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动乱的由来——乌克兰局势分析之一

　　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治理混乱、人民遭殃的国家，也总是多少有着相近似的原因和背景。乌克兰当下的动乱局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例子。

　　一、难产的妥协

　　在乌克兰动乱形势延续了三个月之后，经过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2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终于宣布和反对派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以重组联合政府、回归2004年宪法、以及在2014年底之前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为双方妥协内容。

　　无论人们如何评说这样的一个和解协议，至少，这对于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升级和平民生命的无端牺牲，结束已经完全失控的乌克兰局势，让人们有时间静心思考乌克兰未来的政治选择，包括挽救已趋相当困难的经济形势这些方面来说，都是不得不作出的一个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已经来得太晚。

　　然而，就在协议墨迹未干的第二天，乌克兰局势又重起波澜。原本是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议会发生急剧分化，一大批该党议员倒戈，使得反对派在议会迅速占有优势。反水之后的议会迅速通过了突然不见影踪的亚努科维奇作为总统自动离职的决定，宣布了被亚努科维奇一派判刑囚禁的前总理季莫申科的立即释放，并将提前总统选举的日期改在5月底之前。季莫申科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坐着轮椅立即在独立广场宣布，她将参加总统大选。而亚努科维奇在离开首都基辅，到达他的支持者大本营——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之后，通过视频宣布，他绝对不放弃他的总统职位，不签署任何新议会所通过的决定，并以“匪徒”、“纳粹”等称谓痛斥起事的反对派。

　　据报道，基辅动乱的死伤者可能大大超过目前的宣布;而且，外地，包括西部名城利沃夫的局面也传出了人员伤亡的消息，同时，军队宣布保持中立，街头已经不见警察维持秩序。新上任的议长、季莫申科的盟友图尔奇科夫宣布，反对派的街头示威已经实现了所有目标。

　　乌克兰局势紧张恐陷内战，广场变战场

　　二、动荡不定的宪政

　　对于当代乌克兰事务，一般来说，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其一，是多年来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的进程。无论具有多大的外部因素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自身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宪政状况，毕竟会对乌克兰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会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

　　第二，是乌克兰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对于一个处身于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的既古老而又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周边邻近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最后，是这个国家复杂历史进程影响之下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面貌。我一直认为：对于象乌克兰这样具有复杂历史的国家，历史的千年沉淀会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的内部和外部选择。因此，人文的观察——作为一种心灵的体验乃是判断乌克兰事务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文拟先从第一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危机发生和延续的原因。

　　乌克兰事务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光是处于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而且，它又是处于这样一个结合部的边缘部位——这里指的是乌克兰是既处于前苏联疆域西端的最接近于西欧的部位，但同时又是作为俄罗斯帝国文明缘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块。因此，来自于东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干预自然会大大地超过其他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内部治理。特别是象目前这样几个月的尖锐对峙的内部状态，不可避免地会被深深地打上外部干预的痕迹。2月21日的谈判过程本身就是在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外交部长的直接在场监督之下，两派才达成协议的这一幕，就是当下的外部干预程度的生动写照。

　　但是，乌克兰国家治理问题，主要是指乌克兰本身的宪政安排及其相关的治理机制问题，依然是决定该国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如果乌克兰能有一个既能体现自身传统和国情、又能维持国内平衡和引导进步的宪政框架，那么，外部力量的干预，未必可以像今天这样长驱直入地直接左右乌克兰的政治选择。

　　这里的国家宪政结构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总统和议会的相互关系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立国之初的宪政特点是弱化政党的作用、突出总统的权力、同时议会没有组阁权、仅有倒阁权。这符合独立初年乌克兰的政治格局，1996年库奇马时代的乌克兰宪法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但是，从1997年至2004年的这一阶段，乌克兰政治生态急剧变化，政党数量迅速增长了将近五倍，出现了近两百个各色政党。2004年乌克兰宪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自由派尤先科发动“橙色革命”、并已取得政权的背景之下，力图通过修宪，迎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潮流，限制前任总统库奇马在任时期的总统权限，因此，2004年宪法的要害就是“议会总统制”，关键是通过议会来限制总统权力。

　　尤先科在任的四五年期间，不光经济一落千丈，民主政治也并无起色，于是，亚努科维奇在2009年大选中获胜，取代了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上任后的政治立场是要将当时的“激进政党体制”改为“温和政党体制”，限制政党数量、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因此，他于2010年再次修宪，推倒2004年宪法，重新回到尤先科之前的强调总统优先于议会的“总统议会制”。

　　然而，本次动乱所达成妥协中提到的“回到2004年宪法”的实质，则是要再次回到自由派尤先科所主张的“议会总统制”。

　　治大国若烹小鲜。乌克兰独立不过二十年，而国家权力在议会和总统两端之间这样多次往返摆动，无疑，难以形成的稳定的国家认同和法治精神，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留下了运作的空间。

　　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传统上和俄罗斯有着紧密联系，而其西部地区则传统地和欧洲有着更多的关联。这次动乱过程中，不仅一度出现了西部城市利沃夫要求自治的传言，而且，媒体上也确实出现了对于联邦制问题的广泛讨论。乌克兰独立多年以来未曾在处理一个非常多样化、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地方问题上找到一种既统一又务实的治理模式，这大大地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三、民生凋敝与腐败难治

　　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乌克兰经济形势，显然是这次动乱升级的诱因之一。201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经济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一般的判断，这是由于乌克兰近年来入欧进程加快对于俄罗斯的刺激，因此，俄乌双边贸易大幅下降，出现了大量失业青年。这对于难以进入欧盟市场的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巨大压力。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但是，紧接着乌克兰国家银行宣布黄金储备一个月内减少将近10%。国际评级机构预测，2013年外汇储备将下降至178亿美元，2014年降为150亿美元。加上近期内乌克兰的直接投资下降，以及到期债务的出现，使得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这一状况说明了欧盟市场虽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是，危机未过，过去的几个月中也难以筹集乌克兰所需巨额资金以解燃眉之急，而俄罗斯倒是不光可以为出口天然气减价三分之一，而且，一出手就向乌克兰购买150亿美元国债。所以，相比之下，特别是在亚努科维奇本人面临即将到来的2015年总统大选的压力之下，在近期之内稳住国内经济不使急速下降，当然成了他的首选政治目标。这是他不顾风险向俄罗斯急转弯的一个重要背景。

　　对乌克兰国内局势的判断，还少不了对于这次参加独立广场抗议的人群分析。本次抗议运动与十年前的2004年“橙色革命”时期相比，参与者中多为年轻人，显然与就业困难有着直接关联;而且，当年参与的主要是中产阶层，而这一次的参与者，除了规模较小的企业家之外，比较成规模的企业家基本上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也是目前“东向”与“西向”两难态势之下，更为知情的大商人们难做选择所致。

　　2月22日，基辅城中已不见了警察维持秩序，反对派们不仅已经占领了政府，而且，也冲进了地处基辅城外的总统官邸。电视镜头的曝光之下，只见豪华官邸里面不仅有着大量小轿车的收藏，而且，有着一个宠物动物园和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着乌克兰老百姓面临失业的威胁，今年人均国民收入从3000美元跌倒900美元，而平均月工资不过400美元这样的水平之时，可想而知，这样的反差会激起民众何等不满的情绪。

　　宪政模式的折腾、腐败的痼疾难愈、以及经济局面的难以自救，这不光为政客的寻租牟利提供了空间，更为外部的干预打开了大门。

　　（本文纸媒版已发表于《东方早报》，有删节。此为冯绍雷教授提供给观察者网的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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