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离开美国军队前往东德的七十年

（维克多·格罗斯曼 (Victor Grossman) 在《人民世界》照片，旁边是他关于他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的最新著作的首页副本。）

这一个重要的日子！对于世界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在70年前，我在极度恐慌中，脱下美国陆军夹克、鞋子和袖章，踏入湍急的多瑙河。这条河流经奥地利林茨，将美国区域与苏联区域分开。尽管这一小段区域非常潮湿，但它是所谓“铁幕”的一部分。我游向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非常错误的方向！

我被迫做出选择！1950 年，《麦卡伦法案》规定，“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的所有成员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向美国司法部门登记。我去过十几个：美国民主青年协会、反法西斯西班牙难民委员会、南方黑人青年大会（我给了他们一美元表示声援）、山姆亚当斯学校、美国工党、青年进步者，以及——共产党。不登记者每天面临10,000美元的高额罚款以及5年监禁！但我们并没有因此低头！

但在1951年1月朝鲜战争期间，我被征召入伍并被要求签署我从未加入过那个长长的名单上的任何组织。我是应该冒着入狱的风险承认这个事实还是签署并保持沉默，希望在没有人检查的情况下度过两年的军旅生涯？

我签名了。

然而，他们确实检查了！几十年后，多亏了《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联邦调查局文件显示：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助手密切关注着我，因为我是哈佛大学的左翼分子，还是布法罗的一名工人，在那里我曾希望帮助产业工会联合会（CIO）重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组织战斗力。

1952 年8月，国防部的一封信列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七名成员，命令我“周一向总部报告”，并威胁要对我的伪证进行处罚即判处长达五年的监禁。当时，已有数十名共产党员被起诉，许多人被送进监狱。幸运的是，我没有被送到朝鲜，而是被送到了奥地利旁边的巴伐利亚。在没有任何建议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多瑙河。

我在一个出乎意料安静而绝非“铁幕”的环境里关押了两周，苏联人很有礼貌，之后将我带去北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幸运再次降临：东德是“东欧阵营”中最成功、最不受干扰的国家。在接下来的38年里，作为一个在多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美国人（六所公立学校，布朗克斯科学学院，道尔顿，菲尔斯顿，哈佛），我以左翼但不教条的眼光，目睹了这个社会主义西方前哨的兴起和衰弱。

我既没有找到乌托邦，也没有找到美国媒体“期待”让我看到的饥饿、贫困和苦难的场景，当时或现在都是如此。即使在关键的、艰难的1952 - 1953年，这距离战争结束不到八年，虽然商店供应有限，缺乏种类、款式，但日常中需要的基本物品都很充足。东德比西德小得多，就工业和自然资源而言，也远比西德匮乏。但它承担了90%以上的战争赔款负担，遭受重创的苏联直到1953年才放弃这些赔款。

东德缺乏像克虏伯、西门子、拜耳或巴斯夫这样的垄断企业带来的巨大投资，它们的工厂收归国有，也缺乏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援助。大量科学、管理和学术人员是亲纳粹的，他们逃离了红军和共产党行政人员的管理范围，并在他们的“前老板”那里找到了工作，纳粹分子很快又在莱茵河和鲁尔河畔繁荣起来。这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但我为战犯的离开而感到高兴。

作为一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我欣喜地发现整个气氛都是反纳粹的！与西德不同的是，学校、大学、法院、警察部门都被清除了纳粹党徒，即使这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培训新的毫无经验的替代者，比如我的岳父，一个支持工会的木匠，去担任村长；我两个姐夫担任了老师。我的妻子在想起1945年之前那些残暴的老师时，总是忍不住颤抖。改变后的东德学校已被禁止体罚。

数不胜数的问题

诚然，在一个由希特勒政府统治了12年的国家里，存在着无数的问题。在这个国家，犬儒主义盛行，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文化观点和反犹太主义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幸运的是，年迈的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 (Wilhelm Pieck)在这方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庇护东德。他从一开始的反纳粹左翼分子，颠沛流离的犹太流亡者，到成为整个文化界的领袖，创造了戏剧、音乐、歌剧、文学、新闻和电影等杰作，由于题材往往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所以在西德和美国遭到抵制，不为人知。在叱咤风云的执政党政治局中，赫尔曼·阿克森勉强从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下来（他的兄弟和父母未幸存）。阿尔伯特·诺登逃到了美国，纳粹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杀害了他的父亲。在民主德国的38年里，我没有遇到过任何反犹太主义。除了对家人或朋友，那些仍然受到法西斯意识形态感染的人都小心翼翼地闭口不言。这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

我亲爱的妻子把我从乡愁中解救了出来，我们的两个儿子和我自己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这和每个东德人民一样，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自力更生。作为一个美国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裁员，没有失业，每个人都有工作。用房租金平均不到收入的10%，法律禁止驱逐。早些年，大公寓在需要时被分配出来，没有人在街上睡觉或乞讨。食品储藏室不被需要，甚至连这个词都不知道。学生债务也是如此。所有的教育都是免费的，每月的津贴涵盖了基本费用，这使得大学期间的所有工作都变得不必要了。

每月从工资或其他费用中征收医疗税（最高10%），它涵盖了一切：以我为例，因肝炎（免费）住院9周外加4周在健康疗养中心休养，一年后在卡尔斯巴德又休养4周。我的妻子在波兰和哈尔茨山区接受了三次风湿病治疗，每次治疗时间是4周。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我们还拿到了90%的工资。处方药、牙科护理、眼镜和助听器均可全额承保；我的钱包或支票簿也不需要用来支付每天的胰岛素注射或我十年的起搏器的费用。也不需要为我妻子的两次产假（六个月带薪休假，如果愿意，有保障的工作）支付费用。1982年通过一项新法律后，托管儿童、参加体育运动、夏令营、避孕援助和堕胎都是免费的。许多恐惧都消失了，但也存在着未知的恐惧。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常的生活中。做过工厂工人，车床学徒，也做过学生，编辑，新的保罗&埃斯兰达·罗布森档案馆的主任，最后当过自由记者，讲师和作家。我并没有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被当作一个享有特权的“美国人”，我最后的三份工作显示，我和我的四辆小车几乎“跑完”了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年龄层，所有可能的环境。

这些看起来似乎就像是乌托邦式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呢？为什么要建一堵墙来阻止他们？他们为什么投票加入西德而抛弃东德？为什么失败了？

原因太多了。苏联曾是东德被灌输仇恨的对象，这个国家的士兵冲突尤为激烈，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时常爆发战斗，相比“慷慨大方”嚼着口香糖、来自富裕未受破坏国家的美国大兵，东德更贫穷，难以让人爱上。许多(但肯定不是所有)东德人都欣赏苏联在击败纳粹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在没收工业、粉碎世界和德国人最可怕的敌人(克虏伯、西门子和法本等公司)的力量上的指导，和赶走经常使德国陷入大规模的流血和灾难的普鲁士大地主容克(Junkers)的援助。

苏联人提供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高品质的舞蹈，电影作品《彼得与狼》、《雁南飞》。但这些作品很难与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猫王和充满悬念的好莱坞B级片竞争。

这些诱惑，其中包括一些基于英裔苏格兰、爱尔兰、犹太、意大利，尤其是黑人文化的高质量作品，被巧妙地滥用，以增加在世界，特别是在东欧阵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和权力。在德国，他们把戈培尔和爱德华·L·伯奈斯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宣传。他们威胁着法国、意大利、印度，甚至中国伟大的古老文化。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充分掌握权力，有着崇高的目标，但经过多年与纳粹杀人犯生死斗争仍然坚韧不拔的老人，通常都接受了斯大林主义陈词滥调的训练，怎么可能变得足够灵活，怎么能在书面或口头上与普通、多变的公民建立默契的关系？确实有成功的例子--但太少了，而且相距甚远。

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上升，生活水平上升趋势放缓，甚至下滑。苏联自身也存在问题，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这些问题很困难，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几乎不存在罕见到无法克服的问题——除了在这里，每一个问题都被用于不断尝试重新占领东德，熟练地利用和剥削工人阶级并从那里向东移动。为反对这类行为而设立的国家安全机构粗鲁到足以使情况变得更糟。

然而，东德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于实现消除贫困的传奇目标，同时大幅缩小基于淫秽利润体系的可怕的、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但它无法负担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德提供的大量商品如食品、服装、电器、电子产品、车辆和旅游。东德公民认为其所有的社会优势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梦想着稀缺的香蕉和买不到的大众汽车，梦想着金拱门和金门，却没有意识到西非或巴西儿童的贫困，安达卢西亚或加利福尼亚田地和果园中受剥削的采摘者的贫困。一些人现在才开始意识到，那些亿万富翁巨头，在欺骗了那么多有色人种，破坏了世界气候，挥舞着越来越致命的毁灭武器之后，可能很快就会感到不得不挤压和打破他们自己国家舒适的中产阶级。许多家庭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开端。

回顾我作为外籍人士的70年，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不是摩根或洛克菲勒的美国，而是约翰·布朗、哈莉特·塔布曼、尤金·德布斯和伊丽莎白·格利·弗林、杜波依斯、罗伯逊、马尔科姆和马丁的美国。

我也热爱和钦佩伟大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李卜克内西、伟大的波兰-德国人罗莎·卢森堡或者伟大的作家：莱辛、歌德、海因里希·海涅、托马斯·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我尊重和同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关岛到危地马拉—还有加沙的我的兄弟姐妹。

学习的愿景

我只能希望新一代人能从东德那里学习，而不仅仅是从它的错误、讨厌的习惯和局限性中学习，这些都是由于它的历史和对被推翻的现实恐惧中产生的。

它最终被推翻，不再是亿万富翁向南部和东部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障碍。它仍然被轻视或诽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充分抹去和遗忘。尽管我在那些年里有时会感到绝望，甚至对错误的道路或错过的机会感到愤怒，但我在回首往事时，仍然对它在文化和共同生活方面取得的许多来之不易的成就充满了怀念、遗憾和自豪。我仍然记得它在努力克服贪婪和竞争的崇拜，坚定不移地支持曼德拉、阿伦德和胡志明以及安吉拉·戴维斯，而不是像波恩在面对强大和胜利的对手那样，支持皮诺切特、弗朗索瓦、种族主义者和种族隔离者。我永远记得我们在避免战争和争取没有恐惧或仇恨的生活方面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那是美好的年代。我很高兴我经历了这些年。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龙梓超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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