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新自由主义动向

　　在世界经济依旧缓慢复苏和中国的攻坚改革全面启动的2013年，国内外对多年来一直热议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评析仍在继续。针对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有人继续推崇新自由主义的魔力，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公平加剧，有人痛批新自由主义的造孽，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凸显自由竞争与追求平等这两种思潮的较量，基于欧债危机和“休克疗法”阴影下的“疑欧”思潮大有阻拦一体化步伐之势，《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对新自由主义不死条件下的无奈给出了富于启发性的建议，俄罗斯前总理直接把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义与世界不平等的加剧。国内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异常的活跃，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改革之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13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些新动向，对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都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

　　破新自由主义“市场神话”基础上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重构

　　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美的，而政府是低效的。因而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可一个完美市场的存在，需要满足一切物品皆可被定价、进入市场无障碍且存在无数厂商和消费者、持续存在大量的交易愿望、市场参与者信息完全对称、经济和政治分离等五个条件，而事实上这些条件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多数学者和政要都清醒地指出，市场并非完美。我们既要承认市场的有效性，又要看到市场的不能;既要看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又要防止干预的过度。

　　正是基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此后，围绕“决定性”作用和“更好”作用的关系，也有各种解读，但主流声音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地“有为”：不缺位、不越位，调控和服务到位。经济发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特别是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有为的政府尤为重要。回顾二战以来的发展历史，之所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市场有效”并“政府有为”。

　　有专家指出，在我国社会转型分化更加剧烈，体制性障碍更加凸显的紧要关头，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不当干预和扭曲，以便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既能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又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是推动中国顺利闯过险滩、走出“转型陷阱”的历史性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总之，国内的一个基本共识：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既需要“看不见的手”激发活力，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构建和谐。只有这两只手在各自的边界内各尽其职又相互配合、有机结合，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公平又效率”之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解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基础上的期待

　　金融危机、政府对银行的救助、公共开支的减少、失业增加这些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的作者、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克劳奇看来，都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作者认为，当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将更多行业甚至是那些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也交给市场去规制时，由于市场机制并不完美，企业尤其是那些巨型的跨国企业就会采取为所欲为的冒险行为，而这些巨型企业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到了绑架政府的地步，迫使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企业的冒险行为埋单。由此，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减少公共服务，裁减大量公职人员或减薪。

　　既然如此，新自由主义为何不死呢?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一是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提供了一定突破口，使得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二是解决了大型复杂社会特有的政府行为集权化或孤立化的问题;三是相比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哲学，显示出较强的兼容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死的原因还在于：他所代表的大企业、大金融家“不倒”。在新自由主义驱逐凯恩斯主义的同期，英美等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正在勃兴，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格局也在形成。这种背景下，被解除了绝大多数监管束缚的金融业，有着极强的冒险冲动去开展风险交易。当然，即使旧式监管不被废除，也很难对日趋复杂的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的监管。而凯恩斯主义留存下来的一个最大遗产，是市场主体普遍相信，金融冒险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如果足够严重，最终政府将出面兜底，即所谓的“大而不能倒”。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恰恰是它所代表的阶层——西方工业社会的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影响正在出现历史性衰退。

　　基于对新自由主义不死之条件下的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关系失衡的失望和无奈，作者建议引入第四股力量——社会力量，以求重新建立起平衡。作者认为，尽管社会力量是分散的，但却最能真正体现多元性，同时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有了社会力量，才能将市场、企业和政府有效地连结起来，才能发挥出四方力量互相制衡的作用。

　　可事实上，社会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另外三方的良性互动，也是众说纷纭。当今的世界经济问题并不能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新自由主义固然不会死，可也难再大行其道。但倘若对政府包办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历史教训不充分汲取，那只会帮助新自由主义再度流行。应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市场、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都需要找到自己应有的边界。区别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其各自的边界不尽相同而已。

　　反思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基础上的新国家干预主义构想

　　尽管有人一看到世界经济有所复苏，就又吹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面对复苏的缓慢和艰难，西方的最强声音还是“摒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很多学者和政要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与当前危机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发出了“该是破除对新自由主义迷信和崇拜的时候了”，必须重启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以尽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之职。当然，国家干预也有风险、也有代价，但不干预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代价会更重。正如原来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英国前首相布朗在被危机事实震醒后所叹：“不行动的代价要远远超出采取行动的代价。”

　　美国“奥巴马经济学”明显倾向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一年来，美国两党持续争斗并引发多次财政危机，最终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门数日。于是，奥巴马力推的几项政策主张也因此而无法得以顺利实施。究其原因，就是在债务深重、经济复苏乏力、社会加剧两极分化的背景下，“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精神高度契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美国强力反弹。共和党人开始更加强调自由竞争和私有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及“大政府”。当然，尽管如此，决心在医保、移民等问题上留下政治遗产的奥巴马不会放弃努力，而且他所致力于的借国家干预以实现的 “社会变革”，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占领华尔街”折射出了99%的呼声。

　　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怀疑欧盟制度甚至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疑欧”思潮在广大民众中蔓延。据欧盟委员会官方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0%的欧洲受访者倾向于不信任欧盟，远高于2007年欧洲债务危机尚未爆发时的32%不信任比例。这种“疑欧”情绪之所以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其症结在于欧债危机及其“休克疗法”起了推波助澜的催化作用。特别是在欧洲南部国家，失业率上升，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普遍减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无疑是“疑欧”情绪升温、发酵进而演变成思潮的客观基础。为发泄不满和愤怒，他们不仅迈开双脚走上街头发动示威游行、罢工和占领等抗议活动，而且利用手中的选票将10多个国家的原执政党统统赶下台。当然，一些新兴经济体却迅速崛起，这也使得欧洲民众对欧盟的前途和当局的治理能力更加缺乏信心。

　　2013年5月，以“不平等与世界资本主义：分析、对策及行动”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八届论坛在巴西召开。与会者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加重了世界不平等。有学者指出，当前全球居民户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差距更大，全球财富的集中度极高并远高于收入的集中度。最近4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加重了世界和各国的不平等与贫富差别现象。以财产公有和人民共富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调控不力导致的。论坛倡议，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中注重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重点从企业产权、微观层面和初次分配解决不平等和贫富对立问题。同时呼吁，各国政府针对缓解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立法或行政规定，制订合理的收入变动指导线，以有效缓解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回望过去一年经济走势时明确指出，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俄罗斯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只有国家公司才拥有足够的资金实施大项目，促进经济增长，根本不能指望中小企业成为俄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加快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根本不考虑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也不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后后世界各国的经验。

　　总之，虽然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受阻，虽然有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现实的或是短暂的，但在今后可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会继续深入，新的国家干预主义会成为主流。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无疑将有助于世界各国正确把握和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特别是有助于经济社会转型国家有效规避转型陷阱之风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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