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不彻底的清算（上）

 [文]山本武利 [译]赵新利

　　报界：“政府与报纸分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实际以美军为中心开展活动)宣布占领日本。同年9月19日，GHQ发布《日本出版法》(Press Code)，并于9月24日发布“政府与报纸分离”命令。由此，日本报纸从政府管制下独立出来，进行自由的新闻报道。而在二战时期，日本媒体受政府严格管制，如同盟通讯社即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其主要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战后，“政府与报纸分离”指令发布约一个月后，同盟通讯社宣告解散;二战时期主管舆论的情报局也于同年12月宣告解散。

　　GHQ占领日本后，特别重视媒体作用，并将其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具体通过两个层面实现：一是民间审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CCD)开展的舆论审查活动，二是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CIE)对日本媒体的领导。民间审查部主要依据GHQ颁布的《日本出版法》和《日本广播法》之规定(如“不准发布针对联合国的虚假或批判类报道”)开展活动;民间情报教育局将清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推动民主化作为核心工作，其使命是对GHQ的信息传播和教育政策进行宣传和启蒙。

　　自此，日本媒体界民主化的大幕拉开。在各大媒体内部，很多人主张清算二战时期给政府和军部提供支持的报社资本家和经营者。日本三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影响最大的骚动发生在《读卖新闻》，其社长正力松太郎起初拒绝辞职，并扬言辞退闹事分子，但最终于12月辞去社长职务并被迫承诺实行报社内部民主化。《朝日新闻》起初并未打算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受《读卖新闻》事件的影响，意识到仅通过一个社论(8月2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为其战争责任进行辩护的社论，并向读者道歉)来了结战争责任，显然已行不通了。《朝日新闻》内部要求村山长举社长辞职的呼声高涨，最终演化为报社干部被迫集体辞职。《每日新闻》的社长和主要干部在日本战败后集体辞职，可谓是未爆发骚动的“无血革命”。

　　出版界：分配股权 瓦解财阀

　　出版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比报界晚了数月，于1946年1月进入高潮。二战时期，讲谈社出版的杂志种类多、发行量大，其用纸量曾一度占全日本杂志的半壁江山。在其发行的杂志中，尤以军队机关杂志和煽动军国主义的杂志居多，并在二战时期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讲谈社自然成为出版界首当其冲被清算的对象。

　　在日本，多数出版社的股份由创业者家族所有，家族专制主义经营方式占多数，加之多数出版社规模较小，员工人数较少，故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因此，出版界清算战争责任的主要表现在：出版社干部辞职、股份再分配、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等。在报界的清算活动中，不同报社之间相互影响较深。而在出版界，各出版社的清算活动虽也相互影响，但并未形成出版界的整体声音，基本上是出版社内部爆发、内部形成决议、内部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出版社的清算活动引起了全国关注，但毕竟是少数和例外。

　　实际上，出版界的民主化活动主要由日本出版协会等业界团体推动。在影响力方面，出版界的社团影响力远高于报界。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战期间及战后，日本出版协会牢牢掌握着杂志印刷纸张的配给权限。在印刷纸张缺乏时期，报界一般不通过业界团体而直接经由本报社克服用纸问题;与此不同，出版界的业界团体牢牢掌握纸张的分配权，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也要看其脸色。最终，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向讲谈社等七家出版社下发了民主化命令，并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以讲谈社为例。野间社长辞职的同时，其家族所持股份降至三成以下，大部分股份分配给一般职员。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还下达包括“当前所有杂志均要停办”的命令。不过，对出版社来说，停办杂志等同于停业，所以讲谈社并未完全遵从，只停办了《现代》、《讲谈俱乐部》两本杂志。纵观讲谈社的民主化改革，其实质是瓦解出版界财阀。另外，影响力稍弱的主妇乃友社、家光协会等出版社的改革虽难以比肩讲谈社，但比报界改革要深入、彻底。

　　广播电视界：向民众传播“战争责任意识”

　　当时唯一一家广播电视媒体是日本放送协会(NHK)。NHK在创立之初即是政府媒体，在二战时期充当日本军部宣传机构的角色。二战期间，NHK没有独立的报道采访体系，只是机械地播放同盟通讯社的新闻，成为向受众传播法西斯主义的工具。NHK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其人事由通讯院决定，其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意识和觉悟。因此，NHK内部并未出现追究战争责任的声音、气氛和举动。

　　广播处对NHK的机构和人事进行了大幅改革，民间通讯局(CCS)也对NHK发布了改革指示。1946年1月，NHK成立放送委员会，高野岩三郎当选委员长。劳动者代表为荒畑寒村，妇女代表为加藤静枝、宫本百合子，他们都是反法西斯势力的放送委员，反映了GHQ反法西斯的强烈改革意图。在节目制作方面，NHK也进行了空前的改革，试图摆脱官方广播电视的恶劣形象。NHK推出的很多节目让日本国民耳目一新，“放送讨论会”节目涉及天皇制等一系列政治性、社会性论题;“真相如此”(后改名“真相箱”)节目揭露了二战时期日军的种种暴行。这些都是二战后期NHK颇具代表性的节目，旨在向日本民众传播“战争责任意识”。

　　新兴媒体：GHQ大力培植的战后舆论力量

　　谈及战后日本报界，就不能不提新兴报纸。战后日本大城市的报业市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原有报纸(战败前已存在的报纸)、复刊报纸(1941年因《报纸事业令》被迫合并，战后得以分离、独立，并恢复使用以前的报头报名)和新兴报纸(战后新创办的报纸)组成。战后，新兴报纸大量加入市场，1945年12月到1946年10月间，新兴报纸上升至180家。他们的纸张均由报纸纸张分配委员会配给。当时，原有报纸仅83家，相比之下，新兴报纸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

　　新兴报纸的涌现，得益于GHQ的重视和培植。新兴报纸的记者普遍认为，原有报纸是“犯罪报纸”，战后新时代属于新兴报纸。因新兴报纸没有历史包袱和牵绊，GHQ对其寄予厚望。日本战后的第一份新兴报纸，是同盟通讯社原编辑局长松本重治于1945年12月创办的《民报》。该报创刊后立场新锐、论点大胆，经常触碰敏感话题，在日本报界首次公开讨论天皇制的存废，并在社论中涉及天皇是否应认定为战犯以及逮捕天皇等问题。同时，该报总编辑长岛又男在接受CIE采访时表示，该报与任何外部势力均未有合作关系，其能支持的政党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

　　积极推动媒体民主化的CIE对《民报》这样的新兴报纸寄予厚望，而比《民报》更受重视的是《赤旗》。这份报纸在二战前曾发行过，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份复刊报纸;不过其在战前的合法发行历史极短，因此也可将之视为新兴报纸。《赤旗》长期呼吁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媒体活动，并认为这种活动能够让日本摆脱军国主义色彩。

　　在出版界，1943年日本的出版社有4751家，因出版事业令，大量出版社被撤销或合并，到1944年3月锐减至1199家。其后，受战争和经营形势的影响，1946年日本出版社仅剩941家。战后，日本出版社数量快速回升，1947年激增至逾3000家，1948年约为3500家。新创办的出版社快速增加，其增加规模甚至超过了新兴报纸。

　　在新兴杂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引进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该杂志于1946年6月创刊后，刊登了大量与美国信息和文化相关的内容。因日本民众对这些内容非常关注，其发行量快速超过100万，远超其他杂志。在这些美国杂志日本版的创刊和发行背后，尽管看不到GHQ的积极推动，但可以想见，正是考虑到这些介绍美国文化的杂志有助于推动日本的民主化，GHQ才允许其创刊发行。

　　在广播电视领域，战后诞生的新兴媒体是于1951年9月投入使用的民间放送广播。虽然经历很多曲折，但GHQ从未放弃开放民间广播的设想。与对新兴报纸和新兴出版社的期待相同，GHQ也对民间广播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虽然NHK负有战争责任，但其在战后依然占据垄断地位，GHQ希望能有民间力量与之抗衡，民间放送广播自然受到重视。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译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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