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

作者：张杨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2-06-28 2866

文化冷战与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

张杨教授

今天的讲座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我的一本小书——《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72》。这本书出版后，我没想到会引发一些特别关注，少数读者对这本书可能有比较片面的理解。因此，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书中真正想表达的想法。这本书的最初立意距今大概有10年了。2013年到2014年间，我开始以此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于2014年最终立项。立项之初档案材料并不是特别充分，在写作过程中才逐渐丰富起来。书中不仅使用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档案馆二分馆的档案，还使用了非常多私人档案，如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全国学生大会国际委员会、亚洲基金会和自由欧洲电台专档。自由欧洲电台专档中，涉及青年的广播节目占比大概有1/3，由此亦可见青年领袖项目的重要性。此外还有我们同行都非常熟悉的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CU）档案和三大基金会档案，等等。档案之多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无法穷尽的地步，可能再多的档案也只是增加论述的细节，因此2018年我决定结项出版。

阅读这些档案的过程中，我有非常多的感触。我在书中想集中表达如下四个观点：其一，冷战并不是我们原来意识当中的，那种以hard power（硬实力）为主的对抗。当然这个观点很多学者已经讲过了。但阅读档案后，一个极深的感受是：从文化和社会层面来考察，冷战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分裂；其二，冷战史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和智识”的文化战争。但在阅读相关档案后，仍然感觉这种“人心之争”，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激烈；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叫做全球化也好叫做现代化也罢，总之“流动性”空前加强了。组织化和规模化的青年流动比想象中更为频繁，对冷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刻；最后，通过对青年领袖项目的研究，发现美国的文化运行体制，比想象中的更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

一、概念解析与问题提出

讲座题目中有“文化冷战”一词，所以这里先对文化冷战这个概念做出解析。“文化冷战”概念其实很早就被提出了，尽管其广为人知是源于桑德斯的那本《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1960年代后期由冷战修正派史学家拉什（Christopher Lasch）提出。作为一位修正派史学家，拉什关注文化自由，致力于批判和反思。他所说的文化冷战是指“二战后的数十年间苏联和美国为争取世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忠诚而展开的斗争”，批判美国把文化自由作为一个冷战武器。到今天，文化冷战的概念已经被极大扩展。我在Google上简单搜索了一下，结果返回国外学术界关于文化冷战这一主题的上百本著作。他们已经把文化冷战理解为冷战时期发生的一切跨国文化活动，包括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都纳入其中。相较而言，个人认为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挖掘还不够深入。

我的研究以青年领袖项目为切中点，试图重新解读文化冷战，并参与到学术界已有的学术问题讨论中。这里的“青年领袖项目”有以下特征：其一，美国官方层面的介入，实际上我认为文化冷战无论如何背后有一个官方参与的背景；其二，官私合作，因为涉及文化事务，必然会有海量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其三，这个“项目”并不特指某一不变的计划。美国没有一个中央文化机制，每届政府的政策指导原则又有很大不同，所以“青年领袖项目”不大可能有非常固定的架构和人员，而是由林林总总无数分散的项目组成的。当然它有核心思想，在冷战高潮时期，它甚至有一个部际组织来加以领导。1960年代，美国政府对青年领袖项目进行了整合，并有一个高层领导机构，参与的机构有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这一项目所说的“青年领袖”并不特指20岁25岁之间的青年人，也即并不是以年龄来划分，而是指那些未来有可能成为政治领域、专业领域、学术领域之领袖的那部分群体。

确定这样的一个题目后，我也在纠结如何去做。当然我最后采取的是一个冷战史的研究视角，期间借助了其他的一些研究视角。提及青年领袖问题，首先是跨国史的视角，因为这是一个流动性的群体，本身就代表着多种元素的跨国交流。其次是政治史视角，青年自身的反叛运动，美国国内涉及的青年政治问题，特别是冷战政治问题，亦值得深究。其三是社会史视角，代际差异和社会认同，其间有个很重要的个案，在青年领袖项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原来所谓的二战一代的集体记忆消失了，新一代青年群体缺少其父辈的历史经验和对苏联的恐惧体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也因此不同。代际差异其实也会影响到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的走向。其四是外交史的视角，以促进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公共外交和教育文化交流。借鉴或者运用其他的一些研究视角，可以在研究中发现更多问题，思路亦随之开阔。

从文化冷战出发，同已有研究展开对话。前面提到，相关文献使我感到震惊的一点是，档案里揭示出来的冷战世界比我想像中的更为分裂。“冷战史学之父”约翰·加迪斯在对冷战史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时曾经提到：冷战史研究主题受到了“不太恰当的一边倒的关注”，冷战进程中的一些利益相关者及其思想，特别是“民众的想法”被忽视了。事实的确如此，青年领袖项目揭示出来的是非官方层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1947年左右，跨国民众组织和专业团体纷纷出现了“两个阵营”的分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最早产生分裂，成立不过一年，大多非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就退出了联盟，随着1948年世界青年大会的成立，国际青年运动彻底走向分裂。1949年西方工会成员退出“共产主义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组成了针锋相对的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自此以后，两个工会组织通过培训学校、旅行资助、奖学金和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在各国的乡村和城镇中展开了激烈的、代价高昂的对抗。二战后成立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很快成为西方指斥下的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分支机构”。1952年，反共产主义成员退出，另外组建了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在美国看来，诸如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和国际抵抗组织联合会这样的女性组织、科学家组织和退伍军人组织也被共产主义控制。这些国际组织在战后迅速分裂，成为在国际层面上展开的冷战对抗的一部分。可见，冷战的断裂带事实上是在各个层面和维度上铺开的。东西方不仅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力量方面，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层面进行着对抗。

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战标志“铁幕”不同的是，国际组织间的冷战斗争没有清晰的物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分隔这些国际组织的是思想和意识形态，而思想的穿透力又是任何屏障都阻挡不住的。这种分裂不完全是国家间的，而是出现在所有的国家内部、渗透所有社会，无所不在——在布拉格的街头也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会，在法国内阁也在马来亚丛林。学生运动的跨国性体现在其可以冲破民族国家界限，按政治意识形态来结成国际统一阵线。在印度，亲西方的全印学生大会加入了国际学生大会，而亲共的全印学生联盟则被国际学生联盟接纳；在荷兰，全国学生会加入国际学生大会，国际学生联盟则接纳了另一个荷兰学生会组织；美国全国学联退出国际学生联盟后，国际学生联盟接纳美国的国际学生合作委员会来代表美国学生。对于那些不遵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来说，面对的压力可能不仅是官方的干涉，更多是非官方机构的排斥。如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和美国争取自由世界青年组织都加入了亲苏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不仅受到美国官方的“颠覆”罪名指控，还被科罗拉多大学、旧金山州立学院、天普大学、密歇根大学、皇后学院等高校禁止活动。冷战世界一分为二，不仅体现在“铁幕”两侧以政权组织形式为特征的全方位对抗，也体现在各种社会和文化属性的跨国组织的创建和对抗性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跨国性组织承担着传递各自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责任，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民众团体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二、青年领袖项目：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从政策设计和实施的角度来看，青年领袖项目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这部分我快速讲过去，以便进入分析和论断的部分。美国政府在设计青年领袖项目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很深入的探讨和逻辑线索在里面。首先是对冷战战略的确定，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里，美国确定要使用“遏制战略”，即除直接战争以外一切手段来赢得冷战。盖源于此，soft power的作用就越来越凸显，因此冷战史学界现在认为，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智之争”。其次，美国对自己的战后地位或者国际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也就是说，战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那么美国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对此学术界也有基本共识，就是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占据了上风，此外美国的官私组织，在冷战共识之外，又达成了另外一个共识，即自由世界领袖的身份共识。美国不断强调，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在传统帝国，如英国法国已经衰落的情况之下，美国不得不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美国不仅要实施结盟战略，更要在整个中间地带，后来我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培养一种“愿景认同”。我在美国文件中经常看到一个词汇aspiration，一开始不是很理解，后来逐渐发现，这是美国战略中一个非常柔性的说法，“愿景认同”背后的含义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认同美国的理念，进而认同美国的自由世界领导地位。

逻辑线索的第三个，决定世界未来的是“道路选择”。在美苏冷战，以及美国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背景下，美国试图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以后美国愈益明确冷战的核心是所谓“未来潮流之争”。20世纪60年代，大概有40多个国家独立，其后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之下，新成立的国家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决定冷战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最后一个逻辑线索自然推出一个问题，谁来决定未来道路？谁来决定历史的走向？最关键的群体是青年领袖。你会发现这个时期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相关档案是急剧增多的。美国行政机构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论证，“自由民主”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把自己的观念推销出去，必须帮助外国公民改造其国家的前景，打造既能满足民众需求，又能在国际体系中履行责任的民主有效的国家。

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的逻辑结构即是如此。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未来都是由青年来决定的，特别是青年领袖决定着国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国家的基本的走向是什么。在档案文献中，相关机构会进一步论证什么样的青年会决定历史的进程。其一，从年龄阶段来看，“青年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领袖必定会从青年中产生，“特别是对于亚非新兴国家来说，青年代表着向恶或向善的巨大潜在力量。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未来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领袖的态度来决定”。其二，从性格特征上看，青年“极易受共产主义操纵”。青年人有理想主义、不成熟、激进、缺乏经验、鲁莽、好斗、好奇心强，对自己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不满足感等共同点。其三，从第三世界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来看，第三世界新成立的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政治体系尚不成熟，具有领袖潜质的人员缺乏，政权经常变更。许多国家现任和未来的领袖都非常年轻。美国必须“不能仅与那些执政但通常短命的政府打交道，还要渗透并寻求影响将会产生新的领袖和‘下一届政府’的社会阶层。

三、青年领袖项目：运行机制

文化冷战研究者都有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美国的文化运行机制。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但与欧洲国家亦不相同。我前一阵子正好看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发现书中对美国社会特征、政治特征的概括非常之精彩。雷蒙·阿隆认为美国的社会架构跟欧洲国家是不同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和苏联更为相近。美苏这两大帝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都依附于一个与国家相混同的制度。无论是“反意识形态”还是“反国家”都未曾在他们身上出现过。在此基础上，我比较倾向于赞同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对美国文化体制的概括。马特尔的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名为《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马特尔认为，“（美国）文化体制是由数不清的独立行动者共同经营的，他们按照由各自选择的原则行事，按照他们自由定义的各自不同的首要关注事项展开行动。从众多行动者以及行动中产生出一些计划。”所以，“不应将美国文化体制视为一种政策，而应看作是一场运动，它自发地触动社会的一部分，在无形中形成‘政策’。”这个论断能够解释很多美国文化现象，包括我最近正在研究的美国知识外交和区域研究发展史。以这种方式，美国那种松散的文化机制，能在短期内、在外部压力下被触发，最后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政策”。在美国文件中实际上经常出现的词汇是public-private mechanism，官私机制。官私机制是美国特殊文化体制之下不得已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因为它只是一个mechanism，所以当外部压力消退或者是内部分歧过大的时候，这个机制其实是很容易崩溃的。

我个人认为，这个官私机制中，私人成份的影响力不亚于官方机构。有学者提出美国社会有一个“掌握权力和影响力之主要尺度”的精英群体，称为“权势集团”，也有人称之为权力精英、“统治阶层”组织或组织化的智识精英。很多时候，权力精英比官方机构更具有前瞻性。我曾经几次去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其不仅收藏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还收藏福特基金会档案。这些档案揭示出私人基金会对战后世界的宏大设想，甚至还有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美国私人组织，特别是这种大型基金会，它思考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思考的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这样的大问题。我最近从事的文化冷战和知识冷战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这一问题。我发现很多项目和计划的动议是由私人基金会首先提出来的，官方和私人机构间有紧密的互动。当然除了三个大型基金会之外，其他参与的私人组织也非常之多。

官私互动对美国的文化机制乃至社会组织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公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海外事务的兴趣不断增长。1955年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数量为2220个，到1967年则为18000个。根据国际开发署的统计，仅参与海外技术援助的志愿组织的数量就增长了9倍，从1951年的24个，到1965年的220个。截至1967年，从事海外活动的美国私人志愿组织总数超过了1000个。约翰逊总统时期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考察认为，这种增长是因为“公众对于自由社会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再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1000多个官方和私人组织从事海外教育活动，其形式从资助一名学生赴美学习到大型技术合作项目，不一而足。据估计，仅（教育）交流项目，就有至少300个私人机构和30个政府机构在实施。1949-1964年间，美国共有3450个交流项目。截至1964年6月30日，2800个项目仍在活动，其中2700个项目由私人组织资助，100个由政府资助。1964财年42246名外国人以各种交流项目的身份进入美国。类似这样的数字非常多。特别是在 CU档案当中，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美国官方借助私人基金会和私人志愿组织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包括青年领袖项目在内，文化外交活动绝不是美国官方能够单独承担起来的，它其实是普及到整个的美国社会层面的一个异常广泛的活动。比如美国有一个专门对接海外留学生的基层组织，是加盟性质的。它一开始成立了一个总会，然后到美国院校进行宣传，到最后基本上美国所有的高校都加入该组织，成员大概有500多个。我们在做文化冷战研究时，原本比较关注美国的文化政策文件是如何形成的，美国是如何跟苏联进行文化交锋的，在国际场所如何进行文化上的碰撞，但青年领袖项目揭示出来的，是文化冷战背后实际上有着能够触及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更加深层次的内核。

官私机制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二战后非常富庶的国家，在整个文化冷战实施过程中，包括知识冷战，资金是异常重要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负担起如此庞大的海外文化活动，受益于私人资金的投入。根据现有研究，《国防教育法》与《富布赖特—海斯法》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利用“国家安全”为支点，通过官方引导这个“杠杆效应”，撬动了更大规模的非联邦资助。举例来说，《国防教育法》第六款撬动的私人资金大概三倍于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所谓public private mechanism，其实就是官私深度合作的架构。

青年领袖项目的关联机构众多，资金来源多样，目标国家和群体广泛，资料太过于零散。这是我当时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困惑。事实上，美国曾于1960年代发展起一个完整的青年领袖项目，由部际青年委员会负责，其完整流程如下：其一，定位与识别潜在的青年领袖，如加纳学生领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其二，接触和培育潜在领导者，如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举办的选举研究项目；其三，影响各国的潜在领导者，使其抵制共产主义的宣传，坚定地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其后部际青年委员会解散，但这一流程大致留存下来，没有改变。为实现青年领袖项目的目标，相关机构使用了多种方法策略，简单来说，包括教育和文化交流、隐蔽行动和有组织的青年活动、以推广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为主的文化外交、带有宣传色彩的广播节目，等等。

举两个有趣的例子。一是美苏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的交锋。可能有读者会疑惑，每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的参加人数都超过1000人，这也算青年领袖项目吗？事实上，这1000多人来自上百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代表足可称为“领袖”和精英。美国《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Walter Pincus曾撰文回顾自己青年时代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参会是由中情局资助的，但中情局并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建议和指令。他只是拿了这笔资助，然后就去参加那个会，也跟所有来自各国的青年人有很好的一个交流。Pincus后来意识到：双方拼命争夺的“战利品”是一个特殊群体——第三世界的潜在领袖。“参会的是大量来自亚非拉的青年和学生，他们在未来注定会在各自国家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我在后面要讲到，这实际上是美国文化冷战活动运作的一个重要方式。美国并不是要做一些拙劣的宣传或者强行进行文化渗透和输出。包括中情局在内的文化冷战活动，更多仍是基于“交流”，将美国青年领袖派出去，使他们与特定的第三世界潜在领袖进行接触可以了。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竭尽全力要在苏联举办画展和各种艺术展览。苏联知名艺术史学家德米特里·萨拉比亚诺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的莫斯科第一次看到了毕加索展览，又在1959年莫斯科青年节展览上看到了国际艺术画廊。同年，在美苏缓和的氛围中，“美国艺术展览”在莫斯科举办，其中包括了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萨拉比亚诺夫将其形容为“一股清新的空气”。可见柔性的文化手段是赢得人心的更好方法。

四、青年领袖项目：效果评价

在进行效果评估前，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包括青年领袖项目在内的文化活动是现代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必要的国家职能。只不过，在特殊的冷战环境下，它的规模更大，投入更多，亦更具有合法性。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想方设法来增强它对于世界青年的号召力。也就是说，它本不必通过效果评价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尽管如此，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对冷战结果、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仍值得总结。

其一，促进相互理解。例如美国最大的国际交流项目——富布赖特项目。以2007年为例，富布赖特项目的参加人数为6000人，花费超过2.62亿美元，遍及155个国家。项目参与者后来成为各国政要或精英：18位政府首脑、11 位美国国会成员、1 位联合国秘书长、1 位北约秘书长、37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奥运金牌得主、无数知名学者。

其二，巩固大西洋结盟关系。前面提到，1960年代以后，代际差异出现，美国发现欧洲人与其不再有共同经验，缺少对于苏联的威胁认知，因此专门专门制定了一个“继承者一代”项目，试图培育欧洲国家青年的共同经验。美欧青年交流项目因此有急速提升。有学者认为“通过有效地遴选青年领袖和在美国展开深入的培训，美国在所有欧洲国家造就了与己有利的新的统治精英。”当然对于日本青年，美国倾注的努力亦相当多。Richard T. Arndt表示，“美国的教育与文化外交努力将德日这两个令人憎恨的专制敌人改造成为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世界民主的砥柱”；“在把濒于崩溃的国家（德日）转变成生机勃勃的民主盟友的过程中，美国的外交发挥了作用”。

其三，影响拉美精英层。拉美是美国持续关注的“后院”，拉美国家的青年领袖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举例来说，通过美国-秘鲁青年交流项目，到20世纪70年代，秘鲁40岁以下的知名考古学家全部跟从美国学者学习过，并与美国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70年代后期，曾经参与美国青年项目的人员中，有五人后来居于秘鲁政府高层，分别是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信息系统主任、交通与通讯部部长、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以及渔业部部长。1968-1975年间，尽管美秘关系处于低谷，但教育界和知识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润滑剂。

其四，为非洲国家培养领导层精英。美国通过各种交流项目，为非洲输送了大量的领导者和潜在领导者，“曾参加过交流项目的非洲精英中，已出现两位首相、两位总统、一位副总统，87位部长和五位国务卿”。（1967年统计）当然，美国的非洲项目对后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缓解非洲的反美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情绪。尽管非洲很多精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但是他们未见得就是亲美的。

其五、影响东欧国家的政治走向。苏东解体的结果和方式各位都知道。在东欧巨变的大历史叙事中，有一个细节未被重视，即美国音乐节目对东欧各国青年人的影响。捷克的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乐队据说就是在西方国家文化影响下建立的。为了避免青年一代仿效“塑料宇宙人”的生活方式，捷克政府发起了“塑料行动”（Operation Plastic）。已有研究认为，冷战时期捷克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捷克政府开始干预包括“塑料宇宙人”在内的一批艺术家的自由表达。

最后，青年领袖项目对冷战结束有重要推动作用。对此，各个国家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荷兰学者吉尔斯•史密斯认为，美国的项目对欧洲“潜在领袖”影响至深。英国学者斯科特•卢卡斯认为，美国对苏联集团进行的心理战、宣传战和各种文化活动，最终有助于瓦解苏联集团，有助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推广。总之，从长期来看，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持之以恒开展的教育交流、文化输出、海外图书馆和新闻广播等心理战项目，或许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塑造、政治路径选择，甚至冷战的结果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政治转型作为终结，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一代”的策略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西方生活方式、文化元素甚至英语媒介在全球青年人群体中的流行，异常清晰地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实施的文化外交活动比我们想象得更具影响力和穿透力。由于其存在的理据仍然有效，美国的文化冷战策略延续到了后冷战时期。

五、几个论断及研究的延伸意义

事实上，国外学术界文化冷战史研究已经形成热潮，但国内研究群体的规模仍很小。近几十年的冷战史研究，已经形成了非常多的研究议题，我想与之展开对话，并提出我自己关于青年领袖项目的一些论断。其一，前面提到，加迪斯曾经指出，冷战史研究主题受到了“不太恰当的一边倒的关注”，“民众的想法”被忽视了。迄今为止的冷战史研究，在探讨冷战起源问题时，一般将其定义为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和双方高层针锋相对的结果。这样的叙事框架中，很难找到民众或非国家行为体的位置。其二，冷战史研究中，鉴于美国迥异于苏联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特征，有一个争议不决的研究课题是：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到底是“遵从”公众舆论，还是“引导”了公众舆论？其三，“文化帝国主义”议题：从美国针对青年的文化行为来看，美国的目标是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开启“大众交流渠道”，防止冲突，协商各国利益的方式？还是劝说世界接受美国的领导（霸权）？抑或是在一个存在无法调和的国家利益冲突的世界中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是纯粹的宣传？

第一个论断是，美国的文化体制有它的特殊性，使得青年领袖项目很难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官方项目，亦很难完全遵循官方的路线。回应前述政府与公众孰为引导者的冷战史议题。通过青年领袖项目为个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化体制是如何运行的。文化活动，或者争取文化影响力的活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然产物；而冷战国际局势使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更大，使官私机构的合作更具有合法性。私人基金会在战略设计方面往往走在行政机构前面；知识界有时也走在前面。官私机构在核心使命、基本政策、指导思想（哲学）和行动原则上有分歧；甚至美国政府内部也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从档案文献中，我们能看到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文化冷战的核心使命的激烈争论。两个比较对立的导向，一方主张culture for culture’s sake，即认为文化交流就是为了文化交流，是为促进理解。而另一方包括中情局、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内部的一些官员则认为Culture as hard-hitting propaganda。一位助理国务卿曾说过，如果我们有无限的资金，我们当然可以做文化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资金也是有限的，作为国家安全机构，文化活动的目的只能是Propaganda。所以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也在不断的纠结。在冷战最为尖锐对峙时期，部级青年委员会内部各个机构的代表也会争论不休，和平队和对外援助机构的代表尤其反对与美国新闻署合并项目，认为这会影响美国对外援助的效果。美国文化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文化冷战项目，它的青年领袖项目不会是纯粹意义上的官方项目。它实际上是个混杂体，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目的和使命。在冷战或者强大的外部压力下，美国官私机构能够顺畅合作。但是到了1980年代，双方合作已经趋于瓦解了。一方面，私人基金会的兴趣开始转向其他领域，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环境问题、污染治理问题、疾病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的传播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世界权力的分散化趋势也对官方政策产生了影响。因此官私机制并非永远是稳固的。

第二个论断，文化冷战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运行机制。它在美国的权力架构中并不常见，但又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或束缚。在谈到文化冷战时，人们脑海中产生的画面往往是文化渗透、文化控制等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活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中央情报局将大量经费通过“管道”机构投向青年组织、青年大会、学生活动和青年文化交流时，它并未试图对青年群体或青年组织进行实质上的控制，甚至也不期望影响这些组织的走向。中央情报局曾多次表示，资助这些组织只是需要其帮助实现官方冷战的反苏目标，即保证冷战中东西方青年活动的均衡，“打破共产主义在青年事务上的垄断”。换言之，它往往并不发出硬性行动指令，而是推动某一个趋势向前发展。拉什认为，文化冷战的实质是在全世界推动“文化自由”的观念。为达此目标，相关机构甚至会资助一些反美的刊物或组织。

第三个论断是为回应加迪斯之问。个人认为，青年领袖项目揭示出一种冷战悖论，即美国官私机构一直试图利用或影响民众组织，但却忽视了跨国学生运动中的进步性和能动性。最终，美国推动的大规模学生和青年跨国流动最终推动了冷战的终结，成为冷战结束的一个要因。无论是国际学生联盟还是国际学生大会，国际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它们促进学生权力、社会正义、国家独立、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反越战、反种族主义、反霸权、反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甚至反对冷战二元体制。许多第三世界青年精英在美国大学学习，带回了全新的文学、音乐和时尚观念，同时也带回了反文化的思想和潮流。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仅批判本国政府，也批判美国政府。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民众”对冷战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除了青年群体，还有女性群体、劳工群体等，他们冷战最后走向终结，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应当如何评价，值得展开进一步探讨。“冷战的主流神话是共产主义阵营是由一些政府组成的铁板一块。这些政府并非真正政府，而是有组织的阴谋者，虽然策略有所不同，所有这些政府都坚定不移、冷酷无情地决心摧毁自由世界。”现实却是，无论是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每个国家和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反冷战体制反权威的瓦解力量。因此，罗斯托才在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高潮时分析道：过去10年间，世界各国经历了一个权力分散过程，从单一的东西方大国集团到更为复杂的多维制度安排。在很多向度上，这种权力分散现象已经在各国社会内部传播开来。

第四个论断是“文化自由”理念及其悖论。文化冷战的内核是“文化自由”。从拉什到桑德斯，研究者始终关注的概念是“文化自由”，关注的主要机构是位于欧洲的文化自由大会。当然随着文化冷战史研究的进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冷战机构被揭示出来，但重视文化自由这个核心理念的学术传统并没有改变。然而，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到，美国的文化冷战过于强调“文化自由”理念，导致了一系列的悖论。这些悖论并不仅是对目标国家而言，其危害甚至也包括美国自身。（1）黄爱玲和李培德主编的《冷战与香港电影》一书揭示出这样一个悖论：美国在香港和东南亚资助的青年运动和学生交流，主要提倡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但“仅止于口头的一套”。更重要的是，冷战文化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新独立国家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去殖民性。美国的核心诉求“文化自由”与亚非人民的核心任务“去殖民化”事实上并不一致。（2）在亚非地区，美国试图通过支持当地教育和当地文化，展示美国“文化自由”形象，激发当地人对“自由世界观念与项目的热情支持。”但这一策略的结果对美国的影响是双向的。甚至有非洲学者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美国人所做的“一方面摧毁了殖民主义意识的硬壳，一方面试图为非洲的‘现代化’构造新的根基”。（3）拉什曾批判说，在文化冷战中，“文化自由”的赞助者从来都是那些把思想当成纯粹的国家力量的工具的人。这一悖论可能导致目标失败。事实上，文化冷战引发的悖论在1960年代后期集中爆发。其时，世界民众对美国越战政策的反对，对冷战结构的不满，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全部汇聚在一起，在其中，青年群体是一支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