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时刻

美式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时刻

——2016美国大选的政治学分析

吴冠军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尘埃落定，当悬念马上不再是悬念时，这场大选似乎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了。然而在政治学层面上，恰恰是这场大选本身，比谁最后上位做了总统更具有分析的价值：它把美国式自由民主推到了一个界阈（liminal point），在这个点上，我们遭遇到自由民主自身的诸种爆裂。

一、民主政治的企业化

正如我们近三十年所观察到的，民主在美国早已不再是“democracy”，而是“plutocracy”（富豪统治），一如美国政治学会2004年题为《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这篇年度特别报告所写，“考虑到候选人依赖昂贵的顾问和大量媒体广告，钱就是今天选举的氧气”。 大企业通过“收买”政客，换取对国内与外交政策的深层次操控，民主选举本身已经为金钱所充分渗透乃至把持。当代美国民主的此种形态，被美国政治理论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1922–2015）在200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称为“企业化民主”。 

在今天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都包括巨额的私人捐款，“选举捐助赋予富人一个表达自己选择的工具，大多数公民没有这个机会”。 并且，“钱多者胜出”越来越成为一条经验性规律。故此，于竞选而言，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募集资金。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对4的微弱优势，判决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法律规定，违背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使得选举期间企业对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不再有任何限制。

而此种“企业化的民主”，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达到了一个极致：大企业家从“收买”政客到直接“成为”政客。作为大企业家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完全没有从政经验，其最大竞选卖点，就是做成功过大企业。在整个选举进程中，特朗普反复宣称“I am super-rich”（我超有钱），也即钱多到完全可以自己个人掏腰包来竞选。然而特朗普的最终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之吸金能力，因其过去数十年政经界的经营，还远强于这位富豪。特朗普甚至在总统辩论中指责本身就是富婆的希拉里，小气到不肯自己拿钱出来投入竞选，只肯大把拿人钱财（后面当然与人消灾）。特朗普多次暗示乃至明示，克林顿夫妇所有财富，都是历年出卖政治权力得来。

特朗普这一论述，其意义实是远大于对竞选对手的纯个人性攻击，而是触碰到了美国民主所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民主政治与金钱的勾连（“维基解密”曝光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揭示，大金主们会被许诺官位、小金主们能够获得和政要吃饭之机会，一切甚至都明码标价）。

最后获胜登上总统大位的特朗普，尽管明面募集的竞选资金要低于其对手，但他可以动用的综合财富资源显然绝不弱于希拉里。是故，此番特朗普获胜，非但不构成“钱多者胜出”这条经验性规律的例外，相反恰恰印证了金钱对美国民主政治殖民之深：民主已经被高度企业化！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他最后成功击败了竞选资金远多于自己的对手，是由于他十分懂得利用“推特”、“脸书”等新媒体以高度“省钱”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媒体曝光率。 然则，这恰恰只是体现了特朗普作为一个精明生意人的素质，而并非其治国理政的能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对于特朗普在整个选举进程中的不断炫富，希拉里的质疑点就只落在“或许他没有他所声称的那样富”上。 

2016年8月1日，亿万富豪沃伦•巴菲特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为希拉里的竞选活动站台。

这，本身就是一个症状性的溢出：“富豪统治”，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不再需要遮掩的状况。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温蒂•布朗（Wendy Brown）曾对当代民主有一个精彩诊断：“新自由主义理性”取代“民主理性”。她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选举首先是去筹钱，然后是招募一支专业“竞选团队”（而非政治团队），由他们专业地进行各种策划：从定向选民的动员，到制造各种媒体“盛景”，再到制定宣传行销策略、疏通各种公共关系、处理各种危机公关……这种“专业”竞选团队的经营，完全使选举沦为“行销与管理的马戏”，“政治生活被越来越缩减为媒体与行销成功”。 

竞选团队的主要精力用于计算成本收益比例、控制媒体、心理动员、攻击对方，而不再是关注政治政策、理念、方案，一如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1929 –2008）在200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即已观察到的，“政治领袖和经理们公开地、无羞耻地更关注直接的选举战术、人格的投射，更关注媒体呈现，而不是深思和倡导和长期社会需求相关的诸种理念和诸项政策。” 

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嘴”特朗普，在攻击希拉里时倒说出了一句非常戳中这个体制要害的话：政客们为了奖励其竞选团队，获胜后直接就让他们运营政府，然而一堆营销专家怎么懂治理国家呢？

反过来，特朗普自己也同样面临这个“新自由主义理性”陷阱。希拉里的反击正是：你搞大过企业并不代表你能搞大国家，能“使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之竞选口号）。希拉里的论点亦是极其有力：管理企业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转换成治理国家的能力，两者非但不能简单划等号，甚至前者会严重伤害后者。

这个论点其实直接关涉到沃林所揭示的“企业化民主”的另一个面向：在今天，企业与国家权力的融合不仅体现在金钱大量渗入政治机构，同时也体现在国家治理本身越来越像企业管理，即所谓“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沃林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代议民主：“民主公司”（democracy inc.）。在这种“民主公司”中，人民越来越像消极的“持股人”，民主政治越来越同人民统治自身毫无关联。特朗普的竞选逻辑，恰恰可直接作为“民主公司”的广告语：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掌舵者，就是像我这样懂得怎么赚钱的企业人！ 

在当代美国，议会监督、公务员队伍的职业素养、司法监督与媒体监督，多少制止了最粗鄙的腐败形式。然而今天的竞选金主，并不需要做出直接的贿赂，他们的力量在于，能够“影响谁担任公职候选人”，即“通过掐断早期或者持续资助，大金主们有能量劝阻或者阻碍不友好的候选人当选”。 

选举在美国从来是先“举”后“选”：没有大量金钱支持，首先无法被“举”，其后更无法被“选”。特朗普在会见《纽约时报》时甚至夸耀，许多现任参议员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位子的：“我帮了很多参议员，只有两个我没帮。”特朗普及其最终对手希拉里本人，是被富豪阶层“举”出来而成为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在民主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公开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并主张“改变美国人财富严重不均的现状，打破财富影响政治的潜规则，提高富人的税率”。我们已经知道，桑氏就是被富豪们以“潜规则方式”提前撵出局的（“维基解密”公布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清晰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排挤桑德斯）！

此次选举情节跌宕起伏，丑闻层出不穷，到竞选最后阶段还爆出特朗普的“录音门”和希拉里的双重“邮件门”。这两个被富豪们“举”出来的总统候选人，甚至在最基本的为人正派（decency）上，都让人有充足理由去鄙视与不齿。然而，美国选民被迫只能二选一，抑或选择“政治冷漠”袖手旁观。

美国历史学家博耶尔（Paul S. Boyer，1935—2012）在评论19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时写道：

“工人、消费者与城市贫苦人群的利益在权力大厅里极少引起关注，因为各级政客都在为企业利益集团服务。虽然权钱交易时常发生，但是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是如此一致，以至于贿赂都已是多此一举。”

博耶尔把这个时代的美国政治称作为“企业时代的政治”。 这段评论，完全可以被没有“违和感”地移到一百多年后的美国中。根据2004年美国政治学会的特别报告，“1974至2002年，利益集团、尤其是商界领袖的观点，与政府官员的外交政策观点高度一致”；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过去在华盛顿不活跃的优势集团，开始大规模动员进入政治过程”，许多大企业和专业组织“在华盛顿建立独立办公室”，而不再倚赖行业组织来介入政治过程。 

今天的美国，按照沃林的看法，才是民主政治企业化之高潮降临的时代。企业权力（corporate power），是一种跟公民躯体完全没有关联的私人权力，这种权力业已完全浸透整个政治系统，把后者转变成一个“以现代商企为代表的‘私人’治理系统”。 沃林把这种已被企业权力所渗透的民主制，称作为“反转的极权主义”（inverted totalitarianism），因为公民实质已“政治性地去动员化”（politically demobilized），企业权力则全面“政治性地降临”。 

问题更是在于，传统极权主义是建立在“弱民主”上（如纳粹德国），而“反转的极权主义”则建立在美国的“强民主”上，它“允许自由言论，尊崇宪法，并在两党制系统中运作（该系统在理论上保证一个对立党的角色）”。 换言之，它维持各种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但在核心处保持彻底地非民主，即企业权力对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取代。这使得“反转的极权主义”更加不易被识别为极权主义的一种形态。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约为55.3%。据相关统计数据，自1996年至2016年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维持在最低49.0%（1996年）到最高58.2%（2008年）之间，可以说，美国选民体现出较高程度的政治冷漠。此种政治冷漠，部分性地便肇因于“富豪统治”（先“举”后“选”）对于选民的绑架。

是故，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毫无羞耻地标识出：美国式民主已和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宣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无关，而在全盘变成一个由富豪组成和为富豪服务的政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话说，美国已是“1%有、1%治、1%享”的政府。 自由民主的问题，就在于它恰恰有一个阴暗的分身（shadowy double）——资本主义。 而新自由主义的企业主义（neoliberal corporatism），已然将美国的民主政治推到了它自身的爆裂点。

二、“民主的强制”

让我们再递进对民主的批判性考察。民主（democracy）尽管字面意义上意指“人民统治自身”，但在其实际操作中，从来都是“多数派统治”。换言之，民主从来是一部分人即数量上占优势的那部分人统治整个人民：“少数派”不接受、但必须服从。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强制”（democratic coercion），乃是内嵌在民主政治中的一个结构性状况。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把这种“多数决定”的数字决定论，称作“民主唯物主义”（其反面则是巴氏本人所主张的“唯物主义辩证”）：民主就是数人头，并不关心内容（更不关心“真理”），彻底把一切简化成数字。用巴氏的话说，民主“强加数字法则，就像这个被商品所统一的世界强加金钱的数字法则”。 这种数字决定论所带来的“民主唯物主义”强制，并不比寡头政治（少数人的统治）的专制主义强制来得舒缓。

内嵌在民主政治中的数字决定论，结构性地使“政治自主”（人民统治自身）转换为“政治他主”（political heteronomy）。民主的此种结构性状况在现实实践中的后果，便是不断地制造社会隔裂。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51.89%对48.11%决定脱欧）出来之后，苏格兰脱英公投的呼声迅即重新高涨，这直接标识出对“民主强制”的一个激烈反抗。 

故此，数字决定论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如下困局：存在着结构性的可能性，民主会制造社会隔裂，投票结果会威胁到社会团结乃至稳定。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同样把民主政治的这一内在结构性困局，推到了一个爆裂点上。

当地时间2017年2月19日，美国芝加哥，美总统特朗普就职一个月，当地民众游行抗议特朗普政府政策。视觉中国 图

正如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观察到的，一个“不可能的各派联盟”在此次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个联盟只共享一个否定性目标，那就是坚决遏制特朗普。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内建制派大佬再到党外独立人士，从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再到学术界、媒体界，这个“不可能的各派联盟”几乎是美国社会整个精英阶层的大联合。200多家美国主流报纸、电视台（除了FOX等少数例外），皆越出媒体本应恪守的中立立场而直接背书希拉里。绝大多数好莱坞明星在社交媒体上为希拉里拉票，乃至直接为其竞选活动站台造势。在硅谷，2016年6月，145名科技公司的CEO、投资人以及硅谷最大创业公司的企业家们发公开信联名抵制特朗普，信中把特朗普是称为“创新的灾难”。7月间，甚至有大批硅谷CEO、投资人聚集到佐治亚州的一处私人小岛上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阻止特朗普赢得胜利…… 

然而，尽管这个“不可能的各派联盟”中所有人士皆使出了浑身解数，特朗普还是在被希拉里称作“一篮子鄙恶之人”（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的支持者们拥护下，最终登上了总统大位。

问题在于，因强烈支持与反对特朗普而形成的整个国家内部这种群体性对抗格局，会否因其当选总统而轻易消散？

选举结果出来后，各地持续涌出反特朗普游行，“推特”上甚至一片加州脱美公投（Calexit）的呼声。游行队伍和网上抗议中，许多人都打出这样的口号：“[特朗普]不是我的总统”（Not My President）！这直接标识了：这些“少数派”，拒绝服从“民主的强制”。

实际上，这些“少数派”在人数上还并非真正是少数派：根据最终公布的票数统计，在大众选票方面，希拉里得票要多出特朗普286万余张，领先后者两个百分点。 这是由于希拉里以大幅度优势获胜的加利福尼亚等州都是人口大州，而在几个“摇摆州”特朗普都只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胜：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威斯康辛州其票数仅多22177票，在宾夕法尼亚州则是70638票，在密歇根州其领先优势只有10704票。换言之，威斯康辛等三州这十万人若倒向另一边，结果就彻底逆转。

这种状况，使得“民主的强制”异常粗粝。因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Jill Stein）以“电子计票机器被黑客攻击”由提出正式申请，11月25日，威斯康辛州对本州选票进行重新计票。尽管此举并未使得希拉里重新“逆袭”，但已清晰标识了各种力量对选举结果的激烈反抗（奥巴马在离任前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的举动，甚至暗示特朗普胜选乃俄国干预之结果）。不难想见，倘若重新计票结果真的跟原先数字有较大出入，这将会对美国社会的既有撕裂性状况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这次选举中，特朗普对希拉里最大的指责，就是欺骗、“谎话精”，不单掩饰个人污点，并且所有竞选时的承诺全部是欺骗。针对希拉里的竞选纲领，特朗普的有力回应是：你有三十年时间去实施这些纲领，都干吗去了呢？“只是言辞，没有行动，听上去好，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人骗得票数后，就“四年后相见”！对希拉里指责自己逃避联邦所得税，特朗普自豪地承认自己已连续多年不交联邦所得税，但据其所言，这只是“合法”利用任何一个亿万富豪都在利用的税收漏洞。

实际上，欺骗并不只是希拉里的个人特质，而是美国政坛上大小政客的共享特质，但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本次总统大选中爆裂，上升成为一个核心指责呢？理由也很简单：特朗普完全是政坛新来者。其他所有人因各自历史上都背负无数“空头承诺”而无法以之攻击对手，但特朗普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事实上，特朗普在多次演讲中把对希拉里的这一批评，扩展到所有美国政客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竟遭到那么多政界人士的抵制，包括共和党内许多大佬宁可“叛党”也要阻挡特朗普上位。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他也立即会加入到职业“谎话精”行列中。在选举结果刚出来后的一个媒体采访中，我作出如下预判：

特朗普当选后，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其竞选时倚靠“话语政治”建立起来的那种“激进”形象（当然是激进右翼而非激进左翼）。换言之，以挑战建制的“狂客”形象登场的特朗普，即刻就会大作“收敛”，因为他此前“扮演”的是总统竞选者，而现在开始“演”总统。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弥合这场大选造成的社会分裂，他非但不会（像他竞选辩论中宣称的）把希拉里请进大牢或做出其它清算，相反更会努力向此前各种支持希拉里的力量伸出“友谊之手”：跟我合作有糖吃。 

特朗普其后的一系列行动，皆印证了我的分析：他在追查希拉里“邮件门”、废除奥巴马医改、调整美国跟盟国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巴以和谈和残酷审讯手段等多个问题上，都已有较大变化乃至“U型转变”。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则感觉受到了背叛。由特朗普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参与创办并曾担任执行主席的“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也以“破碎的承诺”为题来报道当选总统放弃追查“邮件门；司法监督机构“司法观察”则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承诺美国人民“抽干华盛顿司法腐败的泥潭”，但现在他背叛了誓言。 

实质上，特朗普这一系列“食言”，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选举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否则，在这样一个深层撕裂的社会中，作为总统的他及其行政班子根本无法推进任何有效治理工作。

但问题恰恰在于：整个社会的剧烈撕裂，是否选举结束后这一系列话语性的“改弦更张”所能快速修复的？那个反特朗普的“大联盟”，是否就能轻易消弭？对重新计票事件，特朗普在推特中表示，希拉里赢得的票数里有“几百万张非法选票”。这个说法旋即又激起一片声讨，白宫发言人亦在记者会上指责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选举及其结果所造成的美国社会-政治撕裂，已形成一条深层的“撕裂线”。

这种撕裂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化解，会有怎样的后果？对这个问题，不妨直接反观美国自己的历史。实则，当年美国“南北战争”，便是“民主的强制”导致撕裂之产物：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南部诸州不愿接受民主强制而试图“脱美”，另立“邦联”，林肯随后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该举“不具法律效力”，内战遂爆发。换言之，由“民主强制”所导致的深层撕裂线，最后会把整个社会推向内战边缘。

美国自身历史还经验性地提供了另一种“民主强制”所导致的后果：总统被刺。美国历史上有9位总统遇刺，其中4位身亡。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从内战结束后的林肯被刺（首位被刺杀的美国总统）到二十世纪的肯尼迪总统被刺，这些总统遇刺案皆与不可弥合的社会性撕裂直接存在关联。总统被刺，在美国成了巨大社会性撕裂的另一个恐怖性“症状”。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美国民间就有传言：最终不管是特朗普抑或希拉里获选，都很有可能遭遇刺杀事件。

三、美国转向“快感政治”

此次美国大选情节跌宕起伏、丑闻层出不穷（“性、谎言、录像带”全都有）。从希拉里两次“邮件门”及其违法处理方式到特朗普“录音门”及其选举过程中的各种“污言”，民众对此两人性格品行，实是有足够理由报以深重忧虑。亚里斯多德认为，民主载体的政治单位（polis）不能大于如下范围：在其中，每位公民能了解其他每一位公民的性格品行。而在今天这个巨大的陌生人社会，对候选人性格品行的了解，只能通过各种大众媒体，于是，表演就成了重中之重。

时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为希拉里助选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一句名言：“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当他人沉沦堕落，我们振翅高飞。）今天在西方的选举过程中，确是“go high”与“go low”同时存在，但并非米歇尔原来意义上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当代西方民主实践在暗面上越来越“go low”，即充斥各种肮脏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在明面上则越来越“go high”，即全面转变成一场表演性的娱乐大秀（快感意义而非道德意义上的“high”）。

毋庸置疑，美国总统大选已越来越变成四年一次的全国大秀，比任何真人秀都更豪华、更高成本、更精彩纷呈。而2016年这场总统选举，在娱乐程度上则再创新高，高潮迭起。特朗普本来就长年主持电视真人秀节目，非常精于此道；希拉里乃是资格老道的职业政客，也有多年锤炼出来的经验。

在这种全国娱乐大秀中，职业政客以专门的包装、专业的训练、专业的竞选团队来掳取选民的票，这就是今天代议政治下的西方民主选举。“哗众取宠”这个词原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用来讽刺立于朝堂、冒儒家之名却“违离道本”的儒生，现在却成为形容代议民主的最贴切之语；反而在君主制下，“哗众”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取宠，“哗孤”就可以了。“哗众”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向民众提供快感。在这个意义上说，快感实已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治要素”。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总统选举进入最后阶段时，作为当代左翼思想家的领军人物，齐泽克竟然在电视访谈上公开表示，若不得不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选，他会选后者。此话一出，震翻整个思想文化界：一个共产主义理念的捍卫者、前不久还在高呼接纳难民从而坚守欧洲思想遗产的激进左翼，竟然转个身就去支持那位张口闭口“I am super-rich”、坚称要“造墙”、要把所有移民送出去的特朗普。这到底是在演哪出戏？就在自由民主一路“演”到快要自我爆裂的当口，怎么作为其批评者的激进左翼也头脑爆裂了？

齐泽克的这个“选择”其实不难理解。我的阐释是：特朗普的坏是“看得到的坏”，而希拉里的坏是“看不到的坏”（内嵌在整个美国“民主”体制里的坏）。前文已深入分析，特朗普上台后，他要贯彻他的“坏”，每一步都会惊涛骇浪，嘘声四起；而如果希拉里上台，她的所有“坏”都会继续在无声中进行，一切都不会被看到，一切都不会被改变。所以，对激进左翼而言，真正可怕的，正是那个以阻击特朗普为唯一目标的“不可能的各派联盟”！作为一个彻底的新来者，特朗普也许会真正搅乱一塘水，而这就是齐泽克所期盼的，有可能真正“触发出一个巨大的觉醒”。 

特朗普与目前已转投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的福克斯新闻网前主持人梅根•凯利。

然而，此处要跟齐泽克唱一唱反调的是：特朗普这个“选择”，实则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甚至要比齐氏所愿意承认的程度（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可能会在最高法院任命右翼分子等）更要危险得多。

我们屡屡看到，特朗普的那些著名“谬论”（“墨西哥送来美国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送来的都是问题人员，带来毒品，带来犯罪，是强奸犯”，“应该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等等），非但没有影响他一路过关斩将，突进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位置上，并且在当时每次都使其支持率不降反升。我的分析是：特朗普的所有“出格言语”，包括攻击时任福克斯新闻网女主持梅根•凯莉（Megyn Kelly）“血从她的双眼流出来，血还从她身上其他什么地方流出来”、攻击希拉里“连自己老公都满足不了，拿什么来满足美国”，都包含了一种“淫秽的快感”（obscene enjoyment），提供给受众（不只是低教育人士，而且包括知识分子）的不是刻板的“政治的正确”，而是一种“话语的暴爽”，而今天美国的投票机制，并无法区分基于公共理由的投票与基于话语暴爽的投票。

在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中，第一个现场观众的问题就是这场总统选举的用语过度“限制级”、严重“少儿不宜”，试问如何处理？两位候选人自是重述一套宏大理念以证明自己依然堪当少年模范。其实，这个问题反过来看（而不是正面作答），反而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少儿是没有投票权的，而使用“限制级”服务的和具有投票权的，恰恰是同一批人——使后者感到爽，才至关重要。如果说，对媒体表演，特朗普与希拉里都十分擅长（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老到，三场总统辩论中，面对致命攻击时希拉里始终面带微笑，而特朗普则每每气急败坏），特朗普在让受众感到爽这方面更愿意彻底“go low”。

故此，“大嘴”特朗普彻底“口无遮拦”，完全不在意精英群体如何看他，盖因他深知其话语“go low”的所有利好：正是这份利好，把他从政坛边缘人一路送上总统大位。甚至在大选前夕，所有媒体民调结果都是希拉里大优势胜出，然而特朗普的幕僚则始终向媒体坚称他们有“隐藏票仓”。大选最终结果，证明后者是对的。倚靠其“隐藏票仓”，特朗普成功“逆袭”，成为2016年世界政坛最大的一匹黑马！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份确实存在的“隐藏票仓”，到底从何而来？

我的分析是：特朗普的“隐藏票仓”，建立在一种“快感政治”之上。大选前各种民调之所以尽皆失败，恰恰因为“快感政治”完全溢出于当下（作为一门现代经验科学的）政治学的视野：许多出于特朗普所带来的话语暴爽而最后把票投给他的选民，在各种民调中恰恰“隐藏”了自己的倾向：选择特朗普，是一个不能公共言说、必须加以“隐藏”的举动。

晚近汉语学界关于美国大选的评论中，政治学者刘瑜称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右翼民粹化”，而法学家许章润则认为那意味着“美国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 这正负两种评价观点都没有触及到的是，特朗普的崛起更标识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隐在改变，即，快感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要素。而这，正是齐泽克这位精神分析派政治哲学家当年所反复提请人们注意的。任何作为符号性秩序的社会，都在其符号性律令（以及诸种公共话语）之下，必然存在一个“淫秽的暗层”（obscene underside）。譬如，充斥在“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社会（如当代美国社会）里的各种种族主义笑话，就是这样必需的暗层；前苏联亦恰恰是各种政治笑话隐秘风行的社会。一个没有暗层的社会，则会因为极度“刚性”而非常容易崩溃。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竞争，向来是属于符号性秩序的公共话语层面；而快感话语，大多数时候都作为社会的“暗层”而隐秘存在（即，公开场合不说，只在暗处流布）。

在特朗普之前，最大规模政治性地激活这一暗层——即，积极施行一种“快感政治”——的政治力量，便是纳粹。翻开纳粹当年那些反犹宣传手册，触目即是犹太人“又脏又没有教养”、“鼻子长性欲大”，“专用高利贷赚钱”、“勾引我们女人”。今天特朗普描述墨西哥人以及穆斯林的用语，与之何其相似。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对纳粹大屠杀有一个著名分析是“平庸的恶”，即现代官僚体制下平庸官僚对上级命令的无批判服从。然而，当年希特勒命令毁灭欧洲各个名城，其手下将官们则纷纷拒绝执行（否则就没有今天欧洲面貌了）。两相对照，在解释犹太人灭绝工程何以得到普遍执行上，官僚制下“平庸之恶”便欠缺充分的解释力。

在我看来，快感政治，很大程度上可以是解开这个问题的一把锁匙：作为快感的对象，屠杀犹太人本身变成了一个让人感到很爽的事。齐泽克曾提出“概念性的犹太人”（conceptual Jew）一说：对反犹人士而言，犹太人这个“意识形态人物”实质上是反犹者之“无意识欲望”的产物。今天特朗普口中的墨西哥人（毒贩、强奸犯等等），不正亦是迎合了当代美国蓝领白人最深层次的“无意识欲望”？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危险，同齐氏当年对纳粹政治的分析（内嵌一种“快感政治”）实具有结构上的同构性。由此而论，齐泽克在“选择”特朗普时说，“那是我孤注一掷的希望，如果特朗普获胜，美国依然不会是一个独裁国家，他不会引入法西斯主义”。确实，那实在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豪赌式断言。特朗普胜选之后，有很多评论认为，特氏胜就胜在走“群众路线”，激进挑战“建制”（establishment）与政治精英。在我看来，这个分析是不充分的。我认为，特朗普不只依靠“群众路线”，而且极端地使用了“快感政治”。诚然，挑战当下美国各种“政治正确”的公共话语，会给一名政客带来相当大的风险，但对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特朗普来讲，恰却是只有以偏锋奇兵博击，才有胜出之可能。结果，倚靠“隐藏票仓”，这个商人胜出了。

结论

综上所述，2016年这场美国总统选举，不只是产生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房产商总统，并且将自由民主本身推到了其阈点上，让我们清晰地考察到以下三种困境：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勾连（“民主公司”）；民主结构性地产生社会撕裂（“民主强制”）；快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治要素（“隐藏票仓”）。

2016年10月3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访问伦敦时甚至对媒体说，这场大选已深刻“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并让他的工作“十分困难”：现在当他和别国首脑政要坐谈时表示“真心希望贵国能迈向民主”，他自己都无法面对对方投射来的怀疑目光。故此，这场美国总统大选标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被视作“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已然陷入其爆裂性的危机时刻。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原题：“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学分析”。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略有简化，并经作者审订。经授权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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