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

亨利·吉鲁

【原编者按：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福利国家已经分崩离析，新出现的警察国家的惩罚权力却一直在大幅度扩张，其基础是无所不在的恐惧文化。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应运而生。在这个时代，诸如贫困、无家可归、就业不稳定等制度性缺陷被归咎于个人失败、性格缺陷和道德败坏。社会、系统和公众等观念消失了，这变相扩大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特朗普用“蛊惑人心”的话语承诺建立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是依靠非人性化的和偏执狂的夸夸其谈以及通过制造恐惧和仇恨作为武器创造出来的。特朗普拥护白人至上主义和承诺可抛弃性政治的做法使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他还使用语言作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扩展了早先法西斯政权所作所为的边界。总之，特朗普政权的意识形态、政策及语言可以被视为法西斯历史的回声。不幸的是，在美国上演的故事，正以稍加修正的脚本在世界各地同时上演。】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研究中心；吴万伟、张琪：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那些曾经塑造过去并等待回归的恶梦般的经历目前正隐藏在美国社会的表面之下，即将再次带来严重的浩劫。美国已步入十字路口，过去的法西斯主义与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实践在此融合，产生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所称的“不可预见的恐怖”。

自1970年代起，美国社会一直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或被称为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最新、最极端阶段的诅咒之下。作为更广泛的全面构想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巩固金融精英手中的权力。作为一种理性模式，新自由主义在多种文化场所发挥着教育的作用，以确保人们无法设想或构建其他任何管理模式。

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假设市场不仅推动经济而且推动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它把营利解释为民主的本质，把消费解释为体现能动性的唯一形式。它通过市场逻辑重新定义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欲望和价值观，这种逻辑偏爱利己主义、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心态以及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定义人类自由的核心概念就是消耗生命和无尽的竞争。

作为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以私有化、放松管制、商品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原则为指导的包罗万象的市场。为推动这些议程，它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大幅度缩减福利国家的规模，大肆攻击公共服务和产品。随着国家被掏空，大公司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能，强制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导致大量财富落入富人和有权有势者手中，强化了社会由赢家和失败者组成的观念。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为金融资本提供了自由，并试图让市场摆脱国家的任何限制。目前，政府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富人的利润、资源和权力实现最大化。

作为政治政策，新自由主义使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治理空洞化，并谴责任何可靠的社会契约概念。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普遍的不幸和痛苦，因为它削弱了民主作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常常与哈耶克、朝圣山学社、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著作有关，最为人所知的是与智利的皮诺切特、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活动相关。在政治上，它得到了传统基金会等各种右翼智囊团以及科赫兄弟等亿万富翁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对民主、共同利益和社会契约的憎恨释放了过去法西斯主义中的一般元素，如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强烈的厌女主义、反移民狂热，这些与军国主义、国家暴力和可抛弃性政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法西斯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政治历史背景下有所不同，在纳粹德国是公然将犹太人赶进集中营进行种族清洗，在内战后的美国是采取种族隔离的形式。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已经死灰复燃，因为它毫不质疑地相信对强人领袖的绝对服从，相信暴力是实现政治净化的形式，相信仇恨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相信种族和民族清洗的合理性，相信特定种族或民族的优越地位。在经济野蛮、政治虚无主义、种族纯洁、经济正统论和道德梦游症的混合体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政治形态，本文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

一、作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民主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独裁政权已从土耳其、波兰、匈牙利、印度蔓延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排外主义等毒素。国家衰落、羞辱性和妖魔化的语言助长了某些人的煽风点火，促使一些人提出了旨在实现种族纯洁化和社会群体分类的危险建议和政策，同时大肆宣扬男子汉气概和崇尚武力，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过去的独裁统治。曾经造成大规模暴力、酷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因此，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显然属于当今世界”这一点，我们很难争辩说法西斯主义的遗产对此没有任何影响。

法西斯主义有着多重历史，大多与193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失败的民主政体以及1970年代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民主政府被军方推翻等有关。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西斯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历史涉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新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导致政治暴力和种族灭绝等激进形式的极权主义秩序”的历史已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不那么自由的民主体制重新调整战后遗产的尝试。例如，在匈牙利、土耳其、波兰，“不自由的民主”一词已经被用来取代“据说已过时的自由民主”。实际上，该词用来为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辩护，旨在攻击民主的根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延伸到了美国。在特朗普总统虚夸的剧本中，“人民”这个概念已成了修辞工具，目的是为右翼群众运动辩护，他们渴望重温美国种族隔离的美好往昔。

对民主来说至关重要的思想、价值观和制度已经在过去50年猖獗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极度萎缩，种族优越感、社会清洗、末世民粹主义、狂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法西斯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烈，它们已从美国历史上受压制的角落逐渐挤进国家和企业权力的中心。数十年的大规模不平等、薪资奴役、制造业崩溃、对金融精英的税收优惠以及对福利国家产生正面冲击的财政紧缩政策等都进一步强化了法西斯主义话语的影响力。他们还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引向弱势群体、非法移民、穆斯林、受压迫的种族、妇女、同性恋群体、公务员、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工人。通过不断强化经济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扩张趋势，新自由主义不仅破坏民主的基本要素，而且创造出使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原则变得更具吸引力的条件。

在越来越快的发展环境下，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合起来将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行为与威权主义“强人”思想结合起来——崇尚战争、仇视理性和真理；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纯洁性；压制言论自由和异己分子；提倡鼓励撒谎、拿别人当替罪羊的文化、恶毒的话语、恶性的暴力以及最终以各种形式爆发的国家暴力。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就像打了兴奋剂，象征着黑帮资本主义最糟糕、最恶劣的行径与白人民族主义理想和种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理想的融合。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转型已经破坏和重新定义了“被理解为民众管理的民主原则、民主实践、民主文化、民主主体和民主制度”。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工程已演变为一场反人权、反民主的叛乱，创造出重新塑造自由和权威含义的强大叙事来为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辩护。

此外，由于公民文化遭到破坏，公民权和公民责任等观念已经烟消云散，理性和知情的判断已经被公民文盲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新自由主义鼓吹非理性的信仰，即市场有能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并塑造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将民主的实质剥夺殆尽。从市场经济向市场驱动的社会的转变还伴随着对平等、社会契约和社会福利规范的猛烈攻击。由于工资被掏空，养老金被摧毁，数百万人无法享受到医疗保健，就业保障受到破坏，对中下层民众而言，获得高等教育等关键公共产品的机会被大大削减。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新自由主义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超级资本主义形式，它还意味着民主的死亡。阿尼斯·什瓦尼(Anis Shivani)对新自由主义威胁民主的阐述值得大段引用：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监管，市场就是人们福利的最佳保障。促进市场繁荣的一切，比如私有化、放松管制、金融和资本的流动性、放弃政府提供资助的社会福利以及将人类视为人力资本的再概念化，都应该得到鼓励。而可能会削弱市场的一切，如政府服务、监管、对金融和资本的限制以及超验性意义上的人性概念等，都应该受到压制……总结新自由主义的特征的方法之一是，所有一切——包括国家、市民社会、当然还有人都是按照市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民主被重新解释为市场，政治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以我们说的是民主政治的终结，正如我们两个半世纪以来所知道的那样。

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独特之处在于，资本的全面解放如何与那些被认为是可抛弃的、受到种族压迫的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全面攻击结合起来。赌场资本主义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结构不仅冲击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正面冲击了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共享信念和认识。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正在默默侵蚀着社会纽带和道德边界。

在美国，某些群体在遭受驱逐、瓦解、原子化、社会孤立、被连根拔起方面有着漫长的历史。特朗普上台后利用右翼势力的支持，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推进这个过程，使其表现出21世纪独有的特征。在此，发挥作用的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社会抛弃政策带来的灾难。在右翼和受企业控制的媒体持续不断的教育宣传下，兜售男子汉气概的残酷文化破坏了人们的同情心，使人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甚至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排外主义活动中去。

爱尔兰记者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告诫说，法西斯主义通过让个人最终“学会思考不可思议之事”这一过程来瓦解人的道德想象力。他写道：随后是 “关键的下一步，往往是最棘手的一步”：

你必须打破道德底线，让人接受极端残忍的行为。像猎犬一样，人也要血腥，需要体验野蛮残忍的快感。法西斯主义通过对弱势外来群体的威胁来实现这一点，这使得该群体的成员受到非人道的待遇。一旦实现了这一点，你就可以不断加码，从最初打碎玻璃窗到最后阶段的种族灭绝，什么都做得出了。

在美国社会，被贴上金融危机标签的东西常常也伴随着道德、社会性和共同体的危机。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已经固化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通过重塑美国社会的主导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加速了民主的空心化，使美国社会很容易受到特朗普提出的法西斯解决方案的影响。作为集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于一身的综合体系，新自由主义紧缩开支，将经济活动与社会成本割裂开来，并通过企业控制下的窒息想象力的机器使民众去政治化，这些机构炮制后真相叙述，将暴力场景神圣化，贬低语言，扭曲历史。

当前，新自由主义要与任何可行的社会契约、团结、集体想象力、公共利益以及支持它们的机构进行斗争。当政治领域以严格的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时，对民主至关重要的制度、公共产品、构成性文化和身份认同模式以及维持上述内容所必需的知情公民也都烟消云散了。

二、理性的危机与自由的幻想

当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企业及金融精英手中时，自由被完全地从市场的角度来定义，不平等被视为美德，私有化的逻辑对公民的同情心及社会福利嗤之以鼻。由此造成的致命后果是，新自由主义已经呈现出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经过50年的快速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曾经作为公民自由巅峰的民主现在成为了它的敌人，因为民主治理不再优先于不受约束的市场运作。新自由主义破坏了社会纽带和公众意识，削弱了分担责任和道德义务的观念。

正如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言：“政治被视为自由、秩序和进步的敌人。”政治现在变成了自由和权威等概念的退化的混合体，其目的是保护市场原则和实践。在资本包容一切的范围内，公民自由的概念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安全观，目的是要保护追逐利润的不受约束的行为和野蛮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推行。此外，随着自由的私有化，人们对政治丧失了兴趣，道德冷漠得以滋生。结果，新自由主义释放了以前法西斯主义者的激情，政治、能动性和社会关系领域开始变得像战场、以猎杀为乐的血腥运动，或者像笼中格斗一样残忍。

在此情况下，受压迫者不仅被历史所蒙蔽，还被引导去相信在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下别无选择，未来只不过是对现在的模仿。这一立场不仅压制了任何责任感和抵抗精神，还产生了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最终以崩溃而告终的梦游症”。斯奈德认为：”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如果什么都不真，那就没有人可以批评权力，因为这么做已经没有根据。如果什么都不真，一切都只是过场。”后真相社会是国家赞助的消遣和表演，其目的是为了掩盖道德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已经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残酷后果。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把真理视为民主的等价物，而是将真理和民主视为权力的敌人。这种局面将民主置于危险之中，并建立了容易接受白人至上主义政治说教的教育和政治工程。

三、在民主制度中重建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在美国重现，这呼应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警告：“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中的存亡可能比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这一倾向的存续更具威胁性。”理论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人都令人信服地指出，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危险，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纳粹德国崩溃后，阿伦特告诫道：极权主义远非已经过去，因为产生极权主义的极端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条件很可能会转变为新形式。阿伦特认为，每一代人都必须认识到，纳粹集中营的存在和灭绝政策不仅应被理解为极权主义社会的逻辑结果或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归，还应理解为它们的历史在预测”未来的可能模式”时意味着什么。

法西斯主义过去的噩梦记忆犹在，因为它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述，以便识别何时会再次发生。大规模的贫困、失控的无家可归、大规模的归属感缺失、制造恐慌、社会原子化、国家恐怖主义和消灭政治为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埋下了种子。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O.Paxton)在《法西斯主义的解析》一书中指出，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不会模仿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形式，而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语言、符号和文化：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中没有纳粹党所使用的十字符号，只有美国国旗(星条旗)和基督教的十字架。不是向法西斯敬礼，而是大规模诵读入籍誓词。当然，这些标记本身并没有任何法西斯主义的气息，但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将它们变成了检测内部敌人的必要试金石。

鉴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出现的令人担忧的迹象，我们很难掉以轻心，也很难容忍有人隐瞒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语言，或者竭力阻止人们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于我们理解美国逃离实质民主的承诺和理想所具有的相关意义。诚然，美国可能不会将数百万人投入毒气室或推行种族灭绝，但现在已经出现了过去的元素，只不过换了张面孔。例如，不断扩展的惩罚设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过去的情况——相当于监禁状态——其数量在过去的40年里呈指数级的增长。事实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狱系统，被监禁者超过250万人。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移民拘留中心和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附近的集中营中的被监禁者。国家认可的惩罚手段及其与法西斯历史的相似之处，在最近南部边境案例中展现出来：年轻移民的孩子被强行囚禁起来，几个月不能与父母见面。这些儿童被关在不人道的和条件残酷的政府拘留所里，据说其中许多儿童被下了麻醉药，遭到一系列不人道行为的摧残。毋庸置疑，这些制度和行动与过去黑暗历史中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相似，因为把家庭成员强行隔离是法西斯暴行的标志性特征。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当前有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社会的辩论根本不值一驳，没有建设性意义。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是法西斯社会的观点通常都声称法西斯主义是过去时代的残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当前无关；或者宣称，特朗普的政策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使得任何将两者相提并论的企图都变得毫无意义。许多评论家谴责那些将特朗普比作当年的纳粹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夸大其词、极端牵强或完全不适用。我们生活在批评家们对想象法西斯主义的形成都感到恐惧的时代。

四、法西斯主义的激情动员

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既非停滞的，也非不变的，其表现形式也未必要模仿早期的历史模式。它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帕克斯顿称之为一系列“动员起来的激情”。这包括对民主的公然攻击，对强人的呼吁，对人性弱点的蔑视，对超级男子汉气概的痴迷，对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鼓吹，对国家强大的呼唤，对女性的蔑视等。

必须从历史中找回法西斯主义的幽灵，使其在有关可接受的道德和政治边界的讨论中重新找到其适当的位置，尤其是在民主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危机已经难解难分之时。作为比较国家权力形式的探索工具，法西斯主义遗产为我们提供了辨认出威权主义苗头的机会。

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是通过内部的颠覆慢慢到来的。几十年来，它的根源一直在显现，最明显的表现是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反恐战争。特别是布什总统，他毫无歉意地认可了赤裸裸的权力展示，包括秘密监狱、未经授权的搜查和战争罪行等。奥巴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措施来纠正这些非法行为，而特朗普只是为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街头的暴徒、褐衣党、清除异己和大规模国家暴力——针对美国黑人的国家暴力——不是突然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早已经通过赌场资本主义复活了。赌场资本主义释放并动员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原教旨主义。

最明显的例子是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强盗大亨颠覆权力，镇压异议者，塑造种族认同，颂扬利己主义和超个人主义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将公共生活和公共机构私有化并解除管制，将偏执观念和不宽容行为合法化，把选举变成亿万富翁之间的斗争，制造出贪婪和残忍的文化。但是，正如布朗明确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摧毁“谋生之道和邻里之爱”，“清空民主的内核，破坏民主的合法性”， “贬低就业培训之外所有知识的价值”，此外“削弱国家主权”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反抗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特朗普统治下，正统派的观念已经将教育转变为愚昧的工作站，贫穷学生和有色人种中的年轻人在此受到严厉纪律的约束。政治已经完全被巨额金钱、道德缺失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企业巨头所败坏。许多福音派信徒和其他宗教团体支持总统或与之沆瀣一气。

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长期推动下，公司国家对贫穷和弱势的黑人实施几乎不可思议的残酷虐待。新自由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元素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合流在最近曝光的环境种族主义、破旧的学校和空气污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报道，在财富大量集中于美国1%的上层人群的情况下，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185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阿尔斯通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攻击性的退步”，因为该政策对福利受益者提出苛刻的工作要求，削减贫困儿童的抚养费计划，将年幼的儿童与父母隔离开。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通过从联邦预算中削减1.5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将大量资源转移给富人。

自1970年代以来，工资一直停滞不前，银行通过操纵抵押贷款的政策骗取了数百万人的房产，政治权力掮客给阶级和种族上的少数派带来了金融灾难。由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发起的反贫困战争已被里根总统转变为针对穷人的战争，并在特朗普政权下加速取得成功。共和党国会带着病态的热情削减对穷人至关重要的福利，如食品券计划，与此同时，还对医疗保险受益人提出苛刻的工作要求。在此，起作用的不仅是自私和报复性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即当政府妨碍市场而不服务于富人的利益时，它就是坏蛋。还有人执意野蛮地支持程度严重的不平等、人类的苦难、社会问题的刑事定罪，以及迅速发展的惩罚、痛苦和苦难文化。

后果之一是美国陷入困境，其特征是日益严重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和平抗议的刑事定罪、基于种族的环境中毒、美国中年人的寿命缩短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对民主的战争也演变成了对年轻人的战争，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无家可归，遭受大规模校园枪击，住在仿照监狱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进入到监狱以及将他们视为罪犯的惩戒机构。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已经形成了反常的投资，那些最易受到伤害的人遭受侮辱和惩罚，他们被当作他者，还被越来越多地看作可以被随意抛弃的垃圾。

五、反思反向的极权主义政治

我们需要理解的关键一点是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更极端因素，它还促成了权力、国家和政治的彻底重组，在此过程中，它与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法西斯主义风格趋同。政治理论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Wolin)在其《民主大公司》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转变为他所谓的反向极权主义形式。沃林说，政治国家正在被企业国家所取代，国家剥削除统治阶级之外的所有阶级，通过操控选举来腾空政治中的所有实质内容，利用资本的力量把公民定义为商品消费者，并将企业国家的权力当作攻城槌来推动强化资本权力的政策。

沃林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将“地球上所有物体、所有生命和所有事实都按自己形象改造”的漫长过程的终点。他相信，对经济主导政治的国家而言，这种经济主导政治的新的政治形态和主权形式对社会开支和社会福利充满敌意。沃林指出，在此背景下，政治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被经济主权取代，因为企业权力牢牢控制了政府管理领域。

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指出的那样，可怕的后果是“少数人掌握的原始货币权力破坏了民主治理的所有外表”。如今，所有政策都是由代表制药和医疗保险公司等大企业的游说者制定的，在制药公司的案例中，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加剧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增加其利润。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福利国家已经分崩离析，新出现的警察国家的惩罚权力却一直在大幅度扩张，其基础是无所不在的恐惧文化，这种文化使自己免受民主的合法性和宪法义务的约束。

沃林对极权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能够揭露新自由主义的威权主义经济倾向及其对民主的威胁。但是，他并没有把新自由主义及其削弱效应与法西斯主义的某些遗产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预测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在满足权贵的利益的同时，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社会活力，而且创造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叙事，即把所有社会问题的负担和责任都转嫁到个人身上，从而将消极被动的政治正常化。

在新自由主义制造奇迹的时代，诸如贫困、无家可归、就业不稳定等制度性缺陷被归咎于个人失败、性格缺陷和道德败坏。因此，社会、系统和公众等观念消失了，这等于变相扩大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那些感到无人为自己代言、深受无力感所苦的人发现威权人物的粗俗简单的感性表达非常具有吸引力。特朗普用“蛊惑人心”的话语承诺建立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是依靠非人性化的和偏执狂的夸夸其谈以及通过制造恐惧和仇恨作为武器创造出来的。当穷人和被抛弃者从民主的政治话语权中消失之后，他们更容易受到“当代政治的波动性和怨愤仇恨”的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在推动有助于释放主流法西斯主义所必需的反自由和反民主的激情(如恐惧、焦虑和愤怒等)的政策。特朗普拥护白人至上主义等做法使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特朗普还使用语言作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来扩展从前的法西斯政权的行为边界。在当今法西斯主义脚本中，历史和语言因为推特体验的即时性、当下的快感以及情感瞬间释放的催眠效果而陷入瘫痪。

六、消失的社会纽带

自1970年代起，社会福利体系不断遭到来自有组织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势力的无情攻击。企业资本主义的所有领导机构都信奉个人是消费者的公民观念，主要依靠商业买卖来定义自由和选择等。新自由主义眼中的自由已经被转化为对个人利益的痴迷，是个人间无情竞争的战争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纵容一种崇尚冷漠、暴力和残忍的文化。这常常呈现为种族主义者、同性恋憎恶者和性别歧视者的自由和体验仇恨他人、妖魔化他人的自由，以及在自由言论伪装下对他人实施暴力和情感伤害的自由。

原子化、恐惧和焦虑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这些力量不仅削弱了激进的想象力和集体抵抗，而且将语言和记忆都置于非政治化政治的控制之下。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坚持一切事物，包括人，都要按照市场的形象进行改造。如今，每个人都受制于一种令人麻痹的关于个人责任的语言，以及一种削弱社会流动性的美国梦的惩戒机制。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是一种负担，而从这种惩罚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汲取的教训是，每个人都在独自掌控自己的命运。

现在，社会纽带和公共空间的任何方面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包括社交空间、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依赖，尤其对那些贫穷和易受伤害的群体而言更是如此。据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体并不能构成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自我主义和原子化倾向正在缩小采取集体行动的空间。如此一来，它阻碍了本来可能抗衡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派力量的形成。”

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宣扬自恋的超级个人主义的主观性观点，这种超级个人主义表现出近乎反社会的孤立倾向，对与其共同生活并濒临灾难的其他人没有丝毫兴趣。

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繁荣建立在不断制造出能够将其价值观内在化的人这一点上，这种人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已经遭到破坏。在此条件下，不仅能动性被去政治化，而且政治的任何实质性内容都已经被掏空，根本无法挑战新自由主义对极端不平等和社会遗弃的信念。这助长了法西斯主义根深蒂固的追求：极端民族主义、种族纯洁性和极端排外的政治。

对抗和战胜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特有的终极排斥和社会死亡这一犯罪机制的步骤之一是让教育成为改变人们思考、愿望、希望和行动方式的政治核心。语言和历史如何能够采用说服的模式，将民主生活扎根于追求经济平等、社会公正和广泛的共同愿景的承诺中？在由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支持的法西斯主义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了解语言、记忆和教育在民主政治中可能意味着什么，并就此采取行动。集体行动和创造基础广泛的民主社会运动的不断努力如何滋生希望？”想象一种既没有暴力又能赢得权力并促进公众自由的蓬勃发展的政治”，我们需要做什么？让激进民主的精神回归和幸存，我们需要捍卫什么样的制度并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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