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帝国》：1973年春季的货币出击

第十四章  1973年春季的货币出击

1971年12月，在史密森协会达成的货币协议，推动美国官员把所谓的“善意忽视”赤字政策转变为故意忽视政策。该举动迫使其他国家要么将其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在这一过程中，也为美国国内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要么让美元贬值，从而对美国出口商而不是欧洲出口商更有利。

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投放的过剩美元正被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从而抬高一种接一种的货币价格。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美国的战略家对欧洲和亚洲将会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国外经济体最终选择了支持美元，而不愿冒因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货币无序状态的风险。

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毕竟，除非其他国家真正划定底线并停止吸纳过剩美元，否则谁知道美国以借贷买入进口品甚至公司的能力能够持续多久？美国人明白，只有发生世界性货币危机，才能结束免费搭车的现象。显然，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外贸和外资越是重要，越意味着世界性危机对她们的打击比对美国更大。因而，1972年至1973年，随着美元泛滥的加剧，触发一场世界性货币危机的威胁，成为美国挥舞得恐吓世界的大棒。

早在1967年4月，人们就意识到，外国政府无力实施有意义的报复，也无法完全断绝与美国及美元本位的联系。两位银行经济学家——美国银行的鲁道夫·皮特森（Rudolph Peterson，随后成为皮特森外援委员会主任）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约翰·迪瓦尔（John Deaver，芝加哥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之一）——径自建议，如果欧洲威胁要将其不需要的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美国应该断然中止黄金销售，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使美元下跌，从而阻止其他国家倾销美元。

迪瓦尔博士写到：“如果美国财政部开始自行随意地买卖美元，外国中央银行将面临一个严重的两难境地。由于它们持有的美元不能自由兑换为黄金，它们就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其拥有的美元，以及如何处理本国商业银行为兑换本国货币而提交的美元。但这是一个令人最不愉快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它们允许美元贬值，美国出口品价格相对于它们国内产品价格就会下降。进言之，这会使美国出口品在第三方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大多数出口商和海外商人极力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果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支持当前的美元汇率，这会使它们更加毫无疑问地捍卫美元本位……如果毫不含糊地澄清，一旦发生危机，美国就会立即中止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自由购买黄金的特权，那么，决定是否捍卫美元的重担就从美国的肩上转移至欧洲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肩上。”[1]

对于这些观察的赤裸裸的进攻性，美国官员表现出某种窘迫。而迪瓦尔博士很快离开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消失于世界经济舞台。但他的理解显然一语中的，因为一年后，也就是1968年4月，当美国财政部从最大的中央银行获得“自愿”协议，不将其得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时，该战略的第一阶段得以运用。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黄金禁运，这是其新经济政策的官方支柱之一。停止黄金兑换，实际上是迫使欧洲在持有或者抛售美元（主要体现为短期国库券的形式）之间作出选择，从而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也就是事实上的美元贬值。这导致美国的收支赤字，即世界美元过剩，不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而是德国、日本和其他收支盈余国家面临的问题。

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一年后，著名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顾问哥特费雷德·哈贝勒（Gottfried Haberler）敦促政府继续追求现有目标，而不考虑贸易赤字。他强调，美国经济政策的首要前提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货币、财政政策，‘需求管理’）应该由国内政策目标，即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来指导，而不应该用来影响国际收支赤字”。与他的自由市场观点一致，哈贝勒敦促美国政府“不要企图通过进口限制、出口补贴、资本输出管制、‘购买美国’政策等等控制性手段来改善贸易赤字”。美国可以不理会贸易逆差，并“执行一种被动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也就是‘善意忽视’政策……事实上，1971年8月之前，尼克松政府一直是在顾及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实质性地执行被动的收支平衡政策，但官方声明竭力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哈贝勒认为，可以追溯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跃进”，就是“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2]

有趣的是，哈贝勒没有反映货币稀缺的情况，美国经济内部的自我约束迫使其他国家为了抵御美元过剩的风险，而对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管制。他的结论简单地是，美国“不应该设法使美元贬值，而应该让其他国家改变其本币的平价，从而改变美元的汇价”。如果可以抬高一种接一种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美元将保留在独一无二的无约束地位，相对于其它重估的货币继续维持低价。这使美国政府能够摆出这样的道德立场：它没有使美元贬值，而是其他国家正在重估其货币。但是，如果美国自己使美元贬值，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这样产生的实际效果只是调高黄金价值。

哈贝勒回应了皮特森和迪瓦尔的观点，指出世界收支盈余国应对美国收支赤字的选择有三种：“一是通货膨胀；二是货币升值或浮动；三是增加美元储备”。所有这些措施均有利于美国，外国增加进口（特别是从美国）和削减贸易壁垒的政策也同样对美国有利。

如果经历美元涌入的国家使美元通货膨胀发生作用，上述的系列选择就会产生迷人的结果。在那种情形中，美国收支赤字将使收支盈余经济体通货膨胀，直至出现新的货币均衡。哈贝勒解释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持有美元的外国人也能置身于美元过剩的通货膨胀，这不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将看着自己的美元储备逐渐缩水。如果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大规模地发生，这就将美国带回美元短缺和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时代。”[3]随着外国以通胀价买入美国商品和资产，世界商品和资产价格将上涨，从而，以当前世界产出计算，美国官方外债的价值缩减。如果十年后物价翻一番，未清偿的美国外债的真实价值就会缩水一半。

这样的货币调整过程将使美国能够以已贬值的美元清偿其外债，也就是说，在美元可以兑换最大量的外汇，以此为美国投资者接管外国经济体融资时，借入美元。到偿还时，美元的汇价已急剧缩水。从而，美国投资者能够以“廉价”的美元偿还债务。

本质上，正是这种逻辑，推动尼克松总统不断升级“善意忽视”政策。1972年末，尼克松取消了第二阶段的工资和物价控制，并宣布至1974年有意取消对美国资本外流的所有控制。为刺激繁荣，美联储系统持续扩大货币供应，直接带来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快速的通货膨胀。

该战略是马基雅维里式的（Machiavellian，即不择手段的——译者注）。通过持续扩大地滥发美元，美国将其通货膨胀传递到国外，结果是，世界物价的上涨又逐渐地抵消“过剩美元”的价值。根据1968年至1972年物价和汇率计算，美国财政部欠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750亿美元债务，以借入原始债务时的购买力计算，只需要可能不到400亿美元就可以清偿。根据金价重估的程度，若以金块清偿750亿美元债务，根据1974年末以1盎司兑换200美元计算，那么借入美元的金价不到最初价值的五分之一。

金价随后飞涨至1盎司兑换700多美元。从而，美国自私的货币政策推动了世界性的物价和金价上涨。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战略对第三世界出口商以美元计算的国家的谷物、咖啡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产生了通货紧缩效应，使得他们的产品在交换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时价值更低。但是，对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成为推动她们将石油价格提高四倍的主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由于美国的世界债权国地位，外国被纳入美国经济的卫星国，而现在，外国由于美国的债务国地位而卫星国化。实际上，当欧洲面对美国的新战略而陷入绝望的四分五裂时，“卫星化”（satellitized）和“卫星国化”（satellization）这两个词也加入经济学期刊的词汇。正如戈登·特赛尔（Gordon Tether）在伦敦《金融时报》“银行家”专栏中所写的：

尼克松政府已经提供了运用如下办法的有效范例，它的意图是采用运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通过经济压力来约束外部世界，正如它长期以来通过货币控制手段维持其地位一样。在近期的货币会议上，对于在必要情况下，合作设计支持美元的安排的提议，美国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总体上，美国对力挺美元缺乏任何坚定的承诺，这意味着华盛顿依然保留着完全的自由，可以允许并甚至鼓励市场力量推动美元再一次贬值——例如，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没有表明适恰的意愿，来纵容美国寻求其它走向的欲望和野心的话。

华盛顿拒绝讨论如何支持美元，其结果实际上反映在其他货币的升降中……一种甚至更邪恶的注解。因为，这意味着，在阻止美元由于重估而其他国家货币走弱的过程中，美国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她能够自由地决定压低某种货币和抬高某种货币。

毋庸多言，这把华盛顿摆上极佳的地位，华盛顿不仅能够指使一国对抗另一国，还能够向在实施经济卫星国计划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不愿意合作的国家施压。因为这些国家若在汇率领域招致美国的歧视，她们就将具有单方面重评其货币的风险，这是她们不愿意承受的——这样做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只是开始。美国正在武装自己，以具备如下权力：在歧视性的国别基础上，实施配额限制和关税壁垒。显然，这将把美国摆上更有利的地位，能够惩罚任何反对她的国家。[4]

特赛尔先生认为，问题在于欧洲不能形成统一战线来对抗美国。特别是，德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美国打入欧洲团结的楔子。“近来危机的后果……显示，在面对美国威胁要从欧洲撤军，德国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倾向于以美国的立场来看待事情。”

特赛尔先生在另一个专栏中写道，“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目标是推动美元贬值达到相当的程度，以促成美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从而为无限制的美国海外投资提供机动的空间，这不是什么秘密。”他指出，这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型企业，但对美国的消费者不利。“毕竟，这种形势需要的美元持续贬值将增加美国国民不必要的生活成本……”[5]但是，美国工业部门将有足够的外汇，来收购欧洲和亚洲最有利可图的和技术性的关键部门。实际上，这一直是过去三十年指引美国政策的目标，该政策在购买智利、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私有化的公共企业时达到顶峰。

对于欧洲持有的美元不断增多，美国的应对战略基于如下的认识：因为价格在美国的许多海外交易中不起作用（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格无弹性和不考虑价格来进行交易），所以美国各种可能的收支赤字将继续存在，不会由于美元贬值而减少。考虑到石油等价格敏感的原材料扮演的重大角色，美国的贸易平衡不会很快发生转向。随着美元贬值，从工业国进口的许多产品的美元价格将上涨，但这不会导致美元需求的成比例下降。美国的出口也无济于事。虽然美国出口了更多的商品，但由于美元贬值，其销售收入的外汇价值降低。

1972年春，国际经济政策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从危机到争论》（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From Crisis to Controversy）。报告的主要作者丹尼尔恩博士承认，外国人“已难以受控，要求其付出有形商品和服务来换取‘纸币’，这种‘纸币’会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而贬值，同时，从美国流向国外的货币增加了外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体系性的力量在于，尽管外国难于驾驭，还是简直不存在反对美国的机动空间。欧洲陷入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两难境地。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将是完全与美国经济脱钩。准确地说，正是这种威胁，促使英国在二战时的租借法案谈判和1946年的英国贷款谈判中屈服于美国的要求。

1971年的美元危机几乎排除了又一轮削减世界关税，所以外国经济体不可能降低关税来抵制美国的出口。“美元对主要的贸易货币平均贬值11%，有效地抵消了美国在这些谈判中准予的平均削减10%关税的影响。……可以理解，在另一轮收复失地的贸易谈判中，其他工业国决定坚持互惠的让步原则。她们还反对将货币谈判与贸易事务讨论相挂钩。”

美国收支改善的主要希望似乎在于资本帐户。美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可能把更多的收入汇回美国的总部，外国投资者可能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前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Mendes France）建议，欧洲应该用过剩的美元购回美国在欧洲的企业，“也许需要在强制的基础上，从而‘驱除’美国在欧洲的投资。正如他指出的，这样做是有些先例的，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曾被迫征用海外私人资产，来向（美国）清偿她们与二战有关的国外公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官员也恰好提出这样的建议，以之作为解决美国收支赤字日积月累的方案”。[6]

但是，美国无意向欧洲的美元持有人提供任何类似的补偿。更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恩报告推荐的解决方案：外国持有的100亿至200亿美元应该转换为美国长期国债（最好是非市场流通的）。通过把这些美元转换为为近乎不流动的资产，这将阻止外国中央银行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流通中的货币。

这份报告发现了其他国家减少贸易壁垒的“道德理由和经济逻辑”，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每年在美国追加购买的价值10亿美元的食品，将保持美国驻欧洲军队的军费收支平衡。……简直难以构想比这更恰当的可兑换概念。”[7]从而，欧洲将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粮食，这进而强化并资助其军事依赖性。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明白，欧洲的同事们像自己一样地清楚，即使美元贬值或外币被迫升值，以及不考虑东南亚和平的可能性，美国收支赤字每年也是以6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只有大幅度缩减军事行动和关闭海外军用设施，或者重新征收被禁止的保护税（伴随海外驻军的），才能把国际收支账户中的军事总支出减少到可管理的比例。后者将严重影响征募新兵和延长老兵的服役期限，前者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重大政治和军事影响。”[8]这也将挫败尼克松总统组建一支全志愿军的希望，至少在现有条件下，美国将在欧洲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报告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应该接受一个前提，即美国将维持每年60亿美元的收支赤字。

从当前的角度看，当时美国希望维持的赤字显然少得可怜！其赤字成百倍的增长标志着美国的成功：美国已实现让外国人为她似乎无限大的收支赤字融资。

考虑到美国的收支赤字主要来自于军事支出，而不是贸易逆差。丹尼尔恩实际上建议，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支付其单边决定的冷战计划和其它国际政策，美国应以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代替欧洲和日本的劳动力和资本。外汇收入将移交到海外公司的美国买家手中，并且外国市场不计价格地对美国出口商做出承诺（特别是对于农产品出口），这一切将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买单。

在丹尼尔恩报告中，最新奇的建议是，通过建立美国公共发展公司，为美元匮乏融资，该公司“将依法建立，以有吸引力的利率，还可能提供保值，从外国中央银行、个人、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地借入美元现金。保值的实现可以通过以特别提款权或者与特别提款权可兑换的外汇，计价公司票据。其收益将贷给美国的市、州和其他机构，用于城市发展、学校用房、运输、污水处理工厂和其他需要改善的方面。其利率将接近于免税债券的利率。”[9]

所提议的金融中介机构将减少美国以税款和国内借款为政府支出融资的需求。这将允许减税，并不经意地为美国出口商带来竞争优势，因为外国政府将对其国内居民征税，以获得向美国政府的公司放贷的美元。除了国内的征税需求得到降低之外，美国国会还将解除其对美国政府海外和国内支出计划的限制。

此建议将为美国联邦支出建立一种有效的长期动力机制。美国政府将维持国内预算及国际收支赤字，为其军事及相关支出融资。这笔钱将积聚到外国的中央银行手中，它们把其再贷给美国，为美国的发展融资，而不是为本国经济发展融资。

丹尼尔恩报告建议，美国财政部应提供保值的条款，它将取决于外国同意“承担其共同防务成本，并根据绝对数量提供更大比例的外援”。换句话说，外国政府将通过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和其他由美国政府控制的机构为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援助融资，而不是通过欧洲和亚洲的各自机构服务于本国利益。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欧洲应放弃其共同农业政策！[10]

显然，这份报告形成了美国官方需求的基础。1973年1月，《总统经济报告》敦促美国政府若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外贸和投资让步，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让步，就不参与任何国际金融改革。这种立场被称为“单方一揽子方案”。其目的在于针对德国和日本等收支盈余经济体，单方面地提高美国关税，而又不违反所有国际贸易协议之基础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经济受损国注定会运用关贸总协定原则实施报复，正如1962年发生于美欧间的玻璃和鸡肉关税战。尽管已实施了上述贸易制裁，美国政府还得到国会和全国工会的支持，提高关税和施加“自愿”配额等特别的非关税壁垒。美国财政部长舒尔茨在197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就此事表示：“‘非竞争性贬值’和‘最惠国待遇’等基本规则已经为美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和其他规则需要重新评估、补充，以适用于当今的条件。”换句话说，这些原则不再适用于美国的经济哲学，应不予理睬。

在1973年的《经济报告》中，美国清楚地表达了第二个目标，即通过冻结相关水平的世界中央银行储备，建立金融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financial Procrustean bed）。收支盈余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到超过世界总储备的一定比例，她们将有义务重估货币，可能是基于这样做虽然将打破她们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将恢复国际经济平衡。相反，当一些国家发现其外汇储备低于一定界限时，她们可以实施货币贬值，即使她们的赤字是由军事支出所致，而不是由私营部门的贸易所致。只有她们的储备水平，才能作为“调整的客观指标……而不是区别一系列交易与另一系列交易。”[11]

从而，调整的重任由收支盈余国承担。如果由于投机资本介入、美国军队开支或美国对她们的经济的投资接管，德国马克或日元的价值被抬高，那么西德和日本将不得不重估货币和重组经济，以适应华盛顿单方面决定的经济政策，从而惩罚她们的出口商。

对于累积的美元负债，《总统经济报告》建议，把美国债务转换为特别取款权，也就是转换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一般性债务，而不是美国的特别债务。当然，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必须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因此，经济顾问们主张，美国财政部欠外国中央银行的750亿美元官方债务应该在没有相应负债的情况下注入世界储备资产！与丹尼尔恩报告放出的试探性话语一样，他们倡议，外国中央银行建立“投资基金”，购买美国的普通股和其他有价证券。该计划的目标特别针对“具有相当大规模国外资产的石油生产国”。[12]不是要求收支盈余国运用其出口收入，推动经济现代化，而是要求她们为美国的支出和投资融资（如此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从未向具有赤字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过）。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Tanaka）在檀香山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同意日本从美国增加10多亿美元的进口。该进口总额包括增加4.5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农产品，3.2亿美元购买以现金支付的民用飞机，3.2亿美元的铀浓缩器。日本还同意购买10亿美元的气体浓缩设备，用于和平地利用核能。但是，尽管日本采取了这些措施，她持有的美元10月份还是增加14亿，使其国际储备达到232亿美元。[13]

在资本账户上，1972年，美国持续地放松银根，刺激大约85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外流，美国的总债务大幅度增加了103亿美元。这大大地超过了69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以今天的标准看，该数额似乎很小，但是，当时，它超过美国1971年贸易逆差的3倍，若美国维持黄金可兑换性，它将减少美国一半的黄金储备。1972年，美国把军费开支保持在47亿美元，虽然美国在东南亚的支出较少，但她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军力增多。

美国官员对消除赤字无动于衷。美联储继续增加货币供应并压低利率，以促进国内生产扩张。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反对花旗银行提高最低贷款利率，并说服其压低到6%。这样的利率刺激美国资本流向海外，因为在海外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率。仅在1973年第一季度，美国收支赤字就上升到103亿美元，它相当于1972年全年的赤字。美国官员继续若无其事，似乎美国的赤字是外国的问题，只是老生常谈。他们建议欧洲通过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也就是让美国农民取代欧洲农民，处理欧洲的过剩美元。对于这个要求，法国总统蓬皮杜明确指出，“欧洲没有理由通过购买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他表示，赤字“首先是美国的问题”。[14]

1973年2月－3月，事情发展到危机的程度。这时，美国的货币战略已经成形，并一直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美国官员抱怨，史密森协议不允许美元充分贬值。2月7日，美国国会议员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宣布，“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兑换关系将不得不再进行调整”，其幅度将远远超过1971年12月11%的贬值。持有美元的私人和投机者得到暗示，开始抛售美元，而买进马克和日元。在这周结束时的2月9日，西德的中央银行发现它必须买进大约60亿美元，以保证马克不上涨，其中包括仅在星期五米尔斯声明之后就买进的20亿美元。[15]2月10日星期六，东京关闭了外汇市场，以应对美元对日元将贬值25%和美国将对日本出口征收特别附加费的谣言。

周末，共同市场国家讨论了如何应对美元流入。德国提议，由9个欧共体国家带头为实行联合浮动制融资，但是遭到意大利的反对，因为其国际收支平衡不如欧共体其他国家那么健康。法国既反对同等提高法郎与马克的价值的浮动，又反对单边的德国马克升值，认为这将损害共同农业政策。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提出一种双重兑换结构。资本投资交易率将自由地上升，以阻止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美元投资，但外贸率将下降，以不损害法国和意大利的出口机会。

德国不想重估马克，在此前的三年，马克对美元已经升值超过25%，对欧洲其他货币升值超过15%。德国的汽车业、造船业和钢铁业由于持续上升的汇率而低迷。例如，大众三分之一的汽车是在美国销售的。虽然以贬值的美元计算，德国向美国的出口品价值仍然小幅地提高，但以马克计算，却大为缩水。

周末，美国副财长保罗·沃克尔分别会见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但避免与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市场正式会谈。他分别与欧洲国家央行行长进行讨论，就是试图使这些国家相互争斗。《华尔街日报》认为，“15个月前，在罗马，沃克尔先生和康纳利先生不得不与一个机构打交道，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做。共同市场的部长们作为一个集团召开会议时，除非集体同意，否则根本达不成任何协议。”美国已汲取教训：“若不得不与共同市场打交道，就避免。”还是分别去柏林、巴黎和伦敦合适。《华尔街日报》预期这样的政策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它总结道，“本周在欧洲几国首都所提的问题是，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是否是未来危机的处理程序，若是如此，共同市场将注定不具有实质性意义。”[16]

美国已经发出地缘政治攻击。欧洲拒绝放弃其农业政策，这迫使美国只能从货币领域解决其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在这方面，欧洲感到沮丧。波士顿联储银行在《新英格兰经济评论》上写道，针对美国的货币侵略，“千真万确的是，存在着反抗运动”。“但那是一场不流血的反抗，其范围受到限制，目标飘忽不定。”[17]

《华尔街日报》列举了一些美国正从货币混乱得到的好处。“美国驻伦敦的一位官员笑着说，‘力量存在于柔弱之中’。马克和日元的升值越快，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越有竞争力。”[18]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正有助于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资。“因为外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其市场干预才获得美元，为了保值，它们从纽约联储银行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以便从它们的储备资产获益。这类购买截止上周三（2月7日）的一周内达到16．6亿美元，有助于美国的预算赤字融资，并降低了在美国市场借款的成本。

在截止1973年3月31日的整整一年中，日本共投资34亿美元于美国国库券，而欧洲投资了136亿美元，其它地区投资5亿多美元。这使美国居民无须借钱给美国财政部，他们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国内资本消费和对外投资。

美国指出，她宁愿直接控制进口，而不愿美元再贬值，并威胁称，针对来自日本、德国和其他收支盈余国家的进口，要重新征收1971年8月非法的15%的进口附加费，辅之以特别关税和配额。一位法国商人问道，“这难道就是美国在圣诞节轰炸越南的对等经济举措吗？”。[19]

2月12日星期一是林肯诞辰的日子，美国关闭了货币市场。由于货币危机，欧洲和日本的货币市场仍然是关闭的。次日，外国拒绝重估货币，迫使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近10%而颜面尽失，这是美元十四个月来的第二次贬值。

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促使美国采取行动，而不是如美国官员一直所真正想要的由欧洲采取行动，这乍看起来似乎是一场胜利。新的美元贬值除了使外国商品比美国产品更昂贵之外，还导致持美元储备的央行遭受10%的外汇损失。美国谈判代表给予欧洲的唯一让步（或者如所称的“微小让步”）是，金价升值10%，达到每盎司44．20 美元。这使外国中央银行能够以其黄金储备的美元价值的名义纸币收益抵消其美元的汇兑损失（但是，当然不会提高其本国货币的价值）。

尼克松总统警告称，在美国，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混乱即将来临。美元贬值“至多只是一个临时方案……只有通过加强贸易立法和改变或减少巨额赤字，美元的压力才能解除”。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贸易改革的思想很难预见“新一轮的贸易壁垒减少……我们必须适应贸易壁垒的增加和减少”。他充分利用好好先生的神话，反映美国参加了“太多同国外的贸易谈判，我们所作的只是让步，别国所作的则是得寸进尺”（他没有举例）。

保护主义压力曾在威尔伯·米尔斯贸易法案中得到释放，现又在总统层面得到肯定。《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总统很可能要求授权，基于国别施加进口附加费……针对正积累大量收支盈余的特定国家，有选择地运用。”[20]但是，正如197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所指出的，关贸总协定规则禁止因为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而征收进口附加费。[21]这有再次发生国际关税战的危险，因为其他国家注定会根据基于最惠国条款的关贸总协定规则进行合法报复，自二战以来，最惠国待遇条款一直是贸易自由化的管理原则。不过，众议员米尔斯趁机宣布，他支持征收10－15%的新进口附加费。尼克松总统威胁，首先对法国钢铁施加特别进口配额，并敦促外国政府对所有急剧上升的销往美国的产品实行“自愿”出口配额。

由于撕掉了所有自由贸易花言巧语的伪装，美国的行为刺激日本作出反应，欧洲也带来“出乎意料的压力”，默认美国开出的条件。[22]在狂热的交易中，随着日元对美元飙升14%，日本反对党重申他们的要求：田中角荣首相应辞职。田中角荣先生否认对货币发展承担责任，“把矛头直指美国，并声称自己对日本财政部长和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在日元贬值前的会议一无所知”。

欧洲官员催促尽快达成完全货币同盟的计划，这将使欧洲独立于美国的国际收支进攻。自由市场的金价，在2月9日星期五收市时，1金衡制盎司兑72．30美元，到2月14日星期三市场最终开市时跳高至1盎司80美元，星期四达到1盎司92美元。与此同时，随着投资基金撤出美国，到海外寻求更稳定的避风港，美国股市星期二下跌5个百分点，星期三下跌17个百分点，星期四又下跌6个百分点。

所有的一切未能促使美国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场危机。美国财长乔治·舒尔茨对美元贬值火上浇油，他宣称，美国政府还将再次使美元贬值，但没有详细说明他希望贬值多少。《纽约时报》解释称，“贬值目标的声明会动摇华盛顿的立场，因为如果目标实现，华盛顿将可能决定，贬值还是少一点。”舒尔茨先生强调了美国政府的进攻性贸易立场，他坚称，美国政府具有“征收特定关税或配额或两者同时征收的选择性授权，以捍卫美国工业”。[23]美国国会授予了尼克松总统史无前例的个人权力，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动一场关税战。

欧洲被迫在如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允许美元再贬值，要么“自愿”地默认美国的关税和配额进攻。美国官员公开承认，此种危机局势如何有利于美国的机动。舒尔茨先生解释道，“在人们所认为的危机气氛中，如果一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她就会明白她能干什么。美国政府发现了一场它占据主动的危机，并获得它想要的结果。”舒尔茨的副手保罗·沃尔克回应了他的评论，认为货币危机和美元贬值有助于“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改革”。该观点得到整个华尔街的认同。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 & Co.）首席经济学家山姆·纳卡伽马（Sam Nakagama）认为，“过去两个月出现的所谓的货币危机，实际上是尼克松总统为了实现其货币目标而故意促成的。为了创建一个更灵活的货币体系，财政部长舒尔茨似乎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切”。[24]

欧洲的反应是火冒三丈，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美国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作者雅克·舍温-施雷伯（Jacques Serven-Schreiber）攻击称，“美元贬值是‘残忍的行为’，它将影响欧洲各个家庭。”法国社会党反对派领袖弗朗西斯·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警告，“美元贬值标志着贸易战的开始”。[25]皮埃尔－保罗·施韦泽，即将离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试图通过强调美元已经成为一种估值偏低的货币，而回避美元再贬值这个议题。但是欧洲担心，由于尼克松总统已宣布，他试图在1974年消除所有美国对外投资的限制，美元的持续流入将大大加剧，在欧洲从事更多的投资接管交易。在当年1月，该项管制确实被取消了。

对于所提议的美元问题解决方案，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像美国官员一样油腔滑调。耶鲁大学教授理查德·库伯（Richard Cooper）、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布鲁金斯协会的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e）一同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不加限制地将特别提款权贷给美国，若必须限制，可以放贷60亿美元，偿还期是40年。[26]到那时，通货膨胀无疑将抹去这笔资本的大部分价值。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除现有的单个国家特别提款权“持有限制”。为此，各国将发现，她们要像以前盯住美元一样盯住特别提款权。

《纽约时报》指出，“从1969年末到1972年秋，美国仅仅通过要求其他国家增加美元货币储备数额[也就是将这笔储备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库券]，就为她对其他国家增加的455亿美元负债提供了融资。美国官员认为，这种美元本位运行良好，无须匆忙地改变。一些欧洲人抱怨，美国通过印刷美元创造国际货币储备的能力，为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不劳而获，而且，实际上，美国已迫使其他国家为其冒险活动如越战买单。欧洲人认为，美国毫无国际限制地获得信贷的能力，就是晚期戴高乐将军所称的‘过度特权’。有人依然记得，伊曼纽尔·康德1795年所写下的，国际信贷体系由单一国家操纵是‘通向永久和平之路的最大障碍’。耶鲁大学罗伯特·特里芬教授指出康德还说过，‘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抵抗这样的国家及其要求是正义的’。”[27]

与欧洲和日本一样，原料出口国也遭受损害。“澳大利亚的大矿业公司，其矿石合同（主要和日本）一直是以美元签定的，估计这周美元10%的贬值将造成该行业一年减少2．5亿美元的收入，除非澳大利亚也降低货币价值。”[28]美元贬值已经迫使许多澳大利亚煤矿倒闭，预示着新南威尔士棉花种植者的损失超过650万美元，小麦种植者每年损失200万美元。石油出口国的损失更大。

欧洲经济学家加快了始于1974年的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的步伐。他们急切期望以一种更稳定的价值标准取代美元，这样，本位货币就不会迫使欧洲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资。英国的约翰·威廉森教授和意大利的高官们提出了一项希望发行欧元的计划，在28年后的2002年，欧元才得以引入。该计划“设想由欧洲储备银行向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发行欧洲货币（Europas），交换它们的货币储备及配额。储备银行就担当中央银行的职责，它向各商业银行发行以欧元标价的债券。各成员国央行将管理欧洲货币在本国的平价，而欧洲储备银行将管理欧元与美元的汇率”。[29]这些欧洲货币将取代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欧洲美元，从而恢复对欧洲货币供应的控制。欧洲美元将无处可去，而只能撤回美国，这使美国经济而不是欧洲经济发生通货膨胀，作为交换，良币可能驱除劣币。

欧洲的选择是，要么被分而治之，要么继续开足马力，走向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大部分欧洲人喜欢后一种选择，但是从美国外流的美元已达到如此高的速度，以至于西德和其他收支盈余国不能保护自己。3月5日，世界外汇市场再度关闭，并持续了两周，这是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谈判代表拒绝就任何议案向欧洲做出让步。美国财长舒尔茨甚至拒绝如下建议：美国应提高利率，以吸引更多美元回国。其理由是“国内信贷措施的采取将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情况”，而不是根据外国的关注。[30]这种立场的内向性让人想起1933年夭折的伦敦经济会议。

随着金价被推向1盎司100美元，法国的雅克·鲁艾夫（Jacques Rueff）敦促官方金价至少得翻一番，达到1盎司80美元。这将使美国的黄金货币价值从100亿美元上升至200亿美元。他建议，欧洲或许应该以低利率把黄金升值后的利润贷给美国。但美国官方却敦促采纳相反的政策，降低黄金的官价，以导致其非货币化，这样，欧洲和亚洲就不可能使用它们的黄金储备对付美国，而美国在19世纪20、30、40和50年代就是那样使用黄金储备对付欧洲。

美国的经济战略家讨论了美国财政部突然倾销其黄金储备到世界市场的前景，或许英国和其他一些代理国的中央银行也会加入这一行动。如果美国失去其黄金，她的铁杆盟友，依此类推，一些其他国家也会失去黄金。这将消除对一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维持收支赤字的能力施加客观限制的最后一线希望。[31]

1973年2月和3月初，西德中央银行不得不购买80多亿美元，支持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最后，3月14日，西德再次重估马克。两天后，13国加上美国的财长在巴黎会晤并发表声明，除意大利、英国和爱尔兰外，其它9个欧共体成员国及瑞典和挪威将维持其货币上下2.25%的浮动区间。三个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同意，一旦新的欧洲固定汇率体系启用，就与之挂钩。美国不同意于1974年消除其对货币外流的控制，除非美国的贸易赤字得到改善，并承诺“消除对资本流入美国的控制”。但正如事实证明，美国食言了，其行为刚好相反，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同时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其他美元持有国承诺不得收购美国任何重要的公司。[32]

3月19日星期一，当世界外汇市场最终重开时，欧洲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力挺美元。法国宣布，允许法国银行的外汇存款实行免息支付，对外汇存款实施100%的存款准备金率。更严重的是，这项新规定的有效期追溯到1月4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宣布了相似的措施，西德已经施加同样的限制。比利时和卢森堡针对非本地居民的银行账户增加额超过一定水平，执行每周支付0．25%的负利率。

这些行动使欧洲美元持有者失去了运作的空间，其中，外国投资者不可能赢得利息；国内银行发现其外汇存款被冻结。甚至西班牙也采取措施，防止其货币成为投机资本的工具，她禁止外国人和非本地居民使用可兑换的比塞塔账户进行自由的货币交易。外国人等原来可以把其账户上的资金兑换成其原始货币，然后带出西班牙，但此后比塞塔只能在西班牙国内使用。对所有外汇账户都禁止付息，并实施100%的存款准备金率。

美国报纸把美元遇到的困难归因为跨国公司和阿拉伯石油生产国酋长。2月12日，关税委员会报告称，美国跨国公司持有2680亿美元的流动资产。这笔钱的大部分指库存货款、应收账款、子公司和其它公司的短期信贷，因此，它们不能用于货币投机，但给人的印象是，这些短期资产的货币价值只要发生5%的变化，就能导致世界货币危机。

当然，千真万确的是，这些公司控制的金融资源是巨大的，它们只要提前买入那些即将升值的国家货币，卖出那些贬值时机已经成熟的国家货币，就可以导致国际货币波动。国际公司能够把存款从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但是大部分公司不愿意其财务人员成为货币投机者。许多公司和银行非常痛恨这种行为，而且许多大公司担心，如果它们像恶劣的货币投机者那样行为，就会被施加控制。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选中的恶棍。有些人因反对阿拉伯国家而居心叵测，他们紧紧抓住如下谣言：科威特酋长已经把他持有的25亿美元基本上兑换成黄金和硬通货。[33]费兰兹·匹克（Franz Pick）指责俄罗斯，控诉俄罗斯的外汇银行从大规模的美元杠杆性投机买卖中获利。上述公司、阿拉伯酋长和可能的共产主义国家挤兑美元的行动，被刻画为造成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困境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似乎仅仅是一个天真的旁观者。

同时，美国官员继续发表煽动性声明，表示美国需要美元继续贬值、放松银根和解除资本控制。保罗·沃尔克在巴黎的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演讲时表示，美国“质疑把如此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这将损害美国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34]

欧洲人回答说，他们处于美元的十字路口，实际遭受的磨难威胁着其经济主权。当法国官员再一次要求美国支持美元时，被美国一口回绝。在3月份的最后两周，德国联邦银行吸收了主要来自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进行货币交易的15亿美元。到6月末，流入西德的美元迫使德国马克在6月29日再次升值5．5%。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5次升值，四年前，1马克兑25美分，现在1马克兑41美分。

导致德国货币升值的因素之一是，在黄金官价每盎司44．22美元时，没有任何国际黄金交易发生。黄金的非货币化消除了黄金对国家或者至少是美国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能力的限制。3月末，黄金的自由市场价格飙升到1盎司100美元的水平，到6月，已经上升到1盎司125美元。传闻意大利在自由市场上卖出300吨黄金，以获取的美元结算其对共同市场其它中央银行的国际收支赤字。但是大部分具有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都试图保留黄金，而使用其不想要的美元支付西德和其他收支盈余国。[35]据说，苏俄一直持有黄金，直到金价上涨至1盎司200美元。

7月6日星期日，美国外交官显然已同意与欧洲平等地分担欧洲货币贷款可能带来的任何外汇风险。“缺少这样的协议是达成中央银行干预共识的主要障碍之一。”[36]其思想是，如果美国借入马克或荷兰盾来支持美元，在偿还这些借款之前，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只需承担一半的美元贬值损失，另一半损失将由向美国提供外汇贷款的中央银行承担。过去，英国等债务国必须完全承担其海外借款贬值带来的全部损失，但现在为了适应美国，而改变了规则。作为对这种准让步的交换，美联储把与外国中央银行的信贷额度从120亿美元提高到180亿美元，即提高了50%，包括与法国、西德、日本和加拿大的信贷额度提高了10亿美元。这样，美国官方才做出承诺，进行干预，支持美元汇率，而从3月份到6月份，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但是，美联储具有进行干预、支持美元的更大能力，并不意味着美国事实上会如此做。美国政府外汇交易主任查尔斯·库姆博斯（Charles Coombs）在纽约联储银行《每月评论》上撰文称，－美元的弱势不在于美国抛售越来越多的美元到世界市场而形成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是因为“零星的阵发性恐慌和时而的大规模交易，这些交易认为关于美国收支地位的任何理性评估都是不正确的和不合理的。”他认为，问题在于美国商品和服务相对于外国的价格，而不是军事支出和收购外国工业的资本外流规模。

库姆博斯正提出经济学家所称的汇率购买力平价理论，有时被通俗地称为“麦当劳原则”，它界定一国的“自然”汇率就如同麦当劳的汉堡在全世界出售的统一价格。如果不是国际“扭曲”，情况就是如此。当然，真实世界是由学院派经济学家所轻视的“扭曲”推动的，这些“扭曲”主要来自于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美国的上述观点早在19世纪中期就得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驳斥，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对之进行了更严密的批判。他们俩人均指出，资本转移或非贸易支出对国际定价具有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德国和法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显示汇率与结构性因素、资本流动和相对利率的关系比与相对产品价格的关系更密切。在欧洲，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活生生的事实。米特兰德将美元贬值作为一种新型的保护主义，呼吁法国联合抵制定于9月举行的世界贸易自由化谈判。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法国官员威胁，要推动“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黄金集团，这实际上将造就更高的黄金官方价格。”[37]欧洲和美国已经准备在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展开斗争。

贸易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由于美元贬值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大部分关税减让已经失效，更自由的贸易已不在考虑之内。这点在7月14日得到强调，那时，比利时航空公司（Sabena Airlines）订购了10架波音737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约600万美元，而没有订购法国的双引擎Mercure飞机，其售价已提高到每架近800万美元。[38]1969年，两种飞机的售价大体持平，但是法国飞机具有优势，因为其有140个座位，而美国波音飞机只有115个。该结果动摇了欧洲的如下希望：建立欧洲的自主飞机制造业，以之作为军事独立于美国的基础。

美国对自由贸易造成的另一个打击是，尼克松总统得到了美国议会的授权，如果外国不默许美国的贸易计划并对其生产商施加“自愿”出口配额，他有权在国别基础上征收进口附加费。由于共同市场扩大，英格兰、爱尔兰和丹麦加入其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还要求补偿由此而来的美国出口损失。他们估计，共同农业政策将使美国谷物对上述三国的出口每年减少1000万吨，并担心未来5年内，共同市场可能成为一个净谷物出口商。美国拒绝参加全球贸易谈判，除非其他国家进一步承诺“农业部门进行有意义的和现实的谈判”，特别是废除共同农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美国仍然坚持这项要求。

美国想从欧洲和日本得到的东西通过美国向韩国提议的协定而明朗化，“韩国的对美出口商有义务从美国市场进口一定量的原材料”。[39]另一方面，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向给予其他工业国关税优惠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新的关税优惠，从而打击了共同市场提出的赋予其非洲前殖民地国家以联系成员国地位的建议。

1945年，欧洲殖民主义瓦解，解放后的结果是，美国试图锁定全世界的经济体，形成一种对美国的新依赖，首先是依赖于美国的农业、航空业和军事及其相关技术。美国的计划是，外国在基本的粮食谷类、武器和技术方面依赖于美国的供应，并向美国的投资者出售她们的制高点，而无须考虑如下事实：美国经济已经不能赢得外汇来支付此类控制。

5月9日，美国财长舒尔茨通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即将进行的与其他主要国家的贸易谈判“也许不应该是‘互惠的’，并补充说，‘由于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可能必须给予的多，索取的少’”。谈判“不会针锋相对”。尼克松政府威胁欧洲，如果不能满足美国的条件，美国国会将通过支持劳工的伯克－哈特克法案（Burke-Hartke bill），这将预示着削减美国80亿美元的进口。法国领导共同市场伙伴国，抓住该声明强调，不进行货币体系改革，将排除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40]

美国之所以摆出如此伪善的姿态，是因为美国正在严格执行其曾批评欧洲的那类配额限制。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多项农业法案包括令人吃惊的对乳制品施加长期进口配额的条款，而美国《农业调整法案》第22条已经对乳制品进口进行限制。该法案要求长期地限制乳制品进口，当年最多只能进口前一年美国国内消费量的2%。“总统只有决定和宣布，提高进口配额是出于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需求，他才能提高配额。正常情况下，大概难以做出这种决定。”[41]

更重要的是，在批发价提高15%和食品价提高近50%的压力下，美国对出口实行禁运，废除了以前的销售承诺。二战后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也仅此而已。早在3月份，美国官员就要求日本对美国的木材实行“自愿”进口配额，以抑止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这些配额将补充日本对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和钢材实施的同样强制性限制。但是，如果日本不进口美国的木材和农产品，她又如何能够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呢？

6月27日，事态继续恶化，美国对大豆、棉籽及其加工品实施禁运，只有事实上已经装载上船的货物除外。这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承诺，特别是损害了日本。一周后，美国对旧金属和另外41种农产品，包括家禽饲料、食用油、动物油脂、花生、猪油和牛脂等，施加进一步的出口管制。

美国一系列的单边行动表明，欧洲和日本不再能够依靠美国的供给，而只能充当美国农业和工业过剩品的后方市场。当美国提高产品供应时，她们就可以提高美国产品的消费量，仅此而已。当美国减少产品供应时，她们就必须减少美国产品的消费量，这样，美国国内的消费与价格能够保持稳定。

美国的贸易战略家敦促积累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购买指定的美国出口品，特别是军用产品，因为军火交易是美国仍然保持竞争优势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为了平衡从伊朗的石油进口，美国向伊朗出口喷气式飞机和其他总额约4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它们包括激光炸弹、直升机和其他能够成为伊朗国王5年军事现代化计划的军用品。[42]6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向沙特和科威特销售2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约1400万美元的F－14战斗机，这些飞机是如此先进，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装备美国武装部队。从而，美国从近东不断增加的石油进口，得到了其向该地区不断增加的武器出口的融资。

看来，美国只需要武装世界其他国家，就可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该过程隐含的结果是军事对抗。在美国眼中的理想图景是，伊朗、沙特和其他美国军事代理国侵略那些不选择将其石油出口收益投入美国国防部的欧佩克组织成员国。恰恰相反，阿拉伯国家在10月袭击了以色列。

甚至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也变得军事化。6月5日，尼克松总统指出，美国正在丢失的外国军火市场已被法国和俄罗斯生产商占领，他拒绝官方禁止对军事出口的财政资助。美国甚至将共产主义的智利也包括在美国武器援助的候选国名单，以力图诱使智利放弃购买俄罗斯的MIG－21s战斗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论述了这种政策变化是合理的，“美国不再试图为拉丁美洲国家决定她们合理的军事需求是什么。”[43]美国应该卖给这些国家想要的任何武器，其欠款由他们的下几代人支付。

美国的援助战略家思考出口信贷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1972年2月，美国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咨询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阻止了美国政府促进非现金、事后支付的出口。其撰写的报告敦促各国消除信贷“作为外销竞争的因素之一”，从而避免出口融资方面的“信贷竞争”。[44]换言之，其意图就是防止其他国家政府利用其国际收支实力提供更有利的条款，该委员会还敦促，“建立国际安排，确保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贷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其他国家应该相应地缩减她们的出口融资，尽管她们已成为债权国，这使她们能够仿效美国传统的信贷政策。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美国已经赢得第一轮信贷竞争，现在美国努力叫停这场竞争，因为她看到其他国家有追上自己之危险。

随着美国的生产率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美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已不具竞争力。美国已失去她在战后初期拥有的金融和商业实力，不再具有以信贷结算出口的手段，而只能以现金结算，但是其他国家现在具备了这些手段。美国经济正在进入观察家们所称的后工业化社会，但是，它显然就是去工业化。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指责，原因在于美国已陷入“五角大楼资本主义”，其签定的成本加定价的合同，使美国的主要军火制造商的成本急剧膨胀。

国际上，美国每年在全世界负担6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即将在东南亚遭受不光彩的失败，她不能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撤军，否则她将回到作为由平等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的普通一员。这是美国拒绝做的。美国日益衰败的运输系统限制了其公认的巨大农业生产能力，而且美国正在违背其与世界所有地区的出口合同，这促使它们更加迫切地寻求必不可少的粮食自给自足。

其它国家的自给自足，正是美国的经济规划者在1945年及随后的干预年那么卖力打击的。美国仅存的贸易优势在于军事产品。从而，如果美国要恢复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平衡，似乎取决于全世界其他国家武装自己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她们根据类似于美国一直执行并成效显著的农业保护主义政策，通过促进农业投资而发展养活自己的能力。

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前景是暗淡的。1973年，美元贬值10%，加上1971年12月史密森会议协商的11%贬值，两者计算在内，军费总额大幅度增加，据报道，每年增加3亿美元。[45]由于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支出的不断增长，贸易赤字日益加大，与之同时，即将崩溃的股市正挫败外国投资的流入。

美苏共管?

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与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不同的地位。美国无法在与其资本主义盟国的竞争中取胜，她只能转向苏联，以获得预期的出口增长。这种大转变有助于缓解美苏的冷战紧张关系。毕竟，美苏经济总体来说是互补的。俄罗斯需要小麦，并是主要的黄金和石油生产国。

1945年，美苏贸易看起来对遭受战争毁坏的苏联更为重要，而现在俄罗斯显然能够为美国提供同等的利益。对新形势的认识导致美国的冷战经济体系发生讽刺性的转变。为了获取现金或黄金，美国同意出售过剩的谷物给苏联。

冷战的重要副产品之一，是美国的盟国央行大量地吸收美元。现在，该过程不再是美国及其非共产主义盟国所愿意看到的，美国官员寻求以新出现的最有前景的途径使外汇流入美国财政部，也就是与苏联和中国进行贸易。铁幕开始上升。

早在1960年大选期间，美苏已尝试着接近，以谋求建立某种正常的商业关系。美国要求俄罗斯清偿8亿美元的二战债务，苏联支付了3亿美元。美国国际货币与金融咨询委员会后来是这样描述谈判的，“美国不可能接受苏联的立场：债务问题解决之同时，双方缔结协议，给予苏联其最惠国待遇，并延长美国对苏联的长期信贷”。[46]现在，在12年后的又一个选举年，美国愿意接受苏联的条件。尼克松总统1972年7月访问莫斯科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该宣言要求美国国会给予苏俄最惠国关税待遇，其条件是双方满意地解决源于二战时租借法案的债务。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美国不久就向苏联出售谷物，通过为驻扎在北约边界的苏联军队补充给养，而实现为美国驻欧军队的支出融资！

苏联一直按照1945年10月15日与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协议，定期支付那部分债务。当时，苏联“同意分22年支付总额为2．225亿美元的管道运输费，利率为每年2.375。因此，苏联每年都进行偿付，到1970年10月31日，已经支付1．87亿美元”。但是，苏联对债务作了美国并不承认的扣除，包括由于美国袭击北越，对位越南海防港的苏联商船所造成的8800万美元损失费。另外，美国声称，苏联一直使用美国在二战末留下的民用产品，对美国负债约26亿美元。1972年夏天，苏联谈判人员到达华盛顿，将通过谈判最终解决这些债务。

美国起初要求苏联偿还约10亿美元，并声称自1960年谈判以来债务利息增加了约2亿美元。苏联则以其1960年支付的3亿美元来计算。最终以2．5亿美元达成协议，偿还条件另待协商。苏联要求得到二战后英国所享受的同样待遇：期限为30年，每年2%的利率。美国解释称，这样的条件很难满足，建议30年期限，每年6%的利率。10月18日，达成最终协议，苏联在以后29年支付7．22亿美元。“作为交换，尼克松总统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延长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这将使苏联产品能够以最低的关税进入美国市场。”[47]俄罗斯基本上实现其目标。她提出支付7．22亿美元，解决其遗留的租借法案债务。她在利息和债务清偿方面做出的让步，在7月8日间接获得了回报，那天，苏联与美国签订了为期3年、购买美国价值7．5亿美元谷物的合同。在这笔款项中，5亿美元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由于美国已经获得苏联和中国的谷物市场，她减弱了其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遵守共同农业政策的调门。只要苏联被挡在欧洲市场之外，她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农产品市场。

许多美国公司纷纷宣布开发西伯利亚巨大的天然气和油田的计划。大约价值100亿美元的天然气和石油将出口到美国，用于美国开发西伯利亚油田和建造油气输出的油轮舰队。1972年11月4日，三家美国公司——田纳科（Tenneco）、得克萨斯州东部运输公司和哈里伯顿辅助工程公司（Halliburton Company engineering subsidiary）——宣布，它们预计60天内，将签订投资37亿美元的协议，其生产的苏联天然气出售给美国。[48]它们还将提供和资助30亿美元的天然气运输设备，包括1500英里的48英寸钢管和压缩机，压缩机用于使天然气液化，方便以桶装船运至美国东海岸。在25年内，苏联每天将向美国出售2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其出口收入总额约189亿美元，使用其中的80亿美元偿还美国的投资贷款。最重要的是，除了偿还贷款之外，苏联剩下的108亿美元出口收入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实际上，美国将以价值锁定的美元购买进口的能源——20世纪30年代，美国倡导自由市场的外交官曾就类似政策批评德国。

根据能源协议融资要求，苏联提供7亿美元的现金，美国进出口银行以6%的利率贷给苏联15亿美元，并保证在15年内由私营部门以7%的利率贷出另外15亿美元。美国同意建造20艘油轮，每艘价值1．3亿美元（总共26亿美元），此外，投资37亿美元开发西伯利亚油田。与该计划相关的建设预计将为美国国内提供242600个就业机会。[49]

1973年1月12日，通用电气公司和苏联签订了一项技术交换合同。4月，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Oil）宣布投资80亿美元，建造一个苏联化肥综合厂，获得该厂生产的氨水、尿素和钾肥。[50]相关的投资还有在莫斯科建造几家饭店和一个贸易中心。

这是冷战时期难以理解的转折点之一，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为了保障西方内部的和平，共同将军事对抗的威胁指向共产主义国家。而新的缓和政策锁定了西方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实际上，美国越是失去对其非共产主义盟国的控制，她与苏联就会走得越近，准确的说，就是以亨利·基辛格所称的美苏共管来威胁欧洲和亚洲，也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各自的卫星国。

美国实施缓和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国际收支赤字来自于她在海外的冷战支出，以及她向苏联出售谷物以获得长期的出口市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通过如下双管齐下的办法得到解决，一是盟国军事化，二是转向苏联，以她作为新的主要出口市场。

正如美国的收支赤字源于军事一样，其解决办法也越来越依赖于军事。美国通过向其全世界的盟国进行军售，平衡其在东南亚和其它地方的对外战争支出。而且，美国通过加强与苏联和解，潜在地以欧洲和日本为代价，就可以刺激对美国的军售需求。

实际上，美国没有做出任何保证，她将成为苏联和中国的有利的工业品提供国。正如苏联为了信贷而在全世界采购一样，她利用美国对其原材料提供的投资作为杠杆，以从日本和欧洲获取更优惠的合同条款。1972年11月，苏联和日本就2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达成意向性协议，苏联还与其他国家进行着类似谈判。[51]

因此，美国发现，其拥有的不利条件使自己存在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挤出局的危险。显然，苏联冀望得到中长期贷款为其进口融资，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具有提供这种信贷的更有利的国际收支地位。

最后的一幕是1973年10月的石油战争。当埃及和叙利亚袭击以色列时，阿拉伯国家禁止向美国、荷兰和丹麦出口石油。油价涨了四倍，这反映出1972－73年早期粮食出口价的模式。

石油禁运改变了国际收支模式，使美国恢复了国际收支盈余，但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划下了一道裂痕。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银行，而不是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成为积聚美元的主要行为体。它们视自己为第三世界国家，提议团结起来，支持全面地提高原材料出口价格。由于美国在国内外的冷战支出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赤字重负，美欧日三边关系摇摇欲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选择的办法是，向苏联出售其库存的谷物。这使得世界谷物和大豆价格上涨3到4倍，并导致上述的出口禁运，它有效终结了战后走向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举措。在美国的领导下，非共产主义国家变得越来越信奉国家主义。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似乎已经取代战后经济秩序。

本书的续册《全球分裂(1977)》，描述了这一阶段的战后世界经济以及美国如何通过挫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欧洲一体化，向积累美元储备的所有外国央行窃取财富，从而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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