规范，只是我当时不知道。她还问我学没学过电工原理、机械制图这两门课。我说学了机械制图但没学电工原理，她非常惊讶：搞计算机的怎么能不学电工原理!她还告诉我，她早期创立中科大计算机专业时的课程包括电工原理。现在我做了多年CPU，深刻体会到电磁学和电工学必须得学好!

研究生一年级时，我们在玉泉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基础课，那时直属一组每一两个月就有一次专题讲座。有一次夏老师亲自讲授信号传输原理，从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偏微分方程，给我们讲清楚：0和1跳变的变化电流产生磁场、电场，必然带来信号干扰、反射等；材料、工艺、频率决定特征阻抗；信号传输必须匹配阻抗，否则会有信号反射导致波形失真、出错等等。她把所有的工程现象，全部从底层物理原理开始推导清楚，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她的手写笔记，字迹极其工整、推导极其严谨，每一步公式、每一条结论都有理有据。

1996年3月，我博士毕业，获评首届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我毕业时说过两句话：一是我这辈子绝不替外国资本家打工；二是只要夏老师还在计算所，我就绝不离开计算所。为此，从1996年3月留所一直到2000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800多元，中间还经历了联想托管计算所、计算所大幅缩编等前途未卜的剧变。当时我爱人在中关村一个小公司做会计，月薪四、五千元；我的大学同学在联想、四通、IBM、微软、Intel等企业工作，月薪上万元；即使是计算所其他做信息化应用的部门，月薪也好几千元。那时候没有地方住，我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兄长在方庄的一套闲置房子里，每天上下班都需要两个多小时，也住过办公室。我当时也有不少高薪的工作机会，在计算所换一个部门就可以分配住房，而且百优博士论文获得者可以公费公派出国，我都没去。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在我求学过程中，夏老师在我心中埋下了三颗“种子”。

第一颗种子：家国情怀，心系中国的计算机事业

我1986年上大学时，全国大学每年招生六十万左右。1991年9月到计算所读研究生时，计算所每年招有二十多名硕士生，七八名博士生。我的同学大半在读书期间考托福、考GRE，考上就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大多以在外企工作为荣。

我在读书期间，经常找机会跟夏老师聊聊我的毕业设计、论文方向，可后来发现每次聊到最后夏老师都会绕回一个主题：要留在国内发展，不要出国。她跟我讲她学成后回国发展，现在她的国外同学都很羡慕她。还跟我讲李国杰老师也是学成归国后成就斐然，而他同期成绩更好的同学，留在海外打工，境遇坎坷。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留在国内为国家做贡献。夏老师还跟我多次谈起她在英国留学期间，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她感觉房东对她的态度好了很多。

我的师兄唐志敏告诉我，夏老师曾经开玩笑地跟他说：“胡伟武是我花五万块钱买来的，不能让他走。”当年夏老师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科大郑世荣老师找她争取合作经费，她给了郑老师一个五万元的子课题，并跟郑老师说，碰到中科大好点的学生给我推荐一个。后来这笔账就被算到我头上了。

我毕业时，香港某大学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月薪折成人民币近两万元，对比我八百块的工资天差地别，我挺想去的。夏老师只说了一句话：香港的大学水平不够，不值得去。我就听老师的，没有去。陈云霁是我破格录取的学生，博士毕业后被一个国外知名EDA工具公司录用，征求我的意见，我跟他说：你是我“开后门”招进来的，就留在计算所，哪里也不要去。他也留下来了，现在也做得很好。当年的师生关系，如同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老师对学生，是一辈子的负责；学生对老师，是一辈子的敬重。我结婚前，专门先向夏老师报告，征得老师同意后才去领证。

在我开始做龙芯CPU后，夏老师晚年多次跟我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搞好中国计算机事业，我们这代人没做好，你要做得比我好。”后来有一次，我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望夏老师，她躺在病床上跟我说：“你现在已经做得比我好了。”如果从给国家“保底”、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龙芯确实做得还行；但要打造独立于X86和ARM的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我们刚完成技术“补课”，还需要10年时间的努力。

最近，一位知名电影导演跟我一起探讨拍一部关于夏老师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挖掘了一些关于夏老师的故事。如在夏老师回国前夕，她的父亲在土改中被认定为地主、恶霸(后来被平反)，她仍坚持回国。1962年，夏老师的大儿子在外面玩耍，不幸掉入积肥的粪坑淹死，她忍住悲痛拼命工作，借此忘却丧子之痛。“文革”期间夏老师被关进“牛棚”，后来被分配到计算所打扫厕所，即便如此，夏老师还协助解决了“东方红1号”卫星测控系统计算机插件虚焊问题，以及指导1025计算机研发人员解决研制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夏老师这种即使饱受委屈也始终不变的家国情怀永远是我们需要仰望的星空。

第二颗种子：科学精神，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

我读书期间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没有一篇论文署夏老师的名字，因为夏老师对我有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学术论文不能署导师的名字，除非有导师的实质性贡献。我现在也一样，除非有我的实质性贡献，否则不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所以，我发表的几十篇论文中，绝大多数我都是第一作者，只有刚毕业时发表的两三篇论文署了夏老师的名字，因为夏老师在修改我博士论文过程中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1995年4月初，我把博士论文交给夏老师。原本想着7月份毕业，好去照顾临产的爱人，结果我的论文根据夏老师的要求前后修改了8个月、26稿，直到1996年2月29日才答辩，那时候孩子都过百天了。夏老师修改论文细致到什么程度?专业术语要规范、英文拼写要统一、数学符号要全文一致、公式公理引用要溯源、标点符号无一差错等等。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共享存储多处理器系统中访存次序的研究，要用到偏序、全序等集合论概念和定理。几乎所有集合论的教材、论文中关于序的定义都是“先于或同时(≤)”，但程序中指令间的序关系只能是“先于(<)”，不可能是“同时”。夏老师很神奇地找到一本英国原版集合论著作，里面的偏序用的就是“先于(<)”，完美地适用我的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中用到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如果一个偏序关系中没有闭环，就可以展开成全序。对应到并行程序运行中，多个处理器核运行的多个并行指令序列，可以交织成一个串行指令序列。夏老师要求我对这个很“直观”的结论给出严谨的数学证明和算法，甚至为此先要建立一个贯穿全文的数学符号系统。正是夏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手把手教会我如何做学问，并最终使我的论文脱胎换骨。

夏培肃与胡伟武讨论问题

还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极深。“十一五”期间有一次计算所在新科研楼召开年度战略规划会，我作为微处理器中心主任上台作报告，在讲完后的提问讨论环节，夏老师让我翻到报告PPT的某一页，我以为她要问什么问题，结果她当着全所参会者的面指出那一页第二行有一个错别字。那时候我已经是计算所的大研究员了，夏老师还是一样严格要求。这件事我会谨记一生。

夏老师的治学严谨还体现在学术交流上。尽管那时候她的课题经费紧张，但每次我发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时，她都要求我到现场宣讲。她说，论文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是为了学术交流、开阔视野、传播成果。有一次小偷偷走了她办公室抽屉里的几百美元外汇，她很懊恼地说，那是专门攒下来给胡伟武出国开会用的钱。

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很谦虚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夏老师的办公室讨论我的论文工作，计算所教育处负责人打电话给夏老师，说夏老师有个硕士生论文做得不够理想，如果不加以改进，要取消夏老师的招生资格，说话很不客气。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计算所职能部门处长会这样向一个大院士讲话。但夏老师没有辩解，主动检讨说我们对学生是有责任的，承诺改进。

夏老师即使是给我提意见，也都极其温和谦逊。有一次她对我说：“胡伟武，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我说“当然可以。”她提醒我，说话不要图痛快，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要有用。她给我举例，所里一位老研究员，一辈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没有一句废话。

夏老师是个很谨慎的人，她一辈子不争名利、不说人坏话。但她在临终前跟我讲了几个在她们那个时代学术不端的例子：谁报奖的成果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做的，谁的院士是靠走关系评上的，并反复跟我说了三次：一定要重视学风。

对我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我们做龙芯一样，是自主研发的就是自主研发的，引进国外的就是引进国外的，事实是什么样就讲成什么样，老老实实、清清楚楚。这种习惯和作风的养成，主要来自夏老师的言传身教。

第三颗种子：人梯精神，站在学生发展的角度而不是项目需要的角度培养学生

夏老师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培养了很多人才。在早年计算所教师节座谈会上，夏老师介绍人才培养的经验时经常提到：站在学生发展的角度而不是项目需要的角度培养学生。

我刚入师门的时候，参加了夏老师牵头的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加入得比较晚，在后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根据夏老师提出的最大时间差流水线思想做了8×8的补码乘法器，主频可以做到相同工艺乘法器的2.5倍以上。这个项目结项后在1995年申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按规定一等奖有15个获奖名额，夏老师排名第1，我排名第14。后来这个项目只获得了二等奖，名额也从15个减少为9个，我就进不去了。夏老师得知此事后就把自己的名字从获奖名单里删掉，把我排到第9名。在读研究生期间就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科技进步奖，这对我毕业后的职业发展都很有帮助。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有十个评阅专家，包括后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金怡濂老师、曾任北航校长的李未老师、时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李国杰老师、时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的王鼎兴老师、时任北大计算机系副主任的许卓群老师等。夏老师都亲自打电话，希望评阅专家对我的论文是否为优秀论文给出评价，最终十位评阅专家全部给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语。金怡濂老师还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我的博士论文后来被评为首届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是从全国1995-1997年三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评选出的。在我之后，夏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施巍松的博士论文也被评为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施巍松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日常研究工作是我指导的，但博士学位论文是夏老师亲自修改的。

我毕业后申请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夏老师亲自帮我修改申请报告，她说：“我知道怎么写才能评上。”正是在夏老师的指导下，我从毕业后到2010年运营龙芯公司前申请的所有科研项目，全部成功、无一落空。我相信这也跟我在读期间得过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全国百优博士论文奖相关。

我当老师后，夏老师多次跟我说：“老师就是给学生当人梯的，梯子要不断长高，否则没有人愿意爬。”我就是踩着夏老师这部“人梯”一步步成长的。现在有一个词叫托举，这十几年我负责国科大在浙江的招生，介绍国科大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的时候经常讲：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导师比学校重要；上大学前靠父母托举，上大学后靠导师托举。

教师传授知识，导师引导人生。我的成长离不开夏老师的托举。首先是改造我的科研观，就是为谁做科研的问题。夏老师教导我站在国家需求的高度看科研、看事业、看人生，跳出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心怀家国、坚守本心。体现在龙芯上，就是坚持自主研发，为国家打造独立于X86和ARM的第三套信息技术底座。其次，夏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做学问，培养了我的科研作风和方法。最后，作为夏老师的学生，我早期打交道的“圈子”也继承了夏老师打交道的“圈子”，都是学风高尚的大学者。

夏老师还关心我孩子的培养。在我女儿有一次小学寒假期间，专门托人给我捎来一封信，里面是不同难度系数的九宫填数的智力游戏，还写上“给你女儿春节玩”。

夏培肃给胡伟武的信件手稿

三、做好夏老师的学术传承，是微处理器中心的特殊使命

我刚毕业时有一个心愿：要把夏老师的学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全世界提到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个学科时，自然就会想到计算所有一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全球顶级队伍。几年前有人劝我参评院士时说：“夏老师的学术需要有人传承。”这也是我今天专门来微处理器中心作报告的原因，我已经走上了产业发展道路，希望通过你们把夏老师的学术传承下去。

什么是传承?夏老师曾经说：“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必须走创新而不是跟踪仿制的道路，才有可能迎头赶上。”她一辈子都反对仿制，认为创新才有希望。在计算所早期购买苏联图纸仿制103机、104机的同时，夏老师就着手自主设计107机，中苏关系破裂后，107机成为我国最早自主设计的计算机。我们龙芯坚持构建独立于X86体系和ARM体系的新型信息技术体系，推出龙芯自主指令系统龙架构，自主研发CPU芯片核心IP并基于自主工艺生产，不依赖任何境外技术授权和供应链。我的学生陈云霁创立的寒武纪也是从指令系统开始自主研制NPU。自主研发而不是引进技术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自觉，而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这就是传承。

夏老师桃李满天下，但微处理器中心在夏老师的学术传承上具有特殊职责。我这一代夏老师的嫡传弟子，现在仍在计算所工作的只有我一个，韩承德老师退休了，唐志敏老师离开了。因此微处理器中心更有责任把夏老师的学术传承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把张福新从产业前线调回来负责微处理器中心。我会全力支持，给资金、给项目、给应用场景，为的就是守住根、续好脉。

除了传承，还要发展。除了学术上的传承，还有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的传承。下面我讲讲这些年当老师的几点体会。

第一，教育是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教育的重要责任是不让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一旦固化，精英阶层就会剥削基层人民，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荡。所以，社会公平的底线不在法院，而在学校。国家的教育一定要给社会基层的人有上升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只有精英阶层的1/10，假设社会基层的人数是精英阶层的10倍，也能确保国家的顶层精英有50%是由基层上来的，国家就可以保持循环和稳定，我们党就能长期执政。否则，如果社会阶层固化，就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所以，我们老师承担着保障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事业生生不息的特殊责任。

第二，老师要以师德为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千行百业中，只有老师和医生两个职业与服务对象不是契约关系，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这两个行业重“德”不重“法”，医生重“医德”，因为病人把命交给了医生，所以强调“医者父母心”；老师重“师德”，因为孩子把前途交给了老师，所以强调“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如果老师不把学生当孩子来看待，是不配当老师的。学校不是学店，不仅仅是收取学费教给学生谋生本事的地方，而是要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我们千万不能把师生关系商业化、契约化、对立化。在招生、选专业、培养等环节，对老师来说就是一般的教学工作，但对学生来说是命运轨迹的变化。如果没有这样的仁心和德行，是不能做教育工作的。所以，老师一定要站在为国取才、站在学生发展的角度而不是自己项目需要的角度考虑学生工作安排。

跟大家分享一个佛教里关于老师的故事：有一个干尽了坏事的人，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有一天，他正在受煎熬的时候，听到楼下有人在哭，觉得很奇怪，心想我都进了最底层的十八层地狱了，楼下怎么还会有人呢?一问才知道楼下的生前是位老师，因为教错了学生，所以被打入“十九层地狱”。这个故事很深刻，一般人坏，坏自己一个，老师要教坏了，坏一窝。例如有些老师在学校不好好上课，课外办收费补习班，孩子第一次接触社会就把孩子的价值观教坏了，这些老师都在“十九层地狱”预订了房间。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警醒自己：无德莫为师，无心莫育人。

第三，随着我国自主信息产业的发展，研究的问题要从来自美国的论文转向我国自己的产业实践。过去全球信息产业是美国企业在引导着方向，美国学术界结合美国产业界引导的方向做基础研究。晶体管、CPU、大数据、云平台、大模型等都是美国企业先做出来的，美国的学术界跟进研究，中国的学术界跟着美国的学术界做研究。过去我们处在追赶阶段，跟着国外热点、国外论文、国外体系做研究，是合理的。但现在中国自主信息技术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跳出国外框架、国外节奏、国外评价，要跟自己的产业深度融合。否则，总有一天中国在信息产业的基础软硬件方面超过美西方，跟着美西方做研究的学者就会被整体淘汰。

科学的目的是发现，技术的目的是发明。对科技的评价只有两种：一是产业或应用的评价，二是科学共同体的评价。随着我国计算机基础软硬件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我们要更加重视来自产业的评价。有些学者，在申报职称、荣誉或项目的时候，常能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多厉害，连美西方的知名学者都赞赏其工作，或在某国际顶刊或顶会上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他的论文占了很大比例，甚至被评为优秀论文，但当美国对我国相关领域进行极限制裁时却一筹莫展、一声不吭。我希望微处理器中心的科研人员不要做这种“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学者。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什么是主力军?就是在打赢中美科技战的战役中出力最大的那支队伍。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其信息产业必须构建独立于美西方的新型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在这个方面，龙芯就是主力军。

研发跟产业相融合，最关键的是研发的问题要来自产业实践，而不是来自美国人的论文。例如龙芯如何用1Xnm工艺做到Xnm工艺X86处理器的性能?有没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转换在龙架构的Linux平台上高效运行Wintel平台上的应用程序?这些都是实践中的问题，问题很简洁但很深刻，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可能不在学术上取得很有价值的成果。多年以来微处理器中心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在答辩意见中有“上述部分工作已经在龙芯处理器中得到了使用”的评价，一般都被评为优秀论文。夏老师说过：具体实现层面也可以产生创新。大家不要觉得只有把珠穆朗玛峰升高一米才算创新，能把香山升高一米也算创新。

我们最近交付流片的龙芯3B6600处理器，可以使用高自主的1Xnm工艺达到Intel使用7nm-3nm工艺的第13-15代酷睿CPU的性能，也很有可能在3B6600上流畅运行市场主流的桌面操作系统及其应用。其中有很多世界领先的创新工作，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想写论文了。

计算所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计算所成立的70周年，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70周年。今天和大家结合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历史，结合计算所的发展历史回忆夏老师，希望从我到张福新、陈云霁，再到在座的各位同学，传承好夏老师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和人梯精神，把夏老师的学术血脉延续下去、发扬光大，赢得中美科技竞争，助力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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