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作为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向华盛顿进军”为何会失败？

摘要：1963年8月，为确保民权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马丁·路德·金和菲利普·伦道夫等黑人领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该运动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支持。向华盛顿进军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和全球影响力，且正是其“国际性”和“全球性”成为这场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向华盛顿进军不仅为黑人赢得重要的民权立法成果，还给民权运动带来新的发展，随后黑人将斗争重心转向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冷战期间，对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来说，国内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令其在国际社会上极度难堪，若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将损害其地缘政治利益。美国黑人利用这一点，迫使美国政府采取切实行动，保障黑人民权。1963年8月28日，25万多人在华盛顿举行大游行，为黑人“争取工作和自由”，使具有重要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国家广场成为民权运动的大舞台。这是截至当时在美国首都开展的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

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加思·波利指出，在这次大游行中，围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NonviolentCoordinationCommittee)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Lewis)演讲的幕后争议，涉及黑人激进派、温和派和白人自由派在民权斗争目标和方法上的冲突。查尔斯·尤卡内深入探讨了黑人领袖如何克服斗争哲学上的分歧，成功发起向华盛顿进军。威廉·琼斯重点关注黑人劳工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Randolph)和贝亚德·拉斯廷(BayardRustin)在向华盛顿进军中的领导作用。露西·巴伯运用公共空间理论，深化了对新闻传播与美国抗争政治的理解。帕特里克·巴斯认为，向华盛顿进军讲述了黑人从被奴役走向自由的故事，把黑人纳入美国官方文本中。玛丽·杜齐亚克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在冷战期间对外讲述向华盛顿进军，以彰显美国民主的“优越”。国内学界探讨过1941年向华盛顿进军，但缺乏对1963年这次运动的研究。

既有研究大多把向华盛顿进军的和平落幕视为美国民主的“成功实践”，反映了美国外宣部门对此事的政治利用。事实上，种族问题在冷战时期严重损害美国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国际形象。黑人领袖利用美国决策者的冷战考量，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迫使美国政府进行民权立法。因此，该运动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运动，而且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和全球影响，赢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全世界人民大力声援，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对此，美国政府压制黑人领袖的“激进言论”，引导斗争以和平方式落幕，在国际社会建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向华盛顿进军的“国际性”和“全球性”，是这场运动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向华盛顿进军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分水岭，不仅为黑人赢得重要的民权立法成果，还给民权运动带来新的发展，黑人由此将斗争重心转向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一、向华盛顿进军的冷战考量

早在二战期间，伦道夫就在一次美国南方之旅中萌发了组织黑人向华盛顿进军的想法。1940年，美国国防工业迅猛增长，急需大量劳动力。一方面，美国市场面临劳工短缺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黑人却因种族歧视无法进入国防生产企业。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41年，伦道夫对外宣布，将组织10万名黑人向华盛顿进军。迫于这一压力和考虑到二战反法西斯需要，罗斯福总统颁布8802号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生产中的种族歧视，并建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进行监督。不久，伦道夫宣布取消向华盛顿进军。这场虽未发生但有重大斗争成果的示威，为黑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民权斗争模式，即利用国际事态迫使美国政府保障黑人权利。

战后，美国黑人深知美国冷战战略的困境，因此把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置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冷战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将他们一等公民地位的获得与美国民主的救赎紧密捆绑。黑人领袖利用美国政府的冷战考量，进一步推动民权运动发展。他们从法庭斗争转向直接行动，1960年开展入座运动、1961年发起自由乘车运动、1963年组织伯明翰运动，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1962年12月，伦道夫和拉斯廷开始策划向华盛顿进军。伦道夫把斗争重点放在黑人就业上，他指出，黑人虽然只占美国劳动力的11%，却占失业人口的22%。在他看来，向华盛顿进军可以“动摇公众对黑人失业悲剧的自满情绪”。1963年初，伦道夫、拉斯廷和马丁·路德·金就向华盛顿进军进行协商，但金因忙于组织伯明翰运动，忽视了伦道夫的呼吁。当伯明翰运动在1963年5月取得成功后，金开始思考在美国首都举办一场超过1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以赢得一部“强有力的民权法”。虽然当时四个主要民权组织，即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ChristianLeadershipConference)、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ofRacialEquality)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最初在向华盛顿进军上意见不一，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共同组织这场示威活动。

肯尼迪总统及其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希望黑人的直接行动止于伯明翰运动。他们害怕向华盛顿进军发生暴力，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再次受损。但黑人领袖意识到，伯明翰运动是“反对种族隔离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已让美国政府对其种族主义实践深感不安。正如肯尼迪总统在与黑人领袖见面时所言，“没有伯明翰危机，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因此，黑人领袖坚持发起向华盛顿进军，以“戏剧化地展示伯明翰运动的胜利”。

1963年5月30日，金致电罗伯特·肯尼迪，表示非常希望与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部长举行会谈，解决因南方抵制废除种族隔离而导致的社会危机。金要求美国总统尽快召开与黑人领袖的见面会，并采取措施以避免国家出现灾难。6月1日，金与助手斯坦利·利维森(StanleyLevison)商议向华盛顿进军的具体事宜，推动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民权法案。在他们看来，只有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才能让议员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制定民权法。他们还打算在向华盛顿进军前举办多场抗争活动。

大多数黑人领袖认为，在华盛顿开展大游行是揭露美国种族主义与美国民主之间矛盾的绝佳方式。因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歧视黑人的政策是其追求“自由世界领袖”的绊脚石。毫无疑问，向华盛顿进军将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肯尼迪政府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据统计，除该运动外，从1963年5月中旬至年底，美国40个州、315个城市共发生2062起民权示威活动，对美国政府构成极大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示威活动和黑人决心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肯尼迪总统被迫妥协。他一方面同意黑人发起向华盛顿进军，另一方面又要求黑人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以便美国政府有机会把它塑造成黑人“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的例子”。实际上，肯尼迪政府对即将举行的向华盛顿进军倍感尴尬，不得不做出欢迎姿态，但又戒备森严。在众多民权组织和黑人领袖的精心准备下，1963年8月28日，来自美国各地的25万多名黑人和白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首都华盛顿。整齐的游行队伍从华盛顿纪念碑走到林肯纪念堂。歌手琼·贝兹(JoanBaez)带领示威者一起歌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等“自由歌曲”。《我们一定会胜利》是向华盛顿进军的“主题歌”，以“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颂歌闻名于世”。每当黑人民众聚集一堂进行抗争时，他们总是“拉起手来，身体左右摇摆着齐唱《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写道：“我们决不畏惧。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胜利。”这类“自由歌曲”表达了美国黑人克服万难，团结一致，携手共进，争取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决心。游行民众一边高唱“自由歌曲”，一边高举标语牌，表达他们的心声。各种标语和口号反映了他们诉求的多样性。

在林肯纪念堂前，多位组织领袖发表演讲。伦道夫表示，民权运动“不只限于黑人，也不只限于公民权利”，“我们是争取就业和自由的大规模道德革命的先锋队”。他强调，黑人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需要美国在政治、社会哲学和制度方面进行变革”。沃尔特·鲁瑟(WalterReuther)是向华盛顿进军中重要的白人劳工领袖。他赞同伦道夫，认为没有经济变革就无法实现种族平等。鲁瑟指出，黑人就业问题“至关重要”，“只要数以百万美国黑人被视为经济上的二等公民并被剥夺工作机会，其教育、住房或公共设施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他特别从冷战角度强调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重要性。鲁瑟在演讲中声称，“除非我们先在国内实践民主，否则无法在世界上成功宣传美国民主”。

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利用美国在冷战中的自由修辞，试图唤醒美国白人的良知。其演讲极为震撼人心，对自由和正义的呐喊传遍全世界。金在演讲中强烈反对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只采取象征性的改革。他指出，黑人民众对此不会满足。金强调，“我们一旦行动，就必须勇往直前”。他虽然劝说黑人不能对所有白人都不信任，但自己对白人温和派早已失望透顶。面对白人社会关于“黑人什么时候才满足”的质疑，金表示，黑人“现在并不满足”，“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平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意味着黑人将斗争到底。

金演讲的后半部分涉及黑人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他强调，“尽管眼下困难重重，颇多挫折，但我仍然有一个梦想，它深深根植于美国梦。我有一个梦想，梦见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金试图在情感上引发美国民众的共鸣。他高呼，“我有一个梦想，梦见有一天自己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其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在冷战语境下，此番政治表述是美国政府乐见的，有服务于美国冷战的作用。但金将黑人的梦想与美国民主相关联，把他们的美国梦放到美国必须兑现自己信条的制度中，以更广泛地争取民众支持。

金的演讲并非全然附和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树立美国民主的美好形象。他虽然语气温和，但绵里藏针。金直指美国民主是一张“空头支票”，他警告道，“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让自由之声响起来”。金在林肯纪念堂这个重要的政治场所，发表了黑人斗争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演讲，表达了黑人的不满，展现了他们追求平等的决心。他在演讲中既诉诸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自由遗产”，又诉诸冷战中美国的“自由生活方式”，不仅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还寻求与其利益上的趋同，为民权斗争赢得更多支持。

二、肯尼迪政府对向华盛顿进军的引导

鉴于伯明翰运动重创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肯尼迪政府劝说黑人领袖不要发起向华盛顿进军。因为在冷战背景下，如果这场在首都举行的大游行引发严重的种族暴力，将再次重挫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道德地位。1963年6月11日，肯尼迪向全美发表民权演讲。金对此高度评价，盛赞它是“历届美国总统为争取人人享有正义和自由所进行的最雄辩、深刻和明确的呼吁之一”。但黑人领袖仍继续向肯尼迪政府施压。6月13日，他们在曼哈顿举行会议。鉴于民权活动家梅德加·埃弗斯(MedgarEvers)在密西西比州被谋杀、民权法案在国会悬而未决，与会的黑人领袖认为，向华盛顿进军应包括所有的民权组织和黑人团体。

考虑到国内紧张的种族局势，1963年6月15日，助理国务卿G.门嫩·威廉姆斯(G.MennenWilliams)向肯尼迪总统建议，邀请25—30位“负责任的”黑人领袖到白宫进行协商。在他看来，这些人需要美国“对其地位的认可”，而美国也需要他们对民权运动“负责任的领导”，以防止“极端分子”采取行动。威廉姆斯主张，邀请伦道夫、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Wilkins)、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詹姆斯·法默(JamesFarmer)、全国城市联盟(UrbanLeague)主席惠特尼·M.扬(WhitneyM.Young)、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NationalCouncil ofNegroWomen)负责人多萝西·海特(DorothyHeight)等人。他认为，虽然肯尼迪6月11日的民权演讲“十分出色”，但没有解决危机。

肯尼迪政府十分忧心国内种族问题会在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Rusk)指出，“我们外交关系中的最大负担就是国内的种族问题”。他认为，向华盛顿进军将使美国面临“自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1963年6月21日，腊斯克在获悉金将于6月28日出席联合国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后，立即向肯尼迪总统提交备忘录。他强调，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可能成为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如果联合国关心美国的种族问题或金要求联合国支持，“那将是不幸的”。腊斯克不赞成金出席，认为这不符合美国黑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肯尼迪在6月22日与金会晤时对其将出席该委员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达关切”。

1963年6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与多位民权领袖的会谈中，竭力劝阻他们不要组织或鼓励民众向华盛顿进军。在他看来，该运动将危及联邦政府正在向国会争取民权立法的努力。肯尼迪表示，“有些国会议员正在找借口反对我们，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口实，‘我虽然支持这项民权法案，但若在枪口威胁下投赞同票，那我宁可拒绝’”。他警告说，如果有人打算在白宫草坪上扎营，或计划在国会大厦前静坐，其唯一作用是在美国社会中“制造一种恐吓气氛，给某些国会议员提供反对民权法案的借口”。但伦道夫等民权领袖不为所动。伦道夫坚定地告诉肯尼迪总统，“如果人们无论如何都要走上街头，那由致力于争取民权的组织领导他们，并让他们通过斗争学会自律，岂不是比把他们留给那些既不关心民权也不关心非暴力的其他领导者要好?”金旗帜鲜明地支持伦道夫，他表示这不是在游行示威和立法之间作选择，这次游行可以让人们在非暴力的约束下表达不满。

因此，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接受向华盛顿进军，并试图将其可能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它将与黑人领袖合作，确保这场大游行是“和谐的”，并成为美国政府与民权运动“团结的标志”，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美国国际形象的方向发展。司法部部长随即制订预案，保障游行和平有序进行。1963年7月11日，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和民权组织的代表讨论向华盛顿进军的各种计划。黑人领袖拉斯廷表示，该运动包括在白宫前举行有关工作和失业问题的示威，在林肯纪念堂前进行集会，民权领袖将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建议司法部在黑人乘坐游行巴士经过“可能会出问题的州”时保持警惕，确保黑人的安全。因为暴力一旦发生，将改变游行的基调。

1963年7月18日，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他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一次要求“澄清冤情”的和平集会。肯尼迪强调，“如果美国公民感到没有享受到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到华盛顿来游行”。但他补充道，坚决反对暴力示威，因为这会让“促进机会平等的事业失败”。肯尼迪的这番表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彰显美国民主的“优越性”。

1963年8月18日，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团队提前为他起草了关于8月28日黑人民众在华盛顿为争取民权游行的声明，声明表示，“虽然我们在把公民权利从原则转化为实践方面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已取得显著进展”。肯尼迪声称，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首都，“表明他们对我们民主政府的信念和信心”，他们表现出的热情和尊严“令人印象深刻”。他强调，“我们国家完全可以为今天在这里的示威活动感到自豪”，这场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肯尼迪有意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际社会展现美国的“制度优势”。

肯尼迪总统把向华盛顿进军描述成“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引导该运动朝着有利于美国冷战宣传的方向发展，反映了美国在冷战中的政治考量。肯尼迪政府既是向华盛顿进军的监督者，也是大游行的施压对象。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抗议活动是针对美国总统的印象，肯尼迪政府要求向华盛顿进军的举办方取消在白宫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的方案。部分黑人领袖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把黑人的诉求限制在“争取充分的民权”，向美国社会展示其抗议的正当性，迎合“美国主义”的要求。

肯尼迪政府试图采取种种手段，掌控和影响向华盛顿进军。在各种政治压力下，该运动的组织者被迫宣布，“我们坚决拒绝任何极权或颠覆性团体的援助和参与，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肯尼迪政府十分清楚，在美苏冷战中，数十万人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是对美国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美国新闻署采取多种措施，向世界讲述美国种族关系故事“好的一面”，试图减轻国内种族问题给美国国际形象和声誉带来的损害。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的任务是，在向华盛顿进军中对外传达“正确的信息”，与美国政府力图在国际上展示的“民主形象”相一致。

因此，美国政府不仅需要确保向华盛顿进军是和平的，还要求每位民权运动领袖的演讲是温和委婉的，不能批判美国政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刘易斯在向华盛顿进军前公布了演讲内容。他将斗争矛头对准美国政府，不仅不相信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还把黑人的困境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批评美国的政治人物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不道德的妥协上，与公开形式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结盟。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其他组织的领导人要求刘易斯在演讲中删除“好战的语言”。如果刘易斯拒不服从，美国司法部将在他演讲时切断麦克风的电源。美国政府与其他民权领袖一道迫使刘易斯修改演讲稿，使其措辞变得温和。

在向华盛顿进军的演讲中，金没有提及自己一贯的主张，即结束对“大众的阶级压迫”。实际上，在他看来，废除阶级歧视与反对种族主义同样重要。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几周前，金在底特律发表演讲，明确提出黑人的经济诉求，但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脱稿演讲中放弃了这一点，发表了“当天最具和解性的演讲”，与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对金这位“或许经历了最多磨难的人”而言，这种选择颇为无奈。金的演讲似乎向国际社会表明，民权运动既不激进，也没有充满暴力，体现了“美国民主的最佳传统”。金在演讲中放弃了更具批判性的主张，为肯尼迪政府提供了它所要求的“自由场面”，让向华盛顿进军朝着有利于美国冷战斗争的方向发展。

三、海外力量对向华盛顿进军的关注和支持

在向华盛顿进军中，几乎所有的民权领袖都强调运动的国际影响，重视海外力量的参与和国际事态的作用。全国城市联盟的惠特尼·M.扬指出，黑人不满的声音震耳欲聋，“世界各地都能听到”。白人劳工领袖沃尔特·鲁瑟强调，“只要我们在伯明翰侵犯了自由，就无法捍卫柏林的自由”。刘易斯在演讲中以非洲国家反抗殖民统治为榜样，激励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民权领袖的警告清楚表明，国际社会不仅密切关注向华盛顿进军，还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这项运动，并审视美国政府对黑人的民主承诺。

不少生活在海外的美国人联合签名声援向华盛顿进军，以实现结束美国种族隔离的斗争目标。在慕尼黑，参与签名的支持者写道，“今天，我们美国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尤其是在国外，担任着‘大使’的工作，常常痛苦地意识到我们国家声誉的受损”，“我们永远感谢以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参与者为代表的那些美国人”，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支持者认为，向华盛顿进军帮助美国人民在变幻莫测的冷战局势中“重新定义了美国革命的意义”，向世界人民展示了“美国渴望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在伦敦，美国大使馆收到支持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书，上面写道，“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在此公开表达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支持。该运动不仅希望消除美国生活中所有的种族障碍，还希望所有的美国人能从偏见和恐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此类签名活动得到大量海外美国公民的支持。

向华盛顿进军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大力支持。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该声明强调，“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毛泽东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63年8月20日，《纽约时报》欧洲版刊登一则简短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将于8月28日举行的向华盛顿进军。8月2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刊登支持向华盛顿进军的声明，呼吁广大读者签名支持。8月28日晚，在声援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有1200—1400人在美国驻阿姆斯特丹大使馆前举行示威。他们向美国大使馆递交支持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书、信件和明信片。在挪威的奥斯陆，100人冒着大雨游行，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书，支持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法案。

除欧洲国家的人民外，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民众在美国使领馆前举行示威，表达他们对华盛顿大游行的支持。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当地黑人和美国黑人携手在美国驻阿克拉大使馆外设置纠察线，以表示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支持。发起声援活动的发言人表示，这是为了抗议美国警察野蛮镇压美国黑人的和平游行。加纳的黑人还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请愿书，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没有兑现竞选时对黑人的民权承诺。他们指责美国全然不顾国内存在严重种族歧视和隔离的事实，仍然在全世界宣传自己是“自由的土地”，诞生了很多“勇敢的英雄”。加纳人民高举写着“美国：非洲在看着你”、“美国和南非停止种族灭绝”的标语牌，声援美国黑人向华盛顿进军。

1963年8月28日，非洲解放运动组织驻开罗办事处致电美国驻埃及大使，批评美国在全世界大谈自由和民主，试图让人相信美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只是“纸上谈兵，从未付诸实践”，“一直在欺骗世界”。该办事处认为，向华盛顿进军标志着美国黑人反歧视斗争达到一个新高度。它声称，“今天非洲人民与美国的黑人兄弟姐妹一起游行”，“我们坚定地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和所有基本人权的斗争”。不仅如此，该办事处还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以下行动：(1)承认美国黑人具有平等的公民身份，给予他们一切民主权利;(2)重新调查所有私刑和其他种族暴力案件，将罪犯绳之以法;(3)纠正任何蓄意藐视美国宪法的行为。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量民众和团体挺身而出支持向华盛顿进军。1963年8月27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大约2500人在该市市长带领下举行游行，声援美国黑人示威。同一天，印度尼西亚15个团体共5000多人在雅加达举行游行，力挺美国民众向华盛顿进军。古巴工人中央工会发表号召书，呼吁古巴工人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8月28日，“波多黎各流亡者联合会”在哈瓦那发表声明，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同日，一些日本团体的40多位代表在东京集会，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8月30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社论称，“美国黑人在华盛顿举行的英勇示威游行揭穿了美帝国主义一直吹嘘的关于民主和基本人权的各种谎言”，“全世界的进步力量站在你们这一边!”

海外大多数支持向华盛顿进军的抗议活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为了维护美国国际形象，美国使领馆与外国政府合作，限制海外同情美国黑人的游行范围，压制海外批评者。例如，美国驻开罗大使馆预计8月28日将有数百名示威者在大使馆前抗议，因此提前与当地警方合作，制订应对计划。美国驻开罗大使馆政治参赞唐纳德·C.伯格斯(DonaldC.Bergus)说：“开罗警方采取周密的预防措施，不仅是为了确保示威活动完全处在和平的状态下，更是为了把整个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8月28日上午游行示威开始时，“大约有200名警察驻扎在使馆区”。有13名抗议者走到市中心，举着写有“记住黑人也建设了美国”、“打倒三K党”和“梅德加·埃弗斯没有白死”的标语牌，但只有2人被允许接近美国大使馆。

尽管美国使领馆采取措施，试图减少海外力量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支持，但事与愿违，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黑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无论是在伦敦、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罗马、雅典、特拉维夫、东京，还是在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城市，人们都被这场运动吸引，示威者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的泪水和无声的祈祷，触动了世界人民的心。

向华盛顿进军结束后，海外力量仍然继续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事业。1963年9月25日，100人在美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前举行支持华盛顿民权游行的示威活动。美国总领事接待了一个由5名美国公民组成的委员会，其中4人是黑人。总领事向他们保证，肯尼迪总统正在落实一项有力的民权法案，以消除美国各地的种族歧视。总领事还告诉他们，将立即把他们的信呈递给肯尼迪总统。总之，海外力量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支持激励美国黑人继续进行抗争，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判，给肯尼迪政府施加了巨大国际压力。后者不得不加大力度，在国会推动民权立法。

四、肯尼迪政府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政治利用

黑人领袖在向华盛顿进军中克制的演讲以及该运动的和平落幕，让美国政府十分满意。事后，美国外宣部门在国际舞台上对向华盛顿进军进行报道、宣传和阐释。1963年8月28日下午5点，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接见向华盛顿进军的民权领袖。他告诉金，“我听了你的演讲”，并致以谢意。会晤结束后，肯尼迪发表了总统声明。他表示，美国民众强烈和普遍地认识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至关重要。他承诺将努力推动民权立法，扩大人力资源培训计划，消除就业中的歧视。他声称，向华盛顿进军发展了美国黑人的民权事业，称赞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肯尼迪把向华盛顿进军的意义上升到这一高度，主要是为了强调所谓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以树立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际形象。

大多数美国人把1963年8月28日看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美国政府和一些历史学家也将其视作美国民主的“胜利”，理由是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阐释了黑人的“美国梦”。金在演讲中既没有直接呼吁美国政府通过民权法案，也没有径直抨击美国政府未能保障黑人民权。在表达美国黑人了不起的战斗精神后，他在演讲的后半部分反复向人群高呼“我有一个梦想”，强调黑人的梦想可以在美国实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嗅觉灵敏，重点播放金演讲的后半部分，通过集中报道，“抗议所带来的挑战已经被平衡，掩盖在乐观主义的面纱之下”。

金的演讲被美国政府转化为全国性和世界性的文本，以展现“鼓舞人心的美国种族平等的愿景”。美国新闻署署长卡尔·罗文(CarlRowan)以黑人身份现身说法，称赞向华盛顿进军是美国人民“行使自由社会最宝贵的和平抗议权利的典范”。美国外宣部门把截至当时华盛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争，描述成美国民主的“胜利”，不只是为了回击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批评，也为了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以便在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更好地输出美国“民主”。

肯尼迪政府密切关注事后各国的反应。联邦德国大多数媒体认为，该游行既是美国种族歧视“必须结束的信号”，也是近年来黑人取得“很大进步的证据”。但该国也有媒体批评，在美国许多州，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危险和可耻的差距”。爱尔兰媒体指出，争取民权的游行进入新的阶段，美国黑人即将“迎来一场革命”，如果美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它将“如何保持世界民主领袖的地位，以及赢得非洲新独立国家的信任”?意大利舆论对美国黑人充满同情。有社论称，这次游行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黑人问题不能拖延，必须得到解决”。

虽然国际社会对美国能否解决种族问题仍持保留意见，但对向华盛顿进军的总体评价比较正面。美国政府决定利用该运动的和平落幕和良好的国际反响，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认知。美国新闻署把向华盛顿进军塑造成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象征”、黑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标志”和“美国自由和民主得以实现的体现”。美国新闻署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Swahili)对向华盛顿进军进行现场直播，覆盖了整个东非地区。印地语广播则强调甘地的非暴力斗争方法在这次运动中的胜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反复播放对金等黑人领袖的访谈，以满足令国际社会了解他们的需要。

此外，美国新闻署授权一名制片人拍摄纪录片《向华盛顿进军》，重点安排在非洲放映。该纪录片没有展示民权运动内部以及该运动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展现黑人的团结和彰显美国“民主”。尽管金批评美国的民主承诺是“一张空头支票”，刘易斯更是强烈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些都被遮掩，只凸显《我有一个梦想》的愿景，以反映美国人民的“民主共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迈克尔·塞尔韦尔(MichaelThelwell)对该纪录片深感厌恶。他指出，黑人身上还有被白人警察用电棒殴打后尚未愈合的伤口，但如今他们被美国新闻署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银幕上，以展现“美国民主美好的一面”。

美国主流媒体配合美国政府，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展示不一样的美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把庞大的人群做成金演讲的背景板。新闻评论员默里·肯普顿(MurrayKempton)在《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发文称赞，“许多美国人从未见过或听到过如此激进的言论”，“电视网的每台摄像机都可以对此进行播放”。《民族》(TheNation)杂志赞美这次游行，认为其将作为“井然有序的民主表达的最佳典范被载入史册”。《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社论称，这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天”。但这些评论以牺牲游行者的多元诉求为代价赞美美国，掩盖了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美国国际形象的建构和对外种族关系的宣传取得一定效果。1963年9月16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致电美国驻该国大使时强调，这是他在数天内第二次观看《向华盛顿进军》。恩克鲁玛表示，美国种族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游行中的白人人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位美国大使看来，如果《向华盛顿进军》能对恩克鲁玛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它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是无价之宝”。但毕竟美国政府在种族问题上无法控制所有的新闻来源，更无法提供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美国国内层出不穷的种族暴力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令美国的海外宣传效果黯然失色。

1963年9月15日，4名黑人女孩在伯明翰第16街浸信会教堂的主日学校被一枚定时炸弹炸死，令众多黑人领袖愤怒不已。事发当天，金拍电报给肯尼迪总统，谴责这起“野蛮的轰炸”。他敦促肯尼迪推动民权立法，授权司法部部长介入民权案件。当美国的外交官邀请喀麦隆政府官员观看《向华盛顿进军》纪录片时，对方回复道：“你们没有教堂被炸的纪录片吗?”日本的《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指出，如果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上没有取得进展，就无法赢得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尊重。黑人教堂被炸事件重创美国改善国际形象的努力，肯尼迪不得不发表声明，呼吁所有美国人克服各种偏见，致力于实现国内的正义与安宁。

美国黑人并不愿意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而牺牲根本利益。伯明翰黑人教堂被炸事件发生后，金在演讲中发出“现在就自由”的呐喊。他表示，数十万人在华盛顿游行，用一个词概括了一切，那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指总统民权法案中的每件事。金强调，久拖未决的二等公民问题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危机”。他呼吁美国政府“现在”就处理它，否则将把黑人民众推向绝望。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X)斥责向华盛顿进军是肯尼迪政府“策划的公关活动”。他痛批这是“华盛顿的闹剧”，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与“白人恶魔”作斗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白人社会“稀释了向华盛顿进军的力量，淡化了黑人的愤怒”。

五、向华盛顿进军与民权运动的新发展

尽管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遭暗杀身亡，但这一悲剧事件无法阻止黑人民权的发展。向华盛顿进军在国内造成的巨大影响及其引发的全球反响，使得民权立法势在必行。可以说，向华盛顿进军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分水岭。《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Times)观察到，继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虽来自南方，但意识到自己在民权立法上“肩负着重大责任”。他强调，“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将肯尼迪的民权理想转化为现实，没有什么比尽早在国会通过民权法案更能表达对他的怀念”。实际上，向华盛顿进军直接促成美国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

向华盛顿进军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在大规模非暴力斗争的推动下，民权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1963年的伯明翰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在国内外造成广泛影响，民权法案在美国社会获得普遍支持。无论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都不得不面对所在选区支持民权法案的选民施加的压力，也必须考虑民权问题的国际影响。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即刻面临1964年美国大选的考验。虽说促成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会导致约翰逊失去部分南方州的选举人票，但黑人在北部和中部州的选票将弥补他在南方州的损失。

向华盛顿进军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迫使约翰逊必须正视民权问题。大多数国际观察家认为，约翰逊必须将注意力放在民权事务上。西欧媒体强调，美国能否解决种族问题，是衡量其“世界领袖能力的关键”。亚洲一些媒体指出，制定民权法是约翰逊的“首要职责”。对非洲人民来说，种族问题比美国任何其他问题都重要。尼日利亚总统本杰明·阿齐基韦(BenjaminAzikiwe)表示，如果约翰逊政府未能制定民权法，非洲国家将“到别处寻求世界领袖”。在约翰逊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民权法案后，《马来亚时报》(MalayanTimes)评论道，这是他在国会发表的“最重要的演讲内容”，表明其致力于实现“肯尼迪总统的理想”。

1964年《民权法》是美国重建结束以后最重要的民权法，旨在全面禁止种族歧视和隔离。它授权联邦司法部门可以对任何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和学校进行起诉，并对所有存在种族歧视的公共项目停止联邦资金援助。该法第二部分非常关键，完全禁止在剧院、餐馆、酒店、体育场所等公共场合实施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籍等因素的歧视和隔离，同时宣布所有州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支持种族歧视和隔离的法律一律无效。该法第七部分还设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规定在雇用、晋升、解雇、定薪、培训等就业问题上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和隔离。

该法对消除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意义重大，但未能保障黑人平等的政治权利。1964年夏，黑人领袖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决定在密西西比州发起“自由之夏”运动，这是对他此前在密西西比州进行的选民登记运动的延续。为进一步争取黑人的选举权利，1965年3月7日，金发动黑人民众从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出发，向该州首府蒙哥马利进军，试图复制向华盛顿进军。大约有2.5万人参加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的活动。在民权运动的压力下，同年3月，约翰逊要求国会制定选举权法。是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法律。

1965年《选举权法》是一部旨在消除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针对黑人选民设置各种歧视性限制的法律，以充分保障黑人的选举权。这部法律规定，任何州和地方政府为阻止黑人参加选举所设的文化和其他歧视性测验均属非法，必须被禁止。该法还规定，凡是参与选举登记的选民人数不到其合格选民一半的州和县，其选举登记和投票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监督。只要美国司法部发现任何州和地方政府违反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政府就有权任命联邦选举检察官对这些州和地方进行监督。

这两部重要的民权法均具有强制性的执行措施。此后，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发生了明显改变。南方黑人参加选举登记和投票的人数显著增长，公共场所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明显加快。据民权领袖安德鲁·扬(AndrewYoung)讲述，在1964年《民权法》通过前夕，他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一家餐馆就餐时，一名女服务员把咖啡倒在了他的身上。但不到两周，《民权法》通过后，他再去这里就餐时则受到热烈欢迎。

然而，上述两项标志性的民权立法没有彻底清除美国政治和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因此，黑人不仅把斗争目标转向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还不再恪守非暴力的斗争原则。刘易斯表示，“1963年8月28日，革命才拉开帷幕”。新一代黑人领袖把黑人贫困的根源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流亡海外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Williams)强调，“毛泽东主席1963年8月8日的声明鼓舞了长期遭受残酷压迫和非人待遇的美国黑人，他们正在甘地那种受虐狂式的哲学下进行民权斗争”。他认为，该声明把美国黑人从这种斗争哲学中解放出来，推动黑人武装自卫运动发展。

刘易斯指出，向华盛顿进军是“一场严肃的革命”。美国黑人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和经济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如果美国要“发生任何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就必须由人民来实现”，而不是由美国的政治人物来决定。肯尼迪总统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十分厌恶，指控其是在“投资暴力”。向华盛顿进军结束后，越来越多的黑人领袖把美国政府看成黑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敌人”，就像“三K党和地方警察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黑人民权活动家不仅不信任美国政府，还开始怀疑支持黑人民权斗争的白人自由派。

让美国黑人最为绝望的是他们的贫困和失业问题。1963年7月，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指出，“20年来，黑人相对于白人的经济地位没有提高”。1964年，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是33%，在北部的一些贫民窟中，甚至高达50%。向华盛顿进军组织者之一的拉斯廷在1965年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法律上种族隔离衰落的10年里，我们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出现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然而，包括向华盛顿进军在内的民权斗争，未能给黑人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改变。尽管约翰逊政府提出“伟大社会”计划和“向贫困宣战”，但美国大量的财政开支用在越南战争上，而不是解决国内黑人的贫困问题和改善贫民窟状况。

黑人民众在向华盛顿进军后仍然不能掌控自己的事务，也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试图掌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1964年，由黑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要求取代由全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悲愤地指出，几乎占密西西比州人口一半的黑人被排除在该州政治进程之外。然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保留了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全部代表席位，却只给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2个代表席位。由此，黑人认识到，民主党政府并不打算改变与密西西比州的“种族主义的共存关系”。

因此，美国黑人把批判矛头对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指出，美国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1966年5月，黑人青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Carmichael)取代刘易斯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他提出“黑人权力”(BlackPower)口号。“黑人权力”要求改变美国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主张由黑人管理自己社区的事务，但遭到白人社会一边倒的批判，这反映种族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

早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就发出警告，“无论是在美国北方还是南方，失望和不和之火正在每个城市燃烧”。民权立法的重大成就未能熄灭美国黑人的怒火。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城市骚乱”席卷整个美国。“黑人权力”的呼声盖过“黑白携手”的倡议，“焚烧吧，宝贝，尽情焚烧”的激昂口号取代了“现在就自由”的呐喊。金指出，绝望使黑人青年成为“城市骚乱的积极参与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约翰逊政府在1967年7月28日成立“全国公民骚乱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强调，种族歧视和隔离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在威胁每个美国人的未来。连续多年的“城市骚乱”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苦难，对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来说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灾难。

结语

黑人领袖利用华盛顿这一政治舞台和林肯纪念堂等公共空间，把黑人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暴露在世界面前，展示实现“现在就自由”的坚定决心。他们利用冷战国际局势，迫使美国政府推动国会制定具有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案。而肯尼迪政府则采取种种手段，包括限制黑人领袖批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讲言论，引导向华盛顿进军朝着有利于美国冷战外交的方向发展。向华盛顿进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因为它动员了数十万名美国黑人和白人进行抗争，更因为其具有“国际性”和“全球性”。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使向华盛顿进军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

向华盛顿进军不仅是美国民权立法的分水岭，也是推动民权运动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一些重要的民权组织和黑人领袖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调整斗争方向，批判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在其资本主义制度。马尔科姆“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和“黑豹党”的兴起，正是这一转型的表现。金的观念在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后发生转变。他在1968年发起“穷人运动”(PoorPeople’sCampaign)时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依赖于贫困和剥削，因此黑人斗争的核心目标必须超越种族平权，转向对资本主义不公的批判。

从美国历史的演变历程来看，黑人领袖的思考确实极具洞察力。在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并未因奴隶解放而消失，而是通过种族隔离、劳动市场歧视和社会福利排斥等方式得以延续。美国黑人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边缘群体，长期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立法之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获得相对平等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仍受到美国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压迫，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隐形歧视限制了他们的上升通道。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使得美国黑人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面临系统性障碍，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向华盛顿进军最重要的斗争目标就是“争取工作和自由”，精准揭示了问题的核心，即仅仅依靠政治权利的赋予不足以改变美国黑人群体的处境，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才是根源所在。

(作者谢国荣，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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