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联-产联——美国的“劳工中情局”
劳联-产联——美国的“劳工中情局”
文章1：美国劳联-产联的“劳工帝国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第4期
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3月号发表了金•赛普斯题为《回复到劳工帝国主义?—论劳联-产联1995年以来的外交政策》的文章，回顾了美国劳联-产联在历史上的劳工帝国主义行径，并指出劳联-产联的现任领导层实质上仍在继续执行劳工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操纵第三世界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为美国霸权服务。文章主要内客如下。
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总之，劳联-产联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劳工帝国主义”。根据它的实质，将之冠名为“劳工中情局”毫不为过。
劳工帝国主义的简史
“劳工帝国主义”发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初赛缪尔•冈拍斯任主席时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而不是1955年劳联和产联合并之时。劳联参与反对墨西哥革命的活动，接着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在美国外交决策圈子内带头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发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联为控制整个西半球特别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企图成立一个泛美劳工联合会并得到当时威尔逊政府的5万美元拨款，但此举最后未能成功。
劳联在“几战”中恢复了1924年冈拍斯去世后一度中断的国际活动。当时它在欧州特别活跃，先是反对纳粹，后来转而反对各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力量一一共产党。在“二战”后的“冷战”中，劳联特工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广泛开展破坏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活动，然后又在欧州大陆长期开展推进美国利益反对苏联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由美国政府的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当中情局终止拨款时，他们就参与毒品交易。“二战”后劳联也恢复了它在拉丁美洲的行动，它先是通过反共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的拉美地区组织—美州区域工人组织开展活动并在1954年协助颠覆了危地马拉政府。古巴革命胜利后，劳联-产联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本地区的“挑战”，于1962年另设自己在拉美的行动组织—美州发展自由劳工协会，该协会为1964年和1973年先后推翻民主选出的巴西和智利政府的军事政变做了许多打基础的工作，而且也干预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英属圭亚那的内政。劳联-产联于1964年设立非州一美国劳工中心，该组织参加了反对南非反种族隔离力量的行动。1982年，劳联-产联向种族隔离合作者加夏?布特勒齐颁发“乔治?米尼人权奖”，此人为反对反种族主义的南非工会大会和解放运动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南非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劳联-产联干1967年成立亚州一美国白由劳工协会，通过后者在韩国积极开展活动并向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他镇压反对其独裁统治的各种力量。在1983年至1989年期间，劳联-产联提供给马科斯设立的菲律宾工会大会用以反对进步劳工组织“五一运动”工会的资金甚至多于它提供给波兰“团结工会”的资金。
总之，在乔治?米尼和莱恩?柯克兰担任主席期间，劳联-产联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从事反动的劳工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工会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可观的反对这种活动的力量，这股力量至少是导致约翰?斯威尼于1995年10月当选为劳联-产联主席的一个因素。
工会积极分子原指望他就任后会急剧地改革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他初期的表现是令人鼓舞的，他于1997年解散了亚州一美国自由劳工协会、非州一美国劳工中心、美州发展白由劳工协会以及在欧州活动的自由工会协会等半独立的工会地区性“协会”，代之以长期以来由进步分子领导的、名称令人振奋的统一组织一一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简称“团结中心”;他还将许多长期从事冷战的分子调离国际部。这些变动加上一些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人斗争的若干积极行动，都是对其前任米尼和柯克兰的政策作出的原则性改进。
然而近年来的事态发展令人怀疑劳联-产联外交政策的改革能够走多远。有三件突出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劳联-产联拒绝公开其以往国际活动的真相;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卷入了企图推翻委内瑞拉激进的查韦斯政府的活动;劳联-产联支持并参加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新的冷战型劳工机构。这三件事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拒不公开以往国际活动真相
劳工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就展开斗争反对劳联-产联及其一些会员工会的反动的外交政策，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曾经成功地阻止美国工会支持里根政府可能发动的一次对尼加拉瓜的人侵。根据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分析材料，人们倾向于认为劳联-产联国际活动的决策者是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国务院等外部力量。但从1989年在《国际劳工研究简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研究工作者们陆续根据各自获得的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劳工运动的外交政策是由它自身决定的，不过他们同时也认可有相当多的证据披露，劳联-产联的国外活动是同中央情报局紧密配合、有利于美国的整体外交的，而且支持了白宫或国务院的多次行动的工会领导人一直以美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名义在国外进行各种活动，却有意识地向会员隐瞒实情，从不向会员群众汇报。因此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劳联-产联会员不知道劳联-产联在国外干了些什么和还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它在国外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针对这一情况，劳工积极分子们力图对劳联-产联的国外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会员群众中广为公布，以便教育他们并鼓励他们抗阻或制止劳联-产联领导继续进行反劳工的活动，这样也可恢复美国工人和会员在国际劳工中的声誉。弗雷德?赫希和他的同事们是第一批开展这项工作的劳工积极分子，他们克服重重阻力于1974年争取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湾劳工理事会通过决议揭露并谴责美州发展自由劳工协会支持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的活动。1998年他们借庆祝上述决议通过24周年和哀思美国及该协会支持的智利政变25周年的机会争取南部湾理事会通过一项“公布真相”决议，以加大反对劳联-产联领导层的对外政策及海外活动的力度，但未能成功。2000年英国政府逮捕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井将他驱逐出境送回智利，美国劳工积极分子借这个机会再次批判劳联-产联在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弗雷德?赫希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努力，终于争取到南部湾劳工理事会通过了“公布真相”决议并将这个决议提送给劳联-产联的州一级组织—加州劳工联合会，供其在2002年的双年大会上考虑。在该决议草案即将被大会通过之际，加州劳联执委会接受了一项安排(这看来像是一番“交易”):如同意“淡化”该决议草案，就可安排加州劳工积极分子同劳联-产联对外政策领导人会晤以郑重地讨论和审议对外政策及海外活动方面的问题。当时还达成凉解:如积极分子对这次会晤感到不满意，他们可以重新启动自己的努力。但大会通过“淡化，了的决议后，所承诺的会晤却拖延了15个月，直到2003年10月才举行。在会晤中劳联-产联对外政策的领导们回避实质性问题，没有应加州积极分子们的要求就其当前在全世界各国的活动提供任何信息和作出汇报，引起参加会晤的基层会员们的极大不满。
卷入反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的政变行动
在委内瑞拉，具有保守倾向的“委内瑞拉工联”同委内瑞拉雇主联合会紧密合作，于2001年12月至2003年2月间组织了四次总罢工和总罢市，力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乌戈?查韦斯政府，其中特别是在2002年4月的政变中，委工联更起了关键性的带头作用，雇主联合会的领导人彼佳罗?加蒙纳甚至一度抢夺了查韦斯的总统职位。在此以前好几个月，委工联总书记卡罗斯?奥特加就已同彼佳罗加蒙纳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一冉号召推翻查韦斯政府。
美国电讯工人工会(劳联-产联下属的一个重要产业工会——译者注)会刊的记者罗伯特?科利尔根据现场观察和广泛采访得出结论:“劳联-产联在委内瑞拉支持了一个反动的工会组织，因该组织一再企图推翻鸟戈?查韦斯总统并在此过程中损害了该国的经济。”美国的劳工积极分子们发现劳联-产联特别是它的团结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同委工联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4月政变前，劳联-产联领导们曾带领委工联的会员们在华盛顿特区四处活动。我们从被揭露出来的文件和送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1997-2002年期间团结中心在委内瑞拉的具体活动情况。这个基金会是一个由美国国务院拨给经费、由长期从事美国外交政策事务的人员领导、表面上独立的行动机构。团结中心在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2002年1月至3月的季度报告中专门汇报了该中心的人员帮助委工联、委雇主联合会和天主教会开会制定共同反对杳韦斯总统的行动计划。前两个组织在3月5日的联席会议以后不到30天就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和政变。团结中心的代表同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根据国家氏主基金会自己的材料，它于1997年至2002年间共拨给团结中心70万美元，作为后者向委工联做工作的活动经费。
美国国务院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5月20日创建了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它的宗旨与职能是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效地利用劳工外交的资源和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向国务卿提供咨询，也可向国务卿和总统提建议。劳上外交政策高层领导人全都积极参加它的会议和工作，他们包括劳联-产联的主席和执行书记约翰、斯威尼和琳达、查韦斯?切普逊、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威廉?卢西、国际事务部部长芭芭拉?谢勒、团结中心执行主任哈里?坎伯里斯，还包括一些过去居于劳工运动高层现在活跃于其他领域的人物。
对于劳联-产联所从事的劳工外交，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事物主任埃优蒙?麦克威廉斯在2001年7/8月号《外交》杂志上撰文评价说:“美国外交关系中那些有关促进工人权利和更广一泛地促进民主社会的方方面面(即劳工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中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劳工在美国政府遏制和打败共产主义的努力中提供了重大的政治支持。”他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层忽视了劳工外交，但“全球化给工人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富有活力的劳工外交可以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可贵的组成部分”。他指出，鉴于许多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可以成为美国外交有价值的盟友——今天(美国)劳工在制定和贯彻落实美国外交政策中可以扮演和冷战中同等重要的角色”。此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认为这种意见认识深刻、很有见地，在详细审阅了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题为《一个体面劳动的世界:新世纪的劳工外交》的第一份报告后，她在该委员会2000年11月8日的会议上宣称:“在担任现职工作四年后，我绝对确信，没有有效和有力的劳工外交就不会有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她还说:“你们或许不打算以这种方式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我认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由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布什政府将之改为常设机构。该委员会在“9?11\"事件以后于2001年提交的题为《劳工外交:为民主和安全服务》的第二份报告中，虽仍重中促进工人权利和民主的重要性，但主张劳工外交的重点应转移到“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认为只有在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工人权利才是最重要的。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把促进民主作为美国领导的反对恐怖主义、促进安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持久努力的组成部分。”该报告在论及“穆斯林国家的工会”时指出:“这些工会是一个政治战场，因为它们是这些国家控制工人的思想、意愿和工作的政治代理机构和工具。”报告透露了美国劳工正在穆斯林世界开展工作，力图赢得这些国家工人的“思想和意愿”，因为“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团结中心的行动计划表明，一项旨在企业和产业部门两级培养工会领导人的政策是在穆斯林国家工人中灌输现代经济思想和民主政治价值观最有前途的措施”。这份报告一再强调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却只字不提劳联-产联对全世界工人福祉的关注，也完全看不出它有在团结互利基础上采取国际支援行动的意愿。
本文列举的事例表明，美国劳联-产联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反动的。为了保证美国的世界霸权，它在许多国家以及在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劳工运动中的所作行为都是反民主的。劳工领袖们大力促进和推广“民主”，声称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同安定、安全、繁荣互相联系的四大目标之一，但这是同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的民主毫无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他们是在伙同美国政府利用这种“民主”来反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
由此可见，劳联-产联不愿公布真相不是出于疏忽或失误，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因为外交政策领导人害怕一旦真相大白，将在会员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应。劳联-产联通过团结中心领取巨额活动经费，积极卷入2002年4月的委内瑞拉政变。它不顾众多基层组织的一再要求，坚持拒绝向会员群众报告历次海外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遭到会员组织的公开谴责。更有甚者，劳工领导人积极参加国务院发起成立的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它的活动给美国政府带来可观的好处，但不利于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情况，劳联-产联外交政策领导人同样不讲透明性。他们不但在克林顿时期而且在布什政府任内都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斯威尼任主席的劳联-产联的劳工外交政策已回到厂“传统的”劳工帝国主义。
有鉴于此，除非能够态度鲜明地处理好劳联-产联最高领导层的劳工帝国主义回潮问题，否则，要对劳联-产联进行“改革”的任何努力看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这不是惟一的重要问题，但却是一个寻求实质性变革而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劳工积极分子们必须就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问题考虑自己今后的行动，在这方而作出的抉择将深刻地关系到美国以及全世界工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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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美] 马丁•路德•金：《所有劳工都有尊严：马丁·路德·金关于民权的伟大演讲》
序言
迈克尔•K.哈利
在这个国家，两支最有活力和凝聚力的自由力量是劳工运动和黑人自由运动。如果两股力量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成为我们民主的建造师。
——马丁·路德·金在劳联-产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1961年12月11日
在马丁·路德·金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置于他议程中心的永远都是为穷人和工薪阶层伸张正义。他致力于穷人运动，要求国会把国家经费从战场转移回本国，用于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就业。他迅速辗转全国，废寝忘食，宣讲经济公正的福音。他追溯民族奴役与种族隔离的历史，要求制定一个确定的方案，以解决几代人来对过去曾经被奴役的人们的否定和忽视。而且，他要做的还不止这些。他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Puerto Rico）人，贫穷的白人，以及黑人谋求一项经济人权法案。他设法帮助那些丢掉工作的穷人，在城市和贫民区，印第安人居留地和农村地区，为他们组建一支非暴力军队。他要求国家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制，退而求其次，至少能有一个可以保证所有的美国人都有份体面收入的税收制度。
繁忙的日程安排让马丁·路德·金濒临崩溃，但是，当他的同事兼朋友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要他前往孟菲斯，以支持当地由黑人工会联盟允许的环卫工人罢工，金依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孟菲斯，金重申了他对人民运动的信心，并发现了一个强大的选区，他们是由穷苦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立的一个工会社区联盟。在去孟菲斯的路上，金再次回到了他奋斗一生的课题：劳动人民拥有自发地组织工会的权利，能因此不再受到雇主的剥削和警察的恐吓。他强调工会是第一个扶贫计划，并且向所有工人开放。帮助穷苦的工人阶级获取尊严将成为他在穷人运动中的又一项政策要点。
1968年8月4日，金在孟菲斯遭到暗杀而牺牲。今天，那场骇人听闻的谋杀遮蔽了孟菲斯运动的历史，也掩盖了金为穷人和那些穷苦的工人阶级所做的努力。有太多的人对金还仅停留在“民权”斗争者这样一个狭隘的理解上，没有看到由他推动的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广度。殊不知，他还是一个人权斗争领袖。而在工会拥护者心中，金是劳工权利的捍卫者，是工人阶级的英雄。也许，我们这个时期的经济动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需要我们对金进行一次全新的审视。
大多数人一想到金，脑海中就会出现1963年8月28日他在林肯纪念堂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模样。在他生日这天，金的光荣的《梦想》（Dream）演说都会在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放，但其他一些有关他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却常常被忽略。如果走近一点，仔细观察电视上的图像，我们也许会问，那个戴着白色纸帽子，踌躇满志地站在金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在演讲台上，在众多的听众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会会员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面有罢工标志，有徽章，还写着“公平就业，充分就业”以及“工作与自由”的字样。这样团结的信息被工会成员们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包租公车和飞机，广泛地传播开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工会会员参与华盛顿大游行。
汽联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在主席台上做了“伟大的道德讨伐唤起美国民众去完成未尽的民主工作”的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委员约翰·路易斯(Jonh Louis)站出来，呼吁一场有关南方种族关系的革命；黑人妇女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委员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主席台上和金站在一起；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 union）前任主席A.菲利普·兰道夫（A.Philip Randolph）称金为“我们国家的道德领袖”。
民权和劳工问题，这两者都是动员的关键。百联65区财务处长和美国黑人劳工委员会（Negro American Labor Council，NALC）副主席，黑人劳工领袖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和兰道夫一起，曾首次提出以游行示威来对劳联-产联施加压力，以得到更有力的民权政策的支持。金和其它民权领导人一起努力，把他们最初的方案扩展到为就业机会和自由游行示威，希望能够在联邦政府的统治下集中南方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的力量。罗宾逊担任财务主管，并由他的工会提供办公地点和薪金，以保证活动家贝雅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能够长期地组织华盛顿大游行。
劳联-产联并不赞成这次游行，但是由鲁瑟领导的该联合会的产业工会部门和汽联很支持。金在工会和民权运动中培养了一个联盟组织，以激励大量的工会会员参与到华盛顿大游行中来，他还定期给那些拥有较强民权方案和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的工会做报告。从蒙哥马利（Montgomery）到孟菲斯，金一直坚持和普通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支持他们在工作场所权利和经济公正方面的要求。金的人生并没有对“伟人”理论进行过多的解释，而是表现了自下而上地成立的人民工会和社会运动中人民的力量，这也表明了英雄个人并不是历史进程的首要推动者。
在金领导的整个时期里，保守估计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穷人，尤其是妇女，在黑人自由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63年春天，华盛顿大游行之前，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伯明翰（Birmingham），超过900个年轻人冲进监狱，直面警犬和消防水枪的冲击，希望在那个暴力城市废止种族隔离。这些黑人钢铁工人、服务人员、女佣的子女和传教士、老师和商人等全市的黑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争取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谋求人人平等，摘掉臭名昭著的“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的帽子。
1956年在蒙哥马利的同一时期，在长达381天的时间里，黑人女佣、清洁工人以及其他一些黑人联合起来拒绝乘坐公交车。这些工人们，尤其是妇女，步行或是搭便车去上班，以抵制公共汽车作为隔离条令，并最终取得胜利。金因为帮助筹划民权和选举权运动，在学生、传教士和中产阶级中大受欢迎。在这些关键性的斗争当中，金深切同情那些推动运动的穷苦大众和劳动人民，并展现了他强大的亲和力。
如本书记载，以北方为基础的工会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支持。金曾多次求助于工会，反过来又给工会提供帮助。早在1958年，金就公开反对了假名假意的所谓“工作权”的法律。1964年，他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帮助挫败这样一个提议的时候说道：“没有‘权利’便没有‘工作’。”1963年12月，他从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回来，同亚特兰大斯克瑞普托（Scripto）制笔厂罢工的黑人妇女一起站在示威队伍中，并在1964年帮助他们解决了罢工需要解决的问题。1965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商议培养一批民权活动家成为工会组织者。金在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课题上的督促推动许多工会会员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民事权利和劳工权利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正义议程。1967年，金召开了一次反越南战争的工会会员大会，这使劳工斗争转向和平运动。
最终，在1968年，金组织了穷人运动，并明确承诺会去孟菲斯代表工会改善贫穷的黑人劳工的工作条件。金申明，“所有劳工都有尊严”，清洁工人也应得到一个足以维持生计的薪酬和工会权利，使劳工身份卑贱的并不是又苦又脏的工作，而是缺乏工会权利以及工作条件恶劣。就像在去孟菲斯前，他在1199地方分会医院对工会会员所说的一样：“你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劳动是卑贱的，除非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工资。”
公民权利和劳工运动的力量都已真正进入了孟菲斯。金在为工会权利而斗争中丧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牺牲，赢得了美国州、郡、市联合工会1733地方分会的罢工胜利。孟菲斯的成功虽然耗资巨大，但进一步推动了公营部门中雇员的组织发展，并使得美国州、郡、市联合工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之一。
如果之前我们只是把金看做是中产阶级公民权利的领袖，现在便是时候通过棱镜看到他与穷人、劳工人民以及工会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便会对20世纪60年代的金及他所领导的运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我在亚特兰大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研究1992年的劳工和公民权利时，在马丁·路德·金存档区，发现了金为工会做的演讲的一个储藏间。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逐个记载白人和黑人劳工在南方建立工会的斗争，并追踪金在孟菲斯白热化斗争中对民权联盟主义（civil rights unionism）的支持。同时，我仍然继续回顾这些大型的不为人知的演讲，并试图了解它们所牵涉的背景及意义。在这些文档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一直努力把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联系到一起，并把这两者同社会改革的广泛成果联系起来。
作为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关于金的遗产系列的一部分,这本演讲集公布了15篇金的有关工会权利和经济公正的演讲（以及一篇非演讲文件），其中有12篇从未以书面形式发表。这篇简介为读者提供了其中的细节和背景。这些文献帮助我们把金在蒙哥马利、奥尔巴尼（Albany）、伯明翰、塞尔玛（Selma）、底特律、芝加哥（Chicago）、纽约和孟菲斯的运动同他为“经济平等”所展开的议事日程联系起来。金所说的“经济平等”，便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里过着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金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能够只存在于历史的遗迹中。
还有许多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并且为了把它变为现实而奋斗多年。在这本书里，金不断地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劳工运动，并将室内静坐、仰卧、示威、罢工和抵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斗争联系起来。金把两个运动看作是20世纪美国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但是他想更进一步，创造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更加强大的劳工和民权联盟。
金对穷人的亲善，对工会和经济公平的支持，可以追溯到他年轻时期和他的家族为在美国享有平等地位而做出的斗争。金生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初期，成长在亚特兰大奥本大街（Auburn Avenue）争取黑人商业区的时代。金的父亲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元老级的楷模，保护着马丁和他的兄弟姐妹的成长。实际上，金的家族历程未能逃脱贫穷和劳工剥削。马丁的曾祖辈中，至少有三位曾是奴隶。他的祖父生于1863年1月2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生效的第二天。
解放以后，威廉姆斯（Williams，金母亲的家族）一家和金的家族在一家白人农场干活，常常负债累累。他们生活困难，支付不起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和衣物；也不能保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享有真正的自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辛苦的劳动。当詹姆斯·金不停辗转各地，做佃农赚取工资时，马丁的祖母迪莉亚·林赛（Delia Linsey）一直伴随左右，并为白人洗涤和熨烫衣服以补贴贫困家庭的日常开支。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A.D.Williams）在锯木厂工作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个大拇指，便搬去了亚特兰大做苦役，以逃避农村的私刑和劳工剥削。金的父亲也逃离了佐治亚州的种植园区，背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在1913年来到城市谋生。
金的家族转而向黑人教堂求助，并在耶稣社会福音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和整个社会污蔑黑人道德败坏的影响。“我本质上是个牧师，一个浸信会（Baptist Church）的牧师。” 马丁在1965年解释道，“这就是我和我的传统，因为我也是浸信会牧师的儿子，浸信会牧师的孙子，浸信会牧师的曾孙。”同样的，他也继承了奴隶，佃农，城镇职工和宗教企业家的血统。在这样的血统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种族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一直都阻碍他们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历史学家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和斯坦福大学研究与教育学院（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有关马丁·路德·金的文件中强调，黑人基督教社会福音要求，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和外祖母珍妮（Jennie），还有金的父亲迈克尔·金（Michael King）和母亲艾伯塔（Alberta）在亚特兰大成立了埃比尼泽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从一小群教众开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大集团，不仅宣扬民权和选举权，还同时照顾教徒的社会福利。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年轻的马丁·路德·金自然对身边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困境感同身受。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亲带他去探望那些失业的人们，即使后来马丁批判了他父亲的实利主义，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对穷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在金的生命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马丁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后来，这种感情被他形象地称作“反资本主义情结”。他亲眼目睹了等在救济队伍中的人们和经受着贫困的教众们的困苦生活。作为一个青年人，金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工作了一个夏天，目睹了贫穷和种族歧视对贫穷的白人和黑人所造成的伤害。在美国南方和北方，后来被金称为种族和阶级之间的“恶性亲情”仍然显而易见。
简言之，即使金确实有“中产阶级”风范，他的家族传统，他的自身经历，黑人基督教社会福音也为金制定了一个终生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金一直为工人阶级和穷人争取正义。金的大学教育也为了解这些不平等创立了一个知识基础课程。在15岁的时候，马丁进入了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并加入二战期间的早期入学计划。随着美国政府承诺对抗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金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课程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莫尔豪斯的校长本杰明·迈斯博士（Benjamin Mays），还有金后来遇到的许多其他人，推广了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对穷人的尊重，高度赞扬了他组织非暴力运动对抗殖民主义、种姓制度和劳工剥削的成就。即使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金仍然开始将宗教、学术知识和长期以来他的家族代表的激进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公平融合到一起。
金进入克罗泽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研究生院深造。那时，他就已经加入了特殊的一代人权活动家队伍。20世纪40年代的黑人学生和退伍老兵代表了那个时期更激进的民权意识主流，而此时，美国政府也许诺会在全世界颠覆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民权。这个非常时期，曾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作黑人革命的“播种期”。有组织的劳工在这次革命成果的巩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年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言论自由和工作组织权的法案。上百万的钢铁、汽车、肉类加工、电器、橡胶和其他基础产业工人加入到产联旗下的工会。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1944年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并写道：“产联为战后时代的平等权利提供了最大的希望。”
不幸的是，不断开阔的反殖民斗争和解放斗争的视野，以及工会和民权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二战后巨大的红色恐惧的破坏。红色恐惧逐渐侵蚀了民权运动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基础，阻止并缩小了在战争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视野。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美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晚期的反共主义运动中为要求充分的民事权利发挥额外的杠杆作用。金和其他一些人说得对，如果美国想要成为全球自由主义的典范，就必须消除国内的种族隔离。这条评论的力量，以及在北方市区恢复黑人选举权的需求，促使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在美国军队中废止种族隔离，并且为非裔美国人呼吁民事和政治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也把这条评论记入了其历史悠久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决策之中，并将推翻种族隔离作为这个国度的一条法律规定。
然而，从劳工史的角度来看，专家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了红色恐惧在战后所造成的损害。在劳工运动的鼎盛时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和50%的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红色恐惧对劳工激进主义巨大的挤压消除了在对不同肤色的工人阶级动员中最持久和最激进的声音。它还阻止了工会向因低收入而难以组织的地区扩展，而这些地区都是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主要分布区。由产联在1946年发起，并充分组织了南方工人的迪克西行动（Operation Dixie），也许已经为民权改革创造了强大的工会同盟。然而，红色迫害，种族迫害，暴力和法律都限制了组织运动的权利，并使南方形成了反工会主义的堡垒。
没有工会，在南方的非裔美国工人，墨西哥裔美国工人，和欧裔美国工人就会缺乏改善工作条件，或建立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方法。正如本书第一部分中金的演讲所显示的一样，他清楚地明白在南方成立工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样做能提高工资，使非裔美国人和工人享有选举权，更能选出更多的亲劳工者当权，而减少其中的种族歧视者。他特别希望把“穴居人（Neanderthals）”从美国参议院中剔除，因为这些“穴居人”经常利用议员来阻止所有重大的改革。他相信，联合工会和民权力量能够使历史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劳工骑士，世界产业工人，美国煤矿工人，还有许多产业联盟，有时也会跟随异族劳工团结的道路，并留下一个以劳工为基础的颇有前途的社会历史变革背景。
但是，金也知道，美国工会运动有一个关乎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相互矛盾的特点。即使产联给予了黑人工人和妇女希望，但是，前美国劳联中的建筑行业工会（building trades unions）和铁路工人兄弟会（brotherhoods of railroad workers）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排斥或隔离少数民族和妇女工作者。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并没有要求工会使用其政府部门来禁止歧视。即使是加入了工会组织的产业中的黑人，也会受到本地人的联合排斥，他们被隔离，被迫当学徒，受着白人工人公开的暴力和歧视。据称，即使是不断前进的产联联盟也常把歧视性的工作任务和资历要求罗列在他们的合同里，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宪法条款中对平等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从20世纪30年代起，共产主义者和各种不结盟的劳工激进分子便开始同工作和社会中的种族隔离做斗争，并跨越人种和性别障碍组织妇女和男子加入工会。尤其是战后，这些劳工激进分子们开始逆流而上，对抗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潮流和冷战中的反共洪流。1946年，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当选，并强制实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雷法案（Taft-Hartley Act），此法案对瓦格纳法案进行了修订，以强迫工会领袖们发誓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并没有因为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而失去联邦选举监督保护。塔夫特-哈特雷法案用合法的政府机构束缚工会，并允许政府查封或取缔工会企业，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工会，以此方式让工人不加入工会却仍然可以从工会合同里受益。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限制工会的政治行为，并对其他各种形式的工会组织进行破坏。
产联的工会从一开始就很抵制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不喜欢民主党总统哈里·S.杜鲁门，因为他的安全保障和反共的外交政策对启动冷战和红色恐惧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1948年的选举中，产联对联合渐渐失望，并要求所有的工会成员转而支持杜鲁门。当工会的选票促成了杜鲁门的胜利后，产联解散了十一个工会，据推测，这些工会都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拥有差不多100万的工会会员，而且一直都在支持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而华莱士一直都主张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歧也使得产联内部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工会也一直在向前发展，并达到了集团权利的最高点，但是强硬的反共主义路线把许多工会和金，还有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运动分离开来。
从1949年开始，工会组织给民权拥护者，比如金，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一方面，工会取得了可观的合同收益，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并为20世纪60年代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和民权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产联开除了一些在南方的民权斗争中最有影响的活动家，并在“共产主义政党路线”的指示下，查抄了如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工会（the United Electrical，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Union）等主要工会组织。
这些事情似乎与民权斗争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因为金为了建立一个劳工民权联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55年，产联和劳联合并，以创建一个更大更强的联合会，但是因为产联拥有500万名成员，而劳联是产联的两倍（而且产联濒于瓦解），所以如果劳联采取越保守的种族政策，便能在联合会中获得越多的领导权。许多工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红色恐惧使得劳联-产联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而这项政策金一直都很反对。
悲剧的是，在工会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和国际事务部主任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领导下，劳联-产联积极支持美国，因为美国政府撤销了越南原定于1956年举行的选举，并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所痛恨的腐败的政府。洛夫斯通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合作，破坏欧洲的左派工会（leftist unions），推翻贫困国家，如危地马拉（Guatemala）的民族主义政府（中情局还帮助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导致该国冲突时代的到来）。劳联-产联成为政府外交政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指责他们被愚弄了却毫不知情，还参与反对军事干预。
就在红色恐惧破坏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间劳工的团结之时，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让世界认识了金，也让金了解了世界民权联盟。在蒙哥马利，金在黑人和劳联-产联内外左翼领导的工会中找到了最强大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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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1：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遇刺之谜
http://tv.people.com.cn/GB/39805/42848/14483909.html
暗杀背后阴谋 揭秘杀害马丁·路德·金主使者
2011年04月26日
http://tv.people.com.cn/GB/39805/42848/14483910.html
马丁·路德·金遇刺猜测 证据直指政治谋杀
http://tv.people.com.cn/GB/39805/42848/14483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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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3：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05年纽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罗伯特.费奇在写一本批评美国工会组织的书。我立即就跟费奇联系。我对他坦言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但是（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对美国的工会组织只认识个皮毛，很希望读他的书长见识，但主要还希望向中国的朋友们介绍他对美国的工会的研究和分析。我是带着问题向他求书的：既然美国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工人数的比例一直低迷，在美国工人中影响低微，近年来还在下降？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05年报告显示全国12.5%的职工，即一千五百七十万人，是工会会员 (1986年为20.1%)，而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的比例只有8%。[1]半个世纪前，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合并的时候有一千六百万会员（16 millions），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去年这个比例降到8%。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馆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只在法定的最低工资上下。克林顿时代的泡沫过后，200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水平。美国工会的问题能主要归结于所谓的全球化吗？
一本痛切批判美国工会的著作
美国工运史上工会长期排斥移民工（比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等），排挤本国黑人和女工。黑人和妇女直到1980年前一直受各级工会的排挤，难以成为会员。这种排挤固然有本土白人男性工人出于保护自身群体利益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工会作为工人组织为什么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以历史上美国的华工为例，美国的几大工会不仅没有倡导国际主义，反而领导本土沙文主义。[2]问题恐怕还不只在于保护主义的问题：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劳联和产联两个主要工会1955年合并，2005年分家）的领导层在国际上反共的政治倾向和动作超出了狭隘的保护主义的范畴，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帮手。这些问题还连带着其它几个相关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美国工会的组织结构、功能和性质？美国工会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美国式的工会是不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
费奇很慷慨地把他的书稿寄给我看。字里行间是对美国工会不遗余力的、痛心的批判。今年他的书出版了。书的题目是《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害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书的封皮是美国主要工会之一Teamster在1986年拉斯韦加斯会议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Teamster工会主席贾基.普莱瑟（Jackie Presso）坐在交椅上，由装扮成古罗马百人队队长的黑帮分子抬着出行。普莱瑟是黑帮的合伙人，他在Teamster里的地位得益于黑帮家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照。他是联邦调查局在黑帮的线人。费奇用这幅看似奇特的照片为他的书点了题。该书出版以后，《纽约时报》和其它几家媒体出了书评，《Forbes》和《MRZine》(《每月评论》的e-zine) 注销了对费奇的访谈[3]。对于费奇当时不见"外"地把书稿寄给我，毫不犹豫地让更多人了解美国工会的问题，我真诚地感谢他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后来知道我想写书评，他又将这些访谈寄给我。本篇书评参考了费奇在《MRZine》访谈中添加的一些内容。
费奇对美国的工会不是一个旁观者。自15岁起他就加入了芝加哥的五号工会。后来尽管在康乃尔大学、纽约大学教过书，他积极组织工会，至今仍是工会会员。前言部分他用个人亲历的几件事串起了他本人对美国工会的认识过程。第一件事是十五岁的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交界的附近和其它的工人们一起挖沟。"下晚即将收工时分，平塌塌的地平在线，冒起了一小股土尘。土尘越滚越大，越滚越近，一直逼到了土沟边上，尘土里冒出一辆车，车里走出两个身穿西装的人，站在沟边上彷佛两座塔，俯视沟里的工人。他们是五号工会的干部来收会费的。"另一件是1986年一起惨烈的谋杀案，两个黑帮分子被活埋在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地里。主持谋杀的是五号工会的头头，后被判牢监200年。第三桩事发生在1990，费奇本人成为纽约一个地方工会的顾问，参与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为了使该发展计划取得更多的支持，费奇决定联系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争取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会的支持。于是他去找该工会的地方头头，带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作见面礼，资助该头头竞选市议会的席位。钱出手以后第二天纽约的一家进步报纸就曝光了该头头与纽约知名犯罪家族的联系。个人的经历本不足以独立构成历史叙述的本身，但是在历史分析的脉络里，个人的经历可以成为某种见证。费奇用这三个亲历的事情引导我们进入他展现的历史脉络。
美国工会的"美国病"
费奇的书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书的前两部分阐述了他对美国工会的体制的看法和分析，后两部分展开和加强了他的论证。第一部是"腐败怎么了？"，包括两章，第二部是"起源"，包括四章，第三部题为"腐败的工会-当前的普查"，分为四章，普查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大城市的工会腐败状况；第四部题为"改革的失败"，分为三章。最后一章是结论。
那么，这本400来页的书只是对美国工会腐败的大曝光吗？至少费奇认为不是。腐败是公开的秘密，对"任何留心报端新闻的人都显而易见。"书中有大量的具体例证数落至二十世纪初就伴随着工会活动的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但是费奇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分析讨论"工会如何变得腐败，腐不腐败有什么两样，为什么美国不能听之任之"（xiv）。费奇指出美国的工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不能在组织工人阶级中起作用，主要因为工会体制本身有三大症状：腐败、分裂、孱弱，即劳工活动分子所谓的"美国病"。费奇开门见山地道出美国工会的体制特征："美国的两万多相对独立的地方工会，如同封建领主一样，工会大多有自己的垄断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有与资方的独家谈判权，向在地盘里的工人们征收会费。工会领导[费奇称他们为"工会老板，"union bosses]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分配，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与工会领导形成庇护关系（clientism），工人视领导为恩人，忠诚于这些领导。这些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x）。
那么美国工会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为什么得了"美国病"？费奇的分析没有把问题推向"全球化"（好像问题在于美国工会无可奈何地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而直视美国工会的体制，将结症追溯到十九世纪工会的初期形态，追踪了在博弈中形成的美国主流工会体制。照费奇入木三分的分析，美国工会体制的设计就是把大多数的工人排除在工会之外，而且这个毛病是美国劳联在娘胎里就有的，随着劳联模式的扩张而蔓延美国工会的全局。所以，美国工会不能代表美国大多数工人可不是全球化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白色恐怖以后才有的问题，病根子长着呢。在某些历史时期美国的劳工运动确实有蓬勃的发展，但是费奇认为这些发展归功于体制外的因素， 而不是由于体制本身。
美国"劳联"（AFL）形成的历史
让我在这里综合性地翻译费奇书中描述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家史的部分，使我们从中洞见美国工会结症的形成。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会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craft unions)。这些工会把工人按照行业和地域划分，在成立之初就染上了敲诈勒索的恶习。到1890年，劳工沙皇们(labor czars)已经建立了各自的领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席卷欧美的时候，地方行业工会是这个时代一种初始的工会形式。这种工会目标狭隘，只求以小团体的力量和老板达成协议；其手段和组织方式也原始。如同街道的少年帮派一样，早期的工会势力小、地盘概念强，互相之间为争地盘械斗不止。同属于一个行业工会的成员，往往有地缘或血缘的关系，排他性很强，由某个家长式人物领导。他为成员提供就业和保护，成员们回报以忠诚。工会里的成员和领导之间的纵向纽带超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横向纽带。欧洲也是以行业工会起步，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发展起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和远大目标的工会。他们超越了原先狭隘的地方性和松散的联盟结构，组织起了全国性的工会，与资方在全国范围内谈判。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似乎也有希望从原有的狭隘的地方行业工会基础上发展出更先进的工人联盟。"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就代表了这样的希望：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吸收黑人和妇女，技术工和非技术工，它最有意义的口号是"对一个的伤害就是对全体的伤害"（"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劳工骑士"的出现挑战了以劳工沙皇高姆坡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为代表的行业工会的利益。英国出生的高姆坡斯认为租纽约廉价公寓、用模子制作雪茄的东欧移民工人不配与他所代表的、有技术的、靠手艺做雪茄的本地工人竞争。高姆坡斯居然使纽约州立法，要把"廉价公寓的垃圾"赶出这个行业。但是纽约州法院后来裁决这个立法不符合宪法。结果是移民工人们最终控制了高姆坡斯的工会，把他的对手选了上去。当"劳工骑士"站在移民工这边，支持他们反抗的时候，高姆坡斯就开始着手组织"劳联"。"劳联"成立于1886年，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的松散联盟。就这样，纷争械斗的行业工会决定绑在一起，应对"劳工骑士"。"劳联"从一开始就是代表了劳工的分裂，而不是团结，代表了小团体性，而不是整体性。费奇引用一位劳工史学家塞里格.坡门（Selig Perlman）的话："这场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技术工人想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和组织能力迫使老板最大程度地向他们妥协。'劳工骑士'则想把技术工人争取过来，用他们的组织优势来加强帮助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略有技术的工人。这场冲突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个要团结，另一个要分割。"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大多数劳联的罢工是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争地盘、争就业的械斗，而不是和资方的斗争。在行业工会的模式里，暴力的对象往往是工人，而不是老板。但是在"劳工骑士"和"劳联"的斗争中，用费奇的话说，不幸的是类人猿替代了人。"劳联"格局得以垄断美国的劳工。
"劳联"在二十世纪又面临过两次挑战，一次来自"国际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或Wobbly），另一次来自"产联"（CIO）。但是"劳联"在这两次挑战中都战败对手，得以维持垄断的地位。分裂原则战胜了团结原则，小团体利益高出了阶级利益。"劳联"如何得以屡战屡胜？"劳联"有来自几方面的援助。以劳联-产联之争为例：首先，他们有老板的帮忙。按照美国的劳动法，资方一旦与一个工会达成协议，别的工会就不能插足。如果没法不和工会打交道，资方当然愿意和松散的、腐败的"劳联"打交道。第二个援助来自黑帮。一个本部在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中的好一些工会。在和产联的斗争中，黑帮分子绑架和谋杀了产联的进步分子，指责产联有共产党人的渗入。费奇的书中不乏点名道姓，在此不提。劳联的第三个资源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执意认为黑帮不是问题，而大量监视产联进步分子的活动，捆绑他们的手脚。二十年的斗争以劳联-产联1955年的合并告终。
美国工会结构的七大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会结构环环相扣的几个特色。我根据费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总结。其一，各工会享有"独家谈判权"（"exclusive bargaining"）。美国的法律在劳资关系上规定，不允许不同的工会在同一个行业或企业同时组织工人，工人们只能由某一个特定的工会独家代表，与资方谈判，签劳动合同，每一劳动协议里都包含有这一条。这一条为某行业或公司成为某个工会的"领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运史学家约翰.康门斯（John Commons）一个世纪前曾警告："工会有可能成为资方的爪子，工会干部可能腐朽变质。"美国工会的前程被康门斯不幸言中。
其二，工会的大致结构是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各自为利的众多工会领地的联邦。两万多任务会成了众多个利益群体的代表，每一个都是和资方协议的小团体，从大局来看，从长远来看，分化和破坏了工人的整体团结和整体利益。美国工会80%的资源由地方工会掌握，而以行业、地盘利益划分的各工会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力量挑战大公司集团，用费奇的话说，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它也做不到，块头太不一样了。工会的"利益群体"性质也体现在工会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强化与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彼得‧邝指出"历史的教训的明摆着的。工会排挤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使得移民工轻易成为资方的受害者，被老板们当作便宜的，顺从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对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得以不断延续，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结果是移民工人没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削弱。到头来，资本则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诈整个工人阶级。"[4]在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最原始的工会运动垄断了局面。
其三，工会具有多层的庇护结构，摆脱不了黑帮的渗透。费奇的书中有关于大工会领导与黑帮勾结的大量材料。在上述劳联家史里已有涉及。在此我选一个例子。1957年美国顶级黑帮人物在纽约州碰头，在场的56个人中22个是工会领导。我的读书心得是，如果工会的职能仅在于向工人索取会费，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帮也能做到这些，只要把会费的名目换成保护费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盘垄断的结构上和提供"保护"的功能上，黑帮和工会有相通之处，黑帮对工会的渗透也就不奇怪了。我常听纽约一些工人小区的组织者批评工会说：工会拉会员只叫人填表，来人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出去的时候还是什么样，是不是工会会员就是填一张表的问题，工会对工人思想的提升没兴趣，没有和工人的思想交流。因此，这种狭隘的工会和黑帮的界限是暧昧的。费奇认为黑帮掌权的工会代表了庇护体制的最高形式，工会沦落为一个多层的庇护结构。
其四，工会领导和资方共谋，工会成为就业信托。费奇指出，工运史研究应该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工运史的主旋律不幸的是劳资合作，而不是劳资冲突。为劳资合作付出代价最多的是广大普通工人。比如，在建筑行业，如果工会领导和承包建筑公司能够合作，互相照顾在劳方市场和资方市场的垄断利益，他们干嘛要打仗？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老板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通过它掌握的"劳工雇佣厅"（Hiring Hall）掌握工人谋职的管道。这种情况在技术工种尤其普遍。如此，因为掌握工人的就业管道，工会领导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领主。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如此，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不管工会领导个人是否有具体的腐败行为，仅仅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就表现出工会领导放弃了整体劳工的立场和原则，参与维持-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不必奇怪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领导层路线原则的败坏和领导们个人道德行为的败坏相辅相成。美国工会领导们的腐败技俩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工会和资方有协议保证一定的工会会员就业比例，那么，资方则贿赂工会领导的以求领导层出卖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这样资方可以不理劳动协议上规定的雇用条件和工资标准，更廉价地从外面雇用非工会会员工人，顶替工会会员。自然领导层是会得到好处的。再比如，工会领导还可以迫使会员工人接受非会员的工资标准，等等。一个具体的例证：纽约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厂是血汗工厂，但是有工会的成衣厂中却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厂，这些工厂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时工资一两美元（1997年来法定最低工资5.15美元）。那么，工会对保护工人利益有多少用处？
其五，工会作为"就业信托"使自身丧失组织工人的动力，却有瓦解工人的作为。在现有的工会结构条件下，因为工会作为"就业信托"掌控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工会领导就没有兴趣招募会员。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会员就意味着让他们和已有的会员抢工作。工会不仅不能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许多控制行业就业机会的工会（建筑、码头货运业，等）在成员内部不仅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反而在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制造收入等级制，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制造等级制，加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有些工会把工人们划为甲级、乙级和临时工。甲乙级工人的工作能有保障，临时工则在头无片瓦的停车场等待每日的工作机会，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为乙级工人。工会本来应该组织工人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减少资方意志对工人们的控制，但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结构却把工人阶级瓦解了，更别提许多工会领导接受老板的贿赂，更加不理会组织工人的事。综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国工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劳动法（因为资方可以不受制约地解雇工会组织者和支持者）和资方的阻挠这些外部的阻力。问题更是工会体制本身决定了它对组织工人没兴趣、没动力。按照现有的工会的体制逻辑，组织工人不划算。美国工运的问题也不是缺乏工会（两万多大小工会，数字不小！），也不仅仅是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是有工会也不真顶用。
其六，领导和成员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clientism）。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任务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费奇认为领导和工会会员关系的变质是工运问题中最深刻的问题。
其七，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姻：无广泛政治成果，有领导层相互利用。对美国两党竞选的金钱贡献以大财团为最多，但是工会的贡献也不示弱。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大公司大财团对两党的投资是脚踩两只船，六成给共和党，四成给民主党。工会则基本上贡献给民主党。工会为2002年的竞选出资一亿美元。这一亿美元是否能给普通工人带来好处是很可疑的，费奇总结说它带来的好处有这些：为这些个别的工会提高它们在劳动协议的条件；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有时不惜以损坏其它工会的利益为代价；工会领导给自己花钱消灾，希望躲过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个献金榜上有名的劳联工会当中，三个工会的主席在1996年至2000年受到联邦犯罪嫌疑调查。
所谓"工会民主"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不难想象，费奇对美国工会不遗余力的批判招来许多的争议和不满。有争议的是他是否对美国工会的腐败夸大其词？有不满的是主要担心他对腐败的揭露会使在右翼主事的大气候下本来就不好过的美国工会日子更加难过。关于前一点，费奇说我的材料都有，可以分析证明给你看。关于后一点，费奇的观点是美国工会的困境主要不在外部环境，而在内部的体制，所以有进步心的人们应该不满腐败，而不是迁就工会，不满他对腐败的揭露。行文至此，读者也许会问：那么，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是不是他反工会呢？费奇对美国工人运动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气不争"来形容。他谴责道：美国曾经什么时候会有像欧洲（比如法国、意大利）工人这样的总罢工？是1877年那次（The Great Revolt of 1877）?还是1886年那一次（The aftermath of the 1886 Haymarket Riot）？费奇喜欢拿美国工会和欧洲的工会相比。虽然着墨不多，但是观点很清楚：即便欧洲工会不是典范，至少欧洲工会没有美国病，有能力推动和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工潮。欧洲的工会领导层虽然有坏苹果，但却不是集体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虽然欧洲的工会有官僚主义，由于工会不掌控就业机会，工会干部不能成为工人们的恩主。欧洲的工会也不强迫工人加入，也不从工人的工资里扣除会费。费奇从法国的工会同事那里了解到，法国工会的干部要到工人当中去请他们自愿购买一种小票，收集到的小票转化为干部的收入，工人们对工会干部的工作是否满意、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就看他们是否愿意购买小票。据这位法国工会的干部介绍，他的月收入大约2400美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的收入，可是他说，"我们[干部]穷，但是我们有战斗力。"与欧洲的工会相比，费奇认为美国工会的问题是画地为牢的半封建领地的体制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工会民主"这个大多数工会改革家使用的口号，就显得是空洞而肤浅的敲边鼓，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也证明了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回到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力。费奇对美国主流工会的体制分析翔实地解答了美国工会如何为狭隘的利益主体服务、美国的劳工因此如何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上下左右内外条块分割。即使某些地方工会内部有多么民主，这个体制本身阻隔了工人之间广泛的认同和联合。由此不难理解，在对待移民工人和第三世界工人的问题上，美国的几大工会不仅没有倡导国际主义，而是以倡导人权之名，掩利益群体的沙文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
美国主流工会与政府合谋实行"劳工帝国主义"
那么，费奇的书有没有讨论我在开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工会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虽然这本书对我们继续探讨这些问题的有一定的帮助，但该书本身没有讨论这些问题。这里我就要谈一谈我认为费奇的书有什么欠缺。费奇书中分析的重点在于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及其后果，对于体制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工会结构、领导层腐败和与黑帮勾结等具体方面。但是费奇没有进一步探讨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就是我认为本书重在体制分析，忽略了对美国工会的政治分析。我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问题和局限。当然任何著作都应该有所侧重，作为读者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者面面俱到。但是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我的浅见是对体制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推进到政治问题的分析，那么对体制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彻底。如果挑明了讲，什么是美国工会的政治问题呢？美国工会种类繁复，不能一概而论。在我看来，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政治问题是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共生关系。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2005年3月《每月评论》发表了11位美国工会活动家的联合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工会的未来：面临21世纪、重建工会运动"[5]。作者们指出，工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会能不能迎接挑战，成为与非正义作斗争的武器，还是沦为帮助其会员减轻些遭遇资本主义痛苦的机构？"文章接着提出"工会运动的信念究竟是什么？"这似乎表明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问题首先不是美国工会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而是工会为什么而战斗的问题。作者们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劳工运动讨论中没有明确的说法。
虽然明确的说法没有，美国主流工会却有明确的做法，这就是为人们称为的"劳工帝国主义"（labor imperialism）。[6]在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工帝国主义从劳联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儿就开始了，劳联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海外活动，维护美国国家政权的利益。这些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间（1910-1920）从事反革命，支持和维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立"泛美劳联"（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来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二战期间劳联起先是反纳粹，后来就反共产党，而当时共产党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种运动中是主导力量；二战以后，冷战期间，劳联在意大利和法国积极反共，随后在整个欧洲反苏。这些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在拉丁美洲，通过它的"自由劳工发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简称AIFLD），劳联支持和参与推翻几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非洲，通过它的"非美劳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劳联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亚洲，劳联于1967年成立"亚美自由劳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南韩和菲律宾展开活动，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对于劳联-产联的缩写，AFL-CIO，人们戏称为AFL-CIA（劳联-中情局）。
1995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劳联-产联外事机构 AIFLD），由美国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国国际发展处"（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资助，又参与了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
怎么回事？还是有人道出真情，此人是爱德门德.麦克威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主任。对于美国劳工在冷战中做出的贡献，他评价道：
劳工外交，即美国外交关系中与提倡工人权利和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相关的方面，是美国外交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工会为美国遏制和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冷战结束后，劳工外交被外交决策者们摆在一边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轮挑战下，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越发重要了。又到了劳工外交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价值的时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上，工会可以起着与它当年在冷战中同样有意义的作用。
费奇在书中提到过劳工帝国主义，但他所指涉的范围比较小[7]。他谈到美国工会的一些虚伪，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馆业和成衣业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为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维护就业合同的斗争。自六十年代以来，UNITE的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来的公关策略是打击海外的血汗工厂，还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虚伪的公关转移一般民众的视线，引导美国年轻的大学生无视本国的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出救世热情。这种技俩和救世情怀的确是劳工帝国主义的表现。但是劳工帝国主义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的领导层与美国帝国主义合作，长期以来是美帝的帮手。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那么，费奇本人分析美国工会的的政治视角和立足点是什么呢？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费奇的分析里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费奇喜欢在欧美间进行比较。欧美之间的确有许多可比性，欧洲的工会运动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工会的诸多问题。但是费奇的参照系统主要是欧洲，只有在抨击美国工会的腐败状况时，他才拉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作比较。这彷佛是说，美国工会应该跟"好孩子""先进"的欧洲学习，不幸地是美国工会有时更像第三世界的"坏孩子。"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极大肯定。在访谈中，他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是"阶级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在著作和访谈中只有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赞美，没有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肯定。由此，我还想指出的是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虽然痛心疾首，但他的批判似乎最终没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框架。他在书的结尾重新召唤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却不幸失落的"民主共和主义"(democratic republicanism)。因为美洲印地安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因为华工在美国遭遇过排华法案，因为美国黑人遭受过长达几世纪的奴役和种族压迫，我不清楚他所谓的"民主共和主义"在历史上指的是什么，因此在通信的时候请他解释。他回答说如果他要给自己在政治上定位的话，他是一个"共和社会主义者"（a republican socialist），至于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这他正在写本新书。
尽管费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出卖团结》深入地剖析了美国工会的弊病，对我们了解美国工会和工运是一本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书。
注释：
[1]"Union Members Summar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http://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htm, January 20, 2006. 06年5月14日查阅。
[2]近年来，在中国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之间，老民工和新民工之间的排斥被有些学者称为"上车"效应。在美国，自十九世纪中页以来一波一波的移民工人先后受到排斥和歧视。美国的社会学家，《黑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原题Forbidden Workers: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一书的的作者彼得.邝（Peter Kwong），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美国工人对移民工人摆出了"贵族姿态"，总是尽可能地把差活留给他们，而移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进入工人贵族行业。十九世纪后半叶，几乎美国所有的劳工媒体和组织都支持排华，理由是华工没法溶入美国社会、华工是奴隶，什么工作条件都干，对美国工人的利益是一个威胁。Peter Kwong,"The Politics of Labour Migration：Chinese Workers in New York",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eds.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with Greg Albo and David Coates, pp. 293-314,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3]《纽约时报》书评：Roger Lowenstein,"The Spectacle of Labor at the Trough,"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6, p. 6.《Forbes》访谈：Hannah Clark,"Q&A: Labor Expert Robert Fitch"，January 9, 2006,http://www.forbes.com/ceonetwork/2006/01/06/fitch-labor-union-corruption-cx_hc_0109labor.html。MRZine访谈：Michael D. Yates,"What's the Matter with U.S. Organized Labor?: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Fitch,", 2006年3月30日，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yates300306.html.读者还可以在下面网站查看有关该书的书评和其它信息：http://www.solidarityforsale.com/
[4]见注2。
[5]Kate Bronfenbrenner, Donna DeWitt, Bill Fletcher, Jr.,et al."The Futur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S.:Reinventing Trade Unio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Monthly Review 56:10(March 2005),http://www.monthlyreview.org/0205commentary.htm
[6]关于劳联的"劳工帝国主义"的材料和下面引用的麦克威廉的原话，我主要参考了Kim Scipes, "Labor Imperialism Redux?: The AFL-CIO'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5,"Monthly Review 57:1 (May 2005)http://www.monthlyreview.org/0505scipes.htm.其它的参考材料包括，Simon Rodberg, "The CIO without the CIA: Inside the AFL-CIO's Solidarity Center," The American Prospect Magazine, Summer 2001, reprinted on Third World Traveler,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CIA/CIO_without_CIA.html，06年3月18日查阅。Jeb Sprague, "Supporting a Leftist Opposition to Lavalas: The AFL-CIO's Solidarity Center and the Batay Ouvriye,"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Lab ... _CIO_Opposes_Lavalas.html，06年3月18日查阅。Alberto Ruiz，"The Question Remains: What is the AFL-CIO doing in Venezuela?"March 2，2004，ZNet, http://www.zmag.org/content/print_article.cfm?itemID=5074§ionID=45，06年3月18日查阅。
[7]费奇对劳联的劳工帝国主义的问题相当了解。在通信中他曾推荐1999年出的一本有关Jay Lovestone的传记A Covert Life (一个秘密生涯)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Jay Lovestone负责中央情报局和劳联-产联的联络项目。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关于劳工帝国主义已经有了一些出版的数据，所以在费奇的书中不是重点分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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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4：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
作者：刘国柱
2010年08月21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 成立于里根政府时期的全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冷战的产物,它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国会拨款。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这个组织都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主要机构。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核心机构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活动,即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另外,它也资助所谓“极权国家”或“半极权国家”内部推动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活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海外全面推进美国式民主是其主要目标;在非政府组织外衣的掩护下,它经常赤裸裸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同时,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它也紧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
[关键词] 全国民主基金会;民主援助;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2010 03 10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 05 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GJ028)
[作者简介]刘国柱,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特约理事、特约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
民主援助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政治名词,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援助。传统的政治援助一般是对美国盟国的政治声援,帮助稳固美国盟友的政治统治。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所谓民主援助所针对的既有美国的友好国家,但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不一致甚至是敌对的国家;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甚至是受援国的反对派组织。美国为“民主援助”的对象所提供的既有资金(以赠款为主),也有各种设备和物资,还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民主援助”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所谓的民主化的重要工具。
美国从事对外“民主援助”的机构中,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简称NED无疑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它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之前的美国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它号称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因而具有非政府组织的特征;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却是美国国会的拨款,因而又具有强烈的政府背景。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但它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在后冷战时期,它依然是美国从事民主输出战略的重要机构,并由于卷入东欧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而备受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视。国内关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文章只是散见于一些媒体如《环球时报》等,尚无学者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组织进行系统研究。笔者在美国从事访问研究时,曾与这个组织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毕竟接触到的资料有限,本文也只能是进行初步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美国输出民主战略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立
全国民主基金会是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在冷战初期,美国及其盟国通过民间志愿者组织向铁幕另一面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秘密提供顾问、资金和设备,帮助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人士从事办报、结社等政治活动。其目的是在铁幕的另一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推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活动属于美国“隐蔽战略”CovertStrategy的组成部分。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民间志愿者组织从中央情报局领取活动经费并在一些国家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对美国的强烈抗议,约翰逊政府被迫下令停止上述隐蔽活动。但与此同时,约翰逊政府也建议建立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的机制,以公开在海外推动民主运动。
1967年,众议员但丁·福赛尔(Dante Fascell)提议创立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Affairs),负责审批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项目。尽管福赛尔的提议没有被国会所采纳,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开始引起美国国会和政府的重视,即在美苏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构去最好地发挥作用。1977年,政治学家乔治?阿格雷(GeorgeAgree)建议设立政治基金,促进美国两大政党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交流,帮助国外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取得政权。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EL2CIO)自冷战开始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支持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右翼工会组织对抗各国共产党及左翼政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此时也提出设立美国民主基金作为从事国际活动的公共资源,以继续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活动。1978年,受卡特总统人权外交的鼓舞,福赛尔又与唐纳德·弗雷泽(DonaldFraser)共同提议建立一个半官方机构(quasi2autonomousnon2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其使命是在世界各地推动保护人权的事业,这个提案同样没有在国会通过。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在西欧从事的所谓民主援助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发挥了重大作用,给了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党在重建过程中,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国内政治教育组织:如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重建了被纳粹政权勒令停办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Foundation);1958年,自由民主党(FreeDemocrats)创立了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1964年,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Democratic）建立了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KonradAdenauerFoundation);1967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BavarianChristian Social Union)建立了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 Foundation)。这些政党基金会(统称为Stiftungen)不仅在联邦德国国内从事政治教育和政治研究,而且很快便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海外。1961年,联邦德国成立了负责海外发展的政府部门,从1962年开始,该部为联邦德国的政党基金会定期提供资金,资助联邦德国政党在国外的活动。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政党开始利用这笔基金资助国外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海外活动最显著的成效是促成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化”。1973年,在艾伯特基金会培训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毛罗?萨雷斯(MarioSoares)领导成立了葡萄牙社会党(PortugueseSocialist Party);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艾伯特基金会的官员定期到葡萄牙帮助其社会党开展政治活动;1976年初,艾伯特基金会在马德里设立了永久办公室,帮助西班牙社会党培养干部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过程中主要是帮助相关政党发展组织,为相关政党领导人提供政策和大选战略咨询;艾伯特基金会在葡萄牙还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各种培训,并在西班牙政治发展的重要关头,在西班牙安排了宪法改革大会。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都为这两个国家的反共工会组织提供了经济支持。仅1977年,艾伯特基金会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化”所提供的资金就达400万德国马克[1]5455。为此,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Carlos)特意嘉奖艾伯特基金会驻马德里的代表戴特?柯尼基(DieterKoniecki),表彰他对西班牙“民主化”的贡献。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在上述两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然给美国政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卡德?梅叶(CoderMeyer)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葡萄牙右翼独裁政府倒台后,在支持本土民主势力同共产党人的对抗中,联邦德国政党基金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107。一些美国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开始考虑借鉴联邦德国成功的经验,在美国建立类似的基金会。
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这位号称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一上台,就号召恢复美国的力量与威望, 通过大规模重新武装,利用经济与外交压力,以及果断的干预,来帮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并最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历史的灰渣’”[3]171。里根政府上台不久便组织官员设计新政府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战略,最初提出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出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民主工程”（ProjectDemocracy ),包括举办国际民主大会、通过人员交流让世界各国的精英分子认识美国民主、图书翻译计划、增加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广播等等。二是建立一个由政府资助、采用民间运行模式的基金会,公开支持海外的民主运动。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为其推动民主战略公开造势。里根声称:美国的外交目标是十分单纯的,即“培养民主的基础,这一体系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工会、政党、大学……现在,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包括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投身于援助民主运动的时候”[4]。里根注意到,苏联每年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青年提供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这些青年学成归国后献身于本国的共产主义事业。里根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将世界上的青年人培养成民主主义者。
里根政府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的设想给了福赛尔以极大的鼓舞, 我们有了强大的盟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们有了一匹马,然后我们就骑上了那匹马”[5]49。在行政部门和部分国会议员的强力运作下,美国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法案。但里根政府试图推出的“民主工程”由于与美国新闻署的功能重叠,被国会否决。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全国民主基金会条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民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包括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动,这是民主机制的基础;(2) 推动美国民间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与国外民主组织之间的交流;(3) 促进美国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参与海外的民主培训计划和民主制度建设;(4) 及时采取措施与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加强民主选举的作用;(5) 在促进与海外致力于推广其民主文化价值的机构与组织等的合作中,支持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参与;(6)在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得到全国民主基金会援助的民主团体特殊需求一致的情况下,鼓励组织和发展民主运动。
里根认为,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是一项很有价值的重大举措,美国应该问问自己, 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不仅符合美国人一贯的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 还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希望”。继承了新英格兰商人传统的美国人“应该为兜售民主原则做一些事情”[6]。
美国国会第一年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拨款额度为1800万美元。其后,美国国会的拨款逐年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3000万美元[7]3132。从里根政府开始,全国民主基金会成为美国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战略的主要机构之一。
二、全国民主基金会实施“民主援助”的路径与模式
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帮助这些组织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化战略。除了零散的捐赠外,它的主要受赠者有四个,即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机构,分别是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rivateEnterprise,简称CIPE)、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AmericanCenterfor InternationalLabor Solidarity,简称ACILS)、国际共和党研究所(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简称IRI)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NationalDemocrati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Affairs,简称NDIIA)。这四个受赠者所接受的资金占全国民主基金会资金支出的55%—60%。上述四个组织分别属于美国商会(U.S. Chamberof Commerce)、劳联—产联、共和党和民主党。这四个组织可以说涵盖了美国的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囊括了企业界与工人阶层,这就将在海外推动其所谓的民主化上升为美国的国家事业。上述四个组织各自独立运作,其工作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推动建立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条件;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支持建立和发展独立工会组织,将独立工会组织视为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两个政党协会主要是在国外进行公民教育和宣传,帮助国外理念相同的政党的发展,并建立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制度,进而推动其他国家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全国民主基金会另外40%—45%的经费则是直接提供给受援国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反对派组织,帮助这些组织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 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
第一个领域是促进受援国的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由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负责实施。
全国民主基金会秉承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认为民主的基本前提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独立组织的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机构和志愿者组织将为政府权威不受限制的扩张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现代国家的各种民间机构中,自由而独立的工会组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是集权社会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希望所在。独立工会除了保护工人与工作有关的各种权利外,其更主要的职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代表普通公民的利益。因而,支持受援国独立工会的发展,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在海外推动民主战略工作的重点。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1) 工会组织建设。包括向受援国的国家工会中心和国际工会秘书处提供援助,以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这种帮助有时则通过地区工会组织或者国际劳工组织如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nternationalConfederationofFreeTradeUnions,简称ICFTU)来进行。
(2) 工会间的交流。全国民主基金会比较重视不同国家间工会的交流,认为劳工运动是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通过人员间的交流,密切国际工团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是任何工会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项目又同其他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广泛的培训、国际会议和教育研讨班等。
(3) 培训自由工会骨干。培训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提高工会的组织技能、服务人员素质、制作和散发宣传品的技巧、组织示威和集会的能力等等;二是培养工会参与选举的能力。全国民主基金会认为,工会的一个很重要目标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加强民主的作用,确保行政系统关心工人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工会会员的培训内容应包括选举的注册登记、努力赢得选票、与其他工会成员建立联系、增加对政治的参与、在普选过程中宣传工会的观点和立场等。
(4) 促进政治多元化。为促进政治多元化,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在非民主国家致力于发展自由工会运动,包括向现存的自由工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出版和发行出版物以宣传其民主价值观,并帮助自由工会组织搜集敌对组织试图颠覆和破坏自由工会的情报等等。
在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中,开放的市场经济是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市场经济能够为政治反对派提供有意义的保护———反对政府政策的个人不会冒完全集体经济体制下失去生计的危险;另一方面,充满生机的私营部门连同充满活力的小型企业能够为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提供平衡力,并确保其民主的深化与发展。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商会下属的国际私营企业中心,鼓励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私营企业体系,促进独立商业协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海外民主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手段。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基金将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参与民主政治和政策决策过程;增进公众对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理解和正确评价;鼓励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对话,鼓励进行体制改革以保护私营部门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为立法者和经济政策决策者提供所需要的数据,确保有效的立法;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培训,提高企业的宣传能力,使之能够对诸如媒体、政治领导人、雇员、青年之类的大众产生影响;鼓励志愿者协会的发展。
除了通过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所做的上述工作外,全国民主基金会还直接资助一些公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所谓致力于保护人权、促进宗教宽容和捍卫受迫害者的非政府组织。
(二) 制度建设
第二个领域是帮助转型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国会体制、公民社会等等,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党制度。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允许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观念的政党自由竞,所以,全国民主基金会通过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支持向民主制度转型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便开始利用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加强与国外理念相近政党的联系。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则主要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中间偏右的政党加强联系,并为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右翼政党提供技术援助及人员培训。1990年后,美国在政党援助方面的主要对象是东欧和苏联地区的政党组织,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政党援助相对不是很活跃,上述两个组织仅在柬埔寨、尼泊尔、也门、摩洛哥、海地、巴拉圭和尼加拉瓜开展了一些工作。
美国的政党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直接对受援国政党提供经费,帮助其强化组织基础和参与选举,同时也提供一些维持政党组织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仪器和设备;针对某个特定的议题或某个政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组织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类问题进行探讨,帮助该国的政党寻找最佳应对方案[8]512。不过,美国政党援助的核心还是围绕大选,帮助它所支持的政党参与并力争赢得大选,包括确立竞选主题、选择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招募和使用志愿者、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等等。这种援助一般是通过美国政治组织提供各种培训,但美国的政党组织也经常直接介入一些国家政党的选举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共和党研究所曾经直接介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总统大选,尤其是在1992年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中,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向罗马尼亚反对派派遣了富有经验的政治顾问,试图帮助该国反对党一举取代伊利埃斯库(Iliescu)。
二是选举援助。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定期选举,包括行政官员选举和立法系统选举等。所以,选举也一直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领域。全国民主基金会在选举领域提供的援助主要是: (1)为受援国组织选举提供经费,如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了也门的选举和议会改革计划、也门的选举制度改革、科威特议会改革等。(2) 帮助受援国建立选举管理机构,培训选举机构官员。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在帮助受援国建立和完善选举管理机构,重点是提高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加强选举委员会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以树立这一机构在大选中的权威。对选举机构官员的培训不仅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也包括大选中各选区的工作人员、大选观察员和为大选服务的志愿人员等。（3) 派遣大选观察员监督大选并在选举出现纠纷时进行仲裁和调解。如198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时,美国派遣了两个代表团去观察这次选举:一个代表团由参议员理查德?鲁戈(RichardLugar)带队,以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的名义;另一个代表团由众议员约翰·穆萨（JohnMurtha)带队,以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的名义。这两个观察团对独裁的马科斯政府在选举中舞弊行为的批判,是促成里根政府决定抛弃美国长期支持的“友好僭主”马科斯转而支持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Aquino)的关键因素。
三是司法改革和法律法规建设。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美国在海外推动其法律法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司法培训和司法教育,包括培训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为一些国家的司法改革提供援助,包括帮助受援国修订现存的法律,或重新制定新的法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一些国家制定商法、刑法和民法提供了援助。
四是援助立法机关。这一援助项目深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因为在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看来,强大的立法机关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以及一些民间顾问公司是这类援助的主要实施者。对立法机关的援助主要是对立法机关成员(即受援国的国会议员或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及提供技术援助,包括立法机关的工作方式、立法程序、加强立法机关小组委员会的作用、举办听证会、提高立法机关的透明度等等。
(三) 教育、文化和宣传建设
第三个领域是在教育、文化和宣传方面。全国民主基金会在这一领域实施的项目主要有:(1) 支持独立的报纸、杂志和其他传播媒介。这一项目包括对各种媒体工作的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为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其所谓的新闻自由的新闻从业者协会提供援助,为宣传民主思想的出版物和网站论坛提供经济支持等等。（2) 支持民主教育。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这一项目主要是在学校中改善公民教育,尤其是在学校中设置具有其民主导向的课程。（3) 支持普及其民主知识的行动,包括推广用于民主启蒙或宣传其所谓民主的书籍、电影或电视节目;促进倾向民主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合。
全国民主基金会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组织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举办国际民主论坛。为此,全国民主基金会组织出版了季刊《民主杂志》（JournalofDemocracy),编委会成员多是长期从事“民主援助”研究或“民主援助”活动的著名学者。该杂志由全国民主基金会委托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所刊登的既有学者撰写的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学术文章,也有民主组织和民主运动领导人或活动家撰写的报告和形势分析文章。
全国民主基金会也寻求在学术与政策研究方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它经常举办小型研讨会,邀请一些专家和学者就民主化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此外,它还时常邀请一些国外民主运动活动家到美国发表演说,以期引起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关注。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召集的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大会,更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的聚会。
三、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神话
全国民主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打着“民主援助”和支持世界民主化的旗号,将活动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全国民主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援助”活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可以说是看法两极。赞者称其为世界的“民主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弹者则将其称为“捣乱分子”。对这个组织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除了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外,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全国民主基金会自身的性质及其作为。
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产生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组织,实际上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在它身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国会所赋予该组织的使命就是推动其所谓的世界民主化进程,促成美国所认为的极权和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所以,从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它的工作目标就是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主,包括欧洲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它所承担的使命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过去一直从事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机构,它用隐蔽的方式从事输出民主的战略,而全国民主基金会则是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从事输出民主的活动。美国学者威廉?布卢姆(WilliamBlum)在谈到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立时说,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公开去做那些过去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去做的事情,以便洗去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的恶名”[9]179。而帮助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艾伦?温斯坦(AllenWeinstein)对此供认不讳。他说: 今天我们(全国民主基金会）所做的很多事情,正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秘密去做的那些事情。”[10]15在全国民主基金会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间,它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其下属的美国工会组织向波兰的团结工会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团结工会成功地颠覆了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瓦文萨上台后,投桃报李,在全国民主基金会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进行了美国所期待的“民主改革”。冷战结束后,全国民主基金会更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0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制定的行动战略中,它公开宣称,全国民主基金会将“继续集中它的众多资源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集权国家如中国、朝鲜、古巴、塞尔维亚、苏丹和缅甸[11]453。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为611.0486万美元;对朝鲜项目的经费支持为151.878万美元,对古巴项目的经费支持为111.6172万美元。其中资助数额较大的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分别是:中国人权组织(HumanRightinChina)43万美元,劳改研究基金会(LaogaiResearchFoundation)28万美元,中国21世纪基金会(FoundationforChinainthe21stCentury维吾尔美国协会) (UyghurAmericanAssociation,UAA)24万美元,世界维吾尔大会[12]4861 WorldUyghurCongress 13.6万美元,等等。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上述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念或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一直会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工作的重点。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全国民主基金会还是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重要工具。全国民主基金会打着推动世界民主的旗号,对一些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对那些与美国作对的政权,或者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全国民主基金会总要设法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并在这些国家培植亲美势力,以期颠覆美国不喜欢的政权。例如,胡果?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后,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美委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尽管美国官方承认查韦斯政府是民主政府,但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组织之一国际共和党研究所还是得出结论,认为查韦斯主政下的委内瑞拉正在偏离民主的轨道,而众多拉美国家很可能会群起效仿,因而,美国应该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民主势力”。1999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用于委内瑞拉的经费居拉美国家之首,为25.78万美元;2000年更是飙升至87.74万美元;2002年,美国国务院人权与劳工局专门拨款100万美元,资助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委内瑞拉的项目。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组织在委内瑞拉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在委内瑞拉设立了办公室,不仅与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管理、宣传等方面帮助培训现有的或新成立的反对党。在国际共和党研究所专家的建议下,卡德纳斯领导的反对派将新闻发布会由总部大厦转移到街头,以起到动员支持者造势的目的。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也在委内瑞拉设立了办公室,将自己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视为“帮助拯救委内瑞拉的民主”,途径就是“重建有效的政党制度”[13]6670。刚刚在委内瑞拉落脚,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便与几个反对查韦斯的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则是向委内瑞拉最大的反对派工会———委内瑞拉劳工联合会提供了多笔资金援助,推动委内瑞拉劳工联合会发起反对查韦斯的抗议游行。2004年推动罢免查韦斯的主要政治势力背后都有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影子。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全国民主基金会及其下属组织依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推翻查韦斯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此外,在俄罗斯、东欧及中亚一些国家,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触角也延伸到这些国家的多个领域,并以推动民主的名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另一方面,全国民主基金会还是美国外交战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冷战的产物,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冷战结束后依然能够长期存在,从美国国会得到的经费也能逐年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组织能够紧密配合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有时甚至可以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并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如9?11事件后,为配合美国政府的反恐战略,全国民主基金会推出了《战略文件2002》,将在穆斯林世界援助民主列为该组织的头等大事。这份文件认为: 在穆斯林世界,民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伊斯兰运动的挑战,这一运动宣扬褊狭与仇恨,这种运动在其所在国家可能并不是人民的主体,但它的影响确实相当大……由于这种运动经常诉诸暴力以实现其目标,所以,恰恰是缺乏民主的穆斯林世界内部,为针对世界民主政体的恐怖主义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4]8为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推动其民主,全国民主基金会要求下属的政党组织加强和扩大与穆斯林国家温和政党及议员的联系,促进穆斯林政党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政党间的联系和交流;要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其他类似机构通过加强私人志愿者组织及智库的发展,在穆斯林国家促进良好治理、经济改革及开放市场;要求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及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劳工机构更加努力,在穆斯林国家培养工会组织者,以保护工人的权利;全国民主基金会还将在穆斯林世界扩大妇女领导人培训项目,尤其是提高妇女在穆斯林社会基层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能力。可见,全国民主基金会在穆斯林世界所推行的“民主援助”计划,完全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同时,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战略文件(2002)》实施两年后,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大中东民主计划”基本上采纳了全国民主基金会《战略文件(2002》所制定的目标和做法,即通过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来消除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反过来又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综上所述,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推行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它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打着援助民主的旗号,到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试图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本无可非议,但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都应该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主化也没有固定的范式,美国式民主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民主的范本。这决定了全国民主基金会所推行的“民主援助”不仅遭到很多国家的非议和抵制,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常为人诟病,被称为美国对外关系领域里的“捣乱分子”。
①在美国国内,著名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芭芭拉?康妮BarbaraConry以及一些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认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是冷战的产物,就像一门胡乱发射的加农炮,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并且浪费大量美国纳税人的钱,给国外的一些政客提供政治野餐的经费;而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和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Kerry等人则对全国民主基金会( )大加褒扬,称全国民主基金会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机构,美国对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投资物有所值,全国民主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民主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东欧的“民主化”更是功不可没。参见T. Carothers,″TheNEDat10,″ForeignPolicy,Vol.95(Summer1994),pp.123 124;B. Conry,″Foreign PolicyπsLooseCannon: 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USAToday,September1994,p.16。
[参 考 文 献]
[1] M.Pinto2Duschinsky,″ForeignPoliticalAid:TheGermanPoliticalFoundationsandTheirUS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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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eyer,FacingReality:FromWorldFederalismtotheCIA,NewYork:Harper &Row,1980.[3] M.H.Hunt,IdeologyandU.S. ForeignPolic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7.
[4] R. Reagan,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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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Samuels,″At Playin the Fieldsof Oppression: A Government2funded Agency Pretends to Export
Democracy,″HarperπsMagazine,May1995,pp.47 54.
[6] R.Reagan,″Remarksata White HouseCeremonyInauguratingtheNational EndowmentforDemocracy,″
2008 10 18,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0874&st=National+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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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Carothers,AidingDemocracy Abroad: ALearningCurv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for
InternationalPeace,1999.
[8] K.Kumar,″ReflectionsonInternationalPoliticalPartyAssistance,″Democratization,Vol.12,No.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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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Blum,RogueState:AGuidetotheWorldπsOnlySuperpower,Monroe:CommonCouragePress,2000.[10] G.Sussman,″The Mythsof ′DemocracyAssistance′: U.S. Political Interventionin Post2Soviet Eastern
Europe,″MonthlyReview,Vol.58,No.7(2006),pp.15 29.
[11] J.M.Scott &C.A.Steele,″AssistingDemocratsor ResistingDictators?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DemocracySupportbytheUnitedStates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1990 99,″Democratization,
Vol.12,No.4(2005),pp.439 460.
[1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Annual Report 2007, WashingtonD.C.:National Endowmentfor
Democracy,2008.
[13] C.I.Clement,″ConfrontingHugoChavez: UnitedStates′DemocracyPromotion′inLatinAmerica,″Latin
AmericanPerspectives,Vol.32,No.3(2005),pp.60 78.
[14] 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StrategyDocument(2002),WashingtonD.C.:NationalEndowmentfor
Democrac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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