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半世纪冷暖“恋情”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2015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赴美就伊朗问题在国会进行演讲，然而，这一行程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伊朗国内和美国国会的批评。在国内大选期间以及美国国会两党关系扭曲时绕过白宫进行访问，被外界评价为缺乏“外交礼仪”。不管内塔尼亚胡能否顺利连任，但可以看出的是，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总统相比，至少奥巴马不太宠爱以色列。其实，两国的亲密关系自“9·11”事件后就出现了裂痕。
二战后，惟有中东尚处在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随着英法传统势力对中东的影响逐渐丧失，美苏开始了对中东的争夺。美国认为中东的紧张局势主要是由巴勒斯坦问题引起的，而这一问题也成为美国势力介入中东的转折点。
美国的中东政策始于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杜鲁门并没有承袭罗斯福的谨慎做法，而是更加公开、明确地支持犹太人。最明显的例子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成立以及美国对它的迅速承认。
总统掌舵美以关系
美国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承认了以色列国。尽管如此，美国承认以色列的决定并不能够说明美以之间就存在了亲密关系，只是杜鲁门总统出于本人的宗教信仰和感情等个人因素作出的决定。
这一决定其实与美国政府内部包括当时国务卿马歇尔在内许多高级官员的意见相左，引起美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意见一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和美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远远要比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来得重要。为了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国不能因为以色列而冒丧失阿拉伯国家支持的风险。美国国防部则认为支持以色列的代价过大，不愿意陷入阿以冲突之中，最大的担心是派遣美国军队去保卫犹太国。当时，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经济活动很活跃，所谓阿拉伯院外集团在美国的活动也很积极。
尽管杜鲁门总统力排众议院，坚持了承认以色列的决定，但是美以关系在整个杜鲁门时期也仅仅局限于此，双边关系更多的还是以非官方的民间交流为主。在战略层面，美以关系显得相当疏远。在以色列建国之后的连续两年里，杜鲁门在向国会所做的冗长的国情咨文中，对以色列只字未提。1947年12月开始，美国对阿以双方实施了严格的武器禁运。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及其前线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担心“阿拉伯人可能会使用源于美国的武器对付犹太人，或是犹太人可能使用这些武器对付阿拉伯人。”尽管美国默许以色列从其他国家购买武器或是他国间接向以色列提供援助，但是在官方场合，美国始终坚持对巴以的武器禁运政策，对以色列的援助额也相当微小。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阿以爆发军事冲突，避免中东地区军备竞赛。
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的第一任期内，美以关系很“冷”。随着冷战的战线在欧洲逐步稳定下来，美苏的争夺转到了中东，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随即上升，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介入也开始逐步加深。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是二战后中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苏伊士战争在本质上是由两个战争组成的：一个是英、法、以与阿拉伯国家之争;另一个是英法与美、苏争夺中东霸权之争，它表现出双重战争的性质。”
在遏制苏联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基本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方法，仍然将“争取阿拉伯国家”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加以贯彻。在这个过程中，阿以冲突成为最大的障碍。于是美国将解决阿以冲突放到了遏制苏联的全局高度，而要利用阿拉伯国家对抗苏联的渗透，就必须要让以色列在阿以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认为，正是以色列对阿的新政策导致这一地区偏离了对抗苏联这一最重大使命的方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向以色列运输武器会使美国疏远阿拉伯人，并导致阿拉伯石油被切断，这反过来又会在经济上极大地削弱欧洲，导致北约出现停顿。马歇尔计划的所有成果都会被取消，欧洲将被迫转投苏联，以求得经济上的生存以及石油进口。这样，我们拯救了以色列，但却失去了欧洲。”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被排除在地区安全体系谈判之外，美国也拒绝了以色列要求的军事援助和安全保证。
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内，随着中东局势的发展，美国对以色列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因为美国争取阿拉伯世界的努力并不成功。其次美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采取的高压战术并不奏效，美国越施压，以色列越不肯让步。可以肯定的是，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15年里，也就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两国关系只能用“冷淡”来形容，这两位总统分属民主和共和两党，但他们对以色列的政策却是一以贯之的。
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是美以关系的过渡期。尽管不断遭到冷遇，但为了获取安全的保障，以色列还是做出了紧紧依靠美国的外交战略决策。经过以色列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美以关系显现回暖势头，相互间的需要和期望都有所上升。究其原因，从美国方面来说，一是随着美国对中东事务介入的逐渐加深，美国需要在中东地区找到一个战略支撑点，已经决定全面倒向美国的以色列最终得到美国领导层的认可;二是当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美以关系不断升温，以色列不失时机地再次提出希望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要求。
1962年9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以色列出售霍克防空导弹。虽然不是霍克家族中最先进的型号，但是这项交易不仅成为美以军事关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美以关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而言，这项合同不仅金额创下纪录，而且也是美国第一次向以色列提供先进导弹。就政治角度而言，这项交易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向以色列出售霍克导弹，是以维护中东军备平衡的名义提议的，从而表达了美国对于维持地区平衡的兴趣，肯尼迪总统则成为第一个做出这种姿态的美国总统。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表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安全观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它开始包含了苏联进行竞争的以为。二是当时的霍克导弹只向美国的北约盟国提供，这表明尽管以色列还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国，但是已经开始享受某些只有盟国才能得到的待遇。
1962年12月底，肯尼迪会见了当时的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出乎以色列预料的是，肯尼迪主动提出，美国将为以色列安全提供保证，这是以色列追求多年而未获的承诺，肯尼迪甚至将美以关系与美英关系相提并论。到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对以色列基本延续了肯尼迪时期的政策，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到了尼克松时期，美以战略合作出现飞跃的时期，但是在尼克松上台初期，美以关系的前景并不美妙。1969年的罗杰斯计划一度使得美以关系下降到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迫使以色列从西奈撤军以来的最低水平。令以色列愤怒的是，以方对这一和平计划事先并不知情，就在计划公布几天前，以色列外长埃班还在美国进行访问。美国试图拉拢阿以双方，但最终遭到了双方的拒绝。
罗杰斯计划的失败使得美国政府摆脱了中东政策上的惯性思维，尼克松政府逐渐认识到，美国过去的中东计划过于简单，低估了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的困难。在尼克松时期，以色列对美国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1970年9月的约旦危机是尼克松政府改变对以色列政策的关键事件，当时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对侯赛因国王进行了一次未遂的暗杀行动，导致约旦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在危机中，叙利亚站到了巴勒斯坦一边，派遣坦克越过约旦边界，一时间，中东地区局势空前紧张，由全面失控的危险。
面对叙利亚的威胁，侯赛因国王被迫向美国求助，这使得尼克松陷入两难困境。如果直接干预代价过大，可能会将苏联牵扯进来。这时尼克松突然想到了以色列，想通过以色列的干预来防止危机升级。与美国的口头警告相比，以色列的军事姿态对于叙利亚而言威慑力更大，可信度也更高。当时以色列驻美大使拉宾要求美方保证，以色列的行动不会削弱其在其他战线上的安全，他要求尼克松，如果以色列进攻约旦，美国将使用第六舰队保护它在苏伊士运河的后方。最终，当以色列军队在约以边界集结并摆出战争姿态的时候，叙利亚的坦克开始撤退了。该危机解除后，美以战略合作得到很大推动，表现在越来越大规模的军事援助项目上。1967年至1972年还出现了美国军援的第一个高潮。
四次中东战争
美以关系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利益所在。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起，历届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表示支持以色列，这成了一种传统。除了美以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同的价值观，具有独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之外，两国相互之间的战略需要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曾经有人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纽约诞生的。”在以色列刚刚建国时，在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上一直采取中立政策，但这种局面只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在朝鲜问题上站在了美国一边。几十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这两个相距遥远、大小悬殊的国家始终维持着一种“亲戚般”的亲密关系，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和以色列似乎天生就是伙伴。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美国操纵联合国，两度帮以色列在停火期间获得喘息机会和军力及物资的补充，使得以色列得以扭转开战后的不利局面，一步步把握对阿拉伯军团作战的优势。
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在英法的支持下，以色列重兵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中东局势顿时紧张，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美国和苏联共同向以色列政府施压，美国甚至通过制裁措施要求以色列撤军。以色列虽然宣布停火，但继续占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并在撤军问题上一直采取拖延态度试图以此为条件换得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妥协，还通过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取消对以色列的军需品的出口许可证，这使得以色列最终被迫屈服。1957年3月16日，以军撤出占领的土地，历时4个多月的西奈半岛危机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态势下出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在此期间，由于担心公开支持以色列会迫使阿拉伯国家倒向苏联，因此美国推行一种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当时的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苏联却乘机加紧对中东特别是埃及的渗透，苏联不仅把埃及看作是通向阿拉伯世界的门户，而且把它看成是控制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苏联向埃及提供大量的贷款援助修建阿斯旺水坝工程及修建钢铁厂、热电厂等基础设施，还向埃及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以此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苏联还同叙利亚、伊拉克等缔结了经济援助协定，取得了对该地区的武器供应权，也不同程度地打进了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
面对苏联对中东咄咄逼人的势头，美国虽然已经对一些国家失去了信心，但还是不愿放弃对它们的拉拢，从1958年开始，美国也向埃及提供短期低息贷款以购买美国粮食。最终拉拢无果后，美国又开始利用以色打击埃及，以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对以色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色列就开始将以阿冲突纳入冷战范畴，将以阿冲突称之为以色列和美国与阿拉伯人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将以阿冲突纳入冷战范畴对以色列有利，以色列因此得到了西方大量的军事装备。正如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以色列的问题不是主要由阿拉伯人引起的，它们是苏联存在和苏联军事装备的直接结果。”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六·五”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以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失败而宣告结束。但这次战争证明了，以色列是美国确立中东霸主地位的坚实基础，也同时确立了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前三次中东战争是在为美以关系建立铺路，那么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革命)是美以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用基辛格的话说，这段时期，“削弱苏联的影响、降低阿拉伯激进派的地位、鼓励阿拉伯温和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外交目的。由于以色列在“十月革命”中反败为胜，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埃及最后失败，使得萨达特总统对苏联彻底失望，由过去的“亲苏反美”转为“亲美反苏”，致使苏联在埃及遭受进入中东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时对其中东政策做出调整，在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前提下，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力图掌握中东和谈的主导权，进而持续排挤苏联势力。
回顾四次中东战争，肯尼迪是第一位提升美以关系的美国总统。1962年，肯尼迪在会见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夫人时承认美以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并承诺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负责。约翰逊时期，美国改变了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开始与以色列建立一种心照不宣的特殊关系。1965年3月11日，美国与以色列秘密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重申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生存与安全的承诺，这份备忘录标志着美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约翰逊时期，美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情报等方面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并为今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美国在中东花大力气打击恐怖主义，但他们并不希望以色列参与其中。早在布什政府时期他就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再自己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虚伪地要求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保持克制。因为以色列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恐怖主义。”美国最惧怕以色列借美国反恐声势来清除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并削弱巴领导人的地位。美国攻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以色列却坐收渔利，成为战争的最大赢家，因为再也没有大国来威胁其在中东的地位。
美以经贸火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色列几乎每年可从美国获得将近3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其中军事援助18亿美元，经济援助为12亿美元。并将此作为惯例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此外，设立在美国各州的犹太人社团和组织也经常号召美国社会向以色列提供形式各异的经济援助。
统计数字显示：自1949年以色列成立后至2005年，美国以经济援助、提供政府信贷、发行专门的国债等方式给予以色列的援助已近1000亿美元。以色列所获得的援助不仅绝对数量巨大，而且人均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受援国。美国还不定期向以色列提供贷款担保。1991年，为帮助以色列应对由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美国批准了为以色列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担保的要求。2002年底，美国再次同意向国际金融机构为以色列未来三年发放90亿美元的贷款提供政府信誉担保。
在建国后的50年里，以色列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0年时，以色列人均GDP就达到了1800美元，世界排名第22位，不仅超过了中东地区包括产油国在内的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且还超过了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贫乏，还有大量移民不断流入，且在中东动荡不安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抵制和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以色列经济位列发达经济体之列。其实当时的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环境真的不利，建国后，以色列经历了六次大规模的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以及不计其数的流血冲突和恐怖袭击。外界评论称，美国的大力支持是以色列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出现了经济援助逐年减少而军事援助有所增加的趋势。1996年7月10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时曾表示，以色列将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不久之后，时任以色列金融部长的雅科夫·尼曼在会见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时，商议将美国每年度对以色列30亿美元援助减少6亿美元。具体方法是用十年时间将每年1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减少到零，在同一时期，将1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增加到24亿美元。即美国每减少2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要增加1美元的军事援助。分析原因，其一，美国当时总体对外援助额比20年前下降了20%;其二，美国认为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和东欧国家比以色列更需要援助;其三，美国认为以色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都实力雄厚，实在无需援助。
两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发展的也很迅速。以色列建国之初，美以双方年贸易额为3400万美元，相当于当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2亿美元的17%。1949年至2002年的50年里，美以贸易额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有31个年头增长率超过10%，出现负增长仅有13个年头。2000年时，美以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占以色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104亿美元的18%。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每年的贸易额占总量的20%-30%，还签署了美以自由贸易区。此外，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也非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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