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外一篇）
太感动了，美国政府多么关心中国的经济啊，多么关心中国的国有经济啊，美国财长耶伦亲自上阵，她的说法跟这两天重推猛放出笼的僵尸大佬的若干说法高度吻合。
这些老胡口中的“有争议的激进人士”显得过份活跃了，内外夹击，试图迫中国政府改弦更张。
好心咱领了，面目也看清了。
该回他们两句话吧：
一叫中国的宪法原则不能改变，
二叫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改变。
美国有战略定力，而且战略定力很强。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有一个路线图，软硬兼施逼迫中国的按照美国的路线图行进。这10多年来，美国发现中国愈发不按美国棋谱出牌了，这让美国焦虑和恼怒，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来自美国上层焦虑恼怒愈发强烈。
还记得10多年前佐利克代表美国对中国发的那番狠话吗？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彼时佐利克的身份是世界银行行长，后来才当了副国务卿，他协助发布一份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你们那么尽心尽力的帮助中国，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但是你们如果偷塞私货，那就不好了。
华尔街的意思很明显，他们死盯着中国的最后一块肥肉，强调中国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逼迫中国表态：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地位，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
佐利克反复强调，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让所有制多样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门槛。
一句话，中国要实现全面私有化。
中国的公知早在30多年前就唱出了“人间正道私有化”雄壮的进行曲。
中国的经济学家最近又在起高调，扬言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就是私人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能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只配给民营经济做补充。
尽管内外势力的反复推动施加巨大压力，但十多年来，我国有企业遵循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继续做大做强，这让佐利克们失望绝望，进而恼羞成怒。
在年增长10%的时候，中国没有答应佐克利的要求，他们以为中国经济速度下行，年增长五点几，他们发现有机会实现先前没有实现的目标。
老太太耶伦旧话重提，接着进招儿。他们不明白，原则是不能做交易的，国有企业关乎全中国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美国人没有资格当中国的家。国有企业是共产党好不容易落下来的一点家底儿，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来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全国人民努力打拼丰厚了的，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佐利克们有好主意，当然我们要悉心听取，耶伦老小姐有好主意，我们当然要悉心听取，佐利克耶伦们的主意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好处，对创新体制机制有好处，我们会虚心学习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是好事。但是这一切，必须做到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
——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
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任何理由把国企做小了，做没了，都是大罪，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况你个佐利克，况你个耶伦。
千刀万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金猴奋起千钧棒，
只缘妖雾又重来。
（2023年12月15日晚饭后写于北京东城区南书房）
附：
有些感想，说与诸位。
中国人说巴基斯坦，喜欢说巴铁，中巴两国的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是经得住风浪考验。
我去过巴基斯坦，主要城市都转过，克什米尔也去过。在巴基斯坦的那些日子里，能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特殊友好的态度。
诸位有所不知，中巴之间，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没那么顺畅。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拉拢巴基斯坦，亲自访巴。
——1954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操纵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也称《马尼拉条约》）组织。
——次年9月，巴又加入美国扶植起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中国不同，这似乎注定了中巴之间的敌对关系。
面对加入西方阵营的巴基斯坦，我们的毛主席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和智慧，他没有采取指责、排斥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毛泽东认为，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因“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可能有些恐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争取搞好同他们的关系”。
毛主席主张加强沟通交流以消除彼此的猜疑和顾虑。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格拉进行了两次会晤，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对话。
同年6月，阿里总理特意给周恩来写信，感谢他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的谅解与合作的精神。毛主席批示周恩来：“似可回一封信，以资联络。”
在主席看来，中巴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友好关系。
亚非会议后，毛主席接见巴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主席坦诚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
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许有所不知，当年中印关系要比中巴关系好得多，那时中苏关系尚在蜜月中。
因为巴美结盟，中巴关系似乎更远了。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追随苏联偏袒印度，而是一直坚持公正的立场，主张印巴和解、友好。
1956年10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们同印度用协商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几句话用在中巴关系上也完全适合。巴基斯坦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实行多党制。现有政党200个左右，派系众多。议会民主制度表象下，家族制，长老制，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地方权力相对较大，政治上轮流坐庄的规律明显，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中心权力中心。但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上台，与中国交好是不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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