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李静：如何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视域下大国博弈与中国应对方略
内容摘要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印太”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印太地区占据世界海洋面积的65%、陆地面积的25%，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印太地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以及印度、柬埔寨、老挝等全球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印太地区是全球大国博弈最为激烈的区域，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力。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印太地区格局正在加速重组。
一、“印太战略”的发展演进
作为各自独立的地理单元，印度洋和太平洋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生物地理学和人种学的研究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成一个海洋生态体系。此后，地缘政治话语的传播使印度洋-太平洋从生物地理区域逐渐转变为地缘战略区域。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印太”一词引发了学术界、战略界的重视和讨论。一般认为，最早对“印度洋-太平洋”的地缘概念进行官方使用的是安倍晋三。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的演讲中指出：“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形成了更广阔的亚洲。”这一打破地理边界的“更广阔的亚洲”演变成一个横跨整个太平洋的巨大网络，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是一片开放透明的自由繁荣之海。”尽管安倍晋三未明确提出“印太”(Indo-Pacific)这一概念，却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在“泛安全化”理念指引下，把中国看成是自身安全的威胁，认为在必要时需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将“印太”概念纳入其战略思维的核心，“印太战略”应运而生。2017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正式提出要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印太”具体指从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西海岸的广大地区。2018年2月，特朗普签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将其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与行动指南，该文件于2021年1月5日特朗普离任前夕由白宫解密。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报告在开篇指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其内涵是自由与专制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申明美国将通过备战、伙伴关系和促进地区网络化的发展来实现其地区目标。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首份“印太战略”文件，该报告体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备战大国战争与平时战略竞争的顶层设计，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形。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并于2022年2月发布了《美国印太战略》，强调美国“将关注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和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大洋洲”，明确了对具体区域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与行动计划。至此，由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经拜登政府全面继承并深入细化的“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遵循与行动指南。“印太战略”得到域内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积极响应，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英国、德国、法国、东盟、欧盟等均通过发布“印太”文件阐述其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卢光盛和刘津瑞，2023)。
从实际效果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印太战略”由于缺乏高水平的区域制度基础、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与充足的资源投入，加之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倾向，以及与印太盟友间矛盾频发，这一战略成效甚微(赵菩和李巍，2022)。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采取了延续并强化的态度，尤其注重联盟的构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2022年的《美国印太战略》宣称，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所处的战略环境”。为了达成该目标，美国在集体安全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加强联盟体系和打造伙伴关系来汇集集体力量，提升对华竞争的“非对称优势”。在美国的推动下，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的合作范围得到拓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升级为首脑级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得以组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取得进展;美国与澳日韩菲泰这五组双边同盟的关系得到强化。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强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蒙古国、新西兰、新加坡、太平洋岛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的“印太伙伴关系”。在这一系列组合拳之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小多边安全网络得到充实和强化，美国“印太战略”也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特朗普第二任期暂时未发布新的“印太战略”文件，但这一战略由特朗普正式发起，特朗普政府通过该战略进行霸权护持的意图将不会改变。
二、“印太战略”下的地缘安全竞争
(一)印太地区大国博弈现状
美国秉持“泛安全化”理念，认定中国是一个明确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Smith和Bacon,2024)。基于这一认定，美国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引发了印太地区局势的剧烈变化。
1.印太地区大国博弈日渐激烈，其中最具系统性影响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作为全球大国，中美两国是决定印太地区能否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的主导国家。中美合作，就能保持地区基本稳定;中美冲突，则势必加剧一系列国际矛盾。自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政府时期，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同程度的合作和竞争始终是美国对华的战略原则(秦亚青，2021)。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呈现全面遏制、恶性竞争和系统对抗的态势。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20年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美国均将中国界定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美国最大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场域，为此采取的第一个实质性举动是于2018年5月30日将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2019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地位的不断提升，它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并最终在长期内寻求全球霸权。”作为回应，美国必须“通过实力维护和平，重建军队以使其保持卓越地位，并依靠盟友和伙伴承担起合理的责任，以抵御共同威胁”。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并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开篇写道：“后冷战时代已经明确结束，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塑造下一个时代。”该战略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竞赢”(outcompete)一词在该战略中出现了10次，而“竞赢中国”(outcompete China)则出现了4次。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公开称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与“敌人”。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全方位推进对华“一体化威慑”。一是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计划”(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PDI)，旨在通过强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国防能力建设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加速备战进程，为打赢战争做好全面准备;二是启动“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加强对印太地区水域的监测;三是推动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打造“亚太版北约”;四是与盟友及伙伴合作开展军事演习，试图以此形成对中国的全方位围堵和遏制，这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展开，印太地区秩序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系列分化、改组和重构。
2.朝鲜半岛、台海和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其一，作为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挑动的朝鲜半岛持续紧张局势严重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安全。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美日韩持续强化三边军事合作，密集举行军事演习，不断推进情报共享机制。朝鲜则被迫频繁试射导弹进行回应。2024年1月，朝鲜调整对韩关系政策，表示北南是敌对方、交战方，永远无法实现统一。同时，朝鲜与俄罗斯加速靠拢。2024年，朝俄签订《俄罗斯与朝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规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援助;俄方不排除与朝鲜发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其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声称“不寻求对抗或冲突”的同时，一再强调“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防卫能力”，企图“以台制华”，成为当前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主要威胁。其三，南海问题涉及领土主权争议、围绕南海问题的战略博弈与军事博弈，以及能源、矿产、生物、渔业、旅游等海洋资源开发这三个层面(王缉思，2016)。近年来，美国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并不断怂恿菲律宾等盟友在南海地区主动挑起对华冲突。其四，印太地区还存在着中日、韩日、俄日、中菲、中越等国间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中印陆地边界争端。这一系列传统安全热点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着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3.印太地区主要国家大幅提升防务预算，地区安全风险加剧
2024财年，美国国防预算达到842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超过中东大国沙特阿拉伯2021年全年GDP，比中国、俄罗斯、印度、英国等9国的国防预算总和还高出20%。2025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持续走高，申请总额为8952亿美元;日本计划到2027年将防卫费提高到其GDP的2%，其2025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达到创纪录的8.5万亿日元(约合590亿美元);韩国发布《2024至2028年国防中期计划》，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约2700亿美元用于军费开支;印度2024—2025财年国防预算增至6.219万亿卢比(约合741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约4.79%，比2022—2023财年增长18.43%;澳大利亚计划到2026年将国防开支增加至GDP的2%以上，并宣布未来10年额外增加111亿澳元(约72.5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用以建设其二战以来最大规模舰队。美国及其盟友通过提升国防预算来确保军事优势和军事霸权的做法，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不稳定性，而且可能会引发军备竞赛，恶化印太地区安全形势。
(二)印太地区力量的分化重组
现阶段，印太地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总体上维持着极不稳定的和平状态。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主要力量出现分化重组，地区国家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困境。
1.美国的盟友积极响应“印太战略”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大力支持“印太战略”。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就“加强三边磋商机制、强化安全协作、深化地区合作、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等达成共识，表明三国的军事合作正在朝机制化方向发展。2024年4月，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在白宫举行首次三边峰会。此次峰会形成了三国在海上安全、经济安全、清洁能源、人文等多领域的合作成果。印度虽然不是美国盟友，但美国出于战略需要，特别是看重印度在平衡中国力量方面的作用而加速推进与印度的合作，支持印度发挥地区领导者的作用。当前，美印关系的强化呈现加快趋势且难以发生逆转(周琪，2024)。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最早于2007年启动，后经历了10年沉寂，于2017年重启，2021年3月升级为首脑级别峰会。该合作机制的重点主要在科技、经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包括战略技术、供应链稳定、卫生安全、海上安全和反恐等。这一合作机制表面上声称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实际上则带有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企图。
2.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冲击
2019年6月，东盟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致力于“发展包容性的区域架构”“发挥领导作用，打造和塑造印太地区更紧密合作的愿景”，并继续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发展的区域架构中保持东盟的核心作用，在利益竞争的战略环境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为了更好地推进“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举行了四次美国-东盟峰会。在2022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期间，拜登总统和东盟领导人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表面上看，美国在各种场合宣称尊重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断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作用，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排除在外，甚至还探索以“QUAD+”的方式分化、拉拢个别东盟成员国。东盟对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心存疑虑，担心其对自身的中心地位构成挑战(Laksmana，2020)。美国这一系列做法的目的在于“弱化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强化由美国主导的地区格局”，这表明美国事实上“扮演着主导者和中心的角色，并有另立门户和搞小圈子的倾向”(凌胜利和王彦飞，2022)。
3.南太平洋岛国面临美国的全力拉拢
与其他地区相比，南太平洋在由“亚太”向“印太”的视域转换过程中，获得了战略地位的巨大提升，成为落实“印太战略”、强化对华制衡的关键区域(秦升，2019)。在美国看来，中国近年通过加大援助和投资力度，强化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太平洋岛国“受到中国雄厚财力的诱惑而愿意参与大型项目的建设”(Edel，2018)。美国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有三大利益目标：一是推进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利益，突破美国对于第二岛链的军事控制;二是挤压台湾当局的“国际空间”;三是获取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而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包括：一是美国的军事利益。美国的海外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以及美国承诺提供防务保护的三个“自由联系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都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国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都位于该地区。二是增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三是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为此，拜登政府不断在南太平洋地区调动和投入新资源以强化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政府于2022年9月和2023年9月主办了两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并于2022年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个“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2023年，美国扩展了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关系，在所罗门群岛、汤加和马尔代夫均开设了大使馆。美国承认库克群岛和纽埃为主权独立国家，并与其建交。同年，美国任命了一名驻太平洋岛国论坛特使，为就太平洋地区的重点要务增强协调提供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3年5月强调指出，美国国务院承诺与国会合作，确保为太平洋岛国地区提供超过72亿美元的新资金和项目。面对“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略和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太平洋岛国面临重大外交抉择。
面对“印太战略”引发的复杂安全局势，印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呈现出治理效力不足的问题。印太地区已有的涉及安全的组织和机制主要包括：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体系、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些相对松散的对话机制，如“香格里拉对话会”“北京香山论坛”等。尽管如此，由于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互信不足，多种安全机制之间存在竞争，甚至引发了“过度拥挤”的问题(凌胜利，2023)。相比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印太地区已有的安全治理机制不能满足现实的安全治理需求。在美国大力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太地区难以建立起一套能被域内各国接受并高效运转的安全治理机制。随着印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加剧，美国将强化其所构建的小多边集团，加速印太地区格局的分化重构;美国盟友将全方位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威慑中国;东盟成员国面临着被美国及其盟友分化拉拢的态势，其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将遭受冲击;南太平洋国家很可能会根据自身利益考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被“印太战略”孤立的俄罗斯仍处于俄乌冲突中，短时期内很难缓和与美西方的关系，因而会继续加快“向东转”，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力度，并深化与朝鲜、中国的合作，形成一支反制美西方霸权的重要力量。
三、印太地缘经济格局的演进
(一)印太经济治理机制
印太地区拥有多层次、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盟峰会、东亚峰会以及东盟与地区国家举办的领导人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早已是处理亚太地区事务、
推进亚太地区合作的主要平台。如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成为印太经济合作的主要机制。
2023年6月2日，RCEP对15个成员国全面生效，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作为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以降低成员国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创造更多贸易与投资机会为目标，规模大和包容性强是其显著特征。RCEP区域总人口、GDP总值、货物贸易金额均占全球比重约30%，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既有日本、新加坡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也有老挝、缅甸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既有工业制成品生产国，也有资源性产品生产国。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情，RCEP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最大限度兼顾了各方诉求。成员的多元性决定了RCEP的包容性和灵活性特点(杨攻研和谭予婷，2020)。
CPTPP起源于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国于2015年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后签署行政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此后，在日本力推下，剩余11国继续推进TPP，并在2018年3月8日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即CPTPP，该协定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CPTPP与TPP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均无差异，最大区别在于CPTPP冻结了TPP中关于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透明度与反腐败等内容的22项条款。2024年12月15日，英国正式成为CPTPP的第12个成员国，也是首个加入这一贸易协定的欧洲国家。由此，CPTPP的经济总量提升至全球GDP的15%，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之一。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当前正积极推进该进程。
一般来说，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RCEP和CPTPP通常被视为通往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两条不同路径。由于在主导力量、规则水平、规则制定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RCEP和CPTPP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东盟在RCEP的发起和建立中起了主导推动作用，因而，RCEP更多地反映着“发展中国家以灵活性、渐进性和调适弹性实现区域经济整合的努力”(孙忆，2022)。相比之下，CPTPP由日本主导，推动建立，是迄今为止开放程度和规则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代表着“新一代贸易协定的最高标准，可引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白洁和苏庆义，2019)。在自由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上，CPTPP均超过了RCEP。在规则制定上，RCEP采取的是低法律化水平的一体化路径，践行“低缔约成本—高治理成本”模式，倾向于“渐进达成”规则目标;CPTPP采取的是高法律化的一体化路径，践行“高缔约成本—低治理成本”模式，谋求“一步到位”实现高水平高标准的亚太经贸规则(孙忆，2022)。尽管如此，这两大自由贸易协定都坚持开放包容、不断推进扩员进程，以惠及更多经济体。
从长远来看，RCEP与CPTPP的制度化程度较高，未来，这两种机制会长期并存并相互竞争。目前，泰国、韩国及中国先后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愿，加之RCEP中有7个成员亦是CPTPP成员，表明有2/3的RCEP成员愿意接受CPTPP规则(潘晓明，2021)。随着成员的大范围重合，不排除未来这两大机制相互融合、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二)“印太战略”与美国对华经济竞争
美国“印太战略”旨在“确保地区盟友意识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风险”。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各届政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采取以高强度关税为核心、以经济制裁为胁迫的激进式打压政策。通过动用美国国内贸易法中所谓的232、301和201条款，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总计3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开启了对华贸易战。但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其将关注点放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并未进行相关经济机制建设。
拜登政府采取了“制裁断链、竞争扼杀、结盟排华、少量合作”的对华战略，在其国内投资高科技和其他未来产业，团结盟友，并与中国展开竞争。拜登政府为了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存在而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意在填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经济空白，以竞赢中国及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Uddin和Lau，2023)。2021年10月，拜登以视频方式出席第16届东亚峰会时提出IPEF的概念。2022年5月，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启动该框架。该框架共有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4个成员国，其中包括7个东盟国家。IPEF由四个支柱构成：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其14个成员国GDP总和占全球的40%，商品和服务贸易占全球的28%。不同于RCEP和CPTPP，IPEF本身并不是一项贸易协定，而是一项行政部门倡议，旨在就该地区的经贸标准和规则进行谈判，缺乏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相关内容。拜登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动IPEF，其核心目的在于强化美国与印太地区关键经济体及盟国的关系，建立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建立供应链机制，让地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脱钩断链”。美国前商务部长雷蒙多称IPEF为“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经济领导地位，为地区国家提供替代中国方案的重要转折点”。作为美国维护地区经济霸权的政治工具，IPEF的实质是通过把控供应链价值链和掌控新经济新业态，刻意把特定国家排除在外，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用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从实际效果来看，IPEF意在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存在，服务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地区国家希望提升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复苏的关切南辕北辙。同时，IPEF未经美国国会批准，仅以总统行政命令方式推进，缺乏法律强制性，易受美国高层政治变动影响(金君达，2023)。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在“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立场指引下，美国将退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协定，这个被特朗普称为“TPP二号”的IPEF或将遭到废除。
为了通过“印太战略”实现“维霸遏华”，美国除了积极构建IPEF这一对华围堵的“印太经贸小圈子”外，还采取了下列措施：其一，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出台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举措。通过高筑技术壁垒、加大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审查力度、加强对美国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等方式全力阻断中国高科技企业对关键技术、核心设备材料的获取。其二，美国炮制各种借口，围追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截至本文完稿时，美国已经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高校和实体列入了各种制裁清单，包括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军工企业清单、禁止投资清单等。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企业和实体涉及芯片、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教育科研等多个领域和行业。美国对这些中国企业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或禁止向其出口美国原产或含有美国技术的商品和技术;限制或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或持有其股票或债券;限制或禁止与其进行商业往来或合作等。美国的制裁措施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其实质是“以竞争之名行霸权之实，破坏国际经贸规则，对全球经贸体系带来严重影响”(程恩富和陈健，2024)。其三，美国积极组建联盟，构筑科技遏华阵营。2021年6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成立，旨在“以民主方式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技术和安全合作”。在这一委员会的推动下，美欧关系被定义为“致力于推动数字转型和新技术合作的伙伴”，双方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其作用是协调和推动美欧联合对中国科技的遏制行动。2022年4月，美国提议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试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联盟之外。2022年8月，拜登政府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明文列举了“中国护栏”条款，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通过上述措施，美国意图斩断同中国的科技投资、供应链依存合作，全力压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生存空间，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将继续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对华实施全面遏制。结合其在总统竞选期间的言论，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将从以下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一是继续利用关税政策对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更高的关税;二是废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三是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四是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的避税行为;五是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六是阻止进口中国汽车，以重振美国汽车产业;七是使关键供应链回流美国。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经贸冲突和“技术冷战”将不可避免，两国关系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四、中国应对印太形势的方略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外事务中标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由美国及其伙伴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五个主要国际机构得到充实”。美国倡导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为了掌握根据自身利益解释和使用国际法、垄断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用少数国家的“规则”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并将自身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别的国家，其本质是强权政治的翻版。在对华关系上，美国亦奉行“强权即真理”原则，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接触”。面对美国以“印太战略”为抓手的遏华态势，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回应。
首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遵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一小部分国家所鼓吹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主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中国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进步国家须调整各自单打独斗抵制美西方霸权的格局，结成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提升国际话语权。
其次，坚持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行稳致远。2024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贺电中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美建交多年的经验总结，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美国应放弃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压制中国的战略，并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面对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的围堵与遏制，中国需要妥善应对。一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以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为主的反霸力量要与美西方结盟霸权力量保持战略稳定。欲保持战略稳定就应保持战略平衡，而战略平衡取决于反霸国家基于经济、科技、外交、意志和民心基础上的综合军事战略力量，即军事斗争的斗力、斗志和斗法。二要坚决维护中国的安全体系和利益体系。美国在全球拥有约750个军事基地，其中的300多个在中国周边，显示其正在将影响力进一步投射到印太地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然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强化军事护台，助台推进‘以武拒统’”“强化同盟挺台，力推台湾问题国际化”“强化经济拉台，深化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捆绑”等做法，尤其是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含大量涉台危险条款。必须看到，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政治问题。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根据中国自身国情提前做好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的应对方案十分必要。鉴于债务高企的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会以发动战争的方式抵消自身债务，要深入研究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及其影响，做足防范预案。三要妥善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升级贸易摩擦所致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把关税与产业回流、对华遏制、重塑国际分工、维护经济安全深度链接，意在改变全球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向，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此，中国应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措施为基点，注重对美贸易平衡问题。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之一是中国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因此破解的关键是在中美贸易中树立贸易平衡的理念，而非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同时，与欧盟、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多边和全方位贸易合作，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此外，应在中国国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孙业霞和王怡然，2023)，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国民购买力和消费力，以此扩大内需，筑牢抵御美国对华贸易战、金融战的国计民生基础。
再次，坚定不移地支持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2024年，中国牵头123个世贸组织成员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以提高投资措施的透明度、简化相关审批程序、促进跨境投资合作、推动全球投资流动更加顺畅。中国还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作贡献。然而，近年来，由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不断提升自力更生主导的对外开放质量和安全度，健全更加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币权与政权、军权、技权、舆权均很重要)。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共享区域开放发展机遇。
最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地区合作机制迈向新高度。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2022年的10年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达19.1万亿美元，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约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截至本文完稿时，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称赞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此外，中国一直大力推动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的发展。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从2024年1月1日起，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2025年1月，印尼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成员国数量从5个增加到10个，还有30多个国家提出书面申请，希望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以此次扩员为新起点，这一机制进入“大金砖合作”新时代。2024年7月4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至此，上海合作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不断发展壮大的上海合作组织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为更好地推动经贸关系发展，当务之急是推动中俄等国尽快建立独立于美元和欧元的新的国际结算体系。未来，中国须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贡献。
五、结语
“印太”概念并非美国首先提出和使用，但美国用“印太”替代“亚太”，意在扩大其主导下的安全架构范围。“印太战略”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持美国的霸权优势、遏制中国的发展。为了推进“印太战略”，美国推行了集团政治，从强化“五眼联盟”到推进“四边机制”，从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到收紧双边军事同盟，使得印太地区原有安全格局遭到严重冲击。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把各个小多边集团进行嵌套式组合，打造一个更广泛且有层次的同盟体系，以此构筑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在经济上，美国通过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重塑地区环境，重组产业链体系，试图让地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脱钩断链”，遏制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印太战略”的实施，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遏制与规锁(confinement)。
“印太战略”损害了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具有浓厚的“新冷战”色彩，是零和思维的典型表现。随着印太大国博弈的加剧，地区国家陷入选边站队的困境，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受到冲击。泛安全化的“印太”概念扭曲了地缘政治，域内各主要大国竞相争夺经贸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和主导权，地区经济秩序面临被重构的风险。“印太战略”试图改变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当前，随着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的不断演进，多项热点议题吸引视线。在美国国内，要求政府关注经济发展、民生议题及国内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因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也将面临种种限制。尽管如此，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没有变，通过“印太战略”来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意图也不会改变。
亚太地区应是和平发展的高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与地区国家签订或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携手地区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亚太地区形成更紧密务实的合作新态势。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明确宣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经贸秩序公正性的坚定力量。
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刻意用“印太”替代“亚太”，并通过“印太战略”在这一地区挑起阵营对抗、制造紧张局势，这些做法并不得人心。如果美国继续抱持过时的经济安全观，陷在霸权迷思中难以自拔，最终只会加剧国际社会的阵营对抗、军备竞赛和“新冷战”态势，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与进步。长此以往，违背地区国家人民普遍意愿的“印太战略”也注定会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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