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本质及其宗教意识形态

内容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理，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本质和宗教意识形态特征：第一，“斩杀线”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第二，资产阶级阶段的基督教谦卑地扮演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婢女角色，通过颠倒的世界意识，把“斩杀线”包装成神圣禁欲的自然律和神律；第三，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为了维护金融资本主义的绝对垄断地位，企图运用神圣化的“斩杀线”，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永久锁定在禁欲的贫困线下。

美国学者曾揭示过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美国统治者在世界上实际所做之事与美国公民以为他们所做之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历史上堪称伟大的宣传成就”。2025年底，当美国“斩杀线”走红网络，并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灯塔”叙事形成强烈反差时，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宣传成就”沦为了笑柄。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视角，分析说明美国“斩杀线”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贯穿始终的暴力手段和剥削工具。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斩杀线”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斩杀线”则表现为国家暴力、隐形暴力与意识形态的混合形态。资本主义从不力图消灭“斩杀线”，相反，“斩杀线”是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人为设定，是资产阶级掠夺、剥削无产阶级的“生长线”。与资本主义“斩杀线”相配合，资本主义阶段的基督教用一种庸俗的神学和意识形态，把“斩杀线”包装成神圣禁欲的永恒的自然律和神律。因此，马克思曾批判基督教沦为鼓吹群众受奴役的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督教器官。事实上，从殖民时代开始，浸透着宗教狂热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奴役制度。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美国政客和19世纪的英国资产者一样，陷入新的宗教执迷，大张旗鼓地以“宗教自由”为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化、渗透、制裁、遏制和颠覆，并以神圣的名义肆意发动侵略战争，其实质是为了维护金融资本主义的绝对垄断地位。美国“斩杀线”既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美国霸权至上”的所谓神圣保障线，又是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酷地锁定在清教禁欲贫困线下的高压线。当然，正如恩格斯曾告诫的，“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美国在全球挥动的神圣“斩杀线”并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历史终将证明，建设一个全人类的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斩杀线”的必由之路。

一、颠倒的世界：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根源与本质

2025年底，美国“斩杀线”第一次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虚拟空间对美国真实历史和客观现实的直观揭示，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普遍失语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竭力否认美国“斩杀线”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另一些人则尝试对“斩杀线”进行自由主义的美化。例如，有人甚至将美国流浪人口的大量存在包装成流浪者拥有“自由选择权”的浪漫体现。但是，只要我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能拨开各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迷雾，认清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根源和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阐释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的发展，用于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不断增大，用于雇佣工人的可变资本不断相对缩小，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造成过剩人口，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颠倒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规模和能力就越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他指出：“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不仅如此，资本家致富的手段恰好在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总体来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雇佣工人贫困的积累同时发生。所以，马克思指出：“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可见，资本主义“斩杀线”是资本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是把工人牢牢钉在资本上的钉子。

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以及与其相伴生的资本主义“斩杀线”的表现形态会因时因地有所变化。在资本主义前史阶段和早期，“斩杀线”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此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21世纪的美国，“斩杀线”不过是“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新的实现形态。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在起作用，越是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斩杀线”越是触目惊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达到了它商业繁荣的顶点。但是，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19世纪中叶，除了人们熟知的由恩格斯所揭示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外，比利时也是一个典型代表。比利时被英国的资本家说成是工人的乐园，马克思则通过详细描述比利时工人的“幸福”，为我们揭示了工人的真实处境。他说：“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

我们可以看到，从17世纪的荷兰，到19世纪的英国、比利时，再到今天的美国，在这些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受“斩杀线”的压迫也是最严酷的。至于其他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于在当代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欧洲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并不能真正摆脱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方面，这些国家正在向“承袭制资本主义”倒退；另一方面，资本加速向少数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福利国家也是被剥夺的对象。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福利是不可持续的。

二、颠倒的世界意识与“斩杀线”的神圣化

对资本主义“斩杀线”的神圣化论证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初期。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指出，禁欲主义给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韦伯将这一观念追溯到加尔文，因为加尔文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名言：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的大众，只是在贫穷的时候才顺服上帝。托马斯·亚当斯在《清教神学家文集》中介绍了加尔文将贫穷进行神圣化的宗教依据：上帝之所以让这么多的人处在贫穷之中，大概是因为他深知这些人没有能力抵御财富的诱惑。因为财富太容易把人从宗教中拉出来。源于加尔文的这种“神贫”观念，经过世俗转化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教条：大众只有在需要的迫使下才去劳动，低工资有利于高生产率。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斩杀线”的神圣化雏形。许多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都充斥这种论调：报酬低廉的劳动最能博得上帝的欢心。基于这种信念，教会组织把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规特别强加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阶层，于是，工人廉价劳动，商人丰厚获利，都是天职和神律。

伊沙贝尔·威廉克森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揭露了美国“阶级与生俱来，等级不可逾越”的严酷现实，他在分析种姓的八大支柱时特别强调：神圣化是种姓的第一根支柱。西方的种族主义者通过对《旧约圣经》的利己主义诠释将奴役制度神圣化。诺亚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由于闪看见了诺亚的裸体而受到诺亚的诅咒，于是闪的后代因为这种诅咒而成为奴隶的来源。欧洲人将上帝使者的亲自判决视为种姓奴役中的血腥暴力的完美解释。不仅如此，美国的“新世界”创立者还根据《旧约圣经·利未记》的记载，将古老的奴役制度永久化，“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入，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在奴役者看来，奴役制度由于具有《圣经》的依据而变得永恒与神圣，无论这种奴役是针对低等种姓、异教徒，还是“罪孽深重的懒惰的”劳动人群。伊沙贝尔·威廉克森指出：“美国奴隶制于1865年正式宣告终结，但种姓的结构完好无损，不但存续下来，还变得更加牢固。”因此，只要现实的需求存在，资本主义“斩杀线”可以十分便利地获得源于宗教的神圣化论证。

马克思强调：“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颠倒的世界被揭露和批判，颠倒的世界意识也就无所遁形，反之亦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顺手对将这种制度神圣化和永恒化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马克思将庸俗的经济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视为一丘之貉，马克思经常不无讽刺地指出，某某经济学家、道德学家和人口学家就是地地道道的牧师、神甫。例如，马克思在揭示工人的劳动被异化后，接着指出：“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马克思在论述对异化的扬弃时，明确指出必须包含两个方面：“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至于扬弃是从意识领域开始，还是从现实生活开始，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

马克思重点批判“资产阶级阶段的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黑白的合理化、神圣化和永恒化阐释。现实层面的资本原始积累源于对个人的、分散的私有财产的暴力剥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神学通过讲述一个原罪故事，将资本原始积累合理化，使之符合自然律和神律。“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资本原始积累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至于“高贵的”基督教为何心甘情愿地担当起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卑贱角色，马克思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这种社会里，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分析了“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这个三位一体公式集中体现了庸俗经济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结盟，两者共同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服务。“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恩格斯则通过历史分析指出，基督教在资产阶级从革命阶级蜕变为统治阶级过程中，其发挥的社会作用也在不断演变。当欧洲从中世纪脱离出来的时候，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中，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组成部分后，“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恩格斯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宗教发挥的主要作用：“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于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富有同情心的基督教神学家拿出了清教伦理，鼓励工人自觉地“节制”“节欲”和“禁欲”。在面对资本积累产生贫困积累的立场和态度方面，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家和神职学者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马克思在引述亚当·斯密的庸俗观点“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后，接着引述了“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的谬论，这位神甫将贫富分化当成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马克思进一步揭露，对于是否应该建立济贫的法律和制度，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并无耻地用人口原理来证明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的高妙之处，“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位新教牧师认为：“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他反对济贫法的理由是认为济贫法“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马克思比较了天主教修道士和基督教新教牧师对贫困问题异曲同工的理解：“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构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总体来看，无论是庸俗的经济学家，还是高贵的神父、牧师，最后都冷血地声称：“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和饥饿在经济学和神学中获得了自然律、神律的加持，高贵的人们得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和欣赏资本主义的“斩杀线”。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倒转乾坤，他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讽刺19世纪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上和宗教情感的虚假，他说：“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与此类似，21世纪的美国，虔诚的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饶恕对宗教的批判，可以饶恕无神论者，但是，绝不饶恕对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揭露和批判。

三、从宗教殖民到美国“斩杀线”的国际化

马克思指出，在殖民地，资本家为了获得“禁欲的场所”，将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展示得淋漓尽致。马克思用大段文字详细列举英国殖民者在立法会议上通过的种族灭绝条款，他指出：“那些严谨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对于殖民者在美洲的暴行，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关于对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历史评价，马克思直接引用了基督教研究学者威廉·豪伊特在《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一书中的愤怒指控：“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还指出，沙尔·孔德的《立法论》一书，研究了殖民地工人的奴隶地位，该书揭露了“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

当然，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赤裸裸的暴力总是会遭到暴力的反噬。在早期殖民阶段，商业上的霸权所造成的工业优势在殖民制度中起决定性作用。“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于是，在暴力会影响赚钱的部分殖民地，殖民者就把暴力包装和隐藏一下，采取谦卑的、政治的方法。马克思套用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的“一位外来神”的传教故事，讽刺殖民制度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狡诈，“一位外来的神谦卑地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在当地的偶像旁边；他的地位逐渐地巩固起来，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僚一下，于是砰的一声，那偶像就倒下来”。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双重隐喻，一方面，对于殖民者本身来说，基督教被资本拜物教取代，基督教的神被金钱推倒，宗教狂热和暴力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赚钱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他们本民族的经济制度和传统宗教被破坏，从而不得不接受新来的两位神的统治：资本和上帝。在两位神中，资本是第一位的神。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狄德罗具体讨论了耶稣会的这种传教方式的政治性：“人们说耶稣会士们把基督教移植到中国和印度的情形就是这样。不管这些冉森教派的人怎么说，这个政治的方法，不声不响，不流血，没有殉道者，也没有拔掉一绺头发，便达到它的目标，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

当资本主义制度站稳脚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资本的不断集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在这一阶段，基督教表面上更加发达，但是事实上被进一步边缘化，或者说被异化为商品、资本家赚钱的工具和使用武力的借口。“在北美，布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我们还可以听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的洞见，“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韦伯哀叹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宣布了世俗化理论和无神论的安乐死，基督教于是复兴并活跃起来，唠唠叨叨地发布神圣的预言，必须确保美国再次伟大、确保美国在“文明的冲突”中大获全胜。我们没有必要去一一列举美国将“斩杀线”全球化的宗教借口和暴力行径，我们只需要明确指出一点，那个被金融资本主义安置在祭坛上的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四、结论

美国在全球挥舞的“斩杀线”虽然披上了宗教的神圣外衣，但是，正如宗教的神已经被资本的神所取代一样，决定美国行为特征和最终命运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早在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对资本主义“斩杀线”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提出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又要“避免其种种弊端”。民生主义的纲领之一就是节制资本，防止私人资本主义操纵国计民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由于存在大量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斩杀线”。

1949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中国基督教的领导人吴耀宗在《基督教的改造》一文中指出，西方的基督教会是在资本主义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他发出呼吁：“基督教必须知道：现在的时代是人民解放的时代，是旧制度崩溃的时代，同时也应当是基督教除旧布新的时代。”“基督教必须知道：它已经不是医治世界痛苦的万灵药的专卖者，相反地，上帝已经把人类得救的钥匙，从它的手中夺去，给了别人”。可以看出，吴耀宗当时已经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给新时代我国宗教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美国金融垄断集团和政客不仅不愿意放松用“斩杀线”剥夺美国人民，而且将“斩杀线”国际化、宗教化。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向世界庄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资本主义“斩杀线”短时间内不会彻底消除。但是，中国之治为人类社会缩短和减轻新的世界分娩的痛苦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作者简介：黄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研究员；余诗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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