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
莫斯科河畔的克里姆林宫。
“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
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
1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什么是历史？
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做“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具体的辨析。
1.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
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
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
2.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
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
1994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市民来到列宁墓前示哀。图｜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西方有个统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谈了5个多小时。
勃列日涅夫
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
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3.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同样，我们可以对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得出以下结论：
*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
*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就揭露了他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
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
它以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
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4.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否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
*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
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5.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
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
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
比如，苏共党内出了问题，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
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
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6.认识事物最终要上升到理论、规律性
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
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
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
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
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
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
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
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2000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1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
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2
强国衰落的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1.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
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这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仅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东教条”。
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思维”和“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西教条”。
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教条”。
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或是“古教条”，都在我们坚决反对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还要反对经验主义，都决不能忽视理论。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这必然也会或迟或早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
以上三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往往会以一种错误倾向为主。我们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否则，在反对各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
2.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此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为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
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
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2010年4月底，笔者又一次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
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任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2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出访美国休斯敦的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的公开演讲。
此时的撒切尔刚卸任一年不到。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
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
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这实际上标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这距撒切尔演讲仅有20天。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这距撒切尔演讲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
这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仅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别注意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3.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
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4.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
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
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
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永远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5.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
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
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
6.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
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
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凯南和前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此时，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皇皇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
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3
结语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着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车轮的前行，总要碾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的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