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毁灭：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结
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整体质疑
面对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类似“占领华尔街”的群众抗议运动接连不断，另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束手无策。前者被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R沃尔夫(RighardWalff)看作是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整体质疑，质疑的矛头不仅对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也对准了政治制度(RichardWolff,“DasZentrumdesSturmsistinBewegung”,inNeuesDeutschland,22Feb2012.)。后者被英国《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A卡列茨基(AnatoleKaletsky)解读为西方各国政府丧失了方向感，危机不仅对既定生活模式构成威胁，而且让许多在危机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理念也都不足为信了(AnatoleKaletsky,“Asia’sNextExportBoomWillbeinNewIdeas”,inTheTimes,09Sep2011.)。事实上，这种观念，在当前西方学界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和具有代表性的解读方式。本文据此逻辑对西方学者的近期观点加以评述，以期通过西方人的视角进一步认识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和影响。
一、中产阶级已经瓦解了?
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石、西方社会稳定的支柱，它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产生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非工人阶级社会( FrancisFukuyama,“TheFutureofHistory-CanLiberalDemocracySurvivetheDeclineoftheMiddleClass?”inForeignAffairs,Jan-Feb2012. )。但是，在当前危机背景下，中产阶级又面临怎样的生存境遇，资本主义的这一“社会基础”还那么牢固吗?
1.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日趋衰弱
“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日趋衰弱”，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曾断言“历史终结”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警告。他指出：“2012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乃至全球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不复存在，自由民主主义将失去基石。”(DavidIgnatius,“TheDangerinaDecliningMiddleClass”,inWashingtonPost,04Jan 2012.)
美国曾经是颇为乐观的国家。仅在数年前，一些调查结果还显示，3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10%的最富阶层，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一直没有变化(AndresOrtega,“Elregresodelaluchadeclases”,inElPaís,21Feb2012.)。美国经济学家E.赛斯(EmmanuelSaez)和T.皮凯蒂(ThomasPiketty)提供的数据证明：美国最上层的1%的富人获得2010年经济增长的93%(2001年这个比例为65%)，而其余99%的人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EdwardLuce,“AmericasThreeTakesontheCrisis”,inFinancialTimes,18Mar2012.)。因此，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感到自己成了全球化、危机和新技术的失败者，中产阶级的沮丧和愤怒油然而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抗议，而是抗议可能变成无产阶级的威胁。”(AndresOrtega,“Elregresodelaluchadeclases”,inElPaís,21Feb2012.)早在20年前，福山就提出，技术推动的全球市场——以及日趋扩大的财富——是导致“历史终结”和普遍民主价值观的主要原因。而眼下他担心的是全球化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瓦解自由民主的基础。美国《外交》杂志于2011年底辑录的系列文章，其中就有讨论20世纪30年代因经济危机而兴起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内容。福山对此深感忧虑，他甚至希望让“负责任的”左派拿出对中产阶级有益的方案，来取代他所谓比较危险的平民主义的出现(DavidIgnatius,“TheDangerinaDecliningMiddleClass”,inWashingtonPost,04Jan2012.)。
2.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和后果
福山等西方学者把中产阶级的衰落归因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但他们未能意识到，美国中产阶级之所以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现行经济体制所维系的全球不平等。长期以来，不少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在幻觉中，享受着超过其实际实力的生活，而支撑这一机制的就是华尔街金融体系。西方冠以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钱游戏的全球化。现在美国不能像以往那样吸引资金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玩不下去了，这才是其生活恶化的本质原因。
危机给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造成的重创，让阶级斗争思想重新成为西方公众关注的热点。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最大的紧张来源，远甚于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移民与美国人之间的冲突。美国保守派社会学家C.默里(CharlesMurray)在其新著《分裂》(ComingApart)中指出，尽管美国50年前就存在贫富分化，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严重。美国社会已经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阶层，两者在收入和社会行为上存在巨大差异(AndresOrtega,“Elregresodelaluchadeclases”,inElPaís,21Feb2012.)。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感觉无法抵抗地走下坡路”的挫败感，将产生危险的政治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右倾化。美国前外交官、宏观经济和地域政治战略家B.克莱因(BrianP.Klein)认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代表着机会变得均等，中产阶级强大了，国家就会壮大。如果中产阶级不复原，全球经济就不会复苏。如果不想办法增强脆弱的中产阶级，我们就有可能面对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民族主义、恐外症和脆弱的全球秩序的彻底崩溃(BrianP.Klein,“TheCrisisoftheGlobalMiddleClass”,inWorldPoliticsReview,06Aug2012.)。
二、民主已经渐行渐远?
社会学家B.摩尔(BarringtonMoore)曾断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参见B.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既然中产阶级已经无可置疑地衰落了，那么自由民主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还继续有效吗?事实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已经令民主栽了跟头。
1.所谓的民主已经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
欧洲民选政府被金融机构和大投资者纷纷赶下台。希腊和意大利的民选政府已经被“罢免”，改由金融技术专家统治这两个国家;西班牙社会党政府也因没有给这个国家愈演愈烈的危机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而被中右翼政党赶下台;在美国，19世纪初被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废除的必须拥有财产才能投票的要求，现在已被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政治盟友复兴;在欧洲，“拿破仑无法征服整个欧洲，但标准普尔也许可以”，因为对欧洲货币联盟成员来讲，它们获得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就是它们的恰当的信用评级。显然，今天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冲突已经在西方各地爆发。欧洲人——甚至美国人——将可能面临一个他们很长时间内都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即民主与资本主义，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HaroldMeyerson,“TheGrowingTensionBetweenCapitalismandDemocracy”,inWashingtonPost,25Nov2011.)?
对此，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普朗社会研究所所长W.斯特里克(WolfgangStreeck)认为，资本主义民选政府在理论上要同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按照“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原则来运行;二是要以“社会需要或社会权益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原则来处理问题。但事实上二者几乎是不可能和平相处的。容忍通胀、接受公共债务、解除私人信用管制，这都是资本主义政府在面对明显不可调和的两种矛盾下所采取的权益之计。这表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下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的长期和解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W.斯特里克：《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温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2.资本主义民主体系呈现明显的“异化”趋势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资本主义民主体系在西方社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异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从程序化走向抽象化、表面化。早在2009年，欧盟政治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就曾提醒欧盟理事会，全球经济危机使民主制度面临威胁。针对欧洲多国出现的选举人数呈“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趋势，该报告还警告说，人们对民主制度化程序越来越缺乏兴趣，出现了代表性危机(PeterBeaumont,“ItsnotJustOurLeadersWhoAreinaCrisis,DemocracyItselfisFailing”,inTheObserver,20Nov2011.)。对此，英国学者A.帕布斯特(AdrianPabst)认为，欧洲代议制民主的建立和扩展曾平衡了各阶层权利，催生了现代福利国家，但是代议制民主没有限制或削弱新生的“市场-国家”的权利。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民主越来越变得具有可控性，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走向了政治的形式化并与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相脱离(A.帕布斯特：《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吕增奎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二是民主从社会化或大众化走向民粹化、极端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进行改革，在自由民主制上罩上了福利国家的外套。在这种体制中，民主已被视为“社会民主”或“大众民主”。这个社会化民主体系在代议制内，实行保护个人免于疾病、失业和贫穷的社会改革;建立了实施规范和预防的机构，以便修正市场交换的未加检验的发展可能出现的混乱，由此带来了所谓的繁荣30年。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尤其是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一步步地越过了束缚它的障碍。“自由”与“民主”两个词不再是互补，实际上变成了一对矛盾。法国哲学家A.德伯努瓦(AlandeBenoist)分析指出：“民主制越是自由主义的，它的民主性就越少。”(A.德伯努瓦：《民主当前的危机》，武锡申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因为自由民主与以往的民主相比，它较少地立足于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而更多地立足于个人的普遍权利，这种个人权利的过分提升最终将导致民主政治丧失功能。另外，社会民主也表现为在一次次的选举中不断加码地用物质利益和社会保障去“收买人民”，并在这种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强调阻止了创造集体自由的条件，以至于有潜在的消除集体的危险。因此西方民主的这种民粹化、极端化的趋势，最终将变成无力民主(参见A.德伯努瓦：《民主当前的危机》，武锡申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3.对民主意识形态的理解正在受到颠覆
当前的欧美经济危机表明，选举政治已令民主变味，政治瘫痪已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绊脚石。政客们只关注个人选举胜利而非更广泛且长期的国家利益，如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等，这样的民主制度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特殊利益集团已经败坏了一个本该服务于社会大众需要而非竞选捐款者一己之私的制度(MichaelSchuman,“CanDemocracySolvetheWestsEconomicProblems?”inTime,03Aug2011.)。葡萄牙社会学家B.桑托斯(BoaventuraSantos)坦言，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引自《欧洲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反民主》，《参考消息》2012年1月30日。)。福山也指出，当今世界，在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抗衡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持续下去，不仅将威胁当代自由民主制的稳定，还会颠覆目前对民主意识形态的理解( FrancisFukuyama,“TheFutureofHistory-CanLiberalDemocracySurvivetheDeclineoftheMiddleClass?”inForeignAffairs,Jan-Feb2012. )。虽然民主始终代表着未来，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始终无法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民主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资本主义社会还公平吗?
同民主一样，公平同样被资本主义视为自己的重要价值。此次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社会不公，这在美国和欧洲都是现实存在的。在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3年间，那些引发金融危机的各大财团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在超级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近百年来的最高点。
1.“占领运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
波及整个西方社会的“占领”运动就是对西方社会不公现象反抗的集中爆发。2011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说，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大多数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此次讲话被舆论认为是2012年美国总统向“民粹主义”转向的标志。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削减联邦赤字和债务转到了经济不平等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或者说变成了关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这一新问题(DavidBrooks,“Findel‘capitalismo’”,inRebelión,05Jan2012.)。但是，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不公平是由当前资本主义的机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不公平，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走向真正公平(陈学明：《把公平问题和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1日。)。一个社会要真正实施公平，即非形式上的公平，而是事实上的公平，那就不能使公平仅仅停留在“机会的公平”上，而应把人们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综合统一起来。
2.社会不公：因果关系辨析
其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大和加速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在资本主义实体经济时代，一部分人是通过生产制造、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取得剩余价值或获取报酬;但在金融游戏中，获利的模式就是钱生钱，短短的一笔交易可能带来巨大财富，而从事实体经济再怎么努力赚钱总是有限度的。这个变化使资本主义从原来寻求投资和更大贸易的“冒险”行为，转变为现在对轻松赢利的不懈追求。这种金钱游戏早已抛弃早期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而是以“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赌场”思潮为主，由此大大加速了贫富分化。 其二，权钱政治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严重削弱了社会公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K.罗戈夫(KennethRogoff)指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团体和个人可以收买政治权势，而后者又能帮助创造更多财富(KennethRogoff,“IsModernCapitalismSustainable?”,inTheStraitsTimes,06Dec2011.〖ZW)〗。这突出表现在美国选举制度上的竞选资金。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企业的选举献金可不设上限。这就为“权钱政治”大开方便之门。西方国家的大企业不仅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和为与己有利的法案游说，甚至绑架立法程序。这些做法都在明目张胆地侵蚀着社会的公正、公平。
其三，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公平公正”体系。金融经济“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埋单，这就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国央行行长，现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伊辛(OtmarIssing)指出：“当纳税人的巨额税款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时，这就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OtmarIssing,“TooBigtoFailUnderminestheFreeMarketFaith”,inFinancialTimes,19Jan2012.) 其四，社会再分配政策的失败，使得西方社会无力逆转社会不公。例如，为了矫正社会不公，英国工党曾实行了“税收与开支”政策，即向富人征税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从20世纪中期一直到90年代，这种“社会再分配”的观念一直左右着英国工党的政策。但到新工党执政时却发生了荒谬性的转变。布莱尔及其幕僚坚持认为，新工党应该既要安抚银行家又要帮助贫困人士。在他们看来，放宽监管使金融业繁荣并辅之以适当的税收，就可以从富人那里征收足够的税款来资助穷人。只要穷人能得到某些救助，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也无关紧要(SamPizzigati,“WhyGreaterEqualityStrengthensSociety?”,inTheNation,26Dec2011.)。与美国一样，英国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再分配政策”惨遭失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3.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些看法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强调“机会均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社会再分配”政策，但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公，社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公，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而且还会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正如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J.施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奉行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JosephStiglitz,“AmericaisNoLongeraLandofOpportunity”,inFinancialTimes,25Jun2012.)。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是受制于一个假公济私的精英阶层的结果，使他们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扭曲辩论，通过关税措施惠及富人，调整货币政策惠及银行。现在的许多新富不是企业家，而是利用垄断权力牟取利润的“寻租者”(JosephStiglitz,“AnOrdinaryJoe”,inTheEconomist,21Jun2012.)。社会不公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同时也限制了穷人改变现状的渠道。由于资本自己不会纠正其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2011年夏秋之际，英美爆发的“骚乱”与“占领”运动就标志着弱势群体对体制内的社会调节功能已经感到失望。美国共和党最知名的战略家F.伦茨(FrankLuntz)坦言“占领”运动正在影响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曾给共和党政客提出建议，要避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而用“经济自由”、“自由市场”来取代。他认为：“尽管相较于‘社会主义’，公众可能更喜欢‘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相信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们仍自认为是华尔街的捍卫者，那肯定会遇到麻烦。”(DavidBrooks,“Findel‘capitalismo’”,inRebelión,05Jan2012.)
四、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发展吗?
面对中产阶级的瓦解，以及自由、民主、公平与资本主义的背离，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发展吗?如果资本主义还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转，显然是很难继续发展下去的。
1.资本主义回旋余地明显变小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P.若里翁(PaulJorion)认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资本主义是因危机而成长的，但每次拯救危机依靠的却是各种力量的动员，首先是国家力量的动员，这才保证该系统得以运转至今。但是如今世界变了，资源的耗竭，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经济体的崛起，让资本主义回旋余地显著减小(ricBenhamou,“Lesystmecapitalistesestlaisspigerparsaproprecomplexit”,inLaTribune,21Dec2012.)。整个西方社会目前正处在两难悖论的迷茫之中。既要廉价消费，又不要被新兴国家工人阶级攫取就业岗位;既要求有资金来填补外贸和公共赤字，又不要“金融市场独裁”的强迫限制;既想得到德国这类资金雄厚的国家的支持，却又不想要财政纪律制约。这些都表明当前资本主义体制已无法长期持续，但迄今却找不到任何让其回归平衡的方式。
2.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信任逐渐丧失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L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传统意义上说美国人一直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个看法有所改变。在美国总人口中，50%的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肯定的;而40%的人则是否定的(LawrenceSummers,“CurrentWoesCallforSmartReinventionnotDestruction”,inFinancialTimes,08Jan2012.)。拉斯穆森民调公司2009年的一项民调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在更喜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给出的答案是“势均力敌”，这一数据也从另一方面告诫资本主义的领袖们，美国的青年群体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反对社会主义(GabrielJackson,“Esperanzasracionalesparaunfuturomajor”,inElPaís,30Dec2011.)。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最新民调也表明，各国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下降了。在被调查的11个国家中，只有半数或不到半数的受访者认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生活会更好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尤为负面的国家是墨西哥和日本，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后两个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分别下降了23%和20%，而且在那里，认为辛勤工作可以令生活更富足的人也在下降(StefanBeutelsbacher,“VertrauenindieWirtschaftbrichtein”,inDieWelt,14Jul2012.)。这可能预示着，“危机将颠覆更多的东西，在一个不断被市场力量改变的社会，资本主义的传统价〖CM(43*2〗值无法发挥作用，它将被资本主义带来的‘革命’所摧毁，而消灭资产阶级世界的正是资本主义〖CM)〗自己。”(JohnGray,“TheRevolutionofCapitalism”,inBBC,03Sep2011.)
3.亟待塑造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
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些学者看来，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已无法给世界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资本主义要有未来或可持续性，唯有进行政治和经济双重转型，塑造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
首先，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某些体系或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化。新加坡著名评论家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犯下的三大错误中的第一条，就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KishoreMahbubani,“TimetoVisitAsianFactoriesforCapitalistLessons”,inFinancialTimes,10Feb2012.)。危机已经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种种缺陷，如万能的市场、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等，也再次证明世界发展并不存在某种通用的模式。
其次，要把资本主义改革放到全球治理的大框架内进行。由于资本主义在自己体制内找不到替代模式，所以它就必须吸取其他国家的文明和先进文化，这样才有可能做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正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K.施瓦布(KlausSchwab)所说，今天的(对资本主义)挑战只能靠国际社会来共同解决，而处置这些挑战需要新的方式，因为将我们带入危机的旧制度早已过时。为了更好地应对突飞猛进的变革，我们需要新的模式(KlausSchwab,“DaskapitalistischeSystempasstnichtmehrindieWelt”,inFinancialTimesDeutschland,25Jan2012.)。
最后，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必须突破经济学的单一框架。P.若里翁认为，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完美的、“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改变系统或体制就是不可能的。福山认为，未来的资本主义新的意识形态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因素：政治和经济。政治，必须重申民主政治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再次从法律上确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表达者;政府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入的再分配，并为结束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指明道路( FrancisFukuyama,“TheFutureofHistory-CanLiberalDemocracySurvivetheDeclineoftheMiddleClass?”inForeignAffairs,Jan-Feb2012. )。
也许可以用概括资本主义精神的一句名言“创造性的毁灭”来概括资本主义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创造的是金融资本体系，毁灭的正是资本主义过去所依赖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更不是人类最佳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只有超越自身才有未来。
参考文献：
[1] B.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2] W斯特里克：《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温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3] A.帕布斯特：《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吕增奎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4] A.德伯努瓦：《民主当前的危机》，武锡申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5] ChrisHarman,“TheSlumpofthe1930sandtheCrisisToday”,inInternationalSocialism,02Jan2009.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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