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作者：侯惠勤来源：《求是》2017.1 2017-01-02 507

“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侯惠勤

核心要点：

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但改变不了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状况，改变不了金钱和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局面。这些都是无法用“普世价值”掩盖的事实，也宣告了把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

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人性。所谓盛极一时的“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格化，决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

推行“普世价值”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利益为根本，以维持和巩固欧美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为追求，损害他国主权和核心利益、危害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驳，许多人对“普世价值”的本质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的背后，涉及到若干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有必要进一步对“普世价值”进行剖析。

一、“普世价值”论争的本质

论争本质在于：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必须明确，“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历史上关于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简单延续，而是西方意识形态针对特定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

“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发端于2008年，聚焦“宪改”，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难看出，“普世价值”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以西方国家制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思想武器。“普世价值”力图渲染的价值是，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因此，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

“普世价值”一旦还原为政治价值，其“人类共同价值”之表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实的矛盾马上就暴露无遗。如果说，停留在道德精神层面抽象地讨论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还有迷惑性的话，那么一旦进入政治实践领域，这种“普世性”就马上化为乌有。历史证明，政治实践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普世模式”。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路，与维护资本统治、维护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不可调和的道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搞政党轮替、三权分立、投票民主的虚假民主，是不容混淆的两种制度。经过长期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展示出广阔前景，历史成就不容否定。

还要看到，政治实践领域的价值导向是具体的、可直接观察和检验的。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但改变不了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状况，改变不了金钱和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局面。这些都是无法用“普世价值”掩盖的事实，也宣告了把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

二、“普世价值”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错乱

这种错乱表现在：以抽象人性论为伪装，试图从人的天性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但本质却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其利用抽象人性论进行包装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思想谬误和逻辑断裂。

西方意识形态试图用人的天性论证其制度的普世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种种思想混乱。其一，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当作永恒不变的人性，从而否定人性不断趋向真善美的演进趋势。毫无疑问，人类发展在不断突破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现存的人性“样态”。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人性。所谓盛极一时的“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格化，决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鼓吹的“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因此，依靠把这种利己的市民视为“最后之人”，将其所表现出的人性视为“永恒人性”去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极其虚弱及在道德资源及精神创新力方面的枯竭。

其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视为同质化的单一人性，从而否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自己虚构的单一人性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如将“天赋人权”作为个人权利本位和国家“契约论”的依据，而“经济人假设”是其经济制度设计的依据，“无赖假设”是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设计依据等。实际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人性具有多重性且相互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现存社会关系对抗性的表现。把抽象的人性视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错误的，在人性和历史关系上的本末倒置，是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错误。

其三，“普世价值”把具体的制度设计思想抽象化为人性一般，然后用抽象人性推论其制度的不可逾越，陷入了同义反复的逻辑谬误。资本主义社会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抽象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抽象的个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自然基础，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普世价值”把“抽象的个人”的政治诉求幻化为一般人性的诉求，再把这种诉求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精神。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符合人的天性、不可逾越的制度设计。“普世价值”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产物，即“抽象的个人”，抽象化为“人一般”和“人性一般”，然后再用这种“人性一般”论证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为“制度一般”而具有不可逾越的普世性。这种同义反复，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也是话语上的霸道。

三、“普世价值”在人类价值共识上的祸心

其祸心就是：把蛮横的“文化霸权”和落后的“冷战思维”冒充为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为其进行“价值观渗透”提供道义伪装。

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价值共识得到不断积累、积淀和丰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人类价值共识大体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纯粹理想和美好愿望。如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这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二是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纽带，是维系社会团结、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现实力量。

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区别在于：其一，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以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差异和共存为前提，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命力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求同存异、相互作用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文化霸权，维护既得利益的统治思想，是一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思想霸权和价值优越感，其实质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搞文化渗透和思想话语垄断。

其二，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从现实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双向、多向的交流、交融和合作，以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以及国际利益格局日趋优化为目的，是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不断扩大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利益为根本，以维持和巩固欧美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为追求，损害他国主权和核心利益、危害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

其三，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建立在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基础上，是一个在比较中发展、在斗争中前进的历史创造过程，体现了人类进步永无止境的趋势，推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推行“普世价值”则对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弥漫着怀疑乃至绝望情绪，历史感、方向感丧失，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只试图在“虚幻的共同利益”之上，通过思想控制制造出一种“共识幻觉”。

推崇西方制度，力图形成“以西为美”、“以西为是”的“洋教条”。然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最有发言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一时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而是以其科学性为依据。历史反复证明，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的形成，也不取决于某种势力的一时强大，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的是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优秀文化传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普世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害是把资本的社会特权视为自然权利，本质是“不平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不仅制造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而且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因而不可能成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平等和创立新的国家精神的武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点。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