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

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今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历史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是苏共的失败。而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苏共内部的叛徒与西方敌对势力“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导致苏共队伍丧失了信仰，丢掉了灵魂，成为泥足巨人，最终在内部瓦解和外部侵袭下，轰然倒塌。本文仅就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几个重大失误来阐述苏共是如何被搞乱头脑、迷失方向、失去灵魂，继而在思想上被彻底瓦解的。
    一、领导人的背离、背弃与背叛
    俄罗斯一些学者在分析苏共失败的原因时认为，苏共是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脱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苏联的演变发生在20世纪的后半期，即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历史学家、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2000年对记者表示，赫鲁晓夫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很大，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在他领导苏共的11年内形成的。对于赫鲁晓夫的短视和鲁莽，苏联思想理论界缺乏应有准备，苏联社会一些人因此出现动摇和怀疑，甚至变得惊慌失措。一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曲折，苏联历史遭遇反复。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再也没有一个党的领导者既具备远见卓识的理论家才能，又视野宽广、具有战略思考和高超组织能力。在社会科学方面知识渊博的专家很少被吸收担任苏共上层领导。在近40年的时间里，苏共上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未能与时俱进，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进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下的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明显。虽然形式上一直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思想干部经常受到经济工作和干部工作领导人的蔑视。社会思潮中对物质社会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理论的思考和思想的对话。
    苏共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还是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领导层面：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苏共叛逆者。
    1983年，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正是在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自述道，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实际上，据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一个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作好了来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为达到目的，他大量阅读各种地下出版物及助手们挑选和推荐的一些内部读物和翻译作品。因此，戈尔巴乔夫求助于那些自由的、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放任自流。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刚刚起步，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对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为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重用亚•雅科夫列夫，取代叶•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
    1990年夏，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抛开党。苏共二十八大会议召开期间，他在回答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的问题时说：“听着，托利亚，我……许多人像是约好了一样，都说服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这个讨厌至极的疯狗不能松开绳子。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全部反对我。”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1993年和1998年曾两次在回忆录中予以披露。只是在1998年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背弃共产主义理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亚•尼•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曾负责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然而，正是这个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却疯狂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雅科夫列夫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1985年12月，作为当时戈尔巴乔大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问题就不仅仅是除掉斯大林主义，而是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雅科大列夫公开宣称：“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在1991年10月自白：“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
    由于长期在苏共宣传思想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程的技巧。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机智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短短的几年内，雅科夫列夫领导着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工程：1985年，他提出“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对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讲话之机推销自由化思想；撤换异己，安插和怂恿激进自由报刊主编，领导对苏共历史的翻案；压制和打击党内不同声音等。对于雅科夫列夫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功绩”，就连一直与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争宠而后来反目的阿•切尔尼业耶夫也毫不隐瞒：“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否定他在打破统治我们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教条中所起到的巨大进步作用”。
    二、放任自流，出让文化舆论阵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订者和谋士们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进而获胜，必须依靠“里应外合”。因此，西方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得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支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外，他还积极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1988年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这些报刊包括：《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和《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和《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1991年苏联解体前，正是这些全苏性质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
    80年代后期，在苏共某些领导人的纵容和支持下，许多搞西化和自由化的人物逐渐把持了主要报刊舆论工具。他们纠集和网罗了一批笔杆子，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从1987年开始，一些报刊着手借历史问题，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大做文章。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一些报刊的发行量剧增。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达千种。同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文件出台却很仓促。自1989年酝酿到1990年6月法律出台，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该法明确提出，对大众传媒禁止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
    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经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此后，在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而且是常常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挣脱控制和剪辑。在市场和物欲的驱动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作品一度销声匿迹，许多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内交流。
    不仅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宣传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论坛。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搅起了“民主化”浪潮和席卷苏联社会的政治选举热也强烈冲击着苏共思想根基和民众心理。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社会上下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更重要的是将来可以走上最高议会讲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三、知识精英的蜕变与舆论、话语的转向
    人们至今很难理解，为什么号称有坚定信仰、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苏共一下子倒下了？为什么苏共掌握的庞大宣传机器一夜间失灵了？为什么几十万人的苏共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霎时间失语？为什么苏共多年培养和扶持的知识精英会突然调转枪口？为什么严肃的理论研究未能抵挡住一些简单的口号、无耻的谎言、空头的许诺和政治神话的诱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地分析苏共后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剖析苏联崩溃前夜的思想舆论状况和知识分子心态。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和西方反苏势力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极权主义”斗士。一股股激进思潮在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急速蔓延。
    《焚毁的俄罗斯知识分子》（1998）、《论苏联知识分子》（2001）及《论意识操纵》等论著的作者、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卡拉—穆尔扎，《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等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知识精英嬗变现象作了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除领导人的原因外，激进的天性以及对物质利益及名利的追求是苏联文化和知识界精英迅速蜕变的重要原因。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苏联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苏联社会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西方观察家指出，1989～1990年间，在苏联知识分子为中社会主义信仰迅速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进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在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中塞满了这样一些章节：“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和“新的镇压浪潮’等。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和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天堂。
    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始。正如美国前驻苏大使、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说，当他看到苏共会议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权力分散、司法独立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提法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转抄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提法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思潮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在舆论和话语体系方面也有强烈的反映。报刊中苏共过去惯用的套话少了，而激烈和蛊惑性的言词更受到读者的欢迎。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上下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瞬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一些口头说出几句晦涩难懂英文或西方概念辞藻的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反叛人士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追宠，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像盖达尔、丘拜斯和阿文等人，由原来的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代表，甚至总理、部长，形成俄罗斯政坛一大景观，后也成为讽刺的对象。
    四、 “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反苏信息战和心理战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妄图颠覆苏维埃制度。在列宁的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布尔什维克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在积聚经济实力的同时，积极发展教育、卫生以及文化艺术，推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制度，人民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些成就为思想领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思想教育领域内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逐渐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二战前，面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包围，苏联社会能够同仇敌忾，思想信仰犹如钢铁长城，坚不可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更加强大。然而，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应成为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积极准备信息心理战。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而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进而改变其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出台了“水滴石穿”计划。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援助、支持苏联东欧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宗教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社会“文化核心”的“分子入侵”，先是制造怀疑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解体。他认为，这一过程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空想，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
    五、攻击目标与思想瓦解的几个关键步骤
    思想的混乱是苏共垮台的先导，信仰的丢失和思想的崩塌则是“里应外合”、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外敌对势力瞄准苏共思想防御体系中的几个软肋，寻找突破口，集中火力，不遗余力地发起疯狂进攻。
    （一）掀起“公开性”运动——舆论上自我揭批、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公开性”一词在列宁时期就开始使用，原意是为了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的提法，将公开性与民主化联系起来。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时说：“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西方分析家指出，其实戈尔巴乔夫等人倡导的公开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它的出台是苏共领导人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引导舆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办公楼里召开吹风会、座谈会，邀请的主编、记者有时多达200人。原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后来不无得意地承认，发动广泛的公开性运动在当时并非是必需的。但我们改革派考虑的并非眼前一时的事情，公开性是改革的哲学之意。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
   （二）由“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历史反思浪潮延误了改革时机，使社会分裂，使苏共丧失了威望，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股清算苏共历史的思潮自1987年年底开始，到1988年年中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于斯大林，而后转向20～50年代的苏联社会制度。一些报刊文章作者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与此同时，由批判斯大林主义逐渐转变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报刊上要求恢复名誉或描述历史案情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股“历史热”的力量并非是专业历史学家，而是一些作家、影视工作者或记者、编辑。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了反思历史和平反历史错案运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
    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自1988年开始，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扭转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历史热”彻底颠覆了苏联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信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置疑。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
    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思想理论界的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低毁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你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个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三）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对抗联邦、瓦解苏联。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思想理论界探讨改革问题的过程中，苏共“特权”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在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新闻公开和自由选举使得政治领域“高烧不退”。而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也步步逼近。
   （四）由争取“地方自主权”口号到“独立”思潮和分离、分裂运动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联和苏共成了反对派攻击的对象。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越发明显。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首先是这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看准了政治气候的转变，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复兴与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是苏联社会持不同政见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进攻，低毁苏联社会主义，支持那些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可以合法地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
    但总体来说，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逐渐衰落了。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又滋生开来，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酿成大祸。
    从1986年开始，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1987年，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盖达尔和丘拜斯等年轻的经济学家经常召开各种经济改革研讨会，提出自由选举、取消书报检查和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
    1987年年底以后，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同时，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1987年以后，随着公开性的推进，一些地下刊物也开始露出水面，并能得到苏联一些大报和西方电台的支持。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的舆论阵地。而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培训学校。
   （六）模式、道路选择上的摇摆与彻底转向西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赢得人心。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选择了中国方式。不少的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
   （七）“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与社会思想的激进化。戈尔巴乔大改组的失败，使得激进改革的思潮逐渐迅速成为主流。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势力提出，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宣称，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光阴荏苒，风云变幻；苏共败亡，警钟长鸣。苏共后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和知识界内部出现了一些混乱。苏共在西方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对苏“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敞开胸膛，妄想投入西方的怀抱，融入西方，挤身西方文明社会，最后在这场信息战、宣传战中遭受彻底失败，其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苏共垮台后，社会在经历了一段意识形态的“真空”期后，林林总总的思潮旋即登场，纷繁复杂，泥沙俱下。俄罗斯社会长时间一盘散沙，思想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前进的航标，至今仍在徘徊探索，当然这是另一话题，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
    总之，分析和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既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苏共失败的思想根源，又有助于我们坚定信仰，明确方向，研究如何提高精神领域的免疫能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4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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