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性主体。由于客观的历史地位所决定,工人阶级的这种历史主体地位是其他社会阶级和群体所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不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工人阶级本身的存在也遭到怀疑和否定。这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那么,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西方是否还存在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又是由什么力量来承担呢?如果还存在,这个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它只是消极被动的底层阶级,还是仍然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如果历史使命仍在存续,西方工人阶级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应怎样克服“主体性危机”、重新担当起社会主义主体的历史角色呢?
一、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论的挑战
在西方国家,关于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的观点和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和逐渐形成,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所谓的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革命性,逐渐同化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体制,由原来的那种变革资本主义、建设新世界、承担全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革命主体,转变为认同和融合于现有制度和体制、只维系和争取自身利益、丧失阶级意识和历史主动性的一般性社会群体;一种则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主体角色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家“主观虚幻和设想”出来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理论目的而“创造”出来、“人为赋予”工人阶级的,认为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说。这两种代表性观点,究其实质,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表现,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错误论”的表现。具体地看,在西方社会,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观点。
1.工人阶级消失论
这种观点的立论根据,是将工人阶级划定为传统的体力工人阶级,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体力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少,而其他工作人群,则被划入“中间阶级”、“新阶级”、“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等范围,他们被排除在工人阶级范围之外。这样的划分界定,也就自然地认为“工人阶级消失了”。一些理论家宣称“工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停止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现在,“工人阶级衰退论”、“工人阶级死亡论”、“告别工人阶级”论此起彼伏。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但其观点的主旨就是,一个曾经非常激进、非常革命,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庞大的整体阶级力量向资产阶级挑战和斗争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蜕变为一般性“劳动人群”、“雇员阶层”了。这种观点至少认为,即便工人阶级还存在,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被马克思赋予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使命的那种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这种政治和社会功能。
工人阶级消失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80年代的西方盛行,当时最为典型的思想代表就是安德烈·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已经使传统形式的社会革命成为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寄托于无产阶级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断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了。高兹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工人阶级革命变革作用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成熟不断限制而后缩小工人阶级的作用。他断言,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产生的工人阶级,最终“无法控制这种生产方式,其兴趣与社会主义目标已经背道而驰”。“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危机”,“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已不再是具有特权的少数,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工人阶级,总体来看他们不能支配生产资料,他们的直接利益也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相符合”。
“后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E.LaclauandC.Mouffe)则否定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主体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决定主义”和“本质主义”出发,推导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自然造成一个同质化的工人阶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政治与工人阶级利益结合起来,假设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作为一种统一力量的“革命主力军的优先性”。“这里的抉择是很明确的,或者是彼此冲突的矛盾多元性被完全清除,一个绝对统一的工人阶级将在千禧年拯救时刻出现——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或者是抛弃掉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在关于作为一个整体主力军的‘客观利益’问题上,要为赋予某些主体较之于其他主体的优先地位提供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整体主力军的提法变得毫无意义”。他们认为,必须完全放弃绝对统一和完全同质的正统话语中的“工人阶级”概念。
工人阶级“消失论”、“衰退论”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关于阶级问题的再次争论中得以持续。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境中,工人阶级的“死亡”还是被主旨基调不变地叙说。比如美国学者克拉克(T.N.Clark)和利普塞特(S.M.Lipset)就认为:“死亡的主要是旧的工业阶级。旧的社会—经济划分,代表这些划分的旧的制度性主体,以及反映这些旧的区分认同形式。于是在这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大厦就失去了许多基础。”卢森堡学者安·霍夫曼在《告别社会主义模式》一文中认为,当今时代要“重新寻找主体”,因为“这个‘工人阶级’已不存在。工薪者的人数固然增长了,但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却急剧萎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雇员’的需求都发生了分化和个体化”。他呼吁要重新思考“谁是社会解放的承担者”的问题。戴维·马昆德(D.Marquand)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写了《社会主义之后》的文章,他明确断言,随着传统社会主义工程的崩溃和消失,“传统工人阶级……几乎销声匿迹了”,“目前在最为发达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障碍,而不再是源泉。由于各种现实的目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已经被吸收转变为庞大的、几乎没有边界的中间阶级。其余的则沦为下层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全资格的公民之外了”。一些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在苏联解体后声称,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担当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角色,然后的实际情况却是社会主义先进入坟墓,资本主义仍然生机勃勃地活着,工人阶级则作为社会主义的陪葬品彻底死亡了,“掘墓人”首先进入坟墓。
2.工人阶级被同化论
工人阶级被同化论与工人阶级消失论密切相连,但它们侧重强调的工人阶级的变化方式和特征又有所不同。工人阶级消失论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地位的丧失;工人阶级被同化论则强调工人阶级不仅丧失了其作为否定和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项权利的获得,其革命的激情和目标已经消失,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内在地被同化、被融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而变成顺从资本主义统治、维护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消极保守力量。这种工人阶级被同化论、融合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被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强大力量所“整合”、“融合”而逐渐消弭,工人阶级由过去受剥削受压迫而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阶级,变成在经济上享受资本主义的繁荣舒适生活、在政治上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在思想上完全被“主流的”思想文化所主宰和操纵的消极保守的阶级。 工人阶级被同化论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著作,集中论述了工人阶级被同化和融合的现象。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化,那么情况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所预期的,工人阶级就会将自己组织成为革命阶级,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其各种社会矛盾缓和,在其稳定和繁荣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就会从过去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意义上的”部分,其直接的经济利益淹没和代替了它的历史使命。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对立面和矛盾的同化融合作用,即“对立面的一体化”。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则由于这种“对立一体化”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维持和改善现制度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而在生活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使对立阶级人群的生活方式也同化起来,“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他在《论解放》一文中作出这样更明确的论断,从客观的生产关系地位和人数上说,“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历史代理人”,但是“从其参与到这个制度的稳定化的需要来说,它已变成一个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力量”;“在客观上,从‘自在’来说,劳工仍然是潜在的革命阶级;在主观上,从‘自为’来说,它并不是革命阶级”。他在《反革命和造反》一文中说:“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对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当然革命的意识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才会显示出来;但是和以前相反,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一般地位和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
另一位长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德国理论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则用“阶级冲突制度化”来阐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马克思早期预想的暴力革命呢?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化解阶级冲突的制度化结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已经被制度化缓解并合法化,过去激烈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相互平衡的权力之间的合法斗争,资本主义和劳动之间的冲突,由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政治和社会冲突,变成了对于劳动时间长短、工资水平高低、工作条件好坏的谈判和协商了。因而在这种“阶级冲突制度化”的社会条件下,阶级冲突虽然还存在,但冲突的阶级都能够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共处。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也同样被同化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其过去的革命性已经瓦解。他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已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那种无技术的、贫困的、同质化的群体,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形成了层级差别结构,出现了熟练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的差异,他们在工资水平、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都不同,利益要求也不同,而且经常地相互冲突和对立,这样,如果要求工人阶级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达伦多夫的“阶级冲突制度化”理论,实际上认为工人阶级失去了过去那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作用和使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阶级斗争,被融入和同化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并受其规范,蜕变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了。在达伦多夫那里,甚至“阶级”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不是马克思所界定的那种阶级,他认为:“‘阶级’表示的是这样的冲突群体,它们产生于那种必须加以协调之群体中的有差别的权力分配。”
这些观点至今仍然主导着西方许多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变化和地位的解释。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的变化,使西方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的新情况重新论述工人阶级被同化和被融合的现象。美国学者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就认为:“政治问题会随着富庶而发生变化: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把基本的东西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加关注生活方式和舒适程度。那些青年人在更为富庶的和等级程度较小的社会里成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他们应是更远离传统的阶级政治的。”一些学者还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联合治理”,极大地缓和了阶级冲突。
总之,“工人阶级被同化论”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富裕、舒适和“文明”销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使之丧失了社会变革主体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从体制外抗争者变为体制内的顺从者,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为肯定力量,实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
3.工人阶级主体地位替代论
在“工人阶级消失论”、“工人阶级被同化论”中,还包含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说工人阶级消失了,或已经融入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中,那么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应该由什么群体来承担呢?是哪种或哪些社会力量取代了昔日活生生的、威风凛凛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呢?国外一些学者和左翼政党,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这些观点大都认为,如今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多元的,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唯一主体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已经过时了。比如,西班牙左翼学者、工人社会党成员特扎诺什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撰文讨论社会主义及其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时,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变化,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就是19世纪的伟大理论家们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体吗”的质问。他认为,传统的单纯的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克服“革命只有一个主体”的观念。“凭借今天对历史的观察,可以不无意义地肯定,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长年深信不疑的关于唯有一个革命主体的理论是多么站不住脚。”由于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强,“这一切都要求思想不能停留在把唯一的社会主体当作社会主义动力的层次上。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设想各种不同的主体”。必须用新的观点理解未来的社会主义及其主体,“从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到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在西方,许多左翼政党(包括一些共产党)都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主体而倡导多元主体理论,认为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平等广泛的主体。比如现在的法国共产党就认为,应摈弃“工人运动中心主义”,代之以“公民干预”,建立一种没有领导权和富有多样化的新联盟的主体。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立场是,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社会变革主体的理论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变化,社会变革必须联合一切替代力量。西班牙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真正革命、自觉自愿行动的结果,社会变革主体是不同的社会解放运动的力量。 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主体瓦解之后,参加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人群就成了多元的社会变革主体。美国学者克拉克等就这样认为:“是什么在取代阶级呢?传统的左—右维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人们还提及左的和右的,但它们的含义却不同了。现在存在两个左翼,但其社会基础各不相同。传统的左翼以蓝领工人为基础,强调与阶级有关的问题;另一个左翼出现在西方社会(有时称为新政治、新左翼),他们越来越强调社会问题,而不是传统的政治问题。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不再是有关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由谁控制的问题,新问题的支持者正在取代旧的。”这种新社会运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种有别于传统工人运动的社会抗议运动,包括反战和平运动、争取民众权利运动、女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等等,这些运动规模大小不等,利益诉求各异,参加的人多样复杂。在传统工人运动在西方逐渐式微的情况下,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似乎成为社会抗议的主流,一些人便认为,这些参加各式各样抗议的人群代替了工人阶级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他们认为,这些激进的社会抗议运动所动员的并不是阶级成员,它们的主体、抗议主题以及类型,都不能再用传统的阶级话语来述说和分析了。
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是其阶级地位的主要体现,也是其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社会变革主体的重要原因。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传统工人阶级消失或被替代后,各种社会变革的主体之所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原因不再是主要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异化之苦,这种异化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全部日常生活领域,这种反抗具有浓厚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因而被异化的人群就是代替传统工人阶级的变革主体。这种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主体一般也被现代西方左翼定位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阶级”。西班牙左翼学者阿丰索·盖拉认为:“与传统的支柱相比,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得到更广泛的、更加多种多样的社会支持。所以,它应当特别重视巩固与自称为‘底层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那些不属于工人阶级的集团的联系。”现在的法国共产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使所有的不平等加深了,各种各样的统治强化了,它使人们陷入难以忍受的全球性机制的异化性依附地位。而“新共产主义”不是要求优先考虑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把一切深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多种多样的人们联合起来,实行所谓的“公民干预”,建立新的“左翼力量变革同盟”。这样,原来的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就被这些受各种异化和统治、因而抗议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各种人群所替代了。
由上可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地位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论的观点就成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占主导的思想意识。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很少有人谈论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还有怎样的关系。甚至一些左翼理论家也对“阶级”、“工人阶级”、“革命”等被认为是“过时的概念”避而不谈,而是倾向或热衷于讨论所谓“后现代”的“激进民主”、“克服异化”、“公民运动”等。“在那里,社会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的现实都不存在了,因为在简单的关于人、人群和公民的抽象当中,它们都被挥发了。”然而,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规模爆发,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阶级冲突和斗争的激进化,使西方左翼在理论上的准备严重不足,在实践上无法提出任何有效方案。当前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危机,就是“主体缺失”的挑战和危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有所作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塑工人阶级主体地位,这是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性历史任务。
二、重塑工人阶级主体: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要有大的发展,首先必须重新塑造工人阶级主体地位。这对于西方工人阶级本身来说,是从当前的“自在阶级”转变为真正的“自为阶级”,从潜在的客观历史主体走向历史和时代的前台,再度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变革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力量。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重新确立工人阶级意识,重新塑造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尽管在当前西方社会是一项无比复杂和困难的事业,但有事实表明,这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英国学者菲尔·赫斯就认为:“在西方国家,阶级意识可能已经下降,但下降并不表示已经消亡。要真正成为一个‘自为阶级’,英国和其他各地的工人阶级不仅要为眼前的利益奋斗,而且也要为另外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斗争。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提高觉悟和组织能力去实现社会主义。这肯定仍将是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中心任务。”他分析说,当前的西方工人阶级,至少在英国,工人阶级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阶级,并且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但这能说工人阶级已经是‘自为阶级’了吗?显然,意识到自己属于那个阶级不过是接近认识到那个阶级有它自身的利益,而离他们要想找到的、为自身利益而进行奋斗的方法还相距甚远。”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重塑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实的条件,比如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上社会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这些都必然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抗争,也不一定必然是“自为阶级”的作为,因而“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加强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重建它的组织。这项工作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催生了一支新型的全球性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为真正全球规模的新型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一种新的阶级意识的出现将是非常漫长而复杂的,但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和组织化水平在缓慢地发展。阶级意识在西方国家也许是弱化了,但弱化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缺席”。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一个“自为阶级”,就不能仅仅为了当前的利益而战,更要为长期的历史性目标而战。“只有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和强化阶级意识、提高组织化水平,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必然的。因而,这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当前战略和策略的核心工作。”
有学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对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的影响,从而深刻说明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历史变革的主体。比如,德国学者维尔纳·泽普曼撰写了题为《工人阶级还是否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的文章,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工人阶级的数量、阶级意识和行动能力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工人阶级的潜在变革能力和主体地位并没有消失。他认为,今天什么是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因为在几十年里,由于资本积累和使用条件的改变,导致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制内部出现结构重组,劳动市场的国际化也更加有利于加强剥削和重新构建劳动世界,所有这些都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及后果。尽管如此,随着雇佣劳动的普遍化,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他认为,凡是其社会存在是与资本对立、其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特征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在德国,工人阶级占全部就业者的88.9%。尽管这些雇佣劳动者从事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世界。当然,当前这个劳动世界是分裂的,这个阶级的成员有可能被任意挑动去相互争斗。比如,在跨国集团的研发领域和生产中心形成了高素质的核心雇佣劳动者,他们领取相当丰厚的工资,并且享有虽然受到威胁,但是仍然存在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实行的社会保障。而其他各层级的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则逐级减少,其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不断恶化,他们在没有得到保护的就业条件下,往往领不到核心工人收入的一半,他们长期遭受失业、非正规就业和社会福利待遇下降的痛苦。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雇佣劳动者的阶级特征并没有因为这些状况而消失。相反,阶级斗争在社会意识中留下明显的轨迹”。“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一切旧形式都似乎又越来越适合用于说明当今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分裂和冲突,但是工人阶级还是掌握着作为基本变革力量的最好条件,劳动世界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立的场所和社会矛盾的中心。“在高科技的资本主义时代,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活命、处于与资本对立之中、每天经受资本的进攻并且起码客观上有共同利益的人群的运动,是推动根本性变革的最理想的力量。”工人阶级仍然组成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并在企业里掌握着关键因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革命性变革进程还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因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克服分裂而团结一致?而且在劳动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虽然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具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因为出卖劳动力者超越国界相互竞争,阶级斗争的前景将改变,许多斗争只有在国际联合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果”
美国学者安东尼·阿诺夫(AnthonyArnove)在题为《告别工人阶级了么?》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长期以来,许多评论家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变化都作为“有组织工人运动死亡”、“工人阶级消失”的证据,实际上这是把工人的一种就业方式,也就是蓝领体力工人,等同于整个工人阶级了。在现实中,工人阶级包括所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遭受资本家剥削的劳动者,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工人阶级中唯一不能包括进去的群体,就是占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的人,他们直接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获得利益。”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发展,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积聚,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就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阶级斗争又趋激化,工人阶级的斗争又重新开展起来。他认为,在许多左翼人士还迷茫不清和悲观的时候,一些资本主义主流报刊和精英们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许多左翼人士还迷惑不解,美国的主流报纸和国际金融精英们最近已经关注到,阶级斗争不是过往不来的事情了。而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种单向的阶级斗争(从上层发起、对工人阶级展开进攻的阶级斗争),现在再也不是单向进行的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看来呈现出工人阶级开始回击和开展从下面进行抗争的状况”。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尽管还承认阶级划分的存在,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解释说,当然不能再赋予工人阶级以革命主体的特权地位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了。但是,他认为:“不管左翼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阶级斗争是这个世界上数十亿人的每天的现实情况。他们每天都为经济生计所迫用工作换得工资,经常在野蛮非人的、完全异化的条件下生活——不管是在巴西矿井还是在纽约和洛杉矶血汗工厂的奴隶工人。”他认为,在今天,“左翼应当继续把工人阶级看作实行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最可行的主体”,主要原因:一是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中心性,二是工人阶级具有使资本主义生产停止下来的集体力量(工人阶级在生产场所的力量),三是工人阶级具有按照民主方式重新组织生产关系的能力。然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包括国家的、民族的、种族的、地区的或其他方面的分化。因而必须克服这些分化和对立,使工人阶级团结和凝聚起来。
三、工人阶级主体重塑与社会主义运动
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不是人为主观“给予”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状况所决定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能够改造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彻底的革命力量,是变革旧社会的历史主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其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及其历史运动,二者是同一的运动进程。
关于当前西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重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下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要有新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绝对的必要的条件。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必然还是工人阶级,舍此以外,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必将流于“主体缺位”,这样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和人士,在研究和关注“社会主义主体危机”的过程中,努力寻找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变革力量和替代性主体,其中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最受推崇,有的认为主体是“所有受资本主义异化之苦的人”,有的则认为主体是“全体国民”,还有的将“知识分子阶级”看成主体等等。我们不否认这种为克服主体危机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也不否认上述种种力量在变革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们替代不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比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反战运动、民主运动等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尽管在抗议资本主义统治、促进社会改造和变革上有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目标狭隘单一,主体庞杂多元,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而且用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脱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来追求社会变革,所以它们成不了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变革力量,也完不成根本性改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发展不需要一个领导阶级和主导性的变革主体。工人阶级的社会变革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强加的,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工人阶级必将承担起自己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在历史上,工人真正团结起来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变革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些国度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充分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变革和建设的主体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调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性、集体行动能力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且主要是消极的不利影响,造成了所谓“工人阶级消失”、“社会主义主体缺失”、“整个社会中产阶级化”的局面,但这些阶段性的历史现象和表象,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本质,改变不了劳资对立的根本社会结构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不了工人阶级承担历史使命的必然性。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规模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呈现激进化趋势,这些都有利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重新塑造和确立。
第二,工人阶级主体地位重新确立的必要前提是工人阶级意识的重新形成和塑造,这是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必然环节。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但这种主体地位和变革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自为”的工人阶级只是变革社会的潜在力量,只有那种在主观上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在现实中采取阶级行动并具有明确阶级斗争目标的“自为”的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发挥社会变革主体的作用。因而,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塑造,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关键环节。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和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保持阶级意识的自觉性和独立性,那么“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熔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终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当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西方工人和群众的抗议态势运动可谓是此起彼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加深,西方工人抗议运动又呈现高涨态势,比如美国1997年的邮政快递工人罢工,2005年年末的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1995年的运输、邮政及电信员工大罢工,2005年岁末的群众街头抗议活动,2006年年初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英国2006年3月的百万市政工人大罢工,2011年11月的200多万公务员大罢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遭受债务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广大工人和群众针对政府的“紧缩政策”与支持大资本、剥夺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措施而举行的一波又一波街头抗议和示威运动等等。这些运动不能不说是广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后进入数十年“和平发展”时期,而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方各国工人和群众的抗议运动,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终结的标志,是西方工人阶级和群众运动重新复兴的标志。但总的来看,这一轮新的工人和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停留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抗争,仍然局限于经济斗争,难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成密切的关系,难以形成推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力量。之所以如此,最为关键的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树立起明确的阶级意识。而缺失形成阶级意识这一必要环节,工人阶级就仍然处于“自在阶级”状态,工人运动就仍然是停留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运动。
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不是每个工人意识的简单汇集,也不是一般性的集体意识,也不等同于工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和愤怒,而是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形成明确的阶级目标,从而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开展自觉的变革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并充分论述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科学内涵和性质。他认为:“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互相联系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他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危机发生时期,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只要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危机就不会成为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只要这一意识还不存在,危机就是固有的,就会回归到它的起点,就会重复以往的状况,直至最后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走了可怕的弯路后,历史的直观教育使无产阶级完成它的意识过程并因而把历史的领导权交到它的手里。”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形势,但这种客观的社会状况能否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关键在于工人阶级是否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在于能否把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不仅仅反对资本剥削和掠夺,而且把对资本家阶级的不满和愤怒提升为自觉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意识,开展有组织、有目的的阶级斗争,真正成为“自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体力量。
第三,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团结,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必要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而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而作为社会主义变革主体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即“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强大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目标一致的肆意进攻,强调全球工人阶级的团结合作,真正形成整体的工人阶级,是绝对必要的。当前,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分散和分化,是阻碍其形成整体性斗争力量的最大障碍。西方发达国家各国工人阶级之间、本国工人同移民工人之间、发达国家工人同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工人阶级成员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会冲击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全球性的工人阶级,削弱其应对全球性资产阶级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时代,重塑工人阶级主体地位还要靠各国各地区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和联合行动,形成全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全球性工人阶级的形成包含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当工人阶级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被动因素时,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当它在主观上尚未充分认识到自身阶级意识和共同的阶级利益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成为抗衡全球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也就不可能实现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工人阶级的团结与联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160多年前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具有新的内涵和价值。(注释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 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4] 贝弗里·希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 让·卢日金内等主编:《新阶级斗争》,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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